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务院近日批转《促进就业规划（2011-2015）》显示，“十二五期间，最低工资标准将年均增长达13%以上”。规划说，“要深入推进工资收入分配制度改革，积极稳妥地推进工资集体协商，建立健全企业工资决定机制和正常增长机制”。
　　总体来看，现阶段促进工资水平的合理提升，符合中央提出坚持“包容性增长”的理念。改革开放以来，特别是加入WTO以来，中国经济增长呈现出引人瞩目的上升态势。即便是在亚洲金融危机以及美国次贷危机引发的国际金融危机冲击之下，中国经济都有相对强劲的表现，说明中国的发展模式经受住了历史的考验和源自外部的“压力测试”。
　　而中国仍面临颇具挑战性的“压力测试”，就业及贫富差距是这场测试的重要项目。旨在惠及所有地区、惠及所有人群的包容性增长就是决策层对上述“压力测试”的有效回应。促进就业及工资增长是其中应有之义。
　　就促进就业及工资增长这一目的而言，政策和规划的作用是对市场行为的补充，而非替代市场本身。在此界限之内，政策和规划可以保障正常的生产分配秩序，实现有利于就业的增长。逾越这个界限可能适得其反。毕竟“包容性”还是要落足到“增长”之上，没有增长的包容性，不具备可持续性。如果是违背市场规律的规划，即便是为了保护就业、关照劳动者，也可能既损害了增长，也损害了就业。
　　具体来说，工资增长必须与其他一些指标兼容，其增长的步伐才能稳健而持续。
　　比如，工资增长要与投资增长相兼容。工资的提升意味着劳动力成本的上升，在市场需求大、订单充足的经济景气阶段，为了抵消劳动力成本的上升，企业可能进行技术改造或者引进新的生产线，宏观上表现为产业结构升级以及固定资产投资的增加。如果正好遇到经济不景气、市场需求不足的经济环境，工资的提升会进一步恶化投资回报前景，此时企业在裁员削减支出的同时还会减少投资。2012年，欧洲因为主权债务危机持续发酵，至少在一二季度经济前景不容乐观。作为中国重要的出口市场，欧洲经济不景气对中国的外需有较大影响。鉴此，《规划》对于2012年工资增长的政策落实，必须事先考虑到这些情况，以免工资增长造成就業率和投资的双重下降。
　　再比如，工资增长要与劳动生产率增长同步。如果要素市场和产品市场的机制完善，工资的增长会通过市场机制自动与劳动生产率的增长同步。其逻辑在于，劳动者可以与资方平等协商，通过讨价还价来实现自身报酬随总产出的增加而增加。由于体制及历史的原因，中国企业中劳方相对于资方处于弱势地位，作为个体的劳动者不易争取应有的利益。从这个意义上说，《规划》提出的“推进工资集体协商，建立健全企业工资决定机制和正常增长机制”有助于矫正劳方的弱势地位，理顺工资增长与劳动生产率增长的关系。
　　同时还应从广义的和衍生的视角，看待工资增长。广义而言，工资是付出劳动而获得的满足或回报。除了货币工资之外，劳动的环境、条件、成就感、归属感都与劳动回报有关。为员工提供更加友好的工作环境，也是增加“工资”的表现之一。特别对80、90后而言，较之父辈，他们生长在更宽松优裕的环境中，也更看重劳动中的体面和尊严。相应地，企业也应更注重货币工资之外其他“工资”的提供。
　　工资增长之外的一项衍生机制也值得高度关注，即将工资性收入转变为财产性收入的市场机制。指望抹平工资性收入与财产性收入之间的巨大鸿沟是不现实的，惟有让金融市场成为财富保值增值的场所而非财富分化的“赌场”，才能真正落实《规划》要求的工资增长背后的“包容性增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