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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引言
传统修辞学研究把转喻和隐喻看成是一种修辞格，是一种人们在交际中惯用的装饰。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特别是随着Lakoff和Johnson的合作《我们赖以生存的隐喻》（1980）一书的出版，转喻和隐喻被认知语言学家看作是一种心理机制。刚开始时，认知语言学家只是在论述隐喻时顺便提到转喻。经历了“隐喻狂热”（Metaphomania）时代，学者们开始把关注的目光投向转喻。从90年代末，一些有影响的论文集和专著陆续出版( Panther & Radden, 1999; Barcelona, 2000; Ruiz de Mendoza, 2002 )。Radden & K·Vecses (1999) 认为转喻更具本原性，即语言本质上是转喻的。本文在分析转喻认知功能的基础上，探讨转喻在语用层面上的运用，如其对间接言语行为、同义反复话语、委婉语等语言现象的语用推理。
2.认知转喻
2.1 理想化认知模型与转喻的概念本质
“理想化认知模型”（ICM）的概念是Lakoff（1987）提出的。所谓“理想化认知模型”就是现实世界的结构在人脑中的反映，它与脚本(scenario)、草案（script）及认知图式（schema）相似。其主要认为人的认知模型是以命题和各种意象的方式贮存在大脑中，认知模型在人与世界的交往中起着重要作用，它不仅贮存信息，而且还对转入的信息进行重组，这为我们认知世界提供了一个简约、理想的认知框架。ICM可细分为4种类型：意象图式、命题模型、隐喻模型及转喻模型。其中转喻模型是产生类典型效应(prototype effects)的基础。例如在西方文化中，人们一般会把mother和housewife mother联系在一起，因为人们把常年呆在家、任劳任怨地做家务事、抚养子女的母亲看成是母亲的典型代表，mother 与housewife mother之间存在着一种转喻关系。
Langacker（1993）认为转喻的实质在于心理上通过一个概念实体把握另一个概念实体。基于这种认识，认知语言学家们达成了一个广泛的共识：转喻是在同一认知模型中的认知操作过程，其中一个概念实体为另一个概念实体提供心理途径（Radden & K·vecses, 1999)。如：
（1）The violin is in a bad mood.
例（1）中，the violin 很显然转喻拉小提琴的人，“小提琴”这一概念实体为“拉小提琴的人”这一概念实体提供了心理途径。另一方面，“小提琴”与“小提琴手”之间不是必然关系，而是偶然关系。也就是说，“有架小提琴”并不预设“有一个小提琴手”，即小提琴与小提琴手并不一定同现。因此，转喻表达的是一种偶然关系（contingent relation）。
2.2 激活扩散模型与转喻的认知过程
激活扩散模型（Spreading Activation Model）是由认知心理学家Collins和Loftus在1975年提出的（王甦，汪安圣，1996）。他们认为：大脑在贮存信息时，是以语义联系或语义相似性将概念组织起来的。概念与概念之间的关系可以以连线的方式表示，连线的长短表示联系的紧密程度，连线愈短，表明联系愈紧密，两个概念就有愈多的共同特征，当一个概念被加工或受到刺激，在该概念结点就产生激活，然后激活的动力就沿着该结点的各条连线同时向四周扩散，先扩散到与之直接相连的结点，再扩散到其它结点。连线的不同强度依赖于其使用频率的高低，使用频率愈高，连线的强度愈大。这样，当连线的强度高时，激活扩散就快。并且，激活还会随时间或干扰活动而减弱。
转喻是在相邻的认知域内用部分代部分或部分代整体的运作机制，这符合前面论述的激活扩散模型，即一个概念的启动会导致相关联的概念的激活，说话者只需要选取概念系统中的激活点去触动听话人的概念系统中的网络，以点代面，无需一一道出相关的概念系统的细节。如：
（2）甲：你今天怎么去人民广场的？
乙：我有自行车。
通过乙的回答，甲能得出乙是骑自行车去商场的。“有自行车”会激活其它相关联的概念和因素，如：乙有一辆自行车，然后骑上自行车，向广场方向行驶，到达广场下车等。通过相关概念激活，听话人很自然地理解了说话人的意图。
3.转喻的语用运用
认知与语用是语言交际过程中不可分离的两个方面（李勇忠，2005），转喻在语用推理中起着重要作用。利用转喻图式可以有助于听话者更好地领会一些语言现象的会话含义。
3.1 对间接言语行为的转喻推理
