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串门的“阿姨”
我知道叶群的样子,是看了一张相片,那是20世纪60年代初林彪在公园休息散步时拍摄的。林彪身着灰色中山装,戴着帽子,有个衣着简朴的妇女在身边。他们和其他的游人一样休闲地走着,看不出来旁边有特殊的警卫。
“文化大革命”开始后,学校停课闹革命,我所在的清华大学的学生四处奔走,哪里有首长接见讲话就到哪里去看去听。因为我父亲邱会作在军队工作,我特别关注“全军文革”领导小组接见军队院校师生,只要知道就会赶去。我在人群中远远地看到了叶群,她是“全军文革”成员。
1967年1月,我的父亲遭受造反派的连续武斗被打成重伤,他在即将被造反派置于死地之际,被叶群持林彪的手令接了出去,安排到西山治疗休养,那里是中央军委战时指挥所军事禁地。我们全家从心眼里感谢做出这一决定的毛泽东、林彪、周恩来,也感谢促成这件事的叶剑英和深夜到“总后”(即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后勤部)大院接出人来的叶群。
1967年3月底,周恩来、叶剑英等人在总后礼堂召开干部大会,宣布中央和中央军委决定恢复我父亲工作的决定。那年晚春的一天天黑之后,我正在总后大院的家门口,突然有辆小轿车停了下来,有人下车问这里是不是邱部长(邱会作时任总后勤部部长)的家。我说是,但他现在不在家。来人又问,你母亲在吗?我说在。
他回去开了车门,一个中年妇女下了车,我一看是叶群。她问:“你是老几?”她猜出了我是谁。我说:“是老二。”我一边朝屋里喊,“有客人来了!”一边把叶群领进家里。叶群见到迎出来的我母亲(胡敏)说,来看看你和孩子,也来看看你们的家。
叶群在我母亲的引领下看了看,说:“没想到你们的家这么简朴。”她坐下来和我母亲说话,谈的都是日常起居和家常之事,没有一点“政治”,她操北京口音普通话,和蔼善谈。
叶群没有彼时“中央领导”的威严,看上去亲切随意,就是日常生活中一位来串门的阿姨。叶群坐了大约不到一小时要走,在她即将起身时,我拿出了我的《毛主席语录》,请她题词。我自己都觉得有点唐突。叶群并不介意,接过语录本,在扉页上写了“读毛主席的书”,下面签了“叶宜敬”。我很惊讶,她似乎看出来了,说这是她参加革命前的本名。
题写古训条幅
1967年八一建军节前,我的母亲带我们出门,说是到毛家湾,那里是林彪的住处。
我们进了门,叶群迎上来,领着我们来到一处简朴的客厅。
叶群和母亲聊天时,让我九岁的妹妹坐在身边,问她在家里做些什么?当时大学中学小学都已停课,妹妹没法上课了,有时和小朋友们在一起唱歌跳舞,当宣传歌颂毛泽东思想的“红小兵”。叶群听到这儿,对一边的林豆豆说,找一些书给小妹妹看,要找一些好书,人要从小好好读书学习才行,别荒废了时光。
过了些天果然送来了几本书,“文革”以前出版的儿童读物,已经有点陈旧。我记得有《西流水村的孩子们》《白洋淀》,还有不能凑成整套书的几本《十万个为什么》。我随手拿起来看了看,书脊上贴着公共藏书的专用编号标签,有的封面上有“空政图书馆”或“空军报”的印记。
以后,叶群又送来了一些毛笔字帖,还有她亲笔写的一些条幅,其中有几个是写给我妹妹的,具体的字我记不准确了,都是一些要奋发学习的座右铭或古训。叶群的字工整漂亮有力,看似柳体,字距行间整齐、排布有序,初看上去有如书法精品,但我贴近了端详,发现上面事先用铅笔轻轻画上格子,写好毛笔字后再擦去,一些地方留有线格的痕迹。叶群如此专心用功,我很惊讶。
林彪的问话
那个时期,每隔三四个月,叶群就会请我们到她家中去,主要是看电影,多是一些国产片,还有香港片。在少有文化生活的“文革”当中,这是我非常向往的。休息中叶群和我母亲说一说话,大多是关于生活和健康,我母亲是经验丰富的医生,她们谈得投机。
