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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蒜你狠”、“豆你玩”、“辣翻天”、“姜你军”今年以来,众多农产品得了传染病一样轮番暴涨。5月份,国家曾展开针对农产品菜价的专项整治行动,绿豆价格一度应声下落,但之后反弹力道十足,7月份即逼近过20元,为半年来的豆价高峰。最新的是生姜,据全国农副产品和农资价格行情系统监测,截止8月23日,各大城市市场上的零售姜价连涨35天,个别地区姜价已经卖到10多元一斤。
大宗商品的价格也在涨。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今年1—7月份原材料燃料动力购进价格平均上升10.5%。一些从事大宗商品交易的贸易商向媒体表示,“不少(价格)已经超过了金融危机前的水平”。
与它们的持续上涨对应的是工业品出厂价格指数表现相对平稳,1—7月仅同比上涨5.8%,涨幅比上半年回落0.2个百分点。
工业品价格波动相对平缓的背景下,农产品、原材料价格大幅上涨,这景象并不陌生,随它们而来的是“物价总水平明显上涨”。此乃价格水平的“二元分化”现象,可看作通货膨胀的前涉条件之一。2004年和2007年,中国经济出现了两次明显的价格水平二元分化,2007年度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定的基调是这么表述其结果的:“防止经济增长由偏快转为过热、防止价格由结构性上涨演变为明显通货膨胀。”
通俗的理解,经济高速增长很可能会带来通货膨胀的压力。这在我国体现得也很明显,2004年开始中国GDP以10%左右增长,金融危机到来后虽暂时放缓了过热步伐,但十数万亿元的信贷资金投放市场让通胀预期再度来临。
与此并行的是产能过剩和过度投资。从2004年开始,中国政府十分强调调整经济结构,抑制多年间频繁出现的多个行业产能过剩问题。8月8日,工业和信息化部网站上公布了2010年工业企业落后产能淘汰名单,如果对比中国政府历年来治理产能过剩的目标和举措,不难发现相当数量的行业是老面孔。巨额资金波浪一样集中在一段时间投向某些产业,这被经济学家称之为“潮涌现象”,其本质是“过度投资”。
中国人民大学财政金融学院货币金融系副主任张成思教授认为,价格水平二元分化、产能过剩、潮涌现象这三大特征性事实还不足以刻画中国宏观经济特征的全貌,中国经济波动还表现出明显的不平衡增长特征,“总量增长与结构分化相联结”,意即经济增长看起来在加剧部门差距、城乡差距、地区差距等。
张成思认为,这些问题与中国经济“强制性技术变迁”的路径选择密不可分,是国家控制力和企业技术引进的融合共同主导了中国经济周期的运行态势。8月25日,正在准备新学期课程的张成思向记者分析了他眼里的中国经济周期脉络。
《商务周刊》:您如何看待近段时间以来农产品价格疯涨的现象?
张成思:任何经济现象都有不同角度的解读。本轮农产品价格上涨的原因有投机炒作的成分,但根本原因仍旧是经济结构问题。即工业部门前期由于经济刺激计划的过度投资导致产能过剩,再加上房地产部门短期受压,由此导致资本缺乏获利机会而转向农业部门,炒高农产品价格。因此,在现有经济增长模式下,价格水平的二元分化现象是经济周期波动的必然表现。
《商务周刊》:价格水平二元分化,这会造成什么后果?
张成思:农业部门价格水平上升一方面会有限的提高农民收入,另一方面能吸引外部投资进入,从而提高农业部门的技术水平。西方经济学理论(巴拉萨-萨缪尔森模型)认为,一国部门价格变动本身即是技术结构(生产力结构)的表现,这符合强制性技术变迁下的中国经济周期理论的推论。
《商务周刊》:何谓强制性技术变迁,那看来还有非强制性的技术变迁路径喽?
