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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中描述的饥饿新面孔，与我们熟识的文学影视作品中刻画的饥民形象有很多不同——他们有车有房，衣着得体。你很难想象他们吃了上顿没下顿的困窘。产业结构的变化，通货膨胀，低工资，医疗和教育的重担，让他们焦头烂额。如何喂饱饥肠辘辘的孩子，只是他们疲于奔命的生活中的一部分而已。
最怕账单
美国爱荷华州米切尔县。一个明媚的早晨。德雷尔的儿子基根没吃早饭就去了幼儿园。基根3岁了，是个壮实又倔强的孩子。他通常拒绝吃幼儿园提供的免费食物。可是，家里的食物越来越少，德雷尔决定严苛一点：让基根饿着肚子上学，也许他就会吃学校的免费早餐了，这样就能给家里省下更多的食物做午餐。
德雷尔知道她的计划可能破产，事实证明了她的猜想。基根根本没吃学校提供的免费早餐。到了午饭时间，德雷尔不得不在冰箱里搜索残羹冷炙，希望能喂饱基根和基根的妹妹。她把最后的7小块炸鸡倒在烤盘上，又加了剩下的几块马铃薯和几根热狗一并放进烤箱。她的午饭就是孩子们剩下的一点土豆。她说：“如果有足够的食物，我会吃。孩子们才是最重要的。”
德雷尔一直生活在无力喂饱孩子们的恐惧中。她和丈夫吉姆在电话账单、房租、取暖费、汽油钱中来回掂量。他们精打细算，就是为了能省下钱买些食品救济券买不到的食物。食品救济券是补充营养协助计划发放的。国会去年把对这个项目的投入缩减了5亿美元。这导致了德雷尔每月能领到的福利也从205美元降到了172美元。
这个下午，德雷尔担心再不付账，车就要被银行收回。她和吉姆需要去银行新开一个账户，这样就能使用自动支付，而不必硬撑着花费现金。去银行必须要吉姆提前下班。现在是农场收获的黄金时节，他经常要工作到晚上8点。吉姆在商业农场给作物撒农药，每小时挣14美元。如果早下班，就拿不到加班费，也意味着他们的菜金又少一些。“我们得吃饭，我们不能饿死。”
如果让你刻画一幅饥饿图景，你可能想象不到像德雷尔这样的白人，已婚，有衣服穿，有房子住，体重还有点超标，居然身在其中。
现今，美国超过一半面临饥饿的家庭是白人，其中2/3的家庭有孩子，并至少有一位全职工作的成年人。2006年美国政府用一个新的词“食品不安全”取代“饥饿”，形容那些没有足够食物吃的人。而无论用什么词，美国饥饿的人群在飞速增长，有调查表明6个美国人里就有一位声称一年中至少有一次没有足够的东西吃。与此形成对比的是在欧洲许多国家，每20个人中才有一个人面临这样的窘境。
担心下一顿饭
当饥饿的表象发生变化时，饥饿产生的地点也发生了变化。郊区生活是美国梦的核心，那里正发生着贫困状况。郊区的房子越来越贵，工薪阶层更加捉襟见肘。
在郊区，人们开汽车，是一种必需，而非一种奢侈。衣服和玩具可以在别人家清理旧货时或者在便宜店买到。看上去，一种中产阶级的生活面貌是可以维系的。电子产品可以分期付款，所以饥饿的人群会有电话和电视可用。
得克萨斯州的休斯顿西北郊是一个最好的例子。在这里，你可以看到人们是怎样用最低工资生活的。虽然每个家庭至少有一个人工作，但食物救济的发放比例也是最高。
美姆和凯姐妹俩和凯的男朋友弗兰克，同住在她们的大家庭里。这栋房子有四卧两厕两个车库，住着丧失劳动力的母亲和5个孩子 ，一个嫂子和5个孙辈。房子的客厅里摆放着一台破旧的台式电脑，每个房间里都有一台电视，但整栋房子却只有两张真正的床。大多数人都睡在床垫上，或者在地板上铺几层毯子当床。
这家的3个成人都全职工作，但收入并不够维持日常开销。如果不领救济款的话，他们是要挨饿的。美姆和凯每月各领125美元的救济，母亲的口粮则由慈善组织接济。