我见到的叶群只穿军装,有一次我母亲说她的衬衣颜色不错,叶群解开军衣上面的扣子让她看,是一件没有衣袖的“假领子”。叶群笑着说,这样节省也好洗,但穿上了要小心,不能露馅。
1968年春节,母亲带着我们去给叶群拜年。我们在客厅里坐了一会儿,一个工作人员进来对叶群耳语了几句。叶群对我说:“首长叫你去一下,问问学校的情况。”
我进了一个长形的约有30平方米大小的会客厅,里面显得空荡,只面对面地摆着两套陈旧沙发,没有任何其他摆设。林彪坐在那儿,我感到非常拘束。他示意我坐在他旁边,让我放松。林彪问我清华大学里的情况,学生们都在做什么。我大概介绍了一下,提到了校内受到“中央文革”支持的造反派的情况。我在说,林只是听,当我说到造反派批斗老师,打击不同派别的同学,还派人到全国各地参加对当地党政机关的夺权、参加打砸抢时,林彪说了一句“那样不好”,脸上流出了一丝不满的表情。
我们说了大约20分钟,内勤进来了,叫我出去吃饭。他托着一个大盘子,上面有一个普通保温杯和擦手的毛巾、餐具。他把保温杯放在茶几上把盖子打开,里面用白开水泡了一个白面馒头。
我被领着到餐厅,叶群已经陪着我母亲和弟妹在那儿了。饭桌上摆了四盘菜,一个青椒炒肉丝、一个西红柿炒鸡蛋、一个炒白菜,一个红烧对虾。叶群说:“自己人,就简单点。”豆豆说:“平时没有这么好,今天特别加了菜。”她用手指着那盘红烧对虾。
1968年4月6日凌晨4点多,我从睡梦中被父亲叫起来,他问我在学校里散布过“中央文革”什么坏话没有。我说,春节去林彪家时我说过造反派的情况。父亲训了我一句“你别给我惹麻烦,给我走远一点!”早上7点钟,我被匆忙送到西郊机场,搭乘湖南省革命委员会(筹)返回长沙的飞机离开了北京,然后到了驻广东的解放军42军,用“程光”的谐音以名代姓当兵锻炼。
我由此开始了军旅生涯。这个改变我生活轨迹的事中有叶群。这是我后来才知道的。那是在1968年4月5日晚上的中央碰头会上,江青突然拿出一沓材料说:“邱会作的儿子是清华大学反‘中央文革’的头目,应当逮捕归案。”之前,江青用这种方法整了“联动”红卫兵组织,把董必武等许多高级干部的子女抓起来关进监狱进行残害。 面对江青的追查,叶群急中生智说:“老邱的那个儿子早当兵去了,不在北京。”江青哑口无言。事后我还听说,叶群向北京卫戍区司令员、北京市革委会第一副主任温玉成打了个招呼,要他对清华大学管事的人说说,别揪住老邱的儿子不放。但我仍然小心谨慎,在部队里,除了师团主要领导知道我是谁,其他人不知道我一个大学生为什么突然到连队来当兵。虽然部队生活非常艰苦,但比那些被关进监狱的干部子弟处境好多了。
为林豆豆择夫
当兵锻炼半年后,我被调到团政治处当见习的宣传干事,从此我有了休假,每年假期回到北京,总会有一两次到毛家湾那儿的机会,是叶群叫我母亲带着子女去,常常是玩一玩和看电影。
1971年7月底,我出差办完事后休假,在北京家中多待了几天。我见母亲和在北戴河的叶群常打电话,谈的多是林豆豆的婚事。8月4日,母亲突然说,叶群从北戴河回来看病,她和父亲要去看她,叫我也随同一起去。
叶群对母亲说,豆豆有男朋友了,是广州军区42军一个医生,叫母亲看看,再问一问他的业务水平。我说我就是42军的,叶群说,是吗?说不定你们还认识。
林豆豆和一个男青年来了,叶群做了介绍,说这是小张医生。母亲一问,他居然是我所在的124师师医院医务所长。我在下面的团里,但毕竟在同一个师。他给我的第一印象是非常敦厚。
