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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以毛泽东为核心的我国第一代领导人为了实现国家统一，根据历史形势的变化，本着国家利益至上原则，提出了“和平解放台湾”和“一纲四目”的方针政策。“一纲四目”成为“一国两制”思想的理论渊源。
[关键词]一国两制 和平统一 一纲四目
众所周知，“一国两制”是邓小平的伟大杰作，为实现香港和澳门的顺利回归作出了历史贡献，但它的理论渊源则是我国第一代领导人的“和平统一”思想。以毛泽东、周恩来为代表的我国第一代领导人为了实现国家统一，根据历史形势的变化，本着国家利益至上原则，提出了“和平解放台湾”及谈判解决港澳问题的方针政策，推动了祖国统一大业的进程。“一纲四目”政策成为“一国两制”思想的理论渊源。
“和平解放台湾”方针的形成和发展
完成祖国统一大业是历史赋予中国共产党的神圣使命。祖国统一大业虽然涉及港澳台三部分，但从始至终，台湾都是统一大业的核心和关键。因为解决港、澳问题的关键是中国收回被占的国土，恢复行使主权的问题；但台湾问题是从分裂走向统一的问题，其中还有美国的干涉和阻挠。解放台湾是中国的内政，是内战及祖国统一的自然延续，所以实现统一的各项方针政策始终是围绕台湾进行的。
中国共产党人虽然是通过武装夺取政权建立新中国的，但在国家统一方式上，武力不是唯一选择，相反，并不排斥而且会极力争取政治解决即和平统一的可能。1945年国共双方的重庆和谈，1949年新的国共谈判，北京、绥远、湖南、新疆、西藏等地方的和平解放都说明，只要有和平统一的可能，共产党人都会尽力争取。台湾问题也是如此。
1949年2月同米高扬会谈时，毛泽东就指出：“估计国民党的残余力量大概全要撤到那里(指台湾)去”，“海岛上的事情就比较复杂，需要采取另一种较灵活的方式去解决，或者采用和平过渡的方式。”这说明毛泽东已开始考虑和平解放台湾。事实上他也开始了相应的准备工作。1950年3月11日，毛泽东致电张治中：“先生现正从事之工作(指争取和平解放台湾)极为重要，尚希刻意经营，借收成效。”
朝鲜停战后，国际形势日趋和平，海峡两岸关系也趋于缓和。所以毛泽东重新开始了探索，并于万隆“亚非会议”前后，由周恩来正式提出“和平解放台湾”方针。1955年4月23日在印尼总理的午餐会上，周恩来第一次向世界公开透露中国争取和平解放台湾的意图：“中国有权用一切方法解放台湾，包括和平解放的方法”，“中国人不要同美国打仗。中国政府愿意同美国政府坐下来谈判，讨论和缓远东紧张局势问题，特别是台湾地区紧张局势问题。”并将后一段话打印发给记者，这标志着我党在台湾问题上正式出现了新转变。
同年5月13日，在全国人大常委会扩大会议上，周恩来第一次正式公开提出“和平解放台湾”的方针：“解放台湾有两种可能的方式，即战争的方式和和平方式”，我们“在可能的条件下，争取用和平的方式解放台湾”．引起全世界的强烈反响，标志着我党对台方针正式从“武力解放台湾”转变为“和平解放台湾”。
1956年后，党和政府对台政策更加具体化，提出了“和平解放台湾”的原则、方针和具体政策。1956年1月25日的第六次最高国务会议上，毛泽东指出：“那里(指台湾)还有一堆人，他们……如果愿意回来，……我们都要欢迎”；“国共已经合作了两次，我们还准备进行第三次国共合作。”哒是我党第一次提出“第三次国共合作”的构想。同年1月30日的政协二届二次会议上，周恩来正式宣布了对台湾的方针和具体政策。十分遗憾的是，因1958年“炮击金门”，国共沟通的工作陷于停顿。
“一纲四目”的提出