张成思:中国经济的技术变迁模式相对于西方发达国家是强制性的。在现有世界技术差距格局下,中国经济以技术引进为主要实现方式,以国家强制力为制度保障。第一次工业革命之后,各国技术能力分化,先进国家和落后国家之间巨大的技术差距客观上为落后国家指明了技术进步的方向,拓展了落后国家技术进步方式的选择集合。
后进国家技术变迁的强制性,还因为技术自身的特性和落后国家的客观特征决定。技术有很强的路径依赖性和对外限制性,短时间内投入大量经费进行自主创新,也很难在短时间追赶世界技术前沿,资本的稀缺让后进国家只能选择技术引进的道路来实现快速技术进步,这包括购买专利和技术、高技术商品和设备以及引进外商直接投资三种方式。
技术变迁的强制性在中国还尤其体现为政府有着对外开放、通过国家控制力引进技术、发展经济的决心。特殊的国家强制力可以计划、组织、分配包括对土地、自然资源要素、金融资源、劳动力资源。
而与发展中国家事实上有自主技术创新和技术引进两种选择的方式不同,发达国家如果要保持技术领先地位,基本只能自主技术创新。发达国家的技术变迁是在一个相对完善的价格系统下进行,本质上是以市场获利机会为诱导的原发性技术变迁,称之为诱致性技术变迁。它的内在逻辑是下一次技术进步的方向和内容是不可知的,是一次不确定的外生(相对于国家主体)技术冲击。
这体现为发达国家的技术研发和创新主要是以企业为主,而我们事实上是政府和企业共同作用的结果。两种技术进步的内在机制有着本质差别。
《商务周刊》:中国的强制性技术变迁从何时开始?这么多年来在哪些产业部门比较明显?
张成思:强制性技术变迁的前提条件之一是我们的经济必须对外开放,比较强烈和明显的出现是1990年代初,即邓小平南巡之后,主要还是集中在工业部门,家电、汽车、钢铁等等。
《商务周刊》:这几个产业部门都是未取得核心技术的行业。展开来讲,中国产业的技术水平在大家印象里长期保持在微笑曲线的底部。您说的技术进步,看来不是指产业链位置的变动?
张成思:是否掌握核心技术只能作为判断技术进步的一个指标,这个指标更多的是衡量一国技术水平是否处在该领域的世界前沿。中国的多数产业,我们的技术水平不是一流的,是处于世界技术前沿之外的,这也基本符合目前我国劳动力资源密集的基本国情。但是应该注意到,与过去相比,我们的劳动生产率有很大的提高,所以可以判断为技术进步。
《商务周刊》:像家电、汽车、能源等多个劳动生产率提高的行业均曾面临或正面临产业集中度不高、产能过剩的威胁。既然您提到了国家拥有强大的控制力,选择的又是跟随路线,为何还屡屡造成产能过剩?产能过剩往往与通货膨胀伴生,这是您刚刚提到的中国经济周期吗?
张成思:结合过去20年的发展经验,我们会发现1990年代的彩电、本世纪初的手机、汽车和钢铁产业,都存在比较明显的技术引进下的潮涌现象。也就是企业投资像波浪一样向若干特定的产业部门倾斜。潮涌的本质是过度投资,假如出口无力化解,那只能导致产能过剩。
国家的确具有强控制力,但往往由于获得行业发展现状的信息存在滞后,同时各方对产能过剩的理解存在一定分歧,致使控制的实际效果并不理想。因此,相关部门需要利用行业数据进行事前预测和预判,提前在某些产业出现产能过剩苗头的时候就进行行业指导,以避免更大的损失。最近政府对新能源产业方面的控制是较好的举措。
需要指出的是,通货膨胀率是由各部门价格水平加权合成,波动由技术引进部门和非技术引进部门价格变动的强弱决定。如果能持续出口,技术引进部门的价格下降幅度不会太大,非技术引进部门价格水平上涨,表现出的结果将是总体通货膨胀率的上涨。
周期性的通货膨胀不仅仅与产能过剩的调控相关,而且与货币政策、市场预期等因素相关,因此产能过剩与通货膨胀并存并不矛盾。
《商务周刊》:那这样的潮涌过后,产能过剩之外还留下什么后果?对经济周期会带来什么影响?
