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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应该吃惊的，不是工业革命来得如此之晚，而是它竟然来得如此之早
世界经济史上最大的谜题之一，就是工业革命为何来得如此之晚。真正意义上的工业革命是伴随着纺织业的发展和蒸汽机的应用，从18世纪晚期开始的。但在那之前1500年，亚历山大城的希腊人就已经了解到了蒸汽产生压力的原理；而在工业革命之前600年，南宋时期的中国已经具备了工业革命前英国的几乎所有关键特征，一些方面甚至有过之而无不及——市场范围、劳动分工程度、金融系统的专业性，甚至铁的产量。当然，在18世纪的英国，自然科学知识出现了极大的扩展，但将科学运用于技术和工业已经是19世纪中叶的事情了。
那么，为什么工业革命没有发生在古代地中海的亚历山大，没有发生在南宋时的中国呢？乔治梅森大学的尼克萨博（Nick Szabo）将我们的视线引到了文化和制度领域，引到了18世纪末叶，英国教友派信徒亚拉伯罕达比的妻子论及自己丈夫的一封信上——“他总是谨遵上帝与耶稣的戒律，满怀着仁爱与善心，沉浸于自己的制铁事业之中，对自己严加约束……”
达比家族是英国最显赫的企业家世家，也是教友派信徒。这个教派相信，上帝需要他们在此世过朴素的生活，并完成上帝托付的使命。因此，达比家族工作非常刻苦，而且将其获得的利润投回制铁业。他们无意于显赫的社会地位，无意于培养自己的子女成为上流社会的绅士淑女，而是让后代一心一意敬神、读经、献身于家族事业。因此，比起古代地中海和南宋，英国的企业家技能和斗志较少地被寄生性的上流社会所侵蚀。
达比家族得以成功的另一个因素，是强有力的英国法律体系对其财产权利所给予的保护。亚拉伯罕达比的妻子在前述的信中也提到，曾有人在运送铁矿石的路上收取买路钱，地主和官员的横征暴敛甚至让他们的事业一度濒于崩溃；所幸，法律为他们提供了保护。
众多历史学家和其他学者都试图压低宗教和文化因素的重要性——他们辩驳说，难道工业文明不是已经扩散到了地球上每个角落么？难道不是带着各种文化、各样信仰的人都在经济上获得了成功么？
事实是，与已经在良好运转并迅速扩展的资本主义经济相适应是一回事，成为现代经济增长的一种原初动力则是另一回事，前者要容易得多。现代的社会和经济组织已经使从事工商业变得如此轻松，不再需要超群的坚韧意志和内在动力。但回到200年前，在一个充满农夫和地主的世界里，在一个统治阶层能够聚敛巨大财富的时代中，就需要那样的意志和动力——这在那些认为视自己为上帝奴仆的人身上最常见到——去获得企业的成功，而不是将利润变成土地财富或政治地位，如此，才可创造一家历久不衰的工商企业。
从这个角度，我们可以更好地理解，为什么工业革命没有发生在古代地中海和南宋。它们都缺乏一套强有力量的法律体系，也缺乏宗教信仰，缺乏被马克斯韦伯称之为“此世禁欲主义”（this-worldly asceticism）的精神。
通观世界史，绝大多数追求财富者都以获取舒适生活为目的，而对引发工业革命起了巨大作用的怀有宗教精神的企业家，则将财富作为上帝的恩宠来追求。
总之，工业革命的成功既需要强大的法律系统，从而保护并培育私人财产权；也需要一些深具使命感的企业家，努力扩展其企业并最终改变世界。
如果有前者而无后者会如何？18世纪的法国和德意志的许多地方就是这种情况，它们都曾牢固树立起对财产权的保护，而且煤炭资源丰富，对纺织品和铁的需求也很大，但却没有发生工业革命。
如果有后者而无前者呢？其结果我们在20世纪已经见到了。俄国的布尔什维克就勇于自我牺牲，毫不贪恋物质财富，热切地想要将他们的国家变得伟大而繁荣——但他们失败了。光有热情是不够的，热情必须被引导到可以持续创造财富的方向上去。
所以，最后的结论是，我们应该吃惊的，不是工业革命来得如此之晚，而是它竟然来得如此之早——因为，它的发生需要一个运转良好的市场经济，一个能让财产权免于掠夺性侵害的政府，同时也是一个愿意限制其自身对企业征敛权力的政府，和一些愿意献身于企业的企业家。
