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内容摘要：《喜福会》是美国华裔作家谭恩美的代表作，小说讲述了四位移居美国的华人母亲及各自女儿的故事。在作品中，谭恩美用西方环形叙事结构与中国传统话本小说相结合的叙事策略及共同体话语展现了其共同体情怀，并通过麻将会，服饰，食物等多种意象为读者塑造了喜福会这一精神共同体，展现了华人移民及华裔融入美国生活的艰难历程。这一共同体的构建为生活在异国他乡的华裔提供了精神上的支撑，同时也帮助她们在新的文化语境中更好的找到自我身份认同。
关键词：《喜福会》 叙事策略 意象 精神共同体 身份认同
德国学者滕尼斯曾经在与“社会”相对的意义上，给“共同体”下了一个经典性定义，“共同体意味着真正的、持久的共同生活，而社会不过是一种暂时的、表面的东西。因此，共同体本身必须被理解为一种生机勃勃的有机体，而社会则是一种机械的聚合和人工制品”（滕尼斯 52）。滕尼斯认为，共同体主要是以血缘、感情和伦理团结为纽带自然生长起来的，其基本形式包括亲属（血缘共同体）、邻里（地缘共同体）和友谊（精神共同体）。
近年来，记录共同体生活的少数族裔文学作品日益丰富，跨越国界生活的少数族裔，在叙述个体挫折、苦难和欲望的同时也折射出整个共同体的集体经验。以少数族裔作家代表谭恩美为例，她在《喜福会》中塑造了一个以地缘为基础的精神共同体，是华人母亲基于情感、习惯、记忆等形成的一种社会有机体，其中的每个人都拥有自己的成员资格，并扮演不同的角色，在这个共同体中寻求各自的归属感。美国强大的物质力量和精神力量像磁场一样将她们牢牢吸引，美好的乌托邦是这一召唤的许诺，这里有着新的价值认同、规则，仿佛所有跨越边界的人都可以借此完成自己的华丽转身，就像《喜福会》开篇中吴素云说道：“到了美国，我要生个跟我一样的女儿。那里谁也不会说，她值不值钱全看她丈夫嗝打得响不响；那里谁也别想瞧不起她，因为我只让她说地道的英语；在那里，她总会得到满足，用不着含辛茹苦！她能明白我这番苦心，因为我将把这只天鹅送给她——这生灵已变得比心中的希望还珍贵”（谭恩美3）。
然而新的环境带来了新的挑战，华人在美国历史上的卑微和失语使她们一开始便成了白人眼中的“他者”，尽管生活在美国文化之中却被排斥在主流文化之外。于是，在“他者”、“边缘”化的境遇中，生存的本能使她们迫切需要知道自己是谁。在这种情况下，过去成了她们了解自我，生存下去的惟一依赖，而记忆则是找回过去的惟一途径。于是《喜福会》中的母亲们在异国他乡构建起一个属于她们自己的共同体，这个共同体是她们情感上的慰藉，精神上的依靠。在那里她们用麻将，服饰，食物等与母国建立联系，寻求归属感，重拾“那遗落在中国的希望和梦！”（谭恩美 6）她们在保留中国传统的同时又积极参与美国的社会活动，学习他们的语言，宗教，生活方式，这种成长体现了文化的碰撞与融合，在此过程中，少数族裔更加清楚地认识自我、定位自我，在多元文化的环境中保留了各自的族裔性，同时也更深刻地认识到作为美国人的含义，从而促使喜福会这一共同体不断生成出更多的精神内涵。
一.书写共同体
（一）言说共同体的叙事策略
谭恩美如同能工巧匠一般，用西方的故事环结构与中国传统的话本小说形式相结合的叙事策略体现她的共同体意识。弗里斯特·L.英格拉姆在《二十世纪故事环代表作研究》一书中曾为故事环下了一个准确的定义。他说：“故事环是由相互关联的一系列故事构成，它必须兼顾各个故事的独立性和整本书的整体性，最后达到两者间的平衡”（Ingram Forrest L. 15）。谭恩美通过借用并改造这种西方传统的文学体裁，来阐述少数族裔重建共同体的艰难历程，向读者传达少数族裔的独特感受，使《喜福会》获得了主流文学领域的认可。然而她选择采用这种体裁还有其更为深刻的原因。