大家说了一会儿话,叶群使了个眼色,我母亲开始和小张聊起了医学上的事。我母亲非常重视临床经验,问他,你有没有遇到过少见的疑难杂症并及时处置的?小张说,在为地方群众巡回医疗时,曾遇到抬来的一个肚子极度鼓胀处于生命危险之中的老年妇女,化验检查指标都正常,问诊时病人表情忿恨不肯说话。细问之后知道,病人是几天前和儿子媳妇吵嘴后才发的病,吃药也不见好。小张医生决定针灸,几针扎下去,再请儿子媳妇好言劝慰,婆婆腹内一阵鸣响,出了虚恭……听到了这,叶群问:“虚恭?”小张欲说但没开口,我母亲说:“虚恭是中医说放屁的文雅词。”小张红了脸,说病人肚子瘪了下去,自己走回了家。母亲点评说,老太太和儿子媳妇吵架精神受刺激,抑制肠子正常蠕动,消化道内滞气鼓胀,服药一时难奏效,此时攻心是主,针灸为辅,患者肚子里的气放光了,病自然就好了。母亲夸奖小张,看病在于找准病因,对症治疗,你处理得好。
母亲对叶群说:“小张西医有基础,中医也懂,更主要是有悟性。”叶群听罢一脸笑容。只可惜,喜事未成,就发生了“九一三事件”。
鲜为人知的叶家血脉
1971年9月,“九一三事件”改变了我的一生。我从部队被押送到广州“办学习班”,其实就是审问。同去的还有我们团里一个20多岁姓孙的三营炮连副连长。我实在想不出他会和“九一三”有什么牵连。他只能苦笑。“学习班”办了十几天后,因为陪外宾到广州的周恩来对军区首长说了,“不许动他们,对孩子要一视同仁”,我们才回到部队,恢复了原来的工作。
从那以后,我和那个副连长成了无话不说的朋友,我问他为何受此“待遇”,他说他和叶群沾亲。
“九一三”后林彪、叶群的亲属几乎都被审查,这种按血统进行的搜捕非常细致。他到“学习班”才得知自己涉嫌的“罪状”在于身世。叶群的弟弟1936年参加革命,1949年担任解放军师级指挥员,在战斗中牺牲了。当时其妻已经怀有身孕。遗腹子出生后,随母亲改嫁给一个姓孙的干部。母亲从来没对孩子提起过这事,外面也没有什么人知道这个“隐秘”,孩子一直认为继父就是自己的生父。“九一三”后中央专案组迅速查出了叶家这支鲜为人知的血脉,将他归案。
我问他是何时见到叶群?他说1966年冬天他上中学时串连到了北京,因为人生地不熟,没有饭吃,就在一个收容的地方给母亲打了个电话,等着被遣返。第二天,有个军人找到他,带他到一个军队招待所住下,几天后送他回去之前,那人在一处大厅里不厌其烦地问他一些问题。他发现一个妇女路过,在一边看他良久。他的眼光转过去,她就走了。不久她又路过这儿看着他,神情有点留恋。因为是一晃而过,以前他也说不准是谁,这次被告知那次是“和叶群秘密会面”。
我听到这感触很深,叶群在没有得到他养父同意的情况下,想认未曾谋面的亲人却忍了下来,不愿意让他母亲和养父一家人平静安详的生活被打破。办案人员明知早年的遗腹子不可能与20多年后发生的“九一三”案有关,却硬把他挖出来向上邀功,以示清查工作的彻底。
因为找不到那个副连长什么把柄,最后按“政治历史”问题处理复员。
与林豆豆谈话
“文化大革命”终于结束了,我在分别十年后看到了自己的父母和一些劫后余生的人,林豆豆也在其中。1988年父亲从“保外就医”的西安到北京省亲时,林豆豆来看父亲。他们说话时提到了叶群。在那场史无前例的大批判中,人们都把叶群当成最坏的女人,是敌人派进来的潜伏特务。可林豆豆讲,叶群是毛泽东、朱德一手为林彪撮合的,叶群起初并不愿意,是毛泽东等做了工作。
豆豆和父亲聊天中说出了一个意思,叶群不好,连累了她爸爸。
父亲避开这个话题,说别的了。林豆豆临走前,看样子父亲想和她单独说什么,我走开了一会儿。待豆豆告别之后,我问父亲有什么事要说。父亲说,有些话单独说对豆豆方便,他不同意豆豆说,是她母亲不好,害了她爸爸。
我问父亲怎么说的,他说他讲了三条:其一,叶群有缺点,但到现在对“九一三”没说清楚,怎么好全怪到她头上?其二,对豆豆抱怨叶群有时和江青交往多了,父亲作了解释,说她是去打听江青那的底细,以便应对。
我说,现在有个流行说法说是叶群导演了“九一三”。父亲一口否定,说叶群最多是对身体不好的林彪有某种干扰,要害是堵塞了一些言路,造成他脱离实际。
听到这儿,我问父亲,那你对豆豆说的第三条是什么?