“一纲四目”是20世纪60年代初周恩来正式提出的。其实早在1956年党中央就通过非正式渠道提出了类似构想。1956年4月，章士钊到香港，交给许孝炎一封党中央专门写给蒋介石的信，许直接交到了蒋介石的手中。信中主要内容与后来的“一纲四目”相差无几。这是毛泽东和党中央关于“一国两制”的最早设想。1956年10月7日，毛泽东、周恩来再次接见曹聚仁时初步提出了“和平解放”后的内外政策：“如果台湾回归祖国，一切可照旧。”这是我党最早公开的“一国两制”设想。
1957年党中央通过宋宜山，向国民党当局转达了和平解决台湾问题的原则意见，标志着我国政府和平解放台湾的政策有了进一步的深化。1958年10月13日接见第五次来京的曹聚仁时，毛泽东第一次明确提出台湾可以保留军队：台湾如果回归祖国，可以照他们自己的方式生活；蒋介石可以搞他的一套；关于军队问题，可以保存，我不压迫他裁兵，不要他简政，让他搞三民主义。
20世纪60年代初，党和政府根据变化的形势，正式提出了“一纲四目”，标志着对台政策正式从“和平解放”调整为“和平统一”。1960年5月22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会议上，毛泽东和党中央根据国际形势和海峡两岸的实际情况，确定了对台工作的总方针，内容与后来的“一纲四目”完全一致。1961年6月13日毛泽东第一次公开对外谈及容许台湾保持原来的社会制度：“如果台湾归还祖国，那么台湾的社会制度问题也可以留待以后谈。我们容许台湾保持原来的社会制度，等台湾人民自己来解决这个问胚。”
1963年，周恩来将我党对台湾的政策总结为“一纲四目”。“一纲”是处理台湾问题的最基本原则，即台湾与大陆必须统一，这一点没有任何商量的余地；“四目”是台湾回归祖国的具体方案。并于1963年1月4日通过张治中写给陈诚的信转告了国民党当局，在岛内引起强烈反响，台湾国民党当局有所触动，多次秘密派人进行了试探接触，先后有李次白(商人，其妹是陈毅的大嫂)、曹聚仁(记者)、宋宜山(“立委”)等来大陆。毛泽东、周恩来也多次与台湾进行联系，商谈台湾回归祖国的条件。特别是章士钊，几度赴港沟通，直到生命的最后一刻。但是十分遗憾的是，由于各种原因，和平统一一直未能实现。
“一纲四目”是当时争取和平解放台湾的总的指导思想，是后来邓小平“一国两制”构想的雏形和理论源头。它的提出和实施，标志着党对台政策正式从“解放台湾”转变为“和平统一”，其中已经包含后来“一国两制”的基本内容。
“一纲四目”的实质就是“一国两制”
正是在毛泽东、周恩来等第一代领导人探索祖国统一的方针政策的基础上，邓小平才在新形势下提出“一国两制”概念，并创造性地实践于港澳问题上。“一纲四目”的实质就是“一国两制”。第一，目标和核心相同，即“一国”。二者都是为了实现国家统一，坚持“一个中国”而根据不同的历史形势提出来的。第二，方式或手段基本相同，即和谈。二者都强调以和平方式实现统一，又不放弃武力。前者以武力统一为主，和平谈判为辅；后者以和平谈判为主，武力为必要的后盾。第三，基本政策相似，即“两制”并存。二者都强调统一后维持现状，即港澳台的政治制度和生活方式不变。但前者最终以“一制”为目的，“两制”是暂时的；后者是“两制”并存，相互竞争和促进。第四，依靠的力量基本相同，主要靠执政当局谈判来实现。对于台湾问题，“既寄希望于当局，又寄希望于人民”，工作重点都是放在执政党和谈——第三次国共合作上；对港澳问题，通过两国谈判来解决。
但是，由于国际国内形势不同，时代各异，两套方针政策各自的命运也不相同。第一代领导人虽然经过多次努力，做了大量工作，无奈阴差阳错，并没有来得及公开实践，还没有更多地细化和系统化，更没有上升到理论的高度。然而，正是有了他们的探索，才为第二代领导人的实践奠定了坚实的基础。作为第二代领导核心的邓小平本人就是“和平解放台湾”政策制定的参与者，了解、熟悉第一代领导人的良苦用心，抓住历史机遇，继承、发扬并不断完善了前人的“和平统一”思想，不仅提出了“一国两制”的概念，还把它上升到理论的高度加以系统阐述，而且用来成功地解决了港澳问题，实现了香港和澳门的顺利回归，促进了祖国的统一大业，使“一国两制”成为有理论、有政策、有实践的切实可行的制度体系。
