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作者简介：
尹燕，本科毕业，连云港市贾圩社区书记、主任，连云港电视台及《苍梧晚报》通讯员。在《扬子晚报》、《经济早报》、《苍梧晚报》、《江门文艺》等报刊上发表通讯报道、评论及小说若干。
接到谢荔翔老师的邮件通知，让我写一篇创作谈，我颇有几分得意与激动。没想到这篇陋作能荣幸地被选进“本刊推荐”。像许多读者一样，我一直喜欢这个栏目，其中的作品很有吸引力，有着极高的创作技巧。荣幸之余，我想借这个机会说几句，说说我与打工这个话题。
首先做个声明，我没有打过工，原来对打工的印象，一直停留在影视作品里那些在工地上挥汗如雨的农民工。接触到去南方谋生的打工者是在2000年，经一个朋友介绍我认识了阿怀，一个与我单位相隔不过几条街的老乡，有着这么一层关系，竟实实在在地被他骗了一把，就是我在《失血的南方》（《江门文艺》2007.7(下)）里所描写的故事。我在街道办工作，负责安置下岗职工，认识阿怀后，阿怀承诺带他们去深圳打工。朋友说阿怀在深圳做了近十年，一直从事职介工作，与他的关系甚洽，于是我放心地将下岗职工交给阿怀。谁知那些下岗职工被阿怀骗得身无分文，流落街头。接到他们的电话，我惊呆了，阿怀怎么能这样呢？我们可是老乡啊。我们不得不第二次、第三次去深圳，解决阿怀带给我们的难题，我们通过当地的职介所重新安置了那些下岗工人。说实话，我对深圳的印象并不好，很糟糕，远没有家乡的平安与和谐。后来，我就再没安置下岗职工去深圳，都去了江浙沪。
就是那时，我无意之中在深圳的书报亭结识了《江门文艺》，这个收获不小。实话说，我很爱看这本打工杂志。几年来，我一直让在南方打工的朋友断断续续地给我寄这本杂志，后来也在网上阅读。我还向朋友们推荐《江门文艺》，他们和我一样，最初都不相信有那么艰难的打工故事，认为是编的。可慢慢的，我们信了。当年被我们安置去南方打工的下岗工人，回来了就给我讲许多关于打工的故事。他们工作很累很压抑，他们业余生活很枯燥，他们被管得几乎丧失了自由，他们的生命在南方轻如一片秋叶，干枯而脆裂，经不起任何的风霜……
打呼噜的故事是老林讲给我听的。故事的结局并没有小说中那么幸运，而是主人公最后死在了出租屋里。在写这篇文章时，我动了很多脑筋，如何将这个故事写得轻松点，不必太沉重不能太压抑，不给读者带来心理上的阴影。这个故事的真实情况是，同宿舍的员工投诉到厂里，反映打呼噜影响休息的事，行政经理要求那个打呼噜的人出去租房子住。那个员工也弄不清楚自己为什么打这么响的呼噜，万般无奈下只好自己出去租房了，谁知出去租房不到半个月，却在一个夜间莫名其妙地死了。由于不是死在厂里，那个员工的家属无法向厂里索赔，老板因此还奖赏了英明果断的行政经理。写这故事前，我特地去了本地的家具厂，看了一下家具厂的工作，确实很苦。认真地构思后，才动了笔。
《我把呼噜弄丢了》一文中的主人公二柱，比起故事原型中的主人公实在是幸运多了。二柱幸运地遇上了我，我给他幸运地安排了个好老板。二柱虽然几番周折，在经历了搬迁折腾之后，遇上了勇于维权的李默他们，遇上了有责任感的劳动局，遇上了有良知的老板。于是随着工作制度及条件的改变，二柱的命运就发生了小说中那般戏剧性的转变。虽然我知道，现实中的二柱是没有这么好运的，也鲜有如此有良知的老板。可我相信，这样的老板肯定是有的，哪怕是百里挑一，也是存在的。如老林曾说过一个未婚少女在卫生间产下了一个男婴的故事，那个打工妹遇到了一个台湾的好老板，老板派人将那个打工妹送进医院，三千多块的医药费都是老板出的。于是我用手中的笔，让二柱也遇上了有这样良知的老板。我不忍也不愿在二柱身上重蹈那个真实的悲剧。就像我，曾被阿怀骗得三下深圳，可我在《失血的南方》一文中，仍把阿怀说成是因生计所逼。在这篇文章中，我的用笔也是轻松的，偶尔还带点诙谐来减轻故事的沉重。
我是宽容的，我的心是软弱的，面对真实而凄惨的打工故事时，我常常难以置信。所以，我改写了真实而凄惨的故事，直到自己的心理能承受为止。祈望读者朋友也能宽容我，宽容我的宽容，宽容我的软弱，宽容我给打工者的厚爱，宽容我寄予老板们的厚望。我也有自知之明，我的文章除了能改变主人公的命运外，改变不了任何现实。但于我一个喜欢文字的人来说，能用笔在纸上改变主人公的命运，也算是一份慰藉了。
打工生活于我来说，遥远却不陌生，但打工作品的创作我还只是开始，无论在文字还是在内容上，还需要锤炼和挖掘，还希望得到《江门文艺》的编辑老师和新老读者的点评。在此，我要感谢《江门文艺》的编辑们，他们总是那么认真地对待作者，认真地研读每篇文章，反复与作者沟通交流，直至作品圆满。正是他们的这种精神，才使我一直关注着打工生活，对创作打工作品有了坚定的信心。