他说他向豆豆提了一下,“叶群是你生母,不要过于怨恨她。”
(责任编辑:叶筱)(邮箱:wind.0116@163.com)
我知道叶群的样子,是看了一张相片,那是20世纪60年代初林彪在公园休息散步时拍摄的。林彪身着灰色中山装,戴着帽子,有个衣着简朴的妇女在身边。他们和其他的游人一样休闲地走着,看不出来旁边有特殊的警卫。
“文化大革命”开始后,学校停课闹革命,我所在的清华大学的学生四处奔走,哪里有首长接见讲话就到哪里去看去听。因为我父亲邱会作在军队工作,我特别关注“全军文革”领导小组接见军队院校师生,只要知道就会赶去。我在人群中远远地看到了叶群,她是“全军文革”成员。
1967年1月,我的父亲遭受造反派的连续武斗被打成重伤,他在即将被造反派置于死地之际,被叶群持林彪的手令接了出去,安排到西山治疗休养,那里是中央军委战时指挥所军事禁地。我们全家从心眼里感谢做出这一决定的毛泽东、林彪、周恩来,也感谢促成这件事的叶剑英和深夜到“总后”(即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后勤部)大院接出人来的叶群。
1967年3月底,周恩来、叶剑英等人在总后礼堂召开干部大会,宣布中央和中央军委决定恢复我父亲工作的决定。那年晚春的一天天黑之后,我正在总后大院的家门口,突然有辆小轿车停了下来,有人下车问这里是不是邱部长(邱会作时任总后勤部部长)的家。我说是,但他现在不在家。来人又问,你母亲在吗?我说在。
他回去开了车门,一个中年妇女下了车,我一看是叶群。她问:“你是老几?”她猜出了我是谁。我说:“是老二。”我一边朝屋里喊,“有客人来了!”一边把叶群领进家里。叶群见到迎出来的我母亲(胡敏)说,来看看你和孩子,也来看看你们的家。
叶群在我母亲的引领下看了看,说:“没想到你们的家这么简朴。”她坐下来和我母亲说话,谈的都是日常起居和家常之事,没有一点“政治”,她操北京口音普通话,和蔼善谈。
叶群没有彼时“中央领导”的威严,看上去亲切随意,就是日常生活中一位来串门的阿姨。叶群坐了大约不到一小时要走,在她即将起身时,我拿出了我的《毛主席语录》,请她题词。我自己都觉得有点唐突。叶群并不介意,接过语录本,在扉页上写了“读毛主席的书”,下面签了“叶宜敬”。我很惊讶,她似乎看出来了,说这是她参加革命前的本名。
题写古训条幅
1967年八一建军节前,我的母亲带我们出门,说是到毛家湾,那里是林彪的住处。
我们进了门,叶群迎上来,领着我们来到一处简朴的客厅。
叶群和母亲聊天时,让我九岁的妹妹坐在身边,问她在家里做些什么?当时大学中学小学都已停课,妹妹没法上课了,有时和小朋友们在一起唱歌跳舞,当宣传歌颂毛泽东思想的“红小兵”。叶群听到这儿,对一边的林豆豆说,找一些书给小妹妹看,要找一些好书,人要从小好好读书学习才行,别荒废了时光。
过了些天果然送来了几本书,“文革”以前出版的儿童读物,已经有点陈旧。我记得有《西流水村的孩子们》《白洋淀》,还有不能凑成整套书的几本《十万个为什么》。我随手拿起来看了看,书脊上贴着公共藏书的专用编号标签,有的封面上有“空政图书馆”或“空军报”的印记。
以后,叶群又送来了一些毛笔字帖,还有她亲笔写的一些条幅,其中有几个是写给我妹妹的,具体的字我记不准确了,都是一些要奋发学习的座右铭或古训。叶群的字工整漂亮有力,看似柳体,字距行间整齐、排布有序,初看上去有如书法精品,但我贴近了端详,发现上面事先用铅笔轻轻画上格子,写好毛笔字后再擦去,一些地方留有线格的痕迹。叶群如此专心用功,我很惊讶。
林彪的问话
那个时期,每隔三四个月,叶群就会请我们到她家中去,主要是看电影,多是一些国产片,还有香港片。在少有文化生活的“文革”当中,这是我非常向往的。休息中叶群和我母亲说一说话,大多是关于生活和健康,我母亲是经验丰富的医生,她们谈得投机。
我见到的叶群只穿军装,有一次我母亲说她的衬衣颜色不错,叶群解开军衣上面的扣子让她看,是一件没有衣袖的“假领子”。叶群笑着说,这样节省也好洗,但穿上了要小心,不能露馅。
