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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公民政治参与是衡量政治民主化和现代化程度的主要标志之一。改革开放30年来我国公民政治参与取得明显进展，但还存在一些不足，影响并制约着公民政治参与的实际效果。本文试图通过分析公民政治参与的现状及存在的问题，探索扩大公民政治参与的途径。
［关键词］改革开放30年；公民；政治参与；途径
［中图分类号］Ｄ60［文献标识码］Ａ［文章编号］1672－2426（2008）12－0005－03
公民政治参与是公民当家作主的体现，也是一个国家政治现代化的重要标志。党的十七大报告明确提出，要“从各个层次、各个领域扩大公民有序政治参与”，“保障人民的知情权、参与权、表达权、监督权”。在纪念改革开放30周年之际，回顾、总结公民政治参与所走过的路程，展望政治参与的发展前景，对于我们更好地把握公民政治参与的维度，从“有序”和“扩大”向“各个层次、各个领域”全方位推开，意义重大而深远。
一、公民政治参与的提出
政治参与是指公民或公民团体在遵循宪法和法律所规定的民主权利的前提下，通过自主、理性的方式并按照一定的程序或秩序去直接或间接地影响政府决策和政治生活的政治行为。它是政治关系中公民政治权利得以实现的重要方式，反映着公民在社会政治生活中的地位和作用，体现着政治关系的本质。
公民政治参与是现代西方政治学率先提出的一个重要术语。二战以后西方学者从选举行为的系统研究开始，到20世纪60年代，对政治参与的研究取得了进一步的深化。实质上，我国的公民政治参与研究，是与改革开放基本同步的。在20世纪80年代中期，当政治体制改革列入议事日程，中国的政治学、社会学等学科体系逐步恢复和建立之时，公民政治参与的概念也随之被引入中国民主政治研究者的视野。这一时期，公民政治参与问题研究虽然已经起步，但总体上看，被关注度并不太高。直到2002年党的十六大报告正式提出要“扩大公民有序的政治参与”，再到党的十七大提出要“从各个层次、各个领域扩大公民有序政治参与”，“保障人民的知情权、参与权、表达权、监督权”。公民政治参与的研究才逐渐向纵深发展。
二、公民政治参与现状
1．公民的政治参与意识越来越具有自主性。这种自主性的政治参与也就是“公民基于自身利益和需要而自觉地以某种形式对政治过程施加影响的参与行为”。改革开放为政治参与的被动性向自主性的转换提供了动力，“政社合一”体制的废除极大地激发了广大农民自主性政治参与的热情。同时，国家从法律和物质上切实保障村民自治的权利，这就使得农民自主参与政治有了切实的保障。私营企业主作为一个特殊的阶层，其参政热情的高涨，越来越引起人们的关注。民主人士也以更积极的姿态参与国家的政治生活，主要是参加人大与政协，在各级政府部门担任一定的职务直接参与国家管理，担任监察员、检查员、督导员等，参与重大问题的处理，并对国家政治、经济、社会生活中的重大问题进行调研，提出意见和建议等。所有这些都体现出了当前我国公民政治参与的自主性意识的增强。
2．公民政治参与的主体越来越多元化。改革开放以来，公民政治参与的主体既有农民群体、大学生群体、妇女群体，又有私营企业主群体、农民工群体等。政治参与的增量呈上升趋势，不仅一些新社会阶层、新经济组织表现出极大的政治热情，连一些传统的社会精英也加入到维权的行列中来。参与的主体越来越呈现出多元化特点。
3．公民政治参与的目标出现新变化。主要表现在：在参与取向上，公民表现出积极的建设性心态和行为模式。在参与方式上，以合法方式进行政治参与。通过影响政府权威性价值、资源和财富的分配，来维护自身的合法权益已日益成为人们的共识。在参与准则上，政治参与被当作政治渐进性发展的工具性手段。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社会以“先立后破”代替了“先破后立”的传统政治变革模式，这种转变模式有利于社会的稳定，对公民政治参与的心理与意识起到了引导、规范的重要作用，使大多数公民把建设、合作、秩序放在首位并作为行动的准则。