[关键词]一国两制 和平统一 一纲四目
众所周知，“一国两制”是邓小平的伟大杰作，为实现香港和澳门的顺利回归作出了历史贡献，但它的理论渊源则是我国第一代领导人的“和平统一”思想。以毛泽东、周恩来为代表的我国第一代领导人为了实现国家统一，根据历史形势的变化，本着国家利益至上原则，提出了“和平解放台湾”及谈判解决港澳问题的方针政策，推动了祖国统一大业的进程。“一纲四目”政策成为“一国两制”思想的理论渊源。
“和平解放台湾”方针的形成和发展
完成祖国统一大业是历史赋予中国共产党的神圣使命。祖国统一大业虽然涉及港澳台三部分，但从始至终，台湾都是统一大业的核心和关键。因为解决港、澳问题的关键是中国收回被占的国土，恢复行使主权的问题；但台湾问题是从分裂走向统一的问题，其中还有美国的干涉和阻挠。解放台湾是中国的内政，是内战及祖国统一的自然延续，所以实现统一的各项方针政策始终是围绕台湾进行的。
中国共产党人虽然是通过武装夺取政权建立新中国的，但在国家统一方式上，武力不是唯一选择，相反，并不排斥而且会极力争取政治解决即和平统一的可能。1945年国共双方的重庆和谈，1949年新的国共谈判，北京、绥远、湖南、新疆、西藏等地方的和平解放都说明，只要有和平统一的可能，共产党人都会尽力争取。台湾问题也是如此。
1949年2月同米高扬会谈时，毛泽东就指出：“估计国民党的残余力量大概全要撤到那里(指台湾)去”，“海岛上的事情就比较复杂，需要采取另一种较灵活的方式去解决，或者采用和平过渡的方式。”这说明毛泽东已开始考虑和平解放台湾。事实上他也开始了相应的准备工作。1950年3月11日，毛泽东致电张治中：“先生现正从事之工作(指争取和平解放台湾)极为重要，尚希刻意经营，借收成效。”
朝鲜停战后，国际形势日趋和平，海峡两岸关系也趋于缓和。所以毛泽东重新开始了探索，并于万隆“亚非会议”前后，由周恩来正式提出“和平解放台湾”方针。1955年4月23日在印尼总理的午餐会上，周恩来第一次向世界公开透露中国争取和平解放台湾的意图：“中国有权用一切方法解放台湾，包括和平解放的方法”，“中国人不要同美国打仗。中国政府愿意同美国政府坐下来谈判，讨论和缓远东紧张局势问题，特别是台湾地区紧张局势问题。”并将后一段话打印发给记者，这标志着我党在台湾问题上正式出现了新转变。
同年5月13日，在全国人大常委会扩大会议上，周恩来第一次正式公开提出“和平解放台湾”的方针：“解放台湾有两种可能的方式，即战争的方式和和平方式”，我们“在可能的条件下，争取用和平的方式解放台湾”．引起全世界的强烈反响，标志着我党对台方针正式从“武力解放台湾”转变为“和平解放台湾”。
1956年后，党和政府对台政策更加具体化，提出了“和平解放台湾”的原则、方针和具体政策。1956年1月25日的第六次最高国务会议上，毛泽东指出：“那里(指台湾)还有一堆人，他们……如果愿意回来，……我们都要欢迎”；“国共已经合作了两次，我们还准备进行第三次国共合作。”哒是我党第一次提出“第三次国共合作”的构想。同年1月30日的政协二届二次会议上，周恩来正式宣布了对台湾的方针和具体政策。十分遗憾的是，因1958年“炮击金门”，国共沟通的工作陷于停顿。
“一纲四目”的提出
“一纲四目”是20世纪60年代初周恩来正式提出的。其实早在1956年党中央就通过非正式渠道提出了类似构想。1956年4月，章士钊到香港，交给许孝炎一封党中央专门写给蒋介石的信，许直接交到了蒋介石的手中。信中主要内容与后来的“一纲四目”相差无几。这是毛泽东和党中央关于“一国两制”的最早设想。1956年10月7日，毛泽东、周恩来再次接见曹聚仁时初步提出了“和平解放”后的内外政策：“如果台湾回归祖国，一切可照旧。”这是我党最早公开的“一国两制”设想。