1968年春节,母亲带着我们去给叶群拜年。我们在客厅里坐了一会儿,一个工作人员进来对叶群耳语了几句。叶群对我说:“首长叫你去一下,问问学校的情况。”
我进了一个长形的约有30平方米大小的会客厅,里面显得空荡,只面对面地摆着两套陈旧沙发,没有任何其他摆设。林彪坐在那儿,我感到非常拘束。他示意我坐在他旁边,让我放松。林彪问我清华大学里的情况,学生们都在做什么。我大概介绍了一下,提到了校内受到“中央文革”支持的造反派的情况。我在说,林只是听,当我说到造反派批斗老师,打击不同派别的同学,还派人到全国各地参加对当地党政机关的夺权、参加打砸抢时,林彪说了一句“那样不好”,脸上流出了一丝不满的表情。
我们说了大约20分钟,内勤进来了,叫我出去吃饭。他托着一个大盘子,上面有一个普通保温杯和擦手的毛巾、餐具。他把保温杯放在茶几上把盖子打开,里面用白开水泡了一个白面馒头。
我被领着到餐厅,叶群已经陪着我母亲和弟妹在那儿了。饭桌上摆了四盘菜,一个青椒炒肉丝、一个西红柿炒鸡蛋、一个炒白菜,一个红烧对虾。叶群说:“自己人,就简单点。”豆豆说:“平时没有这么好,今天特别加了菜。”她用手指着那盘红烧对虾。
1968年4月6日凌晨4点多,我从睡梦中被父亲叫起来,他问我在学校里散布过“中央文革”什么坏话没有。我说,春节去林彪家时我说过造反派的情况。父亲训了我一句“你别给我惹麻烦,给我走远一点!”早上7点钟,我被匆忙送到西郊机场,搭乘湖南省革命委员会(筹)返回长沙的飞机离开了北京,然后到了驻广东的解放军42军,用“程光”的谐音以名代姓当兵锻炼。
我由此开始了军旅生涯。这个改变我生活轨迹的事中有叶群。这是我后来才知道的。那是在1968年4月5日晚上的中央碰头会上,江青突然拿出一沓材料说:“邱会作的儿子是清华大学反‘中央文革’的头目,应当逮捕归案。”之前,江青用这种方法整了“联动”红卫兵组织,把董必武等许多高级干部的子女抓起来关进监狱进行残害。 面对江青的追查,叶群急中生智说:“老邱的那个儿子早当兵去了,不在北京。”江青哑口无言。事后我还听说,叶群向北京卫戍区司令员、北京市革委会第一副主任温玉成打了个招呼,要他对清华大学管事的人说说,别揪住老邱的儿子不放。但我仍然小心谨慎,在部队里,除了师团主要领导知道我是谁,其他人不知道我一个大学生为什么突然到连队来当兵。虽然部队生活非常艰苦,但比那些被关进监狱的干部子弟处境好多了。
为林豆豆择夫
当兵锻炼半年后,我被调到团政治处当见习的宣传干事,从此我有了休假,每年假期回到北京,总会有一两次到毛家湾那儿的机会,是叶群叫我母亲带着子女去,常常是玩一玩和看电影。
1971年7月底,我出差办完事后休假,在北京家中多待了几天。我见母亲和在北戴河的叶群常打电话,谈的多是林豆豆的婚事。8月4日,母亲突然说,叶群从北戴河回来看病,她和父亲要去看她,叫我也随同一起去。
叶群对母亲说,豆豆有男朋友了,是广州军区42军一个医生,叫母亲看看,再问一问他的业务水平。我说我就是42军的,叶群说,是吗?说不定你们还认识。
林豆豆和一个男青年来了,叶群做了介绍,说这是小张医生。母亲一问,他居然是我所在的124师师医院医务所长。我在下面的团里,但毕竟在同一个师。他给我的第一印象是非常敦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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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家说了一会儿话,叶群使了个眼色,我母亲开始和小张聊起了医学上的事。我母亲非常重视临床经验,问他,你有没有遇到过少见的疑难杂症并及时处置的?小张说,在为地方群众巡回医疗时,曾遇到抬来的一个肚子极度鼓胀处于生命危险之中的老年妇女,化验检查指标都正常,问诊时病人表情忿恨不肯说话。细问之后知道,病人是几天前和儿子媳妇吵嘴后才发的病,吃药也不见好。小张医生决定针灸,几针扎下去,再请儿子媳妇好言劝慰,婆婆腹内一阵鸣响,出了虚恭……听到了这,叶群问:“虚恭?”小张欲说但没开口,我母亲说:“虚恭是中医说放屁的文雅词。”小张红了脸,说病人肚子瘪了下去,自己走回了家。母亲点评说,老太太和儿子媳妇吵架精神受刺激,抑制肠子正常蠕动,消化道内滞气鼓胀,服药一时难奏效,此时攻心是主,针灸为辅,患者肚子里的气放光了,病自然就好了。母亲夸奖小张,看病在于找准病因,对症治疗,你处理得好。