根据Searle的言语行为理论，间接言语行为是一种言外行为（illocutionary act），通过另外一种言外行为的表达方式间接地实现的（Searle，1975）。对间接言语行为的解读也引起了各学科各学派的兴趣。随着认知语言学的发展，语言学家们指出，以英语为母语的语言使用者在特定的语言环境中以及非语言环境中，对间接言语行为的理解并不需要Searle的“间接言语行为理论”和Grice的“会话含义学说”所涉及的复杂的含义推理，转喻在间接实施言语行为中具有工具的性质。
转喻在诸如承诺、提供、要求、建议等间接言语行为中起着重要作用，Panther & Thornburg（1997） 提出了言语行为脚本（speech act scenario）的概念，并提出用转喻来阐释间接言语行为，言语行为事件和其它事件一样，可以看作是一个有结构的行为脚本/场景（action scenario），一个行为至少包括以下三个阶段：
前段(BEFORE)：指行为的准备阶段，它是行为的基本条件和动机；
核心段及结果段(CORE and its RESULT)：这是行为的区别性特征，它表明行为特点及成功完成行为的即时结果；
后段(AFTER)：指行为所带来的预期或非预期的后果，这种后果不同于即时结果。
言语行为脚本/场景内诸成分之间以及诸成分和整体之间存在着互为借代的关系。如：
（3）A：Can you pass me the salt?
B：Here you are.
本例中是用行为前段（能力或意愿）来代整个行为事件。
言语行为的一部分来代替整个场景的能力是有差异的，有的部分代替的力度较大，如 “Will you close the door?” （受话人行为的潜在性代表整个言语行为场景）；而有的却较弱，如： “What is that smell?” 该句的概念内容不在“请求场景”范围之内，当听话者听到这句话时，他需要更多的推理，推出说话者是想让他关门来阻止该气味进屋。因此可以看出转喻的连接力度有强弱之分：转喻力度最强的是行为核心部分，越处于边缘，转喻力度越弱。
3.2 同义反复话语的转喻推理
同义反复话语（tautological utterance）是言语交际中一种有趣的语言现象，表面上同义反复话语是一种累赘表达，而实际上具有丰富的交际内涵。它的语用功能在于言简意赅。
修辞学把同义反复话语看作是一种辞格，语用学中的Grice 的合作原则及Sperber 和 Wilson的关联理论都可解释同义反复语。我们认为同义反复话语作为一种会话推理，是以转喻的方式进行的。理解同义反复话语需要建立基于这一词语所表述的概念基础上的认知框架。例如：
（4）开会半天了，她还没有来。女人究竟是女人！
（5）你瞧，连路上吃的菜她都给你准备好了，女人究竟是女人！
（6）说起话来她就没完没了，女人究竟是女人！
上述三个例子中的第二个“女人”激活了与“女人”这一范畴相关的女人特征：女人拖拖拉拉；女人心细，办事认真；女人话多，唠唠叨叨等。听话者利用认知语境，对这三句话进行转喻推理，激活与之相对应的部分，就可获得恰当正确的理解。
3.3 委婉语的转喻推理
委婉语（euphemism）是人们尽量避免直接使用令人不快的词语而采用的一种不明说的、能使人感到愉快的说法。委婉语的使用使谈话双方能采用柔和和间接的方法表达不宜直说的事，而且不必为谈这些事而感到尴尬。对委婉语的理解，语用学中礼貌原则可做出较好的解释，而认知语言学中转喻的表达则可更进一步揭示委婉语的认知机制。
3.3.1 整体转喻部分，或部分转喻另一部分
身体部位转喻身体器官是整体转喻部分的一种，女性的乳房（breast），在日常交流中多用“胸部”，英语用“chest， bosom， top part”等表示。
例如与性事相关的指称可以分别叫做：上床、同房、同床、房事、睡觉等，英语中叫 make love，go to bed with someone,make it,have sex, sleep with等。这样用性事的整个过程代替过程中的细节就可起到泛化作用，将人们的注意力移开，达到委婉作用。
3.3.2 地点转喻发生的行为
例如“如厕”的表达为Ladies/Gents, Women’s /Men’s 或者用go to the restroom, use the bathroom 等。这种手段将使用的场所放到了前台，突出了使用场所的特点，而其行为被隐藏，使人们的注意焦点大大地扩散，从而起到委婉的作用。
3.3.3 缩略语
缩略语可以看作一种拼写手段。缩略是通过省略字母将一个单词或短语缩短。缩略词是符号邻近的一种，是书写上的相关，可以看作是转喻的用法，如汉语中一些谩骂言语：NB，TMD，NMD，英语中的B.O代body odor（狐臭）等。使用这种方式能够转移人们视线，达到委婉的目的。