和多数美国新出现的饥饿人群一样，美姆和凯面临的问题并不是一口饭都吃不上，而是下一顿饭不知从哪儿获得。美姆家的冰箱里放着外卖餐盒和饮料，没有新鲜的食物。两个橱柜里存着酱料和罐装豆子。车库的两个冰柜里分别放着一层仅够吃几天的食物。美姆说，几个月前，她把孩子带到一边，告诉他们吃得太多，而且浪费。如果他们继续浪费食物，全家就只能住在街角，以乞讨为生。
渴望吃得健康
当然，在美国花较少的钱吃好是可能的，这需要拥有资源和知识。住在爱荷华州的里姆为了一家6口能吃得健康，付出了无穷多的精力。前提还是他每月从食品救助银行领取650美元救助券。里姆的妻子凯伊拉是一位有高中学历的全职妈妈。她自学了把新鲜蔬果做成罐头，学会了寻找野生的姜和酸莓；学会了用食品救济券买蔬菜作物，并在院子里挖了两个菜园。她还学会了识别野生蘑菇，这样她可以安全地摘取那些没毒的。她甚至让当地的图书馆收集一些向导手册，上面标注哪里有可吃的野生植物。
里姆说：“如果我们完全依靠食品救济所，根本不可能吃得健康。”很多食品救济所购买的或者被捐赠的食物都是高盐、高糖和高脂肪的。里姆估计他们家还可以有营养地吃3个月，因为凯伊拉把获集食物当成她的工作。同时，她还要照顾里姆，里姆的残疾抚恤金是他们家唯一的收入。
绝大多数工薪阶层的穷人并不知道如何可以花很少的钱吃好。他们通常一个人打多份工，所以他们倾向于在奔波中吃一口饭。在那些没有专业食品商店的社区里，健康的食物是很难找到的。
当德雷尔橱柜里的食物变少时，她偶尔会让孩子们吃撒盐饼干，因为这些可以从食物救济所拿到。虽然不健康，但她不想告诉饥饿的孩子不能吃。
德雷尔一家还没有放弃健康饮食。像里姆家一样，他们在屋后也种一些蔬菜和甜玉米。当菜地的收获季过后，德雷尔每次去超市或食品救济所就像战斗一样。尽管在这两个地方，她找不到健康的食物。
每次拿到食物救济券，德雷尔就开始“挥霍”，比如买一袋有机葡萄，再买一袋苹果，因为孩子们喜欢。大部分的菜金被德雷尔用来买肉、鸡蛋和牛奶——这些食物救济所不提供。她可以在救济所拿到意大利面和酱料，吃一顿只需要花掉3.88美元。
德雷尔说，大多数时候，她的厨房里有足够的食物。当她收到一张新的账单，或者需要给车加油，送孩子们去镇上时，她的日子会很难过。“我们倒是饿不死，可是偶尔我们确实有点儿饿。”
最怕账单
美国爱荷华州米切尔县。一个明媚的早晨。德雷尔的儿子基根没吃早饭就去了幼儿园。基根3岁了，是个壮实又倔强的孩子。他通常拒绝吃幼儿园提供的免费食物。可是，家里的食物越来越少，德雷尔决定严苛一点：让基根饿着肚子上学，也许他就会吃学校的免费早餐了，这样就能给家里省下更多的食物做午餐。
德雷尔知道她的计划可能破产，事实证明了她的猜想。基根根本没吃学校提供的免费早餐。到了午饭时间，德雷尔不得不在冰箱里搜索残羹冷炙，希望能喂饱基根和基根的妹妹。她把最后的7小块炸鸡倒在烤盘上，又加了剩下的几块马铃薯和几根热狗一并放进烤箱。她的午饭就是孩子们剩下的一点土豆。她说：“如果有足够的食物，我会吃。孩子们才是最重要的。”
德雷尔一直生活在无力喂饱孩子们的恐惧中。她和丈夫吉姆在电话账单、房租、取暖费、汽油钱中来回掂量。他们精打细算，就是为了能省下钱买些食品救济券买不到的食物。食品救济券是补充营养协助计划发放的。国会去年把对这个项目的投入缩减了5亿美元。这导致了德雷尔每月能领到的福利也从205美元降到了172美元。
这个下午，德雷尔担心再不付账，车就要被银行收回。她和吉姆需要去银行新开一个账户，这样就能使用自动支付，而不必硬撑着花费现金。去银行必须要吉姆提前下班。现在是农场收获的黄金时节，他经常要工作到晚上8点。吉姆在商业农场给作物撒农药，每小时挣14美元。如果早下班，就拿不到加班费，也意味着他们的菜金又少一些。“我们得吃饭，我们不能饿死。”
如果让你刻画一幅饥饿图景，你可能想象不到像德雷尔这样的白人，已婚，有衣服穿，有房子住，体重还有点超标，居然身在其中。