张成思:先做一个概念区分,技术引进部门与非技术引进部门。前者主要是工业部门,后者以农业部门为主,它们的形成是中国对外开放、引进外资和技术以促进经济增长的必然结果。当然这仅仅是宏观上粗略的区分,并不严格,比如互联网也具有明显的技术引进特征。
宏观政策会选择强制性技术变迁路径,这路线上跑的是资本微观的逐利动机。刚刚我们说了,由于发达国家指明了未来技术进步的方向,发展中国家政府和企业很容易对下一个有前景的产业达成共识。为追求经济快速发展,政府通过国家控制力支持相关产业发展,部分前瞻性企业能抓住政策信息向技术引进部门投资,新产品的市场一时间会供不应求并具备一定垄断性。早期的家电企业、几年前的新能源行业中我们可以看到例子。
这些信号自然会刺激资本进入技术引进部门的动力,资本迅速潮涌向该技术引进部门。部门生产进入繁荣阶段,技术引进部门产能集聚过快,国内需求无法消化供给只能靠海外市场支撑其发展,而且是与中国企业经过价格战后以疲软的价格走向海外,增长动力效应会减弱,比如电视行业在CRT向平板的产业升级中发展并不如意。
不同于技术引进部门,非技术引进部门不仅提供社会最终消费品,其部分产品还作为技术引进部门的中间品。但由于针对技术引进部门的潮涌现象,非技术引进部门缺乏资本和政策环境,自主创新或者技术引进都缺乏有效进展。其弱势发展拉大了与技术引进部门之间的差距。而由于缺乏技术进步,非技术引进部门产能增长不大,供小于求时,即以涨价的形式抵消缺口。农产品、煤炭、电力等基本生产资料部门均有过这样的表现。
经济周期向低谷阶段运行的标志会是政策调整,比如2009年国家强调钢铁等六大产业产能过剩,“通知”下达后,技术引进部门能获得的审批和信贷会被暂时收紧。产能过剩阶段时,具有前瞻性的部分企业会提前限产进行调整,避开行业危机,大部分企业则面临资不抵债而停产甚至破产。
而此时,技术引进的下一个部门又开始孕育,比如曾经的新能源。事实上一轮周期内部产能尚未完全消化、经济尚未完全回归平衡,新一轮技术引进和投资就又开始了,所以这种不同部门技术水平差距扩大的经济特征就会越来越明显。从整个经济周期看,由强制性技术变迁而导致技术引进部门出现潮涌投资潮,产能过剩后又与非技术引进部门产品供不应求同时并存,一面是工业品价格不举,一面是生产资料、农产品价格过高。技术引进部门的潮涌现象会导致非技术引进部门的产能不足,而反过来又会以中间品供应不足的瓶颈效应制约技术引进部门的需求。这是逻辑一致的经济演变过程。
《商务周刊》:核电、风电、高铁的巨额投资会引起农民不种粮食?
张成思:宏观经济学运用的是总量分析方法,其部分概念看似很难用微观现实联系起来,但其实不然。国民经济是一个环环相扣的系统,一个部门的变动可能会影响到很多看似不相干部门的变化,经济学的一般均衡理论讲的就是这个道理。以高铁和采煤为例,事实上有着从采煤到电力,从电力到钢铁,从钢铁到高铁的上下游产业的传导过程。因此,以工业部门为主的技术引进部门的投资和生产,事实上需要煤炭、粮食等非技术引进部门作为原材料的支持,而后者的技术落后是导致瓶颈效应的根本原因。
至于部门之间的产能转移也仅仅是周期性的,比如现在的家电下乡、农机下乡等等。模式不变,这些转移仅仅是短期的政策插曲。但转总比不转好,毕竟有利于改善农村生产条件和农民生活水平。
《商务周刊》:这种产业部门之间的技术差距,也就是您提到的经济总量增长与经济结构分化相联接吗?当前的经济增长实质上导致了经济结构的持续不合理,可以这样理解吗?