谭恩美来自有讲“故事”传统的共同体，而故事本身就是故事环的基本构成部分，谭恩美从小就听母亲极其生动地讲述自己的故事，对鬼魂、龙骨、妾等诸多事物有耳闻，她从母亲那里获得了中国文化深厚的底蕴和艺术表现手法。每当听时，她就把一切记录下来，再辅以阅读，以了解当时当地发生的故事，保证细节真实准确（王毅 21）。《喜福会》共有4个部分，每个部分有4个故事，16个小故事个个独立成章，组合在一起又构成了更大的故事。“讲故事”的叙事方式与族裔的文化和历史密切相关。故事诉说着个人或者族裔的历史，是一个部落共同的记忆，凝聚了力量，传承了文化，凸显了各自的“族裔性”。滕尼斯认为记忆作为本质意志的一种表现形式是与共同体相适应的（滕尼斯 5）。这使他们清楚地认识自我的身份和历史，拥有归属感和感受民族凝聚力（陈晓月，王楠 51）。在小说中，作者采用了很多移花接木的写作手法，记录历史的真实，反映出了作为边缘人的少数族裔的精神状况。这种叙事策略将人物编织入一个巨大的网中，彼此的故事能共同呈现现作品主题，同时又能使小说与当时文学领域的主流写作手法形成互文，作为对于主流社会来说是“陌生人”的少数族裔有必要首先“介绍”自己，“讲故事”以简單生动的叙事形式更好地充当了这一角色，有利于少数族裔作家获得更多的社会关注，争取更多的话语权。
然而在使用故事环结构的同时《喜福会》在每一部分之前又借用了中国传统话本小说中的“楔子”技巧，以中国传统文化为载体，通过寓言式的小故事画龙点睛般地突出了各部分的故事主题，从而创建了一种超文本和互文本。其叙事方法是中国传统文化在美国华裔文学中的再现，显示了在美华人身份的渊源和民族的独特性。小说使用了四个楔子，第一部分“千里鸿毛一片心”的小故事暗示了母亲在旧中国所遭受的苦难，传达出了她们对美国新生活的憧憬及融入美国社会的渴望。第二部分“道道重门”中的楔子借用谚语“不听老人言，吃亏在眼前”，暗示成长中的女儿与母亲因文化背景的不同而产生深深的隔阂。第三部分“美国游戏规则”，通过中国的“风水说”暗示女儿成年后将在婚姻、家庭、事业中面临困境，当她们尝试着用母亲所传授的中国式的处世之道来应对美国游戏规则，发现以前认为更合理的美国式见解，因为有“太多的取向，容易给搞得昏头转向”（高玉华，张愉 150）。第四部分“西天王母”，王母起源于中国道教文化中的女神。滕尼斯认为共同体的意志形式：具体表现为信仰，整体表现为宗教（滕尼斯 321），作者把身在美国的母亲化为来自东方的神灵，她们用深沉无私的母爱及在苦难中所获得的人生经验，帮助引导困惑的女儿，使她们在复杂的世界中不至于迷失自己。这是在血缘的有机关系之内，所存在的一种强者对弱者本能的和天真的温柔，一种帮助人和保护人的兴致，这种兴致与占有的欢乐在母亲们的心里浑然一体，使母女关系成了共同体力量中最强有力的关系之一。 （二）共同体话语
小说独特的叙述声音也体现出了谭恩美的共同体意识。作为一般概念，“会话”与“共同体”自来有着血缘关系。根据《牛津英语词典》，“会话”最早包括“相处”、“交往”、“交流”、社交”、“亲密”、“跟他人结交或打交道”以及“在某个地方或某些人中间生活或生存”等含义，这跟“共同体，真正的、持久的共同生活”—词在语义上密切关联。《喜福会》中女性群体的会话尤其是集体发声更是体现出她们对这个群体的感知、依赖和认同。苏珊·S·兰瑟曾说过“喜福会的叙事结构为同故事叙述构建了一系列的集体声音”（兰瑟264），她在《虚构的权威：女性作家与叙述声音》中提到集体叙述声音指一种群体所发出的共同声音，代表着某一群体中的各种声音的集合（兰瑟 23）。虽然《喜福会》中华人母亲和女儿们是彼此独立的叙述主体，但她们的意识却是集体性的，其叙述声音交织在一起，为群体发声，巧妙的将个人叙述融入到集体型叙述声音之中。
