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中国20世纪的史学大家，吕思勉先生对中国古代史研究做出了巨大的贡献，可以说是毋庸置疑的。严耕望的那段著名评论现在已被屡屡征引，严氏把吕思勉与钱穆、南北二陈（即陈寅恪、陈垣）相提并论，称为“前辈史学四大家”（《通贯的断代史家》）。这个判断为越来越多的当代学者所接受。
　　严耕望以吕思勉与钱穆、陈寅恪、陈垣为“前辈史学四大家”，其实是在同一个评判标准下认定的。这样一个评判标准的形成，或许与严氏的师承有关。在这个标准体系中，吕思勉有着重要的地位。对当时的学术主流，吕思勉也与其他一些人一样并不认可，批评“专家的时髦性”为“今日学术界的最大的流弊”，因为“片段的研究，无论如何重要，对历史真要明了，非注意全局不可”，而“今日各种学术，都过于复杂深奥”（《孤岛青年何以报国》）。严耕望对吕思勉在运用材料与为学蕲向两方面特色的概括，应该是触及到了治史路径这一实质性问题的，即吕氏较多地承继了中国史学的传统而较少地一味追随晚近的新史学思潮（当然，吕思勉似乎比二陈走得更远，他更注重史书的阅读与撰作，而缺乏新史学所崇尚的纯粹的研究）。
　　改革开放后，“新史学”再度受人注目，但另一方面，对治史途辙的深入思考，也在一些学者中间展开，于是陈寅恪、钱穆等人再度进入大陆学人的视野。而在海外，如果说所谓“中国中心史观”依然是西方人头脑中的中国中心而置之不论，那么钱穆弟子严耕望、余英时等人的历史观念与治史实践，则接续并深化了民国以来并非主流的那种以中国史学传统为本位的探索。在学术研究取向日益多元化的背景下，吕思勉的重新受到重视也应该是不足为奇的。正因为吕氏著作中贯注着其人与近代史学新风尚大不相同的史学精神，所以，重新出版吕氏史著的意义，也应该从这一角度加以体会。他的著作与钱穆、二陈的一样，标示着中国史学研究的另一个方向，可能是一个更为中国化的方向。
　　这次列入《吕思勉文集》，由上海古籍出版社重新出版的一部通史（《白话本国史》）和吕氏四部断代史（《先秦史》、《秦汉史》、《两晋南北朝史》、《隋唐五代史》），属于吕思勉的最主要的著作，也都是已成为了中国近代学术史上经典了的著作。《白话本国史》上起远古，下至1922年，乃名副其实的通史，当然极能体现吕思勉博通周赡的为学蕲向，也是其历史识见的成功实践。该书1923年出版后一再重印，是20世纪二三十年代发行量很大影响也很大的一部中国通史。顾颉刚有言：“所有的通史，多属千篇一律，彼此抄袭。”而受顾氏赞许的“较近理想的”， 也只有三四位先生的书，吕思勉先生的《白话本国史》即在其例。吕著断代史初版于20世纪四五十年代，80年代列入上海古籍出版社“吕思勉史学论著”再版，一般已被划入研究各断代史的最基本的参考书之列。虽断代为史，然吕著断代史的基础仍在于“通贯”，对此严耕望有着贴切的认识，上引严氏文章的标题即为《通贯的断代史家》，以“通贯”修饰断代史家，凸现吕氏史学风格。新一版《白话本国史》与四部断代史，取横排繁体，单行夹注，改正了旧版文字、标点上的错误，并补上了作者先前所作的眉批，对四部断代史80年代版中曾删改过的地方恢复了原貌，应该是目前为止最好的版本了。此书已由上海古籍出版社正式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