4．公民政治参与的运行出现新变化。政治参与的运行开始向“民生问题”聚焦。今天政治参与的缘起和关注点，不再集中于意识形态的争论和所有制结构的调整，而是向就业、教育、社保、医保、征地拆迁、劳资纠纷、物业维权等“民生问题”聚焦。出现这种变化，除了有完善社会管理，扩大公共服务的强劲需求外，与广大公民权利意识的迅速增长有关。
5．公民政治参与的组织出现新变化。近年来，公民政治参与的组织化程度趋于加强。公民的政治参与从个体为主向横向联系发展，如何将公民政治参与的组织化有效纳入法治化的轨道，是考量各级党组织和政府政治智慧的一道新课题。
6．公民政治参与的环境出现了新变化。除了传统意义上的参与环境外，网络环境下的公民政治参与出现了新变化：一是拓宽了公民政治参与的手段与途径。由于网络具有开放性强、自由度大、信息传播快的特点，公民政治参与变得更加自由、直接与及时，较之投票、信访等几种有限的简单途径，日趋完善的网络技术能够更加完美地实现政治参与的过程，并把参与途径尽量扩大。二是扩大了公民政治参与的范围。网络所具有的不受时空限制乃至政治控制的特点，可以提高政治参与主体的兴趣与热情。三是推进了公民个体政治社会化的水平。传统的社会监督是一种间接的、依赖于一定的中介组织和渠道来完成的。而网络技术的介入，扩大了政治环境的监督渠道，任何公民都可以借助于互联网络，跨越不必要的中间环节，将监督意愿直接送达被监督对象，由此大大提高了成员政治参与的程度和水平。
三、公民政治参与面临的主要问题
改革开放30年来，我国人民的物质生活水平和文化素质有了明显的提高，现代化传媒业的发展和信息化时代通讯手段的进步使人们更多地了解了社会发展，资讯的发达打破了信息封闭的状态，人民群众的参政议政意识有了明显的提高，基层民主的扩大、民选村主任等等的实践使人们积累了民主生活的经验，拓宽利益表达渠道也对发展参与提出了要求，党内监督条例的制定和实行、吸收新社会阶层中优秀分子入党、听证会制度的实行、有一些私营企业主当上了人大代表和政协委员就展示了这个趋势；但同时也要看到当前我国公民的政治参与仍存在一些不容忽视的问题，民主政治的建设还有很长的路要走。存在的主要问题有：
1．公民政治参与的主动意识不强。从总体上说，一国公民政治参与的发展水平与该国的经济发展水平、国民受教育程度和传统政治文化密切相关。众所周知，我国的经济发展水平、国民受教育程度与发达国家相比还有较大差距，加上几千年封建社会遗留下来的臣属型政治文化的阴影，政治依附心理、臣民心理、顺从心理、盲从心理等在公民政治生活中均有明显的表现，主体意识、维权思想和参与意识在一些社会群体（如农民）身上仍然比较弱。尽管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公民的参与意识有了提高，但从总体上看，主动的政治参与意识还是不够。主要表现为：社会性或问题性参与居多，高层次的政治参与较少；动员性参与较多，自主性参与较少；手段性参与多，目标性参与少。
2．公民政治参与的平衡性缺失。由于我国地域辽阔，经济社会发展的不平衡性导致了不同地域的公民政治参与的不平衡性。对于不同的个人，由于受教育程度、知识结构、社会地位以及个人经历甚至是性别、年龄等的差异，其参与意识、参与能力和参与效果也会出现较大差异。一般来说，受教育程度高、社会科学背景深、社会地位高、与权力体系联系较多、男性公民的参与意识和参与能力较强，他们的参与效果相对较好。不同地域的公民政治参与也存在很大差异，发达地区相对于落后地区、城市相对于农村、大城市相对于小城市的公民参与意识、参与能力要强得多，参与效果也要好得多。比如在投票、选举、申诉、控告等方面，有些公民不知如何投票，如何选择人民代表，如何提出合理化建议等等。