张成思:经济现象有其发展的内在客观必然性,不能简单的以“不合理”冠以价值判断。可以说,过去30年中国经济高速增长,人民生活水平显著提高。从根本上看,立足后发优势国家现实情况的经济发展模式做出了重要贡献。但这种模式到一定程度也会导致产业、地区以及城乡之间发展不平衡的问题。目前情况下,这种结构失衡问题通过不同部门的发展态势非常明显的表现出来。前期过度投资的工业部门面临产能过剩、部门价格在低位徘徊,例如7月份工业同比增长仅13.4%,比今年最高速的3月份回落4.7个百分点;而农业等落后经济部门则由于瓶颈效应导致价格节节高企,7月份以食品为主的消费品价格同比上涨达17.9%。显然,这种冷热不均的经济态势对国家的宏观调控提出了较大的挑战。
《商务周刊》:面对当前经济转型和治理通货膨胀的任务,我国经济政策可以做出哪些调整?减少对技术引进部门的政策偏向是否有端倪出现?
张成思:比较欣喜的是,目前政府已经清楚地认识到中国经济存在的结构性问题。去年以来政府做出经济结构调整的战略抉择是完全正确的,现在关键是在适时出台能够平衡不同部门发展的政策组合。
具体来说,就是如何在保增长、调结构以及防通胀之间进行平衡。我认为,目前限制技术引进部门发展,会在一定程度上降低经济增长速度,但有利于防止产能过剩和经济结构刚性进一步固化。现在重点是要支持农业等落后经济部门的发展,把这个落后缺口补上,这样才能使今后高端制造业等技术引进部门发展有一个更高的平台。政府目前大力推行农村金融、小企业金融等,事实上就是促进弱势部门发展的有利举措。当然,具体措施如何设计和执行,是政府需要认真思考的。
大宗商品的价格也在涨。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今年1—7月份原材料燃料动力购进价格平均上升10.5%。一些从事大宗商品交易的贸易商向媒体表示,“不少(价格)已经超过了金融危机前的水平”。
与它们的持续上涨对应的是工业品出厂价格指数表现相对平稳,1—7月仅同比上涨5.8%,涨幅比上半年回落0.2个百分点。
工业品价格波动相对平缓的背景下,农产品、原材料价格大幅上涨,这景象并不陌生,随它们而来的是“物价总水平明显上涨”。此乃价格水平的“二元分化”现象,可看作通货膨胀的前涉条件之一。2004年和2007年,中国经济出现了两次明显的价格水平二元分化,2007年度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定的基调是这么表述其结果的:“防止经济增长由偏快转为过热、防止价格由结构性上涨演变为明显通货膨胀。”
通俗的理解,经济高速增长很可能会带来通货膨胀的压力。这在我国体现得也很明显,2004年开始中国GDP以10%左右增长,金融危机到来后虽暂时放缓了过热步伐,但十数万亿元的信贷资金投放市场让通胀预期再度来临。
与此并行的是产能过剩和过度投资。从2004年开始,中国政府十分强调调整经济结构,抑制多年间频繁出现的多个行业产能过剩问题。8月8日,工业和信息化部网站上公布了2010年工业企业落后产能淘汰名单,如果对比中国政府历年来治理产能过剩的目标和举措,不难发现相当数量的行业是老面孔。巨额资金波浪一样集中在一段时间投向某些产业,这被经济学家称之为“潮涌现象”,其本质是“过度投资”。
中国人民大学财政金融学院货币金融系副主任张成思教授认为,价格水平二元分化、产能过剩、潮涌现象这三大特征性事实还不足以刻画中国宏观经济特征的全貌,中国经济波动还表现出明显的不平衡增长特征,“总量增长与结构分化相联结”,意即经济增长看起来在加剧部门差距、城乡差距、地区差距等。
张成思认为,这些问题与中国经济“强制性技术变迁”的路径选择密不可分,是国家控制力和企业技术引进的融合共同主导了中国经济周期的运行态势。8月25日,正在准备新学期课程的张成思向记者分析了他眼里的中国经济周期脉络。
《商务周刊》:您如何看待近段时间以来农产品价格疯涨的现象?