3.3.4 语音邻近
汉语中好多“忌讳语”或“吉祥语”利用语音符号上的相关转喻别的指称，达到委婉目的，如：碗（完）、钟（终）、瓜（寡）、伞（散）、梨（离）、四（死）、八（发）、福倒（到）等等。
4. 结语
转喻是极为常见的语言现象，它是人类思维的一种重要方式。本文主要分析了转喻的认知过程，探讨了转喻在语用层面上的运用，如其对间接言语行为、同义反复话语、委婉语的解读，这也说明了转喻构成交际中的自然推理图式。
参考文献：
[1] Barcelona, A. (ed.) Metaphor and Metonymy at the Crossroads [C]. Berlin: Mouton de Gruyter, 2000.
[2] Gibbs, R. W. Speaking and Thinking with Metonymy [A]. In K. Panther & G. Radden (eds.). Metonymy in Language and Thought [C]. Amsterdam: John Benjamins Publishing Company, 1999.
[3] Lakoff, G. & M. Johnson. Metaphors We Live By [M]. Chicago and London: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80.
[4] Lakoff, G. Women, Fire, and Dangerous Things [M]. Chicago and London: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87.
[5] Langacker, Ronald W. Reference-point Constructions [J]. Cognitive linguistics, 1993.
[6] Panther, K. & G. Radden (eds.) Metonymy in Language and Thought [C]. Amsterdam: John Benjamins Publishing Company, 1999.
[7] Panther, K & L. Thornburg. Metonymy and Pragmatic Inferencing [C]. Amsterdam/Philadelphia: John Benjamins Publishing Company, 2003.
[8] Ruiz de Mendoza & Otal Campo, J. L. Metonymy, Grammar, and Communication [M]. Editional Comares, 2002.
[9] Searle, J. R. Indirect Speech Acts [A]. In P. Cole and J. L.Morgan (Eds.). Syntax and Semantics: Speech Acts [C]. New York: Academic Press, 1975.
[10] Thornburg, L. & K. Panther. Speech Act Metonymies [A]. In Liebert, W. et al. (eds.). Discourse and Perspective in Cognitive Linguistics [C]. Amsterdam/Philadelphia: John Benjamins Publishing Company, 1997.
[11] 董成如.转喻的认知解释[J].解放军外国语学院学报,2004,(2):7-9.
[12] 李勇忠.转喻的概念本质及其语用学意义[J].外语与外语教学,2005,(4):1-4.
[13] 沈家煊.转指和转喻[J].当代语言学,1999,(1).
[14] 王甦、汪安圣.认知心理学[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 1996.
[15] 束定芳.隐喻和换喻的差别与联系[J].外国语,2004,(3).
[16] 熊学亮.认知语用学概论[M].上海: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1999.
[17] 张辉,周平.转喻与语用推理图式[J].外国语,2002,(4).
[18] 赵艳芳.认知语言学概论[M].上海: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2001.