3．公民政治参与制度体系不够完备。制度要素是公民政治参与的硬环境要素。虽然我国已经建立起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政治协商和多党合作制度、基层群众自治制度、信访制度等，经过几十年的发展，也取得了很大的成就，但在这些制度的具体实施过程中还存在着一些问题，还没有形成健全的政治参与的民主运行机制和程序；公民参与还缺乏有效的回应机制等。执行民主制度的具体措施及执行过程存在这样那样的偏颇，使得公民难以有效地进入国家政治生活过程，最终影响政治现代化的进程。
4．公民政治参与的非制度化现象比较严重。近年来，受传统政治文化中消极因素的影响，加之有些基层干部素质不高及行为失范、宗族宗教势力和社会黑恶势力的复归，我国公民的非制度性政治参与呈增长趋势，由于公民参与制度保障的缺乏，使得公民参与经济、政治和社会生活出现无序化，导致少数公民行贿、越级上访、静坐、冲击政府部门等非制度化参与。
5．公民政治参与的实际效果不理想。从理论上讲，我国公民参与的渠道很多，“属于政治制度内部的有人大、政协、党组织、青年团、妇联、工会，它们分枝细密，数目繁多，遍布中国每一个行政层级；属于政治制度外部的有各种学会、协会、大众传播媒体等。”在这些组织和团体中，青年团、妇联和工会同普通民众的联系最为广泛，是党和政府联系人民群众的桥梁，也是公民参与的基本渠道。应该说，它们在公民参与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但是这些团体的行政化、机关化倾向比较严重，亲和力不够，社会公众对其依赖感不强。它们已经内化为党和政府的“附属物”，其团体利益表达的功能较弱，导致目前我国公民参与虽然渠道众多但实际效果并不理想。
四、扩大公民有序政治参与的途径
1．疏通政治参与渠道，实现政治参与制度化。为了满足公民政治参与的愿望，保持社会的安定，政治体系必须提供广泛且畅通的渠道。这就要求我们健全和完善政治参与机制。一是完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强化人民代表大会及其常委会的立法、决策和监督职能，使各利益主体的正当权益均能以法律形式得以保护。二是完善共产党领导下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充分尊重民主党派在宪法规定范围内的政治自由、组织独立和法律地位平等，支持他们参政议政，把长期形成的多党合作、民主议事和民主监督工作制度化、法律化。三是完善基层群众自治制度和信访制度，充分发挥其自我管理、自我教育、自我服务等方面的功能，以便于公民直接地参与国家事务的管理。四是完善社会协商对话制度，促进各级国家机关及其领导与公民之间通过各种形式，定期或不定期的就重大问题、重要决策进行平等对话和民主协商，开辟新的民主参政渠道。五是不断健全大众传播媒介的组织机制，形成多层次、多渠道的传播网络体系，形成广泛和大量的社会信息流，为公民的政治参与提供广泛的信息和途径。
2．加强对公民参政知识和技能的教育，塑造理性公民。在政治分析的各种变量中，人是含义最为丰富的变量，人的差异在相当程度上决定了政治生活的差异。人们之间不同的思想感情、文化特质、价值观念、政治观念等，都将对政治生活的样式产生重大影响。因此，在建立健全参政渠道的同时，还需要培养和塑造理性的公民。一是要对公民进行政治知识教育。一个成熟的公民必须具备必要的政治知识。改革开放以来，虽然我们逐步纠正了公民的政治知识偏重于阶级斗争的状况，但由于宣传教育的力度不够，使许多公民对现行的政治制度、自己的权利和义务、如何与人大代表联系并通过人大代表向决策部门反映意见以及什么样的意见能够进入决策部门等政治知识仍是模糊的，而这些政治知识是公民正确、有效地参与政治所必须具备的。