吴素云在回忆桂林喜福会时用了22次“我们”。“我们每星期轮流做一次东”，“我们尽力用微薄的财力来款待自己以如此丰富的食物”，“我们并不是麻木不仁，对苦难视而不见。我们一样也在担惊受怕，战火给我们各自都留下不堪回首的一页”，“所以，我们尽力把一周一次的聚会过得像新年一样热闹开心，至少我们每个礼拜有一天可以忘记过去……”（谭恩美 10-11），后来在旧金山的喜福会上，母亲们甚至以吴素云的名义给她失散多年的孩子写信，“我们就按着这个地址发了封信，告诉她们，你妈要去认她们”（谭恩美 27）。“我们”是某种共同体——尤其是政治共同体的人称标志。谭恩美突破传统的认知方式将小说中不同人物“我”的感受扩张为“我们”的身份来言说，借由“我们”的复数身份来表述一定的女性认知，强化了女性族群的文化认同和心理承担及女性社群性质。“我们”因为共同的命运遭际而紧紧相连，同时又形成了一套不言而喻的内在机制维系着共同体的运行。
小说中轮言的集体型叙事在展现女性成员对话语权诉求的同时也深刻体现了共同体成员思想的一致性。“你可以讲讲你妈，是如何含辛茹苦在美国撑起这个家。琳达姨给我出了个主意。讲给她们听听，你妈给你讲的那些故事，她教给你的那些做人的道理……映姨说。一时间，‘告诉她们’，‘跟她们说’之声此起彼落，七嘴八舌，就如不和谐的多声部合唱”。“告诉她们你妈有多能干……，跟她们说你妈的脑子动得有多快……，告诉她们你妈精明的持家之道……”（谭恩美 29）。阿姨们的轮流劝说，产生了一系列协同的“我”。多年的摩擦使她们思维一致，即使每个人都在轮流发言，却由此产生了“我们”，这种默认一致是对于一切真正的共同生活、共同居住和共同工作的内在本质和真实情况的最简单的表示（滕尼斯 74），在一系列共同的发声中形成了稳定的共同体。在这种叙述模式下，小说人物在无须压抑个人身份的情况下组成一个叙事群体，这些群体具有目的性和同一性，在相互合作中发展壮大（苏珊·兰瑟 290）。谭恩美让女性拥有充足的话语权既是对男权意识形态的挑战也是对西方主流话语的一种挑战。在传统的父权制社会中，妇女一直处在被漠视、忽略和侵犯的状态之中，她们丧失了主体地位，丧失了自己的声音和言说的权利，长期处在沉默和失语的境遇之中。而在美国主流文化背景下的华裔女性更是生活在边缘的边缘，她们的这种双重边缘身份使她们学会了“万事要不露声色”（谭恩美 76）。然而喜福会这个以女性为主的共同体为她们提供了言说自己的机会，男性在这个群体里处于从属地位，她们可以选择自己的说话方式，可以畅所欲言。而她们的言语也透露出了内心的苦涩、压抑，真实地再现了生活在美国强势文化和中国传统文化夹缝中的华裔女性们所面临的双重困境，突出了華裔女性乐观、坚韧、达观的处世哲学。
二.共同体生活的象征
（一）麻将会
小说的标题“喜福会”是一个麻将会的名称，最初是由吴素云在桂林发起成立的。当时正值日军大举进军侵略桂林，在战争阴影的笼罩下，为了排遣内心的恐惧慌张以及烦恼不幸，吴素云和其她三位从沦陷区逃难的女性轮流做东，定期聚会，她们称之为“喜福会”。她们一边打麻将，一边讲各种有趣的事，就如薄伽丘笔下《十日谈》中的场景，每次聚会上都竭尽所能的做上各种讨口彩的吃食，以此来获取欢悦，打发难捱的时光。它像是一个女性“乌托邦”，体现了她们对生的祈求和期盼。第二个喜福会是1949年吴素云到达旧金山，在教堂遇见苏家、钟家、圣家后提议成立的。它承袭了第一个麻将会轮流作东、定期聚会的传统。除此之外，新环境中的麻将会是她们定期娱乐消遣、在一起“学习美国的成规习俗、处世之道，了解事情的来笼去脉，商讨赚钱之道”的社交聚会（Gregory L .Morris 22）。她们经历不同，但都不懦弱自欺，她们都是生活的强者，尽管也都是强权侵略、父权压迫的受害者。她们带着共同的梦想踏上了新的征途，希望告别过去，而喜福会就是她们在新环境下开始新生活的起点。
