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2015年春，她燃起的那把火，关乎雾霾，关乎经济转型，关乎社会治理，关乎法律和公共政策的制定与执行，更关乎一个公民对社会公共事务的参与和担当
2015年全国人大开幕三天前，消失一年的前央视记者柴静突然出现，带着一部自费制作的名为《穹顶之下》的纪录片，在舆论的风口点了一把大火。
这把大火，以雾霾问题为引信，引爆了不缺新闻的大转型时期的中国舆论场。24小时里，这部制作精良、长达104分钟的纪录片点击量近600万，被点赞6万多次；48小时之后，总播放次数超过2亿，在各大社交媒体上飞速刷屏，堪称“现象级”。
它的热浪使社会舆论炸开了锅。关于雾霾，关于经济转型，关于社会治理结构，关于法律和公共政策的制定与执行，关于公民对社会公共事务的参与和担当……一时间，民间热议不断，大有铺天盖地之势。
它还迅速波及了政府和股市。2015年3月1日，新任环保部部长陈吉宁称，《穹顶之下》让他想到1962年激发了美国乃至全球环保运动的名著《寂静的春天》。第二天，10只环保股票“涨停”，资本市场轰然隆起一个新名词—“柴静概念股”。
然而，纪录片中，柴静只是一位打扮简单的演讲者，白色恤衫、蓝色牛仔裤。2014年从央视出走一年后，她首次重新出现在公众的视野里，仍然是那位大家熟识的瘦小女子。
不同的是，一年之后再做调查，她的身份不再是记者，而是一位已为人母的普通公民。她所讲述的，也只不过是个人与雾霾之间的一段故事。
柴静告诉观众，她做这件事的动机不过源于一个母亲保护孩子的本能。她说，女儿是在重度雾霾期间怀上的，一生下来就被诊断为良性肿瘤，需要全身麻醉做手术。她辞职照顾女儿，但因隔三差五的雾霾污染，她不得不大部分时间把女儿关在家里；带着孩子出门打疫苗的时候，女儿冲她笑，她都会感到害怕。
她渴望知道：雾霾是什么？它从哪儿来？我们怎么办？
这也是在雾霾中痛苦呼吸的中国人共同的疑问。但之前，无论政府，还是研究界，都没有清楚、系统地回应过公众对真相获取的吁求。
柴静不愿继续在不明真相的恐惧中活着，她也不愿继续等待和推诿责任。她说，无论是过去记者的职业训练，还是后来身为母亲的本能，都让她觉得有责任站出来，尽可能弄清楚答案，并公开地去说明白。“也许可以有很多人像我一样有改变，为治理大气污染做一点事。”
于是，过去一年，她拜访了国内多家研究大气污染的学术机构，走访了多个污染现场寻找雾霾根源，采访了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发改委能源所、工信部产业司、环保部等职能机构，与体制内外的专家共建了十几个微信群不停交流，还远赴伦敦 、洛杉矶实地了解这些曾经遭受严重空气污染的城市治污的经验，并通过个人行动改善身边的雾霾污染情况。
调查所得被柴静制作成了纪录片，集演讲、调查视频、统计数据、动画、科学分析等于一体，被认为是“非机构、非记者所做的信源最权威、信息最立体、视野最开阔、手段最丰富、最有行动感的雾霾调查”。有观者称，“如果你不想花时间看这几年雾霾的报道，花两个小时看这个视频就够了。”
无论是拍摄和制作纪录片的过程，还是在传播和与法律及政策制定者的沟通方面，柴静都表现出了勇气与智慧。
纪录片播出的第二天，SOHO中国董事长潘石屹发了一条微博：“三天前，她还反复叮嘱我，不要把她做这个片子的消息透露出来。提前透露可能大家就看不到它了。而她已经做好了为我们每个人的健康、生命牺牲的准备。”
四年前，正是潘石屹在微博上以一句“妈呀，有毒害！”的惊呼，把PM2.5第一次拽到中国公共言论广场的中央。在那之前，只有小范围网友通过美国大使馆发布的北京空气质量监测数据知道PM2.5，绝大部分公众还处在误将雾霾当大雾的信息真空中。
惊呼之后，潘石屹开始每天在新浪微博上发布空气质量报告。期间，一直被潜藏的雾霾问题正式浮出水面，公众诉求和公众压力渐成态势，倒逼官方作出回应和采取行动。2012年2月，环保部在最新的《环境空气质量标准》中正式把PM2.5纳入常规空气质量评价；3月，PM2.5第一次出现在政府工作报告中。
显然，在《穹顶之下》面世前，柴静曾跟潘石屹这位“前辈”有过较为深入的交流，并且早已策划好了纪录片的传播。