二是要使公民懂法、守法。理性的公民应是懂法、守法的公民。公民只有懂法，才能区别哪些问题可以借助司法部门解决，哪些问题非得诉诸政府。这样可以使公民的参政活动适量，减少不必要的参政活动。同时可以自觉地约束自己的行为，使之符合法律的规定。三是要教育公民正确、负责地使用政治手段。理性的公民对自己的行为会进行成本收益的分析，以尽量小的投入争取尽量大的收获，他们原则上只做自己可以预期结果的事情。按照市场经济的规律，经济活动的结果往往是可以预期的，并可以计算其成本和收益。但政治活动是一个非市场过程，其结果往往难以预期，亦无法简单地套用成本收益分析来计算得失。因此，理性的公民在采用政治手段时非常谨慎，他们会充分利用契约来处理人际交往，同时也会以严肃、负责的态度对待政治。
3．构建参与型政治文化。实践证明，一个国家政治参与的程度与水平的高低，与其公民的政治态度、政治情感和政治意识有着紧密的关系。一般说来，公民素质高的国家，其政治参与的水平就比较高，而公民素质比较低的国家，其政治参与的水平相应就比较低。从一定意义上来讲，一个国家公民的政治文化素质决定了这个国家政治参与的程度和水平。在我国现阶段，受财产状况、教育程度、职业、居住环境、家庭出身、性别、年龄、宗教信仰以及传统等因素的制约，公民的政治文化素质还不高，而且个体差异性大，许多公民缺乏参与的能力或不会参与政治，这种状况与政治参与的理想目标不相适应，从而影响了民主政治的扩大与发展。因此，扩大公民有序的政治参与，就必须把社会主体的政治文化培育成“公民文化”并使之社会化。
参考文献：
［1］王浦劬．政治学基础［Ｍ］．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3．
［2］陶东明，陈明明．当代中国政治参与［Ｍ］．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1998．
［3］蔡拓，吴志成．市场经济与政治发展［Ｍ］．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1998．
责任编辑宋桂祝
［关键词］改革开放30年；公民；政治参与；途径
［中图分类号］Ｄ60［文献标识码］Ａ［文章编号］1672－2426（2008）12－0005－03
公民政治参与是公民当家作主的体现，也是一个国家政治现代化的重要标志。党的十七大报告明确提出，要“从各个层次、各个领域扩大公民有序政治参与”，“保障人民的知情权、参与权、表达权、监督权”。在纪念改革开放30周年之际，回顾、总结公民政治参与所走过的路程，展望政治参与的发展前景，对于我们更好地把握公民政治参与的维度，从“有序”和“扩大”向“各个层次、各个领域”全方位推开，意义重大而深远。
一、公民政治参与的提出
政治参与是指公民或公民团体在遵循宪法和法律所规定的民主权利的前提下，通过自主、理性的方式并按照一定的程序或秩序去直接或间接地影响政府决策和政治生活的政治行为。它是政治关系中公民政治权利得以实现的重要方式，反映着公民在社会政治生活中的地位和作用，体现着政治关系的本质。
公民政治参与是现代西方政治学率先提出的一个重要术语。二战以后西方学者从选举行为的系统研究开始，到20世纪60年代，对政治参与的研究取得了进一步的深化。实质上，我国的公民政治参与研究，是与改革开放基本同步的。在20世纪80年代中期，当政治体制改革列入议事日程，中国的政治学、社会学等学科体系逐步恢复和建立之时，公民政治参与的概念也随之被引入中国民主政治研究者的视野。这一时期，公民政治参与问题研究虽然已经起步，但总体上看，被关注度并不太高。直到2002年党的十六大报告正式提出要“扩大公民有序的政治参与”，再到党的十七大提出要“从各个层次、各个领域扩大公民有序政治参与”，“保障人民的知情权、参与权、表达权、监督权”。公民政治参与的研究才逐渐向纵深发展。
