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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5年12月12日深夜，是我当兵离家最后的一个晚上。我把整理好的背包打开又合上，等天快亮了时，终于一咬牙把两本书塞了进去，一本是封面已经打了卷的海子的诗集，一本是我已写满“批注”的汪国真的诗集。
新兵连的生活，整日被紧张和忙碌所充塞着，赶到休息日，时间也大都耗在那乍一看好像“面包”(班长语)的内务上，只有在每个星期三的晚上，才有一点儿属于自己的时问。这个时间要求用来写信。跟周围的战友比起来，我要写的信不多。空出的时间，我又翻出那两本诗集。坐在我旁边早已不再写信的班长也在翻书，是金庸的《天龙八部》。
新兵连要结束时，班长找到我，说，你小子是不是会写诗?要不你帮我写几首“情诗”?我跟对象处好几年了，还没给她写过一封像样的信呢。在班长手底下这么长时间、他还是第一次正儿八经地给我交代任务。我一口应承下来。接下来就开始每天琢磨词，想一句就赶紧记下来，直到我新兵下连后被借调到连部。
我到连部，是因为连队文书回家休假，就找到了我——比其他兵多读了几年书的新兵顶两天。相对班排的按部就班和紧张，我乐得连部有大块的时间来看书和帮班长写诗，但这会儿只有海子和汪国真的诗可以让我借鉴，总觉得还不那么够劲。我很快想起离我们部队十几公里外的小镇上有一个旧书摊。这个旧书摊是我刚来部队在小镇车站下车时，目光越过那逼仄的车站出口后发现的。
没过多久，我便在一个星期天借了炊事班的自行车直奔小镇。要走的路是山路，去時没觉得用了多少时间，找到那个旧书摊时，才刚到晌午。书摊很小，书也不多，但有一堆《诗刊》，多数是上世纪80年代后期出版的，也有几本写着90年代的字样。书并不便宜，1块钱1本，我查了查共有40多本。我跟摊主砍价，几次三番后，最终以每本7毛钱成交，总书款是30块钱，几乎就是我当时1个月的津贴。我小心地把40多本《诗刊》装好捆在车货架上，便往部队赶。也许是因为有些劳累，我往回没走出多远就觉得屁股被车座磨得厉害，40多本《诗刊》越发沉重起来，只好骑一会儿，下车走一会儿。就这样一步挪一步地快到傍晚时，一辆解放车从后面跟了上来。原来是我们部队汽车连到镇上粮库拉豆油的。我停住脚时，解放车也停了下来，车上跳下来几个老兵，七手八脚地把车跟我一起掀上了后车厢。我突然发觉这些衣服上满是油渍的老兵竟也那么可爱。
我的一大摞《诗刊》还没有读完时，连队文书回来了，我帮班长弄的那首“情诗”也按时寄给了她的对象，结果班长不跟我说，我也不敢去问。我重新回到二排四班当我的列兵和战斗序列中的步枪手。我们连队读书的兵其实不少，遇到休息日时，连队图书室往往会挤满人，但时间长了百十本书都会被翻看几遍。于是，有人来翻我买的《诗刊》，不幸的是，几乎每一个人都三翻两翻后，悄然地把书放回原处，再对我用别样的眼光瞅上好半天。
1996年夏末，连里分来一个刚从军校毕业的排长，姓初，一来就住在我的下铺。连长跟我们说，排长是军校里的才子，写了很多我后来一直在努力学着写的东西。连长说的这些话我很相信，因为接排长时还有装满了两个麻袋的书。
连队晚上九点半熄灯，按要求任何屋子都不能再有光亮。排长喜欢看书，但白天时间大都跟我们在一起摸爬滚打，只能晚上点着蜡烛看。排长晚上看书时，宿舍都挂着窗帘。每次我在屋里帮忙挂好后，都要跑到外面看看有没有露出光亮。排长看的书很杂，除了当时流行的小说，还有诸如余秋雨、史铗生和周国平的书。蜡烛放在我们床头的办公桌上，排长捧一本书或在铺上或在桌子上看，我就躺在上铺借着蜡烛的光晕也看。
排长书看得很晚，我也很少在他合上书之前睡去，几乎每晚我们都会翻到深夜。因为宿舍很小，每天早晨起来，我的鼻孔下面都会有两道浅浅的灰迹，那是被蜡烛的油烟熏的。进入10月后的一个晚上，约是11点多钟了，我不知道排长看的是什么，我在翻几本刚从连部淘来的《解放军文艺》和《解放军生活》什么的。突然，宿舍门被推开了，进来的是我们部队政委。政委后面还有几个人，除了我们连队干部，好像都是机关的同志。政委没有多说什么，先是问我看什么书，又转过身把排长的书从桌上拣起来，我看清了书的封皮，是一本小说集，那个时期正是文学界评论“陕军东征”的辉煌时期。桌子上除了小说，还有几本历史和理论方面的书。翻了几本后，政委转身边往外走边说，挺好挺好，别太熬夜了，注意早点休息。
政委查铺的事说过去也就过去了，连队干部没有谁再提起过，排长跟我也依旧每天晚上点着蜡烛看书。到12月中旬时，机关突然来通知，先是要排长到组织股帮忙，接着是借调我到宣传股当战士报道员兼图书管理员。指导员在全连军人大会上宣布完后，我回到宿舍还觉得有些发蒙，等整理完我自己的背包和排长的办公桌时，我发现我用来盛放那些蜡烛泪的军用罐头盒已经装满了，心似乎也跟着释然了。
