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3新年第一天，人民日报在其官方微博上宣布 “新一年，我们将努力说真话、写实情，让文章言之有物、言之有理、言之有情，更具亲和力感染力，更有可读性可视性，实实在在服务读者。”此微博在社会上引起了强烈的反响。说真话，似乎难以做到，但要朝这个方向努力。从小到大，我们的父母和老师，都不断地教导我们要心地耿直，要实话实说，这个道理又有什么可以置辩的呢？
　　可认真想想，说真话是很值得思考的问题。说真话是亘古不变之铁则，可古今中外怎又有许许多多的人为了秉持它而付出了惨痛的代价呢？屈原一生仗义执言，为国直谏，可奈何美人迟暮，众芳芜秽，一次次真言带来的是一次次打压，最终，一腔热血和忠肝义胆未能挽大厦于将倾，反使自己数遭流放，甚至独沉汨罗。在文革疯狂的岁月里，许多说真话的人被打倒，被折磨致死，说真话倒成了一个个人间悲剧的开幕式，成了正直忠厚之士的墓志铭。布鲁诺在当时宗教禁锢人类思想的年代，却坚持“日心说”的思想，布鲁诺不畏火刑，坚定不屈地同教会神学作斗争，因为说真话，最终成了科学的殉道士。说真话，是真理，可是从历史经验来看，说真话，真的很难。
　　我又想起2011年一则新闻：六一儿童节前，温家宝总理去看望湖南毛坪小学留守儿童。工作人员递上一个粉红色书包让温总理给8岁的龙英俊时，龙英俊称“我是男生，不要这个颜色”。“哦，忘了你是个男子汉！”温总理赶紧让人换了一个蓝色书包。小男孩面对温总理率直地说真话，喜欢就喜欢，不喜欢就不喜欢，与其说是童言无忌，不如说是“无知者无畏”。可能你会觉得这就像《皇帝的新装》中的最后说真话的小孩一样，因为无知无顾忌，所以才敢于说真话。
　　难道因为历史上因为说真话的人遭受惨痛的代价而放弃说真话吗？难道只有无知小孩才敢说真话吗？不！不！因为在茫茫历史长河中，也有如魏征、包拯一般直言敢谏而屹立不倒的人；因为一个奉承之辞横流的社会，虚假之花开遍原野的世界，永远是一个无法长足发展的社会；因为一个正在崛起的中国，需要一个说真话的和谐社会，需要一个包容多元声音的环境，这样的国家，才能真正崛起。
　　说真话，能完善一个人的基本人格。巴金说，“我相信过假话，我传播过假话，我不曾跟假话作过斗争。别人‘高举’，我就‘紧跟’；别人抬出‘神明’，我就低首膜拜。即使我有疑惑，我有不满，我也把它们完全咽下。”这本身就是一句难能可贵的真话啊。巴老晚年的《随想录》，就是对自己深刻的反省的真话集。
　　说真话，前提是要有听真话的环境，听真话是一种智慧。英国哲学家培根曾讲过：能够听到别人给自己说真话，使自己少走或不走弯路，少犯错误或不犯大的错误，这实在是福气和造化。《古文辑要》上记载了这样一个故事：初唐名臣裴矩在隋朝做官时，曾经阿谀逢迎，溜须拍马，想方设法满足隋炀帝的要求；可到了唐朝，他却一反故态，敢于当面跟唐太宗争论，成了忠直敢谏的诤臣。司马光就此评论说：“裴矩佞于隋而诤于唐，非其性之有变也。君恶闻其过，则诤化为佞；君乐闻其过，则佞化为诤。”这个故事告诉我们，人们只有在那些愿意听真话、能够听真话的人面前，才愿意说真话，敢于说真话，乐于说真话。
　　十八大以来，党中央首先从整顿文风会风开始，避免说官话空话套话假话，再到习书记李总理下到最基层听取民意，这些都是在努力营造一个听真话的环境。所以我们特别是领导干部，一定要本着“言者无罪，闻者足戒”的原则，只有敢于听到真话，才是真正欢迎和鼓励别人说真话。
　　国学大师季羡林曾对温家宝总理说：“假话全不讲，真话不全讲。”这也许是说真话的人一种生存哲学吧。再者，真话虽未必等于真理，但说真话有“环境配合”，也就减少说真话者的心理压力，真理越辩越明晰，如果大家都说真话，不怕辩不出真理，这样才能让说真话成为一种习惯。
　　责任编校 彭 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