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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经阔气的要复古,正在阔气的要保持现状,未曾阔气的要革新”,今天,中国改革面临的利益格局,依然像鲁迅所言“大抵如此”。
2012年,吁请官员公开家庭财产的社会情绪达到一个新的临界点。
围绕着官员财产公开,地方改革实践已经花开27个县市,立法动议至今也有18个年头。
一项改革兜兜转转、起起伏伏,至今未能在顶层设计上找到接口,致使多地探索偃旗息鼓。
地方创新遭遇关山重重的,又何止一个官员财产公开。乡镇公推公选时断时续,多达300个乡镇的试点经验,虽已积累了较为成熟的改革技术,但“星火”远未燎原;户籍制度改革上,广东“积分制”,成都“一元化”改革,都仍属于孤本性质,隔绝城乡的制度幕墙,仅靠基层之力断难洞穿。
近5年来,那些曾经处于改革风口浪尖的符号性人物,也已渐渐淡出人们视线,郭宝成获“保护性提拔”退居二线;罗崇敏壮志未酬离开政坛。
扼腕嗟叹之余,一个问号浮现出来,从何处去寻找改革的新动力?
一直以来,地方政府创新动力来源有三,是谓压力、激励和制度。
从压力来看,百姓吁求、区域竞争、彰显政绩、实现抱负,对于主政者来说,上下、内外皆是压力。
压力足够,但是激励不足。按照管理学最基本的激励理论,正强化和负强化,皆需以反馈及时为第一要义。
对一项改革试点工作来说,正强化无非两条,一是上级给予首肯,大范围复制推广经验;二是对改革主导者的擢升和提拔。负强化,则是对尸位素餐、碌碌无为者,以及对庸官懒政的不容忍、不姑息。
但是,现实环境又如何?
鲁迅曾发问,“我独不解中国人何以于旧状况那么心平气和,于较新的机运就这么疾首蹙额;于已成之局那么委曲求全;于初兴之事就这么求全责备”,这一问放在今日,依然振聋发聩。
几十年后的今天,满足旧状况者,维持已成之局者,对新兴事物求全责备者,遠远多于能够擅用新机运,推动改革创新之人。
对改革者来说,更多时候上级最大的肯定就是默许,而不是旗帜鲜明的肯定,更鲜见及时而坚定的褒奖。
如果那些政绩平庸,没有改革创新精神,得不到百姓拥戴的官员反得擢升,就会进一步挫伤改革创新的积极性,继而消弭改革动力。
闯禁区、触红线,是所有改革者都无法规避的现实尴尬。仅以“党代会常任制”改革为例,其以全委会代替常委会的做法,就与现有《地方党委工作条例》规定不符。
改革需要灵活变通,而制度的穹顶又是最具刚性、不易突破的。在此穹顶之下,如果制度创新未能及时跟上,未能提供更为宽阔的改革空间,任凭改革者左冲右突,最终也会徒劳无果。
地方政府自下而上的改革模式,其三大动力源已有两处出现障碍,激励不足、制度保障不力,致使诸多改革行而不远。
“曾经阔气的要复古,正在阔气的要保持现状,未曾阔气的要革新”,今天,中国改革面临的利益格局,依然像鲁迅所言“大抵如此”。利益多元、羁绊甚多,尤须上下戮力同心、斩荆披棘。
于是,“改革有风险,不改革有危险”,成为2012年最直抵人心的一句警言。
2012年,吁请官员公开家庭财产的社会情绪达到一个新的临界点。
围绕着官员财产公开,地方改革实践已经花开27个县市,立法动议至今也有18个年头。
一项改革兜兜转转、起起伏伏,至今未能在顶层设计上找到接口,致使多地探索偃旗息鼓。
地方创新遭遇关山重重的,又何止一个官员财产公开。乡镇公推公选时断时续,多达300个乡镇的试点经验,虽已积累了较为成熟的改革技术,但“星火”远未燎原;户籍制度改革上,广东“积分制”,成都“一元化”改革,都仍属于孤本性质,隔绝城乡的制度幕墙,仅靠基层之力断难洞穿。
近5年来,那些曾经处于改革风口浪尖的符号性人物,也已渐渐淡出人们视线,郭宝成获“保护性提拔”退居二线;罗崇敏壮志未酬离开政坛。
扼腕嗟叹之余,一个问号浮现出来,从何处去寻找改革的新动力?
一直以来,地方政府创新动力来源有三,是谓压力、激励和制度。
从压力来看,百姓吁求、区域竞争、彰显政绩、实现抱负,对于主政者来说,上下、内外皆是压力。
压力足够,但是激励不足。按照管理学最基本的激励理论,正强化和负强化,皆需以反馈及时为第一要义。
对一项改革试点工作来说,正强化无非两条,一是上级给予首肯,大范围复制推广经验;二是对改革主导者的擢升和提拔。负强化,则是对尸位素餐、碌碌无为者,以及对庸官懒政的不容忍、不姑息。
但是,现实环境又如何?
鲁迅曾发问,“我独不解中国人何以于旧状况那么心平气和,于较新的机运就这么疾首蹙额;于已成之局那么委曲求全;于初兴之事就这么求全责备”,这一问放在今日,依然振聋发聩。
几十年后的今天,满足旧状况者,维持已成之局者,对新兴事物求全责备者,遠远多于能够擅用新机运,推动改革创新之人。
对改革者来说,更多时候上级最大的肯定就是默许,而不是旗帜鲜明的肯定,更鲜见及时而坚定的褒奖。
如果那些政绩平庸,没有改革创新精神,得不到百姓拥戴的官员反得擢升,就会进一步挫伤改革创新的积极性,继而消弭改革动力。
闯禁区、触红线,是所有改革者都无法规避的现实尴尬。仅以“党代会常任制”改革为例,其以全委会代替常委会的做法,就与现有《地方党委工作条例》规定不符。
改革需要灵活变通,而制度的穹顶又是最具刚性、不易突破的。在此穹顶之下,如果制度创新未能及时跟上,未能提供更为宽阔的改革空间,任凭改革者左冲右突,最终也会徒劳无果。
地方政府自下而上的改革模式,其三大动力源已有两处出现障碍,激励不足、制度保障不力,致使诸多改革行而不远。
“曾经阔气的要复古,正在阔气的要保持现状,未曾阔气的要革新”,今天,中国改革面临的利益格局,依然像鲁迅所言“大抵如此”。利益多元、羁绊甚多,尤须上下戮力同心、斩荆披棘。
于是,“改革有风险,不改革有危险”,成为2012年最直抵人心的一句警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