数年以后，等我重新回到连队，成为当年那个连的排长时，我发现连队读书的兵多了，读书的兵也不再像我那时候跟排长一样在深夜里共用一只蜡烛，连队的学习室每天都要开放到很晚，遇到节假日甚至可以开灯到午夜。
责任编辑 李芸
新兵连的生活，整日被紧张和忙碌所充塞着，赶到休息日，时间也大都耗在那乍一看好像“面包”(班长语)的内务上，只有在每个星期三的晚上，才有一点儿属于自己的时问。这个时间要求用来写信。跟周围的战友比起来，我要写的信不多。空出的时间，我又翻出那两本诗集。坐在我旁边早已不再写信的班长也在翻书，是金庸的《天龙八部》。
新兵连要结束时，班长找到我，说，你小子是不是会写诗?要不你帮我写几首“情诗”?我跟对象处好几年了，还没给她写过一封像样的信呢。在班长手底下这么长时间、他还是第一次正儿八经地给我交代任务。我一口应承下来。接下来就开始每天琢磨词，想一句就赶紧记下来，直到我新兵下连后被借调到连部。
我到连部，是因为连队文书回家休假，就找到了我——比其他兵多读了几年书的新兵顶两天。相对班排的按部就班和紧张，我乐得连部有大块的时间来看书和帮班长写诗，但这会儿只有海子和汪国真的诗可以让我借鉴，总觉得还不那么够劲。我很快想起离我们部队十几公里外的小镇上有一个旧书摊。这个旧书摊是我刚来部队在小镇车站下车时，目光越过那逼仄的车站出口后发现的。
没过多久，我便在一个星期天借了炊事班的自行车直奔小镇。要走的路是山路，去時没觉得用了多少时间，找到那个旧书摊时，才刚到晌午。书摊很小，书也不多，但有一堆《诗刊》，多数是上世纪80年代后期出版的，也有几本写着90年代的字样。书并不便宜，1块钱1本，我查了查共有40多本。我跟摊主砍价，几次三番后，最终以每本7毛钱成交，总书款是30块钱，几乎就是我当时1个月的津贴。我小心地把40多本《诗刊》装好捆在车货架上，便往部队赶。也许是因为有些劳累，我往回没走出多远就觉得屁股被车座磨得厉害，40多本《诗刊》越发沉重起来，只好骑一会儿，下车走一会儿。就这样一步挪一步地快到傍晚时，一辆解放车从后面跟了上来。原来是我们部队汽车连到镇上粮库拉豆油的。我停住脚时，解放车也停了下来，车上跳下来几个老兵，七手八脚地把车跟我一起掀上了后车厢。我突然发觉这些衣服上满是油渍的老兵竟也那么可爱。
我的一大摞《诗刊》还没有读完时，连队文书回来了，我帮班长弄的那首“情诗”也按时寄给了她的对象，结果班长不跟我说，我也不敢去问。我重新回到二排四班当我的列兵和战斗序列中的步枪手。我们连队读书的兵其实不少，遇到休息日时，连队图书室往往会挤满人，但时间长了百十本书都会被翻看几遍。于是，有人来翻我买的《诗刊》，不幸的是，几乎每一个人都三翻两翻后，悄然地把书放回原处，再对我用别样的眼光瞅上好半天。
1996年夏末，连里分来一个刚从军校毕业的排长，姓初，一来就住在我的下铺。连长跟我们说，排长是军校里的才子，写了很多我后来一直在努力学着写的东西。连长说的这些话我很相信，因为接排长时还有装满了两个麻袋的书。
连队晚上九点半熄灯，按要求任何屋子都不能再有光亮。排长喜欢看书，但白天时间大都跟我们在一起摸爬滚打，只能晚上点着蜡烛看。排长晚上看书时，宿舍都挂着窗帘。每次我在屋里帮忙挂好后，都要跑到外面看看有没有露出光亮。排长看的书很杂，除了当时流行的小说，还有诸如余秋雨、史铗生和周国平的书。蜡烛放在我们床头的办公桌上，排长捧一本书或在铺上或在桌子上看，我就躺在上铺借着蜡烛的光晕也看。
排长书看得很晚，我也很少在他合上书之前睡去，几乎每晚我们都会翻到深夜。因为宿舍很小，每天早晨起来，我的鼻孔下面都会有两道浅浅的灰迹，那是被蜡烛的油烟熏的。进入10月后的一个晚上，约是11点多钟了，我不知道排长看的是什么，我在翻几本刚从连部淘来的《解放军文艺》和《解放军生活》什么的。突然，宿舍门被推开了，进来的是我们部队政委。政委后面还有几个人，除了我们连队干部，好像都是机关的同志。政委没有多说什么，先是问我看什么书，又转过身把排长的书从桌上拣起来，我看清了书的封皮，是一本小说集，那个时期正是文学界评论“陕军东征”的辉煌时期。桌子上除了小说，还有几本历史和理论方面的书。翻了几本后，政委转身边往外走边说，挺好挺好，别太熬夜了，注意早点休息。
政委查铺的事说过去也就过去了，连队干部没有谁再提起过，排长跟我也依旧每天晚上点着蜡烛看书。到12月中旬时，机关突然来通知，先是要排长到组织股帮忙，接着是借调我到宣传股当战士报道员兼图书管理员。指导员在全连军人大会上宣布完后，我回到宿舍还觉得有些发蒙，等整理完我自己的背包和排长的办公桌时，我发现我用来盛放那些蜡烛泪的军用罐头盒已经装满了，心似乎也跟着释然了。
数年以后，等我重新回到连队，成为当年那个连的排长时，我发现连队读书的兵多了，读书的兵也不再像我那时候跟排长一样在深夜里共用一只蜡烛，连队的学习室每天都要开放到很晚，遇到节假日甚至可以开灯到午夜。
责任编辑 李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