二、公民政治参与现状
1．公民的政治参与意识越来越具有自主性。这种自主性的政治参与也就是“公民基于自身利益和需要而自觉地以某种形式对政治过程施加影响的参与行为”。改革开放为政治参与的被动性向自主性的转换提供了动力，“政社合一”体制的废除极大地激发了广大农民自主性政治参与的热情。同时，国家从法律和物质上切实保障村民自治的权利，这就使得农民自主参与政治有了切实的保障。私营企业主作为一个特殊的阶层，其参政热情的高涨，越来越引起人们的关注。民主人士也以更积极的姿态参与国家的政治生活，主要是参加人大与政协，在各级政府部门担任一定的职务直接参与国家管理，担任监察员、检查员、督导员等，参与重大问题的处理，并对国家政治、经济、社会生活中的重大问题进行调研，提出意见和建议等。所有这些都体现出了当前我国公民政治参与的自主性意识的增强。
2．公民政治参与的主体越来越多元化。改革开放以来，公民政治参与的主体既有农民群体、大学生群体、妇女群体，又有私营企业主群体、农民工群体等。政治参与的增量呈上升趋势，不仅一些新社会阶层、新经济组织表现出极大的政治热情，连一些传统的社会精英也加入到维权的行列中来。参与的主体越来越呈现出多元化特点。
3．公民政治参与的目标出现新变化。主要表现在：在参与取向上，公民表现出积极的建设性心态和行为模式。在参与方式上，以合法方式进行政治参与。通过影响政府权威性价值、资源和财富的分配，来维护自身的合法权益已日益成为人们的共识。在参与准则上，政治参与被当作政治渐进性发展的工具性手段。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社会以“先立后破”代替了“先破后立”的传统政治变革模式，这种转变模式有利于社会的稳定，对公民政治参与的心理与意识起到了引导、规范的重要作用，使大多数公民把建设、合作、秩序放在首位并作为行动的准则。
4．公民政治参与的运行出现新变化。政治参与的运行开始向“民生问题”聚焦。今天政治参与的缘起和关注点，不再集中于意识形态的争论和所有制结构的调整，而是向就业、教育、社保、医保、征地拆迁、劳资纠纷、物业维权等“民生问题”聚焦。出现这种变化，除了有完善社会管理，扩大公共服务的强劲需求外，与广大公民权利意识的迅速增长有关。
5．公民政治参与的组织出现新变化。近年来，公民政治参与的组织化程度趋于加强。公民的政治参与从个体为主向横向联系发展，如何将公民政治参与的组织化有效纳入法治化的轨道，是考量各级党组织和政府政治智慧的一道新课题。
6．公民政治参与的环境出现了新变化。除了传统意义上的参与环境外，网络环境下的公民政治参与出现了新变化：一是拓宽了公民政治参与的手段与途径。由于网络具有开放性强、自由度大、信息传播快的特点，公民政治参与变得更加自由、直接与及时，较之投票、信访等几种有限的简单途径，日趋完善的网络技术能够更加完美地实现政治参与的过程，并把参与途径尽量扩大。二是扩大了公民政治参与的范围。网络所具有的不受时空限制乃至政治控制的特点，可以提高政治参与主体的兴趣与热情。三是推进了公民个体政治社会化的水平。传统的社会监督是一种间接的、依赖于一定的中介组织和渠道来完成的。而网络技术的介入，扩大了政治环境的监督渠道，任何公民都可以借助于互联网络，跨越不必要的中间环节，将监督意愿直接送达被监督对象，由此大大提高了成员政治参与的程度和水平。
三、公民政治参与面临的主要问题
改革开放30年来，我国人民的物质生活水平和文化素质有了明显的提高，现代化传媒业的发展和信息化时代通讯手段的进步使人们更多地了解了社会发展，资讯的发达打破了信息封闭的状态，人民群众的参政议政意识有了明显的提高，基层民主的扩大、民选村主任等等的实践使人们积累了民主生活的经验，拓宽利益表达渠道也对发展参与提出了要求，党内监督条例的制定和实行、吸收新社会阶层中优秀分子入党、听证会制度的实行、有一些私营企业主当上了人大代表和政协委员就展示了这个趋势；但同时也要看到当前我国公民的政治参与仍存在一些不容忽视的问题，民主政治的建设还有很长的路要走。存在的主要问题有：