张成思:任何经济现象都有不同角度的解读。本轮农产品价格上涨的原因有投机炒作的成分,但根本原因仍旧是经济结构问题。即工业部门前期由于经济刺激计划的过度投资导致产能过剩,再加上房地产部门短期受压,由此导致资本缺乏获利机会而转向农业部门,炒高农产品价格。因此,在现有经济增长模式下,价格水平的二元分化现象是经济周期波动的必然表现。
《商务周刊》:价格水平二元分化,这会造成什么后果?
张成思:农业部门价格水平上升一方面会有限的提高农民收入,另一方面能吸引外部投资进入,从而提高农业部门的技术水平。西方经济学理论(巴拉萨-萨缪尔森模型)认为,一国部门价格变动本身即是技术结构(生产力结构)的表现,这符合强制性技术变迁下的中国经济周期理论的推论。
《商务周刊》:何谓强制性技术变迁,那看来还有非强制性的技术变迁路径喽?
张成思:中国经济的技术变迁模式相对于西方发达国家是强制性的。在现有世界技术差距格局下,中国经济以技术引进为主要实现方式,以国家强制力为制度保障。第一次工业革命之后,各国技术能力分化,先进国家和落后国家之间巨大的技术差距客观上为落后国家指明了技术进步的方向,拓展了落后国家技术进步方式的选择集合。
后进国家技术变迁的强制性,还因为技术自身的特性和落后国家的客观特征决定。技术有很强的路径依赖性和对外限制性,短时间内投入大量经费进行自主创新,也很难在短时间追赶世界技术前沿,资本的稀缺让后进国家只能选择技术引进的道路来实现快速技术进步,这包括购买专利和技术、高技术商品和设备以及引进外商直接投资三种方式。
技术变迁的强制性在中国还尤其体现为政府有着对外开放、通过国家控制力引进技术、发展经济的决心。特殊的国家强制力可以计划、组织、分配包括对土地、自然资源要素、金融资源、劳动力资源。
而与发展中国家事实上有自主技术创新和技术引进两种选择的方式不同,发达国家如果要保持技术领先地位,基本只能自主技术创新。发达国家的技术变迁是在一个相对完善的价格系统下进行,本质上是以市场获利机会为诱导的原发性技术变迁,称之为诱致性技术变迁。它的内在逻辑是下一次技术进步的方向和内容是不可知的,是一次不确定的外生(相对于国家主体)技术冲击。
这体现为发达国家的技术研发和创新主要是以企业为主,而我们事实上是政府和企业共同作用的结果。两种技术进步的内在机制有着本质差别。
《商务周刊》:中国的强制性技术变迁从何时开始?这么多年来在哪些产业部门比较明显?
张成思:强制性技术变迁的前提条件之一是我们的经济必须对外开放,比较强烈和明显的出现是1990年代初,即邓小平南巡之后,主要还是集中在工业部门,家电、汽车、钢铁等等。
《商务周刊》:这几个产业部门都是未取得核心技术的行业。展开来讲,中国产业的技术水平在大家印象里长期保持在微笑曲线的底部。您说的技术进步,看来不是指产业链位置的变动?