除了选择在全国人大召开前推出纪录片，在全国人大法工委公布大气污染防治法修订草案并向社会征求意见时，柴静还将资料和稿件发送给全国人大法工委，希望为立法者带去一些参照；她同时把材料递交给正制定国家油气体制改革方案的小组成员，尝试为政策制定者也提供一些参考。
有关部门和决策者先后返还给她意见，还专门致电感谢，称已逐字看完材料，并将在修订相关法律、政策时考虑相关问题。
对于政府部门如此郑重其事的反馈，在过往记者生涯中听多了官腔、也看多了推诿的柴静坦言，她感到意外。在接受人民网专访时，她说，背后的原因是立法者和政策制定者认识到改革在中国适逢其时，需要公众更多知情参与、讨论和形成共识。
与点赞相对，关于《穹顶之下》的争议也不断涌现。其中，有不少人质疑柴静调查的准确性和专业性；单在问答网站知乎上，“柴静的雾霾调查纪录片《穹顶之下》有哪些科学上的错误？”一問的回答就多达400条。同时，还有不少人批评柴静的演讲主观，夹带了过分的个人情绪。
柴静自己也坦言，调查和制作过程中遇到的最大困难是“认识的局限”。大气污染是个非常复杂的、横跨多个领域的系统问题，尽管找了很多专家审校，但她依然无法保证所呈现的内容和结论的精准，“担心如果说得不准确，对现实会有妨害”。
但这最终并没有妨碍她挺身而出，以一位普通公民的身份直接表达对雾霾的焦虑，和对雾霾治理的问责及参与。
央视前主持人崔永元在接受澎湃新闻专访时说，关于雾霾，《穹顶之下》“在我们以前了解的基础上更进一步传达了更有价值的信息，或者是以前似是而非的，她给了一些可参照的观点。”
也有其他论者指出，《穹顶之下》呈现出来的东西不是新知，在政府的智库里，甚至就是在监管者那里，都是知道的，之所以没有推进，是因为根本没有推进的关键动力；雾霾治理说白了，需要的是一场经济体制和政治体制双管齐下的改革。
除了《穹顶之下》本身的品质，更多人从中看到了柴静的诚意、担当和勇气—那是绝大多数公民在面对社会公共问题时缺失却又需要拥有的。
现在回头来看，对于雾霾问题的民间普及和治理推动，无论是潘石屹，还是柴静，或是其他普通公民，他们的发声和行动都不应该被遗忘。
他们之后，穹顶之下自由呼吸的生活还需更多公民自主地自组织起来，尽己所能，且持续行动—包括雾霾在内的一切社会问题的解决由此开始。
2015年全国人大开幕三天前，消失一年的前央视记者柴静突然出现，带着一部自费制作的名为《穹顶之下》的纪录片，在舆论的风口点了一把大火。
这把大火，以雾霾问题为引信，引爆了不缺新闻的大转型时期的中国舆论场。24小时里，这部制作精良、长达104分钟的纪录片点击量近600万，被点赞6万多次；48小时之后，总播放次数超过2亿，在各大社交媒体上飞速刷屏，堪称“现象级”。
它的热浪使社会舆论炸开了锅。关于雾霾，关于经济转型，关于社会治理结构，关于法律和公共政策的制定与执行，关于公民对社会公共事务的参与和担当……一时间，民间热议不断，大有铺天盖地之势。
它还迅速波及了政府和股市。2015年3月1日，新任环保部部长陈吉宁称，《穹顶之下》让他想到1962年激发了美国乃至全球环保运动的名著《寂静的春天》。第二天，10只环保股票“涨停”，资本市场轰然隆起一个新名词—“柴静概念股”。
然而，纪录片中，柴静只是一位打扮简单的演讲者，白色恤衫、蓝色牛仔裤。2014年从央视出走一年后，她首次重新出现在公众的视野里，仍然是那位大家熟识的瘦小女子。
不同的是，一年之后再做调查，她的身份不再是记者，而是一位已为人母的普通公民。她所讲述的，也只不过是个人与雾霾之间的一段故事。
柴静告诉观众，她做这件事的动机不过源于一个母亲保护孩子的本能。她说，女儿是在重度雾霾期间怀上的，一生下来就被诊断为良性肿瘤，需要全身麻醉做手术。她辞职照顾女儿，但因隔三差五的雾霾污染，她不得不大部分时间把女儿关在家里；带着孩子出门打疫苗的时候，女儿冲她笑，她都会感到害怕。
她渴望知道：雾霾是什么？它从哪儿来？我们怎么办？
这也是在雾霾中痛苦呼吸的中国人共同的疑问。但之前，无论政府，还是研究界，都没有清楚、系统地回应过公众对真相获取的吁求。
柴静不愿继续在不明真相的恐惧中活着，她也不愿继续等待和推诿责任。她说，无论是过去记者的职业训练，还是后来身为母亲的本能，都让她觉得有责任站出来，尽可能弄清楚答案，并公开地去说明白。“也许可以有很多人像我一样有改变，为治理大气污染做一点事。”
