敦煌莫高窟初唐323窟中，有一幅“张骞出使西域”的佛教史迹画。霍去病讨伐匈奴，获得一尊丈余高的“金人像”，汉武帝安放在甘泉宫燃香供奉，但苦于不知道名号，遂派遣张骞到西域询问，才得知这是天竺（印度）的佛像。这幅壁画的价值不在于它的真伪，而是转变我们的视野。
　　佛从西来 相自东传
　　丝绸之路开通后，狭长的甘肃成为印度、西域与北方、中原之间的桥梁。文化交流从来就是双向的，古道上既有驮着象牙、麝香、琉璃、香料的外国商旅，也有运送茶叶、丝绸、瓷器西去的中原商贩；既有成群结队的外国使团，也有从京师到地方赴任的官吏；既有入中土弘法的鸠摩罗什、昙无谶等高僧，也有法显、玄奘等不畏艰难西行取经的中国僧人……与他们如影随形的就是南来北往、东进西出的文化传播与风俗交融了。
　　丝绸之路不仅输送财富，同样传播信仰。伴随着僧侣、使团、商贾的到来，佛教石窟逐渐在古道沿途连崖成片，从龟兹到河西、到中原，连成了一条壮观的石窟长廊，古印度犍陀罗与抹莵罗的风气、龟兹的中心柱窟、色彩浓烈的晕染壁画，伴随佛教一路东传。早在汉代，东汉中郎将蔡愔便远赴西域求取佛法，此后，那平城“露天大佛”的雄姿，洛阳潇洒的“秀骨清像”，长安崇尚丰腴的审美、大佛之风，宛若东风般频频吹来，江左的“南朝四百八十寺”也通过巴蜀给甘肃带来了南朝基因。异域与京师、粗犷与清秀、东方与西方在这块狭长的净土上永久流传，无止无息。
　　张家沟门的佛像
　　在甘肃省地图上，平定川林场是个小得可以忽略不计的地名，这里封山育林几十年，除了石油勘探队常驻在川内，已少有人烟了。平定川距离合水县城大约40千米，从葫芦河旁的碎石子路驶下公路，几个老人蜷在路边晒太阳。笔者下车打听石窟，老人抬起拐杖向东一指：“平定川过去处处是寺庙，张家沟门、八卦寺、保全寺、清凉寺、黑水寺，你一直往东走，石娃娃都在路边呢。”
　　大约行驶4千米后，左侧岩壁上出现了8个圆拱形小龛，这便是张家沟门了。这里残存8个小龛，大小相差无几，2、3号龛之间有侧题记：“太和十五年（491）太岁在末，癸已朔三月十五日，佛弟（子）程弘庆供养佛时造石坎佛一躯。”这也是陇东迄今最早的造像题记，由于地处荒野，保存不易，后来切割下来存放在合水陇东石刻博物馆中。
　　太和是北魏孝文帝第三个年号，当时，都城平城（今山西大同）的云冈石窟正如火如荼地开凿，自沙门昙曜营造以来，这里已是北魏王朝的皇家造像发愿之地。早在太武帝（拓跋焘，408～452）时期，北魏的铁骑就踏遍了中国北方每一寸土地；而直到云冈石窟开凿后，石窟史上的“北魏时代”才正式到来。作为皇家体范，云冈的粉本（古代绘画施粉上样的稿本）成为中国造像的新潮流。方圆的面相、圆弧形嘴角挂着微笑、几乎垂至肩膀的耳朵，张家沟门的佛像与云冈著名的“露天大佛”颇有几分神似。
　　与世隔绝保全寺
　　从张家沟门再往东走，沿途已难遇到行人了，平定川有的人家是几十年前从毗邻的陕西省志丹县、吴旗县迁徙来的，看到这里山大沟深，就在沟里扎下了根，许多人家至今也没通上电灯，一眼窑洞、一台石磨，过着几乎与世隔绝的生活。保全寺的偏僻程度也就可想而知了。在《甘肃主要石窟分布图》中，保全寺是最东部一个点，再往东行走20千米，便是陕西了。
　　车在偏僻的小路上不知道行驶了多久，密林掩映的岩壁上出现了几十个大大小小的佛龛，保全寺到了。保全寺与张家沟门佛像风格差不多，只是题材要丰富一点，释迦多宝对坐说法、交脚弥勒菩萨成为主流。第3龛交脚弥勒头戴花冠、身披天衣，交脚趺坐在须弥座上，与龙门石窟古阳洞（古阳洞是龙门最早的洞窟，是长乐王穆亮的夫人刚来洛阳时为早夭的儿子开凿的，它的源头也是云冈）的弥勒颇为神似。
　　北魏时期的平定川归属泾州（其地域相当于今天平凉市全境及庆阳部分地区），从平城向西，路过北魏故都盛乐，穿越鄂尔多斯沙漠，经泾州、凉州可直通河西走廊，这或许可以解释为何平定川与云冈有着朦胧的联系。
　　南北石窟寺恍如孪生
　　对于泾州而言，永平二年（509）是个动荡不安的年份。这一年，泾州沙门刘慧汪聚众叛乱，一时间声势浩大，北魏急诏平西将军奚康生出征。自孝文帝太和十八年（494）迁都洛阳以来，泾州早已今非昔比，一跃成为拱卫京畿的军事重镇，加之从长安、洛阳出发的丝绸之路北线经邠州（今陕西彬县、长武一带）到原州（今宁夏固原），穿越腾格里沙漠后进入河西走廊，泾州是必经之路，也难怪北魏会兴师动众了。