我们应该感到庆幸，仅在公元1800年，这四方面因素就因缘际会，解开了历史的谜题，启动了经济与社会的现代进程。如今，我们面临着更大的机会，让我们紧紧把握，切勿浪费。
世界经济史上最大的谜题之一，就是工业革命为何来得如此之晚。真正意义上的工业革命是伴随着纺织业的发展和蒸汽机的应用，从18世纪晚期开始的。但在那之前1500年，亚历山大城的希腊人就已经了解到了蒸汽产生压力的原理；而在工业革命之前600年，南宋时期的中国已经具备了工业革命前英国的几乎所有关键特征，一些方面甚至有过之而无不及——市场范围、劳动分工程度、金融系统的专业性，甚至铁的产量。当然，在18世纪的英国，自然科学知识出现了极大的扩展，但将科学运用于技术和工业已经是19世纪中叶的事情了。
那么，为什么工业革命没有发生在古代地中海的亚历山大，没有发生在南宋时的中国呢？乔治梅森大学的尼克萨博（Nick Szabo）将我们的视线引到了文化和制度领域，引到了18世纪末叶，英国教友派信徒亚拉伯罕达比的妻子论及自己丈夫的一封信上——“他总是谨遵上帝与耶稣的戒律，满怀着仁爱与善心，沉浸于自己的制铁事业之中，对自己严加约束……”
达比家族是英国最显赫的企业家世家，也是教友派信徒。这个教派相信，上帝需要他们在此世过朴素的生活，并完成上帝托付的使命。因此，达比家族工作非常刻苦，而且将其获得的利润投回制铁业。他们无意于显赫的社会地位，无意于培养自己的子女成为上流社会的绅士淑女，而是让后代一心一意敬神、读经、献身于家族事业。因此，比起古代地中海和南宋，英国的企业家技能和斗志较少地被寄生性的上流社会所侵蚀。
达比家族得以成功的另一个因素，是强有力的英国法律体系对其财产权利所给予的保护。亚拉伯罕达比的妻子在前述的信中也提到，曾有人在运送铁矿石的路上收取买路钱，地主和官员的横征暴敛甚至让他们的事业一度濒于崩溃；所幸，法律为他们提供了保护。
众多历史学家和其他学者都试图压低宗教和文化因素的重要性——他们辩驳说，难道工业文明不是已经扩散到了地球上每个角落么？难道不是带着各种文化、各样信仰的人都在经济上获得了成功么？
事实是，与已经在良好运转并迅速扩展的资本主义经济相适应是一回事，成为现代经济增长的一种原初动力则是另一回事，前者要容易得多。现代的社会和经济组织已经使从事工商业变得如此轻松，不再需要超群的坚韧意志和内在动力。但回到200年前，在一个充满农夫和地主的世界里，在一个统治阶层能够聚敛巨大财富的时代中，就需要那样的意志和动力——这在那些认为视自己为上帝奴仆的人身上最常见到——去获得企业的成功，而不是将利润变成土地财富或政治地位，如此，才可创造一家历久不衰的工商企业。
从这个角度，我们可以更好地理解，为什么工业革命没有发生在古代地中海和南宋。它们都缺乏一套强有力量的法律体系，也缺乏宗教信仰，缺乏被马克斯韦伯称之为“此世禁欲主义”（this-worldly asceticism）的精神。
通观世界史，绝大多数追求财富者都以获取舒适生活为目的，而对引发工业革命起了巨大作用的怀有宗教精神的企业家，则将财富作为上帝的恩宠来追求。
总之，工业革命的成功既需要强大的法律系统，从而保护并培育私人财产权；也需要一些深具使命感的企业家，努力扩展其企业并最终改变世界。
如果有前者而无后者会如何？18世纪的法国和德意志的许多地方就是这种情况，它们都曾牢固树立起对财产权的保护，而且煤炭资源丰富，对纺织品和铁的需求也很大，但却没有发生工业革命。
如果有后者而无前者呢？其结果我们在20世纪已经见到了。俄国的布尔什维克就勇于自我牺牲，毫不贪恋物质财富，热切地想要将他们的国家变得伟大而繁荣——但他们失败了。光有热情是不够的，热情必须被引导到可以持续创造财富的方向上去。
所以，最后的结论是，我们应该吃惊的，不是工业革命来得如此之晚，而是它竟然来得如此之早——因为，它的发生需要一个运转良好的市场经济，一个能让财产权免于掠夺性侵害的政府，同时也是一个愿意限制其自身对企业征敛权力的政府，和一些愿意献身于企业的企业家。
我们应该感到庆幸，仅在公元1800年，这四方面因素就因缘际会，解开了历史的谜题，启动了经济与社会的现代进程。如今，我们面临着更大的机会，让我们紧紧把握，切勿浪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