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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完全没想过，会在高考后第三天，收到这样的私信：“我是刚参加完高考的学生。考试时，我的一个小学同学坐我旁边，关系一般，让我给她抄一下。我害怕会被抓到，又觉得自己学得也不容易，就没给她看。后来在路上，她遇到我都不理我，是我太自私了吗？她跟别人说怎么办，别人会不会因此觉得我不近人情，对我有想法？”
我直觉反应：监考老师在哪里？第二个反应：高考是名副其实的中国第一大考，关于规则，难道不是每个老师、每个考点都三令五申的吗？高考作弊，一旦被抓获，将进入档案，几年内不能报考。在复考之后，高校也有权力拒收有过作弊史的学生。最严重的后果可能是你将在监狱度过青春，你准备如何和狱友们讲自己犯了什么案子呢？就说“是考进来的”？
而我真正的忧虑不在于某一次考试，而在于：要如何告诉孩子们，规则与规则不尽相同，有些是“应该”，有些是“最好”，还有一些是“必须”。人生有太多的“必须”不能冲撞，就像不能触及电与火。
好好学习、天天向上是“应该”，这是一种健康的人生态度，既然要学习要工作，就好好地来。维多利亚女王在知道叔父已逝，自己王冠在手后说了一句话：“我会做好的。”言简意赅，一个“好”字涵盖了所有用心与用力，不求尽善尽美，只每天进步一点点。但“应该”不是强制，若不这么做，只是懒散怠惰。
处世得体是“最好”。世界太拥堵，人群挤挤挨挨，你的肘撞我的眼，只怪我太矮；我的鞋踩你的脚，抱歉，我也不是有意要穿细高跟的。为了能不打架，要微笑，要谦和，要能为别人设身处地着想，要每一次答应都思考过，不是脑子一热马上就后悔，要每个拒绝都能婉转坚决。但这是“最好”，是百尺竿头更进一步，是先完成本职工作后还有余力的前提下。很多人因为羞怯、笨拙或生长环境的缺失，一生都学不会。他们没有做到“最好”，但你做到了吗？人人都有自己的硬伤，有一戳就会酥了半边身子的麻筋。
但还有一些，是致命的、关键的，是强硬的“必须”，不能通融，没人想听你的情有可原。它们都是深渊，只要你涉足，就毫无缓冲可能地堕落。而这些，也许因为太严峻，反而家长不知道从何说起。比如吸毒。正常的家长对吸毒一无所知，他们知道吸毒可怕，但连想都没想过要跟孩子讲。他们以为这件事像天方夜谭，为此警告孩子，就像让孩子警惕马桶里爬出来的大白鲸一样荒谬。而有多少学生，就是从第一支烟开始走上了不归路。
还有，赌博。世界杯、欧锦赛来了，跃跃欲试的学生们，也会投个注，我见过有大学生一夜之间赢了十几万元。太兴奋的他，叫上朋友同学，24小时之内就花光了。到最后，高利贷追到他家里去，父母卖掉了一套房子还债才了事。也许，死穴不在赌博本身，而在于它提供了一种“不劳而获”的幻象，让你以为真有无本万利的事。它破坏了一分付出一分收获的自然法则，人会忍不住走歪门邪道，指望能零付出万分收获，最后却变成万分付出零收获。为什么父母没把它当成洪水猛兽，早早防范？大概出于：谁还没打过牌呢？偶尔带彩是常事，老阿姨们在棋牌室里也玩个一两毛钱的局。
抑或，作弊。中国不是一个法制健全的国家，对说谎、伪造及作弊，老师说家长说，多半轻描淡写，诚实是美德，但偶尔作个弊也稀松平常。我们这些过来人都得承认，在一些莫名其妙的考试里，抄过或者让人抄过。
规矩是一步步建立的，总有人迎头撞上。我在校期间的最后一次四级考试，共抓出16个作弊者，全部没有拿到毕业证。那是我的母校第一次用校规处理作弊，之前当然也大说特说过，但谁也没当真，上了考场还抱着侥幸心理。那16名同学里，有没有人因此改变一生？
规矩总会越来越严。2015年颁布的《刑法》修正案规定：“在法律规定的国家考试中，组织作弊的，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并处或者单处罚金；情节严重的，处三年以上七年以下有期徒刑，并处罚金。”什么样的前程，什么样的未来，值得这样冒险？难道只为了将来可以上知乎答题：“有前科是一种什么样的经历？”有些规则只是为你好，你可以拒绝；有些却是金科玉律，像我家的那盏灭蚊灯，每天都会有迷途的蚊子扑上去，“啪”一声，电光石火，粉身碎骨。
我的矛盾只是：到底几时跟孩子们讲这些？太早会吓着他们，太晚怕来不及；要讲多轻多重，太轻他们当耳旁风，太重又怕激起逆反。
（编辑/张金余）
2013年10月，80岁的姜淑梅出版了处女作，在众多读者中引起热烈反响。出书了，成名了，黑龙江绥化学院邀请姜淑梅去做讲座。学生说：“姜奶奶出名后，可别累着。”姜奶奶说：“我写着玩儿，还能累着？活到现在，对不起自己的事儿绝对不干！”
有一年春节，姜奶奶的三个儿子围坐在她的身边。姜奶奶考三个儿子，出了两道题。
第一道题是：“人啥时候有劲儿？”这个说吃饱了有劲儿，那个说胖了有劲儿，还有一个说锻炼最有劲儿。她说：“都不对，人穷了最有劲儿。”穷了，就想变，变就有劲儿。当年她逃荒到东北，就一个信念：“累死在东北，不能穷死在东北。”