（李红艳，山东师范大学外国语学院）
传统修辞学研究把转喻和隐喻看成是一种修辞格，是一种人们在交际中惯用的装饰。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特别是随着Lakoff和Johnson的合作《我们赖以生存的隐喻》（1980）一书的出版，转喻和隐喻被认知语言学家看作是一种心理机制。刚开始时，认知语言学家只是在论述隐喻时顺便提到转喻。经历了“隐喻狂热”（Metaphomania）时代，学者们开始把关注的目光投向转喻。从90年代末，一些有影响的论文集和专著陆续出版( Panther & Radden, 1999; Barcelona, 2000; Ruiz de Mendoza, 2002 )。Radden & K·Vecses (1999) 认为转喻更具本原性，即语言本质上是转喻的。本文在分析转喻认知功能的基础上，探讨转喻在语用层面上的运用，如其对间接言语行为、同义反复话语、委婉语等语言现象的语用推理。
2.认知转喻
2.1 理想化认知模型与转喻的概念本质
“理想化认知模型”（ICM）的概念是Lakoff（1987）提出的。所谓“理想化认知模型”就是现实世界的结构在人脑中的反映，它与脚本(scenario)、草案（script）及认知图式（schema）相似。其主要认为人的认知模型是以命题和各种意象的方式贮存在大脑中，认知模型在人与世界的交往中起着重要作用，它不仅贮存信息，而且还对转入的信息进行重组，这为我们认知世界提供了一个简约、理想的认知框架。ICM可细分为4种类型：意象图式、命题模型、隐喻模型及转喻模型。其中转喻模型是产生类典型效应(prototype effects)的基础。例如在西方文化中，人们一般会把mother和housewife mother联系在一起，因为人们把常年呆在家、任劳任怨地做家务事、抚养子女的母亲看成是母亲的典型代表，mother 与housewife mother之间存在着一种转喻关系。
Langacker（1993）认为转喻的实质在于心理上通过一个概念实体把握另一个概念实体。基于这种认识，认知语言学家们达成了一个广泛的共识：转喻是在同一认知模型中的认知操作过程，其中一个概念实体为另一个概念实体提供心理途径（Radden & K·vecses, 1999)。如：
（1）The violin is in a bad mood.
例（1）中，the violin 很显然转喻拉小提琴的人，“小提琴”这一概念实体为“拉小提琴的人”这一概念实体提供了心理途径。另一方面，“小提琴”与“小提琴手”之间不是必然关系，而是偶然关系。也就是说，“有架小提琴”并不预设“有一个小提琴手”，即小提琴与小提琴手并不一定同现。因此，转喻表达的是一种偶然关系（contingent relation）。
2.2 激活扩散模型与转喻的认知过程
激活扩散模型（Spreading Activation Model）是由认知心理学家Collins和Loftus在1975年提出的（王甦，汪安圣，1996）。他们认为：大脑在贮存信息时，是以语义联系或语义相似性将概念组织起来的。概念与概念之间的关系可以以连线的方式表示，连线的长短表示联系的紧密程度，连线愈短，表明联系愈紧密，两个概念就有愈多的共同特征，当一个概念被加工或受到刺激，在该概念结点就产生激活，然后激活的动力就沿着该结点的各条连线同时向四周扩散，先扩散到与之直接相连的结点，再扩散到其它结点。连线的不同强度依赖于其使用频率的高低，使用频率愈高，连线的强度愈大。这样，当连线的强度高时，激活扩散就快。并且，激活还会随时间或干扰活动而减弱。
转喻是在相邻的认知域内用部分代部分或部分代整体的运作机制，这符合前面论述的激活扩散模型，即一个概念的启动会导致相关联的概念的激活，说话者只需要选取概念系统中的激活点去触动听话人的概念系统中的网络，以点代面，无需一一道出相关的概念系统的细节。如：
（2）甲：你今天怎么去人民广场的？
乙：我有自行车。
通过乙的回答，甲能得出乙是骑自行车去商场的。“有自行车”会激活其它相关联的概念和因素，如：乙有一辆自行车，然后骑上自行车，向广场方向行驶，到达广场下车等。通过相关概念激活，听话人很自然地理解了说话人的意图。
3.转喻的语用运用
认知与语用是语言交际过程中不可分离的两个方面（李勇忠，2005），转喻在语用推理中起着重要作用。利用转喻图式可以有助于听话者更好地领会一些语言现象的会话含义。
3.1 对间接言语行为的转喻推理