　　没花多少力气，奚康生就平定了叛乱，数以千计的沙门百姓在战乱中成为刀下之鬼。或许是一生杀戮太多，中年的奚康生转而崇信佛法，几次将宅第舍给寺庙；当泾州还笼罩在腥风血雨之时，他便笼络官吏，组织工匠开凿南北石窟寺，意图借佛法消弭手上的鲜血。这段历史记录在“南石窟寺碑”中，自民国年间陈万里先生在《西行日记》记载以来，这块魏碑隐藏的历史信息已愈来愈为学者重视。
　　今天的北石窟寺地处庆阳市西峰区，泾河支流蒲河、茹河交汇的覆钟山下，长约百米的岩壁开凿了290个石窟，以奚康生的165窟为中心，向岩壁两端发散。笔者来到这里时，阳光已把覆钟山染得金黄，文管员推开165窟厚重的木门，阳光如水银泻地般涌进来。一时间，七佛、菩萨、阿修罗的脸庞慢慢变得清晰起来。
　　165窟高14米，宽21.7米，七尊高约7米的立佛身著褒衣博带式袈裟，清秀的脸庞笑意盈盈，俯视着众生。窟门两侧为骑象的普贤菩萨与阿修罗天，窟顶四面坡连环画般雕刻着“树下诞生”“宫中娱乐”“逾城出家”“树下思维”等佛传故事。
　　泾川县泾河北岸的南石窟寺除了规模略小外，题材、风格如出一辙，恍若孪生。
　　据《长阿含·大本经》记载，释迦成佛前还有六位佛陀，即毗婆尸佛、尸弃佛、毗舍浮佛、拘留孙佛、俱那含牟尼佛、迦叶佛，与释迦并称七佛。克孜尔早期石窟中就有七佛壁画，敦煌、酒泉出土的北凉佛塔也有七佛浮雕，但像南北石窟寺如此宏大的七佛窟，却从未出现过。对此，兰州大学学者木十戍的见解颇有见地：云冈“昙曜五窟”是以北魏太祖到文成帝五位帝王为原型雕刻的，而奚康生时期，北魏恰恰经历了七位君主，七佛可能象征着七代君王。奚康生此举不无讨好皇帝之嫌。
　　奚康生是洛阳大员，他出任泾州刺史之时，龙门石窟正是方兴未艾，按理说会将洛阳的新风气带到泾州。可奇怪的是，南北石窟寺却充满着对旧都平城的回忆：165窟为覆斗形顶，窟门上方有采光的明窗，而明窗在中国最早发端于云冈。窟门左侧的普贤菩萨骑在一头温驯的大象上，眉目娟秀，嫣然带笑；右侧的护法神阿修罗天三头四臂，左面是愁容，右面是忿怒相，正中如同一个憨态可掬的童子。值得一提的是，骑象普贤最早见于云冈，而阿修罗天的“童子相”与云冈也如出一辙。
　　为何南北石窟寺会蕴含如此多的云冈“基因”？“南石窟寺碑”提供了一些线索，古碑虽已漫患不清，“内备帷幄，永委霜绒，专节戎场，辟土之效未申……”一行隶书却尤可分辨。奚康生常年征战在外，出任地方大员，对新都洛阳并不熟悉，相反，他的童年、青年在平城度过，与许多北魏大臣对平城恋恋不舍一样，浓郁的旧都气息一直充斥着这位“北魏耆老”的回忆。这或许是一个合理的解释。
　　几经辗转，“南石窟寺碑”已从泾川文庙挪到了王母宫四合院中，王母宫是陇东少见的中心柱窟，窟壁分三层雕有大小造像百余尊，中心柱四角是背负宝塔的大象。1923年9月，曾用极其野蛮的手法盗走26方敦煌壁画的美国人华尔纳就来过王母宫，那也是他在甘肃的第一次探险。在简单地测绘、摄影后，他凿走7个佛首，带回了哈佛大学美术馆。从狭长的甬道步入王母宫，佛像或头颅不存，或身形斑驳，加之建国后曾用水泥砂浆加固窟壁，不知多少佛像就这样永远尘封在冰冷的水泥中。
　　百里绵延的石窟长廊
　　洛阳的风气还是来了。在泾川县城去南石窟寺的路上，沿途丘壑林立，洞窟三五成群。一个叫“丈八寺”的小山冈残存几个佛窟，洞窟之间有门洞相连，有的还有灶台痕迹，看来是僧房窟。最里面有尊高约5米的佛像，当地人称其为“丈八爷”，表层泥塑虽斑驳殆尽，眉目之间却透露一股清秀之气，龙门石窟的“秀骨清像”之风隐约可见。泾川学者张怀群发现，泾河流域尚有罗汉洞、千佛寺、韩家沟、太山寺等洞窟500余个，绵延近百里，连成一条“石窟长廊”。
　　笔者爬上山顶，泾河蜿蜒着流向远方，河谷吹来微凉的风拂过齐腰的枯草，远山的洞窟若隐若现。丝绸之路进入泾川后一直沿着泾河河谷穿行，可以想象有多少僧人携带着经卷梵像，披着陕甘高原的黄尘，向河西走廊、向西域进发；又有多少僧侶在深山峡谷中深居简出，勤心观禅。那远山的洞窟如同步步莲花向东方蔓延——那里是洛阳的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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