第二个问题是：“娘最不爱吃什么？”三个儿子争着说，但都没有说对。姜奶奶说：“儿啊，你娘最不喜欢吃气啊。有人气你，你就要化解啊。病从气上得，你不吃气，就不生病。不怕起步晚，就怕寿命短啊！”
（编辑/张金余）
我直觉反应：监考老师在哪里？第二个反应：高考是名副其实的中国第一大考，关于规则，难道不是每个老师、每个考点都三令五申的吗？高考作弊，一旦被抓获，将进入档案，几年内不能报考。在复考之后，高校也有权力拒收有过作弊史的学生。最严重的后果可能是你将在监狱度过青春，你准备如何和狱友们讲自己犯了什么案子呢？就说“是考进来的”？
而我真正的忧虑不在于某一次考试，而在于：要如何告诉孩子们，规则与规则不尽相同，有些是“应该”，有些是“最好”，还有一些是“必须”。人生有太多的“必须”不能冲撞，就像不能触及电与火。
好好学习、天天向上是“应该”，这是一种健康的人生态度，既然要学习要工作，就好好地来。维多利亚女王在知道叔父已逝，自己王冠在手后说了一句话：“我会做好的。”言简意赅，一个“好”字涵盖了所有用心与用力，不求尽善尽美，只每天进步一点点。但“应该”不是强制，若不这么做，只是懒散怠惰。
处世得体是“最好”。世界太拥堵，人群挤挤挨挨，你的肘撞我的眼，只怪我太矮；我的鞋踩你的脚，抱歉，我也不是有意要穿细高跟的。为了能不打架，要微笑，要谦和，要能为别人设身处地着想，要每一次答应都思考过，不是脑子一热马上就后悔，要每个拒绝都能婉转坚决。但这是“最好”，是百尺竿头更进一步，是先完成本职工作后还有余力的前提下。很多人因为羞怯、笨拙或生长环境的缺失，一生都学不会。他们没有做到“最好”，但你做到了吗？人人都有自己的硬伤，有一戳就会酥了半边身子的麻筋。
但还有一些，是致命的、关键的，是强硬的“必须”，不能通融，没人想听你的情有可原。它们都是深渊，只要你涉足，就毫无缓冲可能地堕落。而这些，也许因为太严峻，反而家长不知道从何说起。比如吸毒。正常的家长对吸毒一无所知，他们知道吸毒可怕，但连想都没想过要跟孩子讲。他们以为这件事像天方夜谭，为此警告孩子，就像让孩子警惕马桶里爬出来的大白鲸一样荒谬。而有多少学生，就是从第一支烟开始走上了不归路。
还有，赌博。世界杯、欧锦赛来了，跃跃欲试的学生们，也会投个注，我见过有大学生一夜之间赢了十几万元。太兴奋的他，叫上朋友同学，24小时之内就花光了。到最后，高利贷追到他家里去，父母卖掉了一套房子还债才了事。也许，死穴不在赌博本身，而在于它提供了一种“不劳而获”的幻象，让你以为真有无本万利的事。它破坏了一分付出一分收获的自然法则，人会忍不住走歪门邪道，指望能零付出万分收获，最后却变成万分付出零收获。为什么父母没把它当成洪水猛兽，早早防范？大概出于：谁还没打过牌呢？偶尔带彩是常事，老阿姨们在棋牌室里也玩个一两毛钱的局。
抑或，作弊。中国不是一个法制健全的国家，对说谎、伪造及作弊，老师说家长说，多半轻描淡写，诚实是美德，但偶尔作个弊也稀松平常。我们这些过来人都得承认，在一些莫名其妙的考试里，抄过或者让人抄过。
规矩是一步步建立的，总有人迎头撞上。我在校期间的最后一次四级考试，共抓出16个作弊者，全部没有拿到毕业证。那是我的母校第一次用校规处理作弊，之前当然也大说特说过，但谁也没当真，上了考场还抱着侥幸心理。那16名同学里，有没有人因此改变一生？
规矩总会越来越严。2015年颁布的《刑法》修正案规定：“在法律规定的国家考试中，组织作弊的，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并处或者单处罚金；情节严重的，处三年以上七年以下有期徒刑，并处罚金。”什么样的前程，什么样的未来，值得这样冒险？难道只为了将来可以上知乎答题：“有前科是一种什么样的经历？”有些规则只是为你好，你可以拒绝；有些却是金科玉律，像我家的那盏灭蚊灯，每天都会有迷途的蚊子扑上去，“啪”一声，电光石火，粉身碎骨。
我的矛盾只是：到底几时跟孩子们讲这些？太早会吓着他们，太晚怕来不及；要讲多轻多重，太轻他们当耳旁风，太重又怕激起逆反。
（编辑/张金余）
2013年10月，80岁的姜淑梅出版了处女作，在众多读者中引起热烈反响。出书了，成名了，黑龙江绥化学院邀请姜淑梅去做讲座。学生说：“姜奶奶出名后，可别累着。”姜奶奶说：“我写着玩儿，还能累着？活到现在，对不起自己的事儿绝对不干！”
有一年春节，姜奶奶的三个儿子围坐在她的身边。姜奶奶考三个儿子，出了两道题。
第一道题是：“人啥时候有劲儿？”这个说吃饱了有劲儿，那个说胖了有劲儿，还有一个说锻炼最有劲儿。她说：“都不对，人穷了最有劲儿。”穷了，就想变，变就有劲儿。当年她逃荒到东北，就一个信念：“累死在东北，不能穷死在东北。”
第二个问题是：“娘最不爱吃什么？”三个儿子争着说，但都没有说对。姜奶奶说：“儿啊，你娘最不喜欢吃气啊。有人气你，你就要化解啊。病从气上得，你不吃气，就不生病。不怕起步晚，就怕寿命短啊！”
（编辑/张金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