根据Searle的言语行为理论，间接言语行为是一种言外行为（illocutionary act），通过另外一种言外行为的表达方式间接地实现的（Searle，1975）。对间接言语行为的解读也引起了各学科各学派的兴趣。随着认知语言学的发展，语言学家们指出，以英语为母语的语言使用者在特定的语言环境中以及非语言环境中，对间接言语行为的理解并不需要Searle的“间接言语行为理论”和Grice的“会话含义学说”所涉及的复杂的含义推理，转喻在间接实施言语行为中具有工具的性质。
转喻在诸如承诺、提供、要求、建议等间接言语行为中起着重要作用，Panther & Thornburg（1997） 提出了言语行为脚本（speech act scenario）的概念，并提出用转喻来阐释间接言语行为，言语行为事件和其它事件一样，可以看作是一个有结构的行为脚本/场景（action scenario），一个行为至少包括以下三个阶段：
前段(BEFORE)：指行为的准备阶段，它是行为的基本条件和动机；
核心段及结果段(CORE and its RESULT)：这是行为的区别性特征，它表明行为特点及成功完成行为的即时结果；
后段(AFTER)：指行为所带来的预期或非预期的后果，这种后果不同于即时结果。
言语行为脚本/场景内诸成分之间以及诸成分和整体之间存在着互为借代的关系。如：
（3）A：Can you pass me the salt?
B：Here you are.
本例中是用行为前段（能力或意愿）来代整个行为事件。
言语行为的一部分来代替整个场景的能力是有差异的，有的部分代替的力度较大，如 “Will you close the door?” （受话人行为的潜在性代表整个言语行为场景）；而有的却较弱，如： “What is that smell?” 该句的概念内容不在“请求场景”范围之内，当听话者听到这句话时，他需要更多的推理，推出说话者是想让他关门来阻止该气味进屋。因此可以看出转喻的连接力度有强弱之分：转喻力度最强的是行为核心部分，越处于边缘，转喻力度越弱。
3.2 同义反复话语的转喻推理
同义反复话语（tautological utterance）是言语交际中一种有趣的语言现象，表面上同义反复话语是一种累赘表达，而实际上具有丰富的交际内涵。它的语用功能在于言简意赅。
修辞学把同义反复话语看作是一种辞格，语用学中的Grice 的合作原则及Sperber 和 Wilson的关联理论都可解释同义反复语。我们认为同义反复话语作为一种会话推理，是以转喻的方式进行的。理解同义反复话语需要建立基于这一词语所表述的概念基础上的认知框架。例如：
（4）开会半天了，她还没有来。女人究竟是女人！
（5）你瞧，连路上吃的菜她都给你准备好了，女人究竟是女人！
（6）说起话来她就没完没了，女人究竟是女人！
上述三个例子中的第二个“女人”激活了与“女人”这一范畴相关的女人特征：女人拖拖拉拉；女人心细，办事认真；女人话多，唠唠叨叨等。听话者利用认知语境，对这三句话进行转喻推理，激活与之相对应的部分，就可获得恰当正确的理解。
3.3 委婉语的转喻推理
委婉语（euphemism）是人们尽量避免直接使用令人不快的词语而采用的一种不明说的、能使人感到愉快的说法。委婉语的使用使谈话双方能采用柔和和间接的方法表达不宜直说的事，而且不必为谈这些事而感到尴尬。对委婉语的理解，语用学中礼貌原则可做出较好的解释，而认知语言学中转喻的表达则可更进一步揭示委婉语的认知机制。
3.3.1 整体转喻部分，或部分转喻另一部分
身体部位转喻身体器官是整体转喻部分的一种，女性的乳房（breast），在日常交流中多用“胸部”，英语用“chest， bosom， top part”等表示。
例如与性事相关的指称可以分别叫做：上床、同房、同床、房事、睡觉等，英语中叫 make love，go to bed with someone,make it,have sex, sleep with等。这样用性事的整个过程代替过程中的细节就可起到泛化作用，将人们的注意力移开，达到委婉作用。
3.3.2 地点转喻发生的行为
例如“如厕”的表达为Ladies/Gents, Women’s /Men’s 或者用go to the restroom, use the bathroom 等。这种手段将使用的场所放到了前台，突出了使用场所的特点，而其行为被隐藏，使人们的注意焦点大大地扩散，从而起到委婉的作用。
3.3.3 缩略语
缩略语可以看作一种拼写手段。缩略是通过省略字母将一个单词或短语缩短。缩略词是符号邻近的一种，是书写上的相关，可以看作是转喻的用法，如汉语中一些谩骂言语：NB，TMD，NMD，英语中的B.O代body odor（狐臭）等。使用这种方式能够转移人们视线，达到委婉的目的。
3.3.4 语音邻近
汉语中好多“忌讳语”或“吉祥语”利用语音符号上的相关转喻别的指称，达到委婉目的，如：碗（完）、钟（终）、瓜（寡）、伞（散）、梨（离）、四（死）、八（发）、福倒（到）等等。