母亲对叶群说:“小张西医有基础,中医也懂,更主要是有悟性。”叶群听罢一脸笑容。只可惜,喜事未成,就发生了“九一三事件”。
鲜为人知的叶家血脉
1971年9月,“九一三事件”改变了我的一生。我从部队被押送到广州“办学习班”,其实就是审问。同去的还有我们团里一个20多岁姓孙的三营炮连副连长。我实在想不出他会和“九一三”有什么牵连。他只能苦笑。“学习班”办了十几天后,因为陪外宾到广州的周恩来对军区首长说了,“不许动他们,对孩子要一视同仁”,我们才回到部队,恢复了原来的工作。
从那以后,我和那个副连长成了无话不说的朋友,我问他为何受此“待遇”,他说他和叶群沾亲。
“九一三”后林彪、叶群的亲属几乎都被审查,这种按血统进行的搜捕非常细致。他到“学习班”才得知自己涉嫌的“罪状”在于身世。叶群的弟弟1936年参加革命,1949年担任解放军师级指挥员,在战斗中牺牲了。当时其妻已经怀有身孕。遗腹子出生后,随母亲改嫁给一个姓孙的干部。母亲从来没对孩子提起过这事,外面也没有什么人知道这个“隐秘”,孩子一直认为继父就是自己的生父。“九一三”后中央专案组迅速查出了叶家这支鲜为人知的血脉,将他归案。
我问他是何时见到叶群?他说1966年冬天他上中学时串连到了北京,因为人生地不熟,没有饭吃,就在一个收容的地方给母亲打了个电话,等着被遣返。第二天,有个军人找到他,带他到一个军队招待所住下,几天后送他回去之前,那人在一处大厅里不厌其烦地问他一些问题。他发现一个妇女路过,在一边看他良久。他的眼光转过去,她就走了。不久她又路过这儿看着他,神情有点留恋。因为是一晃而过,以前他也说不准是谁,这次被告知那次是“和叶群秘密会面”。
我听到这感触很深,叶群在没有得到他养父同意的情况下,想认未曾谋面的亲人却忍了下来,不愿意让他母亲和养父一家人平静安详的生活被打破。办案人员明知早年的遗腹子不可能与20多年后发生的“九一三”案有关,却硬把他挖出来向上邀功,以示清查工作的彻底。
因为找不到那个副连长什么把柄,最后按“政治历史”问题处理复员。
与林豆豆谈话
“文化大革命”终于结束了,我在分别十年后看到了自己的父母和一些劫后余生的人,林豆豆也在其中。1988年父亲从“保外就医”的西安到北京省亲时,林豆豆来看父亲。他们说话时提到了叶群。在那场史无前例的大批判中,人们都把叶群当成最坏的女人,是敌人派进来的潜伏特务。可林豆豆讲,叶群是毛泽东、朱德一手为林彪撮合的,叶群起初并不愿意,是毛泽东等做了工作。
豆豆和父亲聊天中说出了一个意思,叶群不好,连累了她爸爸。
父亲避开这个话题,说别的了。林豆豆临走前,看样子父亲想和她单独说什么,我走开了一会儿。待豆豆告别之后,我问父亲有什么事要说。父亲说,有些话单独说对豆豆方便,他不同意豆豆说,是她母亲不好,害了她爸爸。
我问父亲怎么说的,他说他讲了三条:其一,叶群有缺点,但到现在对“九一三”没说清楚,怎么好全怪到她头上?其二,对豆豆抱怨叶群有时和江青交往多了,父亲作了解释,说她是去打听江青那的底细,以便应对。
我说,现在有个流行说法说是叶群导演了“九一三”。父亲一口否定,说叶群最多是对身体不好的林彪有某种干扰,要害是堵塞了一些言路,造成他脱离实际。
听到这儿,我问父亲,那你对豆豆说的第三条是什么?
他说他向豆豆提了一下,“叶群是你生母,不要过于怨恨她。”
(责任编辑:叶筱)(邮箱:wind.0116@163.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