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说、打网球、睡觉，这是詹俊生活中最重要的三件大事。十年前如此，现在也是如此，他的生活状况没有太大变化，唯一的变化是工作地点的变迁，当年由广东电视台南下新加坡加盟担任ESPN卫视台，如今由新加坡北上北京成为“自由人”。詹俊说，无论在新加坡还是在北京，《网球》杂志都是自己解说工作的好帮手。编辑曾经准备赠送詹俊《网球》杂志，詹俊说，不用了，我自己买。
　　《网球》：最早是怎样接触到《网球》杂志的？
　　詹俊：其实，我最早接触的是台湾版的《网球》杂志，那会我刚学打球，很想找网球方面的杂志看看。98年前后，有次在打球的时候，有个球友随身带了一本台湾版的《网球》杂志，我就问他哪里买到的。当时广州的北京路有很多书店，里面可以买到外籍的杂志和报纸，我就到书店里面去找台湾版的《网球》杂志，当时还有一些过刊，我都一起买了。
　　毕竟那是台湾版的《网球》杂志，报道的大多是国际赛事，很少有大陆这边的报道。后来，我到了新加坡，在网上知道大陆的《网球》杂志创刊了，并且是和美国《网球》杂志版权合作的。暑假的时候从新加坡回来，我就去买了杂志。第一印象的感觉非常好。心里想，我们终于有了自己的网球杂志。
　　《网球》：距离上次采访已经过去了整整7年，你还记得当时采访的情景吗？
　　詹俊：记得很清楚，当时刚刚结束2006年德国世界杯的解说工作，来北京出差时顺便接受《网球》杂志的采访，我和杂志社的记者谢明和李元元，三个人在新东方广场，一边吃饭一边接受采访。
　　《网球》：和7年前相比，自己的生活和工作状况发生了哪些变化？
　　詹俊：整体的状态基本没有变化，还是解说，打网球，睡觉这三件事，有时候也看看美剧，基本上就是这些。最大的变化是工作环境，也就是工作地点的变化，从当年在新加坡南漂到现在在北京北漂，这是过去一年才发生的变化。
　　《网球》：2006年采访你的那篇文章的标题是《你见过戴眼镜的张德培吗》，文章刊登出来后，对你的生活有没有影响？
　　詹俊：那是我第一次接受网球杂志的专访，我特意让国内的亲戚去报刊亭去买。那会国内能听到我解说的球迷还不是很多，但后来，不断有听我讲足球的球迷反馈说看到了那篇文章。
　　《网球》：你跟《网球》杂志的很多编辑都比较熟。
　　詹俊：谢明很早就认识，颜强介绍认识的。还有张文悦和李元元，都比较熟。那次采访之后，我在新加坡每期都可以收到杂志。我特别关注那个叫serra的作者，写得东西很好，写得很深入，特别是他写的大满贯的综述，真的是很有总结能力，专业性非常强。那时候根本不知道serra是谢明的笔名，我从来没想到过serra会是国内的作者，我当时以为那些都是转载的文章，或者是特约的国外记者写的，没想到是《网球》杂志自己的原创。
　　《网球》：作为华语圈最知名的网球解说员之一，由于工作的关系，你可能接触《网球》杂志比较多，能否从一个专业解说员的角度，来谈谈你对《网球》的看法？
　　詹俊：平时足球的解说占了我绝大部分的工作时间，网球方面资料的搜集做得比较少，一般都是要做大满贯解说的时候，我才去狠狠地搜集资料，重新翻看前面几期《网球》的杂志，搜集一些相关的信息和资料。完全可以说，《网球》杂志是我解说功课必不可少的一部分。
　　对我自己来说，我每次拿到杂志的时，都是从后往前看，我比较关注业余网球的动态，看最近举办了哪些赛事，谁又拿冠军，看看之前碰到过的对手取得了怎样的成绩。
　　《网球》：7年前，《网球》杂志记者李元元在那篇文章中这样描述你：“正在进行的世界杯比赛场场不落，往往在凌晨的比赛还没有结束的时候，又要开始构思专栏文章，下午还有现场的赛事分析评论工作。话语间，炯炯有神的目光泄露出他的超人能量……”对于你是超人的这种说法，你自己是如何看待的？
　　詹俊：几年前我得了虹膜炎，最早是每隔三年来一次，后来是每隔两年来一次，现在是每年都会得一次。我身体的免疫系统出了状况，就是说它失去了识别能力，就自己打自己，我发病的地方是眼睛，平时不痛不痒，但会充血，会红，视力急剧下降，这个可以说是个世界难题。由于眼睛看不清东西，我在今年2月份缺席了一场欧冠的比赛。现在，我能打球，能跑步，但身体告诉我，身体的机能在下降，十几年来长期日夜颠倒，不断熬夜，加上超负荷的工作量，我也不敢说自己身体好了，但只要没病，一定会打网球，偶尔踢踢足球，足球太容易受伤了，现在都是以打网球为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