现今，美国超过一半面临饥饿的家庭是白人，其中2/3的家庭有孩子，并至少有一位全职工作的成年人。2006年美国政府用一个新的词“食品不安全”取代“饥饿”，形容那些没有足够食物吃的人。而无论用什么词，美国饥饿的人群在飞速增长，有调查表明6个美国人里就有一位声称一年中至少有一次没有足够的东西吃。与此形成对比的是在欧洲许多国家，每20个人中才有一个人面临这样的窘境。
担心下一顿饭
当饥饿的表象发生变化时，饥饿产生的地点也发生了变化。郊区生活是美国梦的核心，那里正发生着贫困状况。郊区的房子越来越贵，工薪阶层更加捉襟见肘。
在郊区，人们开汽车，是一种必需，而非一种奢侈。衣服和玩具可以在别人家清理旧货时或者在便宜店买到。看上去，一种中产阶级的生活面貌是可以维系的。电子产品可以分期付款，所以饥饿的人群会有电话和电视可用。
得克萨斯州的休斯顿西北郊是一个最好的例子。在这里，你可以看到人们是怎样用最低工资生活的。虽然每个家庭至少有一个人工作，但食物救济的发放比例也是最高。
美姆和凯姐妹俩和凯的男朋友弗兰克，同住在她们的大家庭里。这栋房子有四卧两厕两个车库，住着丧失劳动力的母亲和5个孩子 ，一个嫂子和5个孙辈。房子的客厅里摆放着一台破旧的台式电脑，每个房间里都有一台电视，但整栋房子却只有两张真正的床。大多数人都睡在床垫上，或者在地板上铺几层毯子当床。
这家的3个成人都全职工作，但收入并不够维持日常开销。如果不领救济款的话，他们是要挨饿的。美姆和凯每月各领125美元的救济，母亲的口粮则由慈善组织接济。
和多数美国新出现的饥饿人群一样，美姆和凯面临的问题并不是一口饭都吃不上，而是下一顿饭不知从哪儿获得。美姆家的冰箱里放着外卖餐盒和饮料，没有新鲜的食物。两个橱柜里存着酱料和罐装豆子。车库的两个冰柜里分别放着一层仅够吃几天的食物。美姆说，几个月前，她把孩子带到一边，告诉他们吃得太多，而且浪费。如果他们继续浪费食物，全家就只能住在街角，以乞讨为生。
渴望吃得健康
当然，在美国花较少的钱吃好是可能的，这需要拥有资源和知识。住在爱荷华州的里姆为了一家6口能吃得健康，付出了无穷多的精力。前提还是他每月从食品救助银行领取650美元救助券。里姆的妻子凯伊拉是一位有高中学历的全职妈妈。她自学了把新鲜蔬果做成罐头，学会了寻找野生的姜和酸莓；学会了用食品救济券买蔬菜作物，并在院子里挖了两个菜园。她还学会了识别野生蘑菇，这样她可以安全地摘取那些没毒的。她甚至让当地的图书馆收集一些向导手册，上面标注哪里有可吃的野生植物。
里姆说：“如果我们完全依靠食品救济所，根本不可能吃得健康。”很多食品救济所购买的或者被捐赠的食物都是高盐、高糖和高脂肪的。里姆估计他们家还可以有营养地吃3个月，因为凯伊拉把获集食物当成她的工作。同时，她还要照顾里姆，里姆的残疾抚恤金是他们家唯一的收入。
绝大多数工薪阶层的穷人并不知道如何可以花很少的钱吃好。他们通常一个人打多份工，所以他们倾向于在奔波中吃一口饭。在那些没有专业食品商店的社区里，健康的食物是很难找到的。
当德雷尔橱柜里的食物变少时，她偶尔会让孩子们吃撒盐饼干，因为这些可以从食物救济所拿到。虽然不健康，但她不想告诉饥饿的孩子不能吃。
德雷尔一家还没有放弃健康饮食。像里姆家一样，他们在屋后也种一些蔬菜和甜玉米。当菜地的收获季过后，德雷尔每次去超市或食品救济所就像战斗一样。尽管在这两个地方，她找不到健康的食物。
每次拿到食物救济券，德雷尔就开始“挥霍”，比如买一袋有机葡萄，再买一袋苹果，因为孩子们喜欢。大部分的菜金被德雷尔用来买肉、鸡蛋和牛奶——这些食物救济所不提供。她可以在救济所拿到意大利面和酱料，吃一顿只需要花掉3.88美元。
德雷尔说，大多数时候，她的厨房里有足够的食物。当她收到一张新的账单，或者需要给车加油，送孩子们去镇上时，她的日子会很难过。“我们倒是饿不死，可是偶尔我们确实有点儿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