1．公民政治参与的主动意识不强。从总体上说，一国公民政治参与的发展水平与该国的经济发展水平、国民受教育程度和传统政治文化密切相关。众所周知，我国的经济发展水平、国民受教育程度与发达国家相比还有较大差距，加上几千年封建社会遗留下来的臣属型政治文化的阴影，政治依附心理、臣民心理、顺从心理、盲从心理等在公民政治生活中均有明显的表现，主体意识、维权思想和参与意识在一些社会群体（如农民）身上仍然比较弱。尽管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公民的参与意识有了提高，但从总体上看，主动的政治参与意识还是不够。主要表现为：社会性或问题性参与居多，高层次的政治参与较少；动员性参与较多，自主性参与较少；手段性参与多，目标性参与少。
2．公民政治参与的平衡性缺失。由于我国地域辽阔，经济社会发展的不平衡性导致了不同地域的公民政治参与的不平衡性。对于不同的个人，由于受教育程度、知识结构、社会地位以及个人经历甚至是性别、年龄等的差异，其参与意识、参与能力和参与效果也会出现较大差异。一般来说，受教育程度高、社会科学背景深、社会地位高、与权力体系联系较多、男性公民的参与意识和参与能力较强，他们的参与效果相对较好。不同地域的公民政治参与也存在很大差异，发达地区相对于落后地区、城市相对于农村、大城市相对于小城市的公民参与意识、参与能力要强得多，参与效果也要好得多。比如在投票、选举、申诉、控告等方面，有些公民不知如何投票，如何选择人民代表，如何提出合理化建议等等。
3．公民政治参与制度体系不够完备。制度要素是公民政治参与的硬环境要素。虽然我国已经建立起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政治协商和多党合作制度、基层群众自治制度、信访制度等，经过几十年的发展，也取得了很大的成就，但在这些制度的具体实施过程中还存在着一些问题，还没有形成健全的政治参与的民主运行机制和程序；公民参与还缺乏有效的回应机制等。执行民主制度的具体措施及执行过程存在这样那样的偏颇，使得公民难以有效地进入国家政治生活过程，最终影响政治现代化的进程。
4．公民政治参与的非制度化现象比较严重。近年来，受传统政治文化中消极因素的影响，加之有些基层干部素质不高及行为失范、宗族宗教势力和社会黑恶势力的复归，我国公民的非制度性政治参与呈增长趋势，由于公民参与制度保障的缺乏，使得公民参与经济、政治和社会生活出现无序化，导致少数公民行贿、越级上访、静坐、冲击政府部门等非制度化参与。
5．公民政治参与的实际效果不理想。从理论上讲，我国公民参与的渠道很多，“属于政治制度内部的有人大、政协、党组织、青年团、妇联、工会，它们分枝细密，数目繁多，遍布中国每一个行政层级；属于政治制度外部的有各种学会、协会、大众传播媒体等。”在这些组织和团体中，青年团、妇联和工会同普通民众的联系最为广泛，是党和政府联系人民群众的桥梁，也是公民参与的基本渠道。应该说，它们在公民参与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但是这些团体的行政化、机关化倾向比较严重，亲和力不够，社会公众对其依赖感不强。它们已经内化为党和政府的“附属物”，其团体利益表达的功能较弱，导致目前我国公民参与虽然渠道众多但实际效果并不理想。
四、扩大公民有序政治参与的途径