张成思:是否掌握核心技术只能作为判断技术进步的一个指标,这个指标更多的是衡量一国技术水平是否处在该领域的世界前沿。中国的多数产业,我们的技术水平不是一流的,是处于世界技术前沿之外的,这也基本符合目前我国劳动力资源密集的基本国情。但是应该注意到,与过去相比,我们的劳动生产率有很大的提高,所以可以判断为技术进步。
《商务周刊》:像家电、汽车、能源等多个劳动生产率提高的行业均曾面临或正面临产业集中度不高、产能过剩的威胁。既然您提到了国家拥有强大的控制力,选择的又是跟随路线,为何还屡屡造成产能过剩?产能过剩往往与通货膨胀伴生,这是您刚刚提到的中国经济周期吗?
张成思:结合过去20年的发展经验,我们会发现1990年代的彩电、本世纪初的手机、汽车和钢铁产业,都存在比较明显的技术引进下的潮涌现象。也就是企业投资像波浪一样向若干特定的产业部门倾斜。潮涌的本质是过度投资,假如出口无力化解,那只能导致产能过剩。
国家的确具有强控制力,但往往由于获得行业发展现状的信息存在滞后,同时各方对产能过剩的理解存在一定分歧,致使控制的实际效果并不理想。因此,相关部门需要利用行业数据进行事前预测和预判,提前在某些产业出现产能过剩苗头的时候就进行行业指导,以避免更大的损失。最近政府对新能源产业方面的控制是较好的举措。
需要指出的是,通货膨胀率是由各部门价格水平加权合成,波动由技术引进部门和非技术引进部门价格变动的强弱决定。如果能持续出口,技术引进部门的价格下降幅度不会太大,非技术引进部门价格水平上涨,表现出的结果将是总体通货膨胀率的上涨。
周期性的通货膨胀不仅仅与产能过剩的调控相关,而且与货币政策、市场预期等因素相关,因此产能过剩与通货膨胀并存并不矛盾。
《商务周刊》:那这样的潮涌过后,产能过剩之外还留下什么后果?对经济周期会带来什么影响?
张成思:先做一个概念区分,技术引进部门与非技术引进部门。前者主要是工业部门,后者以农业部门为主,它们的形成是中国对外开放、引进外资和技术以促进经济增长的必然结果。当然这仅仅是宏观上粗略的区分,并不严格,比如互联网也具有明显的技术引进特征。
宏观政策会选择强制性技术变迁路径,这路线上跑的是资本微观的逐利动机。刚刚我们说了,由于发达国家指明了未来技术进步的方向,发展中国家政府和企业很容易对下一个有前景的产业达成共识。为追求经济快速发展,政府通过国家控制力支持相关产业发展,部分前瞻性企业能抓住政策信息向技术引进部门投资,新产品的市场一时间会供不应求并具备一定垄断性。早期的家电企业、几年前的新能源行业中我们可以看到例子。
这些信号自然会刺激资本进入技术引进部门的动力,资本迅速潮涌向该技术引进部门。部门生产进入繁荣阶段,技术引进部门产能集聚过快,国内需求无法消化供给只能靠海外市场支撑其发展,而且是与中国企业经过价格战后以疲软的价格走向海外,增长动力效应会减弱,比如电视行业在CRT向平板的产业升级中发展并不如意。
不同于技术引进部门,非技术引进部门不仅提供社会最终消费品,其部分产品还作为技术引进部门的中间品。但由于针对技术引进部门的潮涌现象,非技术引进部门缺乏资本和政策环境,自主创新或者技术引进都缺乏有效进展。其弱势发展拉大了与技术引进部门之间的差距。而由于缺乏技术进步,非技术引进部门产能增长不大,供小于求时,即以涨价的形式抵消缺口。农产品、煤炭、电力等基本生产资料部门均有过这样的表现。
经济周期向低谷阶段运行的标志会是政策调整,比如2009年国家强调钢铁等六大产业产能过剩,“通知”下达后,技术引进部门能获得的审批和信贷会被暂时收紧。产能过剩阶段时,具有前瞻性的部分企业会提前限产进行调整,避开行业危机,大部分企业则面临资不抵债而停产甚至破产。
而此时,技术引进的下一个部门又开始孕育,比如曾经的新能源。事实上一轮周期内部产能尚未完全消化、经济尚未完全回归平衡,新一轮技术引进和投资就又开始了,所以这种不同部门技术水平差距扩大的经济特征就会越来越明显。从整个经济周期看,由强制性技术变迁而导致技术引进部门出现潮涌投资潮,产能过剩后又与非技术引进部门产品供不应求同时并存,一面是工业品价格不举,一面是生产资料、农产品价格过高。技术引进部门的潮涌现象会导致非技术引进部门的产能不足,而反过来又会以中间品供应不足的瓶颈效应制约技术引进部门的需求。这是逻辑一致的经济演变过程。
《商务周刊》:核电、风电、高铁的巨额投资会引起农民不种粮食?
