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8年的一个早晨，我要离家了。
　　母亲还没有起床，她在自己的房里躺着，其实起与不起对她已无实际意义，重疴在身的她已经双目失明，连白天和晚上也分不清了。我6岁丧父，母亲系一家庭妇女，除了一颗疼爱儿女的心别无所有。为生计所难，早早白了头。有一个在地质勘探队工作的哥哥，长年在外，也顾不上家。家中只有我和妹妹与母亲相依为命，艰难度日。
　　 1967年的冬天，母亲忽感不适，我陪母亲去医院看病，医生放过母亲却拦住了我，他们说我的母亲得了亚急性播散型红斑狼疮，生日已为数不多，一切需早做打算。巨大的打击令我喘不上气来，面色苍白地坐在医院的长椅上，说不出一句话。在当时的家中，我是老大，我没有任何人可以依赖，甚至于连倾诉的对象也找不到。我心里发颤，迈不动步子，我说：“妈，咱们歇一歇。”母亲说：“歇歇也好。”她便在我身边坐着，静静地攥着我的手，什么也没问。
　　 从医院回来的下午，我在胡同口堵住了下学回家的妹妹，把她拉到空旷地方，将实情相告，小孩子一下吓傻了，睁着惊恐的大眼睛，眼巴巴地望着我，竟没有一丝泪花。半天她才回过神来，哇地一声哭起来，大声地问：“怎么办哪？姐，咱们怎么办哪！”我也哭了，憋了大半天的泪终于肆无忌惮地流下来……是的，怎么办呢，唯有隐瞒。我告诫妹妹，要哭，在外面哭够，回家再不许掉眼泪。一进家门，妹妹率先强装笑脸，哄着母亲说她得的是风湿，开春就会转好的。我佩服妹妹的干练与早熟，生活已将这个14岁的孩子推到了没有退路的地步，我这一走，更沉重的担子便全由她来承担了，她那稚嫩的肩担得动么？
　　 我的行李是哥哥捆的，家里只有他一个男的，所以这活儿非他莫属。本来，他应随地质队出发去赣南，为了“捆行李”，他特意晚走两天。行李捆得很地道，不愧出自地质队员之手，随着大绳子吃吃地勒紧，他那为兄为长的一颗心也勒得紧紧的了。妹妹已經起来了，她说今天要送我去车站。我让她别送，她说不。我心里一阵酸涩，想掉泪，脸上却平静地交代由火车站回家的路线，塞给她两毛钱嘱咐她回来一定要坐车，千万别走丢了。
　　 哥哥去推平板三轮车，那也是昨天晚上借好的。他和妹妹把行李一件件往门口的车上抬。我来到母亲床前，站了许久才说：“妈，我走了。”母亲动了一下，脸依旧朝墙躺着，没有说话，我想母亲会说点什么，哪怕一声轻轻的啜泣，对我也是莫大的安慰啊……我等着，等着，母亲一直没有声响，我迟迟迈不动脚步，心几乎碎了。
　　 哥哥说：“走吧，时间来不及了。”被妹妹拖着，我向外走去。走出大门，妹妹悄悄对我说，她刚才关门时，母亲让她告诉我：出门在外要好好儿的……我真想跑回去，跪在母亲床前，大哭一场。
　　 赶到火车站，天已大亮，哥哥将我的行李搬到车上就走了，说是三轮车的主人要赶着上班，不能耽搁了。下车时，他没拿正眼看我，我看见他的眼圈有些红，大约是不愿让我看见的缘故。
　　 捆行李的绳头由行李架上垂下来，妹妹站在椅子上把它们塞了塞，我看见了外套下面她烂旧的小褂。我对她说：“你周三要带妈去医院验血，匣子底下我偷偷压了10块钱，是抓药用的。”妹妹说知道，又说那10块钱昨晚妈让哥哥打在我的行李了，妈说出门在外，难保不遇上为难的事，总得有个支应才好。我怪她为什么不早说，她说妈不让，妈还说，让你放心走，别老惦记家。你那不服软的脾气也得改一改，要不吃亏。在那边要多干活，少说话……
　　我说我记着了，她说这些是妈今天早晨你还没起时就让我告诉你的。我的嗓子哽咽发涩，像堵了一块棉花，半句话也说不出来。
　　 那天，在火车里，由于不断上人，车厢内变得很拥挤，妹妹突然说该给我买两个烧饼，路上当午饭。没容我拦，她已挤出车厢跑上站台。直奔卖烧饼的小车。我从车窗里看她摸了半天，掏出钱来，那钱正是我早晨给她的车钱。我大声阻止她，她没听见。这时车开动了，妹妹抬起头，先是惊愕地朝着移动的车窗观望，继而大叫一声，举着烧饼向我这边狂奔。我听到了她的哭声，也看到了她满面的泪痕……
　　 选自《颐和园的寂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