责 编：谢荔翔
尹燕，本科毕业，连云港市贾圩社区书记、主任，连云港电视台及《苍梧晚报》通讯员。在《扬子晚报》、《经济早报》、《苍梧晚报》、《江门文艺》等报刊上发表通讯报道、评论及小说若干。
接到谢荔翔老师的邮件通知，让我写一篇创作谈，我颇有几分得意与激动。没想到这篇陋作能荣幸地被选进“本刊推荐”。像许多读者一样，我一直喜欢这个栏目，其中的作品很有吸引力，有着极高的创作技巧。荣幸之余，我想借这个机会说几句，说说我与打工这个话题。
首先做个声明，我没有打过工，原来对打工的印象，一直停留在影视作品里那些在工地上挥汗如雨的农民工。接触到去南方谋生的打工者是在2000年，经一个朋友介绍我认识了阿怀，一个与我单位相隔不过几条街的老乡，有着这么一层关系，竟实实在在地被他骗了一把，就是我在《失血的南方》（《江门文艺》2007.7(下)）里所描写的故事。我在街道办工作，负责安置下岗职工，认识阿怀后，阿怀承诺带他们去深圳打工。朋友说阿怀在深圳做了近十年，一直从事职介工作，与他的关系甚洽，于是我放心地将下岗职工交给阿怀。谁知那些下岗职工被阿怀骗得身无分文，流落街头。接到他们的电话，我惊呆了，阿怀怎么能这样呢？我们可是老乡啊。我们不得不第二次、第三次去深圳，解决阿怀带给我们的难题，我们通过当地的职介所重新安置了那些下岗工人。说实话，我对深圳的印象并不好，很糟糕，远没有家乡的平安与和谐。后来，我就再没安置下岗职工去深圳，都去了江浙沪。
就是那时，我无意之中在深圳的书报亭结识了《江门文艺》，这个收获不小。实话说，我很爱看这本打工杂志。几年来，我一直让在南方打工的朋友断断续续地给我寄这本杂志，后来也在网上阅读。我还向朋友们推荐《江门文艺》，他们和我一样，最初都不相信有那么艰难的打工故事，认为是编的。可慢慢的，我们信了。当年被我们安置去南方打工的下岗工人，回来了就给我讲许多关于打工的故事。他们工作很累很压抑，他们业余生活很枯燥，他们被管得几乎丧失了自由，他们的生命在南方轻如一片秋叶，干枯而脆裂，经不起任何的风霜……
打呼噜的故事是老林讲给我听的。故事的结局并没有小说中那么幸运，而是主人公最后死在了出租屋里。在写这篇文章时，我动了很多脑筋，如何将这个故事写得轻松点，不必太沉重不能太压抑，不给读者带来心理上的阴影。这个故事的真实情况是，同宿舍的员工投诉到厂里，反映打呼噜影响休息的事，行政经理要求那个打呼噜的人出去租房子住。那个员工也弄不清楚自己为什么打这么响的呼噜，万般无奈下只好自己出去租房了，谁知出去租房不到半个月，却在一个夜间莫名其妙地死了。由于不是死在厂里，那个员工的家属无法向厂里索赔，老板因此还奖赏了英明果断的行政经理。写这故事前，我特地去了本地的家具厂，看了一下家具厂的工作，确实很苦。认真地构思后，才动了笔。
《我把呼噜弄丢了》一文中的主人公二柱，比起故事原型中的主人公实在是幸运多了。二柱幸运地遇上了我，我给他幸运地安排了个好老板。二柱虽然几番周折，在经历了搬迁折腾之后，遇上了勇于维权的李默他们，遇上了有责任感的劳动局，遇上了有良知的老板。于是随着工作制度及条件的改变，二柱的命运就发生了小说中那般戏剧性的转变。虽然我知道，现实中的二柱是没有这么好运的，也鲜有如此有良知的老板。可我相信，这样的老板肯定是有的，哪怕是百里挑一，也是存在的。如老林曾说过一个未婚少女在卫生间产下了一个男婴的故事，那个打工妹遇到了一个台湾的好老板，老板派人将那个打工妹送进医院，三千多块的医药费都是老板出的。于是我用手中的笔，让二柱也遇上了有这样良知的老板。我不忍也不愿在二柱身上重蹈那个真实的悲剧。就像我，曾被阿怀骗得三下深圳，可我在《失血的南方》一文中，仍把阿怀说成是因生计所逼。在这篇文章中，我的用笔也是轻松的，偶尔还带点诙谐来减轻故事的沉重。
我是宽容的，我的心是软弱的，面对真实而凄惨的打工故事时，我常常难以置信。所以，我改写了真实而凄惨的故事，直到自己的心理能承受为止。祈望读者朋友也能宽容我，宽容我的宽容，宽容我的软弱，宽容我给打工者的厚爱，宽容我寄予老板们的厚望。我也有自知之明，我的文章除了能改变主人公的命运外，改变不了任何现实。但于我一个喜欢文字的人来说，能用笔在纸上改变主人公的命运，也算是一份慰藉了。
打工生活于我来说，遥远却不陌生，但打工作品的创作我还只是开始，无论在文字还是在内容上，还需要锤炼和挖掘，还希望得到《江门文艺》的编辑老师和新老读者的点评。在此，我要感谢《江门文艺》的编辑们，他们总是那么认真地对待作者，认真地研读每篇文章，反复与作者沟通交流，直至作品圆满。正是他们的这种精神，才使我一直关注着打工生活，对创作打工作品有了坚定的信心。
责 编：谢荔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