张成思:宏观经济学运用的是总量分析方法,其部分概念看似很难用微观现实联系起来,但其实不然。国民经济是一个环环相扣的系统,一个部门的变动可能会影响到很多看似不相干部门的变化,经济学的一般均衡理论讲的就是这个道理。以高铁和采煤为例,事实上有着从采煤到电力,从电力到钢铁,从钢铁到高铁的上下游产业的传导过程。因此,以工业部门为主的技术引进部门的投资和生产,事实上需要煤炭、粮食等非技术引进部门作为原材料的支持,而后者的技术落后是导致瓶颈效应的根本原因。
至于部门之间的产能转移也仅仅是周期性的,比如现在的家电下乡、农机下乡等等。模式不变,这些转移仅仅是短期的政策插曲。但转总比不转好,毕竟有利于改善农村生产条件和农民生活水平。
《商务周刊》:这种产业部门之间的技术差距,也就是您提到的经济总量增长与经济结构分化相联接吗?当前的经济增长实质上导致了经济结构的持续不合理,可以这样理解吗?
张成思:经济现象有其发展的内在客观必然性,不能简单的以“不合理”冠以价值判断。可以说,过去30年中国经济高速增长,人民生活水平显著提高。从根本上看,立足后发优势国家现实情况的经济发展模式做出了重要贡献。但这种模式到一定程度也会导致产业、地区以及城乡之间发展不平衡的问题。目前情况下,这种结构失衡问题通过不同部门的发展态势非常明显的表现出来。前期过度投资的工业部门面临产能过剩、部门价格在低位徘徊,例如7月份工业同比增长仅13.4%,比今年最高速的3月份回落4.7个百分点;而农业等落后经济部门则由于瓶颈效应导致价格节节高企,7月份以食品为主的消费品价格同比上涨达17.9%。显然,这种冷热不均的经济态势对国家的宏观调控提出了较大的挑战。
《商务周刊》:面对当前经济转型和治理通货膨胀的任务,我国经济政策可以做出哪些调整?减少对技术引进部门的政策偏向是否有端倪出现?
张成思:比较欣喜的是,目前政府已经清楚地认识到中国经济存在的结构性问题。去年以来政府做出经济结构调整的战略抉择是完全正确的,现在关键是在适时出台能够平衡不同部门发展的政策组合。
具体来说,就是如何在保增长、调结构以及防通胀之间进行平衡。我认为,目前限制技术引进部门发展,会在一定程度上降低经济增长速度,但有利于防止产能过剩和经济结构刚性进一步固化。现在重点是要支持农业等落后经济部门的发展,把这个落后缺口补上,这样才能使今后高端制造业等技术引进部门发展有一个更高的平台。政府目前大力推行农村金融、小企业金融等,事实上就是促进弱势部门发展的有利举措。当然,具体措施如何设计和执行,是政府需要认真思考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