1957年党中央通过宋宜山，向国民党当局转达了和平解决台湾问题的原则意见，标志着我国政府和平解放台湾的政策有了进一步的深化。1958年10月13日接见第五次来京的曹聚仁时，毛泽东第一次明确提出台湾可以保留军队：台湾如果回归祖国，可以照他们自己的方式生活；蒋介石可以搞他的一套；关于军队问题，可以保存，我不压迫他裁兵，不要他简政，让他搞三民主义。
20世纪60年代初，党和政府根据变化的形势，正式提出了“一纲四目”，标志着对台政策正式从“和平解放”调整为“和平统一”。1960年5月22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会议上，毛泽东和党中央根据国际形势和海峡两岸的实际情况，确定了对台工作的总方针，内容与后来的“一纲四目”完全一致。1961年6月13日毛泽东第一次公开对外谈及容许台湾保持原来的社会制度：“如果台湾归还祖国，那么台湾的社会制度问题也可以留待以后谈。我们容许台湾保持原来的社会制度，等台湾人民自己来解决这个问胚。”
1963年，周恩来将我党对台湾的政策总结为“一纲四目”。“一纲”是处理台湾问题的最基本原则，即台湾与大陆必须统一，这一点没有任何商量的余地；“四目”是台湾回归祖国的具体方案。并于1963年1月4日通过张治中写给陈诚的信转告了国民党当局，在岛内引起强烈反响，台湾国民党当局有所触动，多次秘密派人进行了试探接触，先后有李次白(商人，其妹是陈毅的大嫂)、曹聚仁(记者)、宋宜山(“立委”)等来大陆。毛泽东、周恩来也多次与台湾进行联系，商谈台湾回归祖国的条件。特别是章士钊，几度赴港沟通，直到生命的最后一刻。但是十分遗憾的是，由于各种原因，和平统一一直未能实现。
“一纲四目”是当时争取和平解放台湾的总的指导思想，是后来邓小平“一国两制”构想的雏形和理论源头。它的提出和实施，标志着党对台政策正式从“解放台湾”转变为“和平统一”，其中已经包含后来“一国两制”的基本内容。
“一纲四目”的实质就是“一国两制”
正是在毛泽东、周恩来等第一代领导人探索祖国统一的方针政策的基础上，邓小平才在新形势下提出“一国两制”概念，并创造性地实践于港澳问题上。“一纲四目”的实质就是“一国两制”。第一，目标和核心相同，即“一国”。二者都是为了实现国家统一，坚持“一个中国”而根据不同的历史形势提出来的。第二，方式或手段基本相同，即和谈。二者都强调以和平方式实现统一，又不放弃武力。前者以武力统一为主，和平谈判为辅；后者以和平谈判为主，武力为必要的后盾。第三，基本政策相似，即“两制”并存。二者都强调统一后维持现状，即港澳台的政治制度和生活方式不变。但前者最终以“一制”为目的，“两制”是暂时的；后者是“两制”并存，相互竞争和促进。第四，依靠的力量基本相同，主要靠执政当局谈判来实现。对于台湾问题，“既寄希望于当局，又寄希望于人民”，工作重点都是放在执政党和谈——第三次国共合作上；对港澳问题，通过两国谈判来解决。
但是，由于国际国内形势不同，时代各异，两套方针政策各自的命运也不相同。第一代领导人虽然经过多次努力，做了大量工作，无奈阴差阳错，并没有来得及公开实践，还没有更多地细化和系统化，更没有上升到理论的高度。然而，正是有了他们的探索，才为第二代领导人的实践奠定了坚实的基础。作为第二代领导核心的邓小平本人就是“和平解放台湾”政策制定的参与者，了解、熟悉第一代领导人的良苦用心，抓住历史机遇，继承、发扬并不断完善了前人的“和平统一”思想，不仅提出了“一国两制”的概念，还把它上升到理论的高度加以系统阐述，而且用来成功地解决了港澳问题，实现了香港和澳门的顺利回归，促进了祖国的统一大业，使“一国两制”成为有理论、有政策、有实践的切实可行的制度体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