1．疏通政治参与渠道，实现政治参与制度化。为了满足公民政治参与的愿望，保持社会的安定，政治体系必须提供广泛且畅通的渠道。这就要求我们健全和完善政治参与机制。一是完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强化人民代表大会及其常委会的立法、决策和监督职能，使各利益主体的正当权益均能以法律形式得以保护。二是完善共产党领导下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充分尊重民主党派在宪法规定范围内的政治自由、组织独立和法律地位平等，支持他们参政议政，把长期形成的多党合作、民主议事和民主监督工作制度化、法律化。三是完善基层群众自治制度和信访制度，充分发挥其自我管理、自我教育、自我服务等方面的功能，以便于公民直接地参与国家事务的管理。四是完善社会协商对话制度，促进各级国家机关及其领导与公民之间通过各种形式，定期或不定期的就重大问题、重要决策进行平等对话和民主协商，开辟新的民主参政渠道。五是不断健全大众传播媒介的组织机制，形成多层次、多渠道的传播网络体系，形成广泛和大量的社会信息流，为公民的政治参与提供广泛的信息和途径。
2．加强对公民参政知识和技能的教育，塑造理性公民。在政治分析的各种变量中，人是含义最为丰富的变量，人的差异在相当程度上决定了政治生活的差异。人们之间不同的思想感情、文化特质、价值观念、政治观念等，都将对政治生活的样式产生重大影响。因此，在建立健全参政渠道的同时，还需要培养和塑造理性的公民。一是要对公民进行政治知识教育。一个成熟的公民必须具备必要的政治知识。改革开放以来，虽然我们逐步纠正了公民的政治知识偏重于阶级斗争的状况，但由于宣传教育的力度不够，使许多公民对现行的政治制度、自己的权利和义务、如何与人大代表联系并通过人大代表向决策部门反映意见以及什么样的意见能够进入决策部门等政治知识仍是模糊的，而这些政治知识是公民正确、有效地参与政治所必须具备的。二是要使公民懂法、守法。理性的公民应是懂法、守法的公民。公民只有懂法，才能区别哪些问题可以借助司法部门解决，哪些问题非得诉诸政府。这样可以使公民的参政活动适量，减少不必要的参政活动。同时可以自觉地约束自己的行为，使之符合法律的规定。三是要教育公民正确、负责地使用政治手段。理性的公民对自己的行为会进行成本收益的分析，以尽量小的投入争取尽量大的收获，他们原则上只做自己可以预期结果的事情。按照市场经济的规律，经济活动的结果往往是可以预期的，并可以计算其成本和收益。但政治活动是一个非市场过程，其结果往往难以预期，亦无法简单地套用成本收益分析来计算得失。因此，理性的公民在采用政治手段时非常谨慎，他们会充分利用契约来处理人际交往，同时也会以严肃、负责的态度对待政治。
3．构建参与型政治文化。实践证明，一个国家政治参与的程度与水平的高低，与其公民的政治态度、政治情感和政治意识有着紧密的关系。一般说来，公民素质高的国家，其政治参与的水平就比较高，而公民素质比较低的国家，其政治参与的水平相应就比较低。从一定意义上来讲，一个国家公民的政治文化素质决定了这个国家政治参与的程度和水平。在我国现阶段，受财产状况、教育程度、职业、居住环境、家庭出身、性别、年龄、宗教信仰以及传统等因素的制约，公民的政治文化素质还不高，而且个体差异性大，许多公民缺乏参与的能力或不会参与政治，这种状况与政治参与的理想目标不相适应，从而影响了民主政治的扩大与发展。因此，扩大公民有序的政治参与，就必须把社会主体的政治文化培育成“公民文化”并使之社会化。
参考文献：
［1］王浦劬．政治学基础［Ｍ］．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3．
［2］陶东明，陈明明．当代中国政治参与［Ｍ］．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1998．
［3］蔡拓，吴志成．市场经济与政治发展［Ｍ］．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1998．
责任编辑宋桂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