4. 结语
转喻是极为常见的语言现象，它是人类思维的一种重要方式。本文主要分析了转喻的认知过程，探讨了转喻在语用层面上的运用，如其对间接言语行为、同义反复话语、委婉语的解读，这也说明了转喻构成交际中的自然推理图式。
参考文献：
[1] Barcelona, A. (ed.) Metaphor and Metonymy at the Crossroads [C]. Berlin: Mouton de Gruyter, 2000.
[2] Gibbs, R. W. Speaking and Thinking with Metonymy [A]. In K. Panther & G. Radden (eds.). Metonymy in Language and Thought [C]. Amsterdam: John Benjamins Publishing Company, 1999.
[3] Lakoff, G. & M. Johnson. Metaphors We Live By [M]. Chicago and London: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80.
[4] Lakoff, G. Women, Fire, and Dangerous Things [M]. Chicago and London: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87.
[5] Langacker, Ronald W. Reference-point Constructions [J]. Cognitive linguistics, 1993.
[6] Panther, K. & G. Radden (eds.) Metonymy in Language and Thought [C]. Amsterdam: John Benjamins Publishing Company, 1999.
[7] Panther, K & L. Thornburg. Metonymy and Pragmatic Inferencing [C]. Amsterdam/Philadelphia: John Benjamins Publishing Company, 2003.
[8] Ruiz de Mendoza & Otal Campo, J. L. Metonymy, Grammar, and Communication [M]. Editional Comares, 2002.
[9] Searle, J. R. Indirect Speech Acts [A]. In P. Cole and J. L.Morgan (Eds.). Syntax and Semantics: Speech Acts [C]. New York: Academic Press, 1975.
[10] Thornburg, L. & K. Panther. Speech Act Metonymies [A]. In Liebert, W. et al. (eds.). Discourse and Perspective in Cognitive Linguistics [C]. Amsterdam/Philadelphia: John Benjamins Publishing Company, 1997.
[11] 董成如.转喻的认知解释[J].解放军外国语学院学报,2004,(2):7-9.
[12] 李勇忠.转喻的概念本质及其语用学意义[J].外语与外语教学,2005,(4):1-4.
[13] 沈家煊.转指和转喻[J].当代语言学,1999,(1).
[14] 王甦、汪安圣.认知心理学[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 1996.
[15] 束定芳.隐喻和换喻的差别与联系[J].外国语,2004,(3).
[16] 熊学亮.认知语用学概论[M].上海: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1999.
[17] 张辉,周平.转喻与语用推理图式[J].外国语,2002,(4).
[18] 赵艳芳.认知语言学概论[M].上海: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2001.
（李红艳，山东师范大学外国语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