于是，过去一年，她拜访了国内多家研究大气污染的学术机构，走访了多个污染现场寻找雾霾根源，采访了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发改委能源所、工信部产业司、环保部等职能机构，与体制内外的专家共建了十几个微信群不停交流，还远赴伦敦 、洛杉矶实地了解这些曾经遭受严重空气污染的城市治污的经验，并通过个人行动改善身边的雾霾污染情况。
调查所得被柴静制作成了纪录片，集演讲、调查视频、统计数据、动画、科学分析等于一体，被认为是“非机构、非记者所做的信源最权威、信息最立体、视野最开阔、手段最丰富、最有行动感的雾霾调查”。有观者称，“如果你不想花时间看这几年雾霾的报道，花两个小时看这个视频就够了。”
无论是拍摄和制作纪录片的过程，还是在传播和与法律及政策制定者的沟通方面，柴静都表现出了勇气与智慧。
纪录片播出的第二天，SOHO中国董事长潘石屹发了一条微博：“三天前，她还反复叮嘱我，不要把她做这个片子的消息透露出来。提前透露可能大家就看不到它了。而她已经做好了为我们每个人的健康、生命牺牲的准备。”
四年前，正是潘石屹在微博上以一句“妈呀，有毒害！”的惊呼，把PM2.5第一次拽到中国公共言论广场的中央。在那之前，只有小范围网友通过美国大使馆发布的北京空气质量监测数据知道PM2.5，绝大部分公众还处在误将雾霾当大雾的信息真空中。
惊呼之后，潘石屹开始每天在新浪微博上发布空气质量报告。期间，一直被潜藏的雾霾问题正式浮出水面，公众诉求和公众压力渐成态势，倒逼官方作出回应和采取行动。2012年2月，环保部在最新的《环境空气质量标准》中正式把PM2.5纳入常规空气质量评价；3月，PM2.5第一次出现在政府工作报告中。
显然，在《穹顶之下》面世前，柴静曾跟潘石屹这位“前辈”有过较为深入的交流，并且早已策划好了纪录片的传播。
除了选择在全国人大召开前推出纪录片，在全国人大法工委公布大气污染防治法修订草案并向社会征求意见时，柴静还将资料和稿件发送给全国人大法工委，希望为立法者带去一些参照；她同时把材料递交给正制定国家油气体制改革方案的小组成员，尝试为政策制定者也提供一些参考。
有关部门和决策者先后返还给她意见，还专门致电感谢，称已逐字看完材料，并将在修订相关法律、政策时考虑相关问题。
对于政府部门如此郑重其事的反馈，在过往记者生涯中听多了官腔、也看多了推诿的柴静坦言，她感到意外。在接受人民网专访时，她说，背后的原因是立法者和政策制定者认识到改革在中国适逢其时，需要公众更多知情参与、讨论和形成共识。
与点赞相对，关于《穹顶之下》的争议也不断涌现。其中，有不少人质疑柴静调查的准确性和专业性；单在问答网站知乎上，“柴静的雾霾调查纪录片《穹顶之下》有哪些科学上的错误？”一問的回答就多达400条。同时，还有不少人批评柴静的演讲主观，夹带了过分的个人情绪。
柴静自己也坦言，调查和制作过程中遇到的最大困难是“认识的局限”。大气污染是个非常复杂的、横跨多个领域的系统问题，尽管找了很多专家审校，但她依然无法保证所呈现的内容和结论的精准，“担心如果说得不准确，对现实会有妨害”。
但这最终并没有妨碍她挺身而出，以一位普通公民的身份直接表达对雾霾的焦虑，和对雾霾治理的问责及参与。
央视前主持人崔永元在接受澎湃新闻专访时说，关于雾霾，《穹顶之下》“在我们以前了解的基础上更进一步传达了更有价值的信息，或者是以前似是而非的，她给了一些可参照的观点。”
也有其他论者指出，《穹顶之下》呈现出来的东西不是新知，在政府的智库里，甚至就是在监管者那里，都是知道的，之所以没有推进，是因为根本没有推进的关键动力；雾霾治理说白了，需要的是一场经济体制和政治体制双管齐下的改革。
除了《穹顶之下》本身的品质，更多人从中看到了柴静的诚意、担当和勇气—那是绝大多数公民在面对社会公共问题时缺失却又需要拥有的。
现在回头来看，对于雾霾问题的民间普及和治理推动，无论是潘石屹，还是柴静，或是其他普通公民，他们的发声和行动都不应该被遗忘。
他们之后，穹顶之下自由呼吸的生活还需更多公民自主地自组织起来，尽己所能，且持续行动—包括雾霾在内的一切社会问题的解决由此开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