游戏总是有输有赢，打麻将也不例外，许安梅说：“打麻将嘛，来来去去赢的总是那几个人，输的也总是那几个”（谭恩美17）。这就使得麻将会这一本应让大家都感到幸福快乐的活动成了零和博弈，但是她们却巧妙的化解了这一问题“现在我们聪明了。去股市碰碰运气，公平地进退……赢家收进钞票，输家拿餐桌上剩下的菜肴打包，各有所得，皆大欢喜”（谭恩美 17）。这种游戏规则使得成员之间每个人都得到了关爱，也体现了公平。而友爱和公平正是共同体不可或缺的两种精神。早在公元前三百多年，亚里士多德就认为巩固共同体、使之维持不坠的要素有两个，即友爱和公正或说正义（许纪霖130—132）。友爱是朋友之间凡事为对方着想的善意；公正是给予他人应有的地位或待遇。麻将是母亲们共同的兴趣爱好，对于志同道合的人来说，由于职业或艺术的相同和相似，最容易产生友谊，而且打麻将必须有四个人，缺一不可，就如龚琳达所说，“这打麻将三缺一怎么行呢？好比一张桌子只有三条腿，摆不平的”（谭恩美 20）。由此麻将成了维系彼此关系的纽带，这种纽带通过容易的和经常的联合来联结，对于保持联系具有十分直接的意义（滕尼斯 67）。虽然麻将会开始的输赢产生着现实的不平等，但她们成功的将不平等控制在了一定的界限之内，维护了共同体作为差异统一体的本质。 谭恩美将民族的历史文化和族裔经验寄托在故事中，这些故事在记录、传承历史记忆的同时与主流文化不断地碰撞和融合。在彼此交流融合的过程中，少数族裔更加清楚地认识自我、定位自我，在文化多元化的环境中保留了各自的族裔性。喜福会不仅是记忆的延伸，象征着精神的继续，而且是联结母女两代、过去与现在、东方与西方的桥梁；不仅是华人母女确立自我身份的开始及其延续也表达了作者自身的文化诉求及建构相互融合的双重文化身份的愿望。
参考文献
[1]Bourdieu， Pierre. Distinction： A Social Critique of the Judgment of Taste[M]. Cambridge， Massachusetts：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84， 231-232.
[2]Carlyle Thomas. Sartor resartus [M]. Oxford： Oxford UP， 2008： 15.
[3]Douglas， Mary. Deciphering a meal， in Food and Culture-A Reader[M]. Carole Counihan and Penny Van Esterik ed. Toutledge， 1997： 36-37.
[4]E.D.Huntley. Amy Tan： A Critical Companion[M]. Westport， Connecticut. London： Greenwood Press， 1998.
[5]Gregory L. Morris. Talking Up a Storm： Voices of the New West， University of Nebraska Press， 1994： 222.
[6]Ingram， Forrest L. Representative Short Story Cycles of the Twentieth. Century： Century： Studies in a Literary Genre [M]. The Hague ： Mouton， 1971.
[7]Meigs， Anna， Food as a Cultural Construction， Food and Culture： A Reader. Ed. Carole Counihan and Penny van Esterik. New York： Routledge， 1997， 95-106.
[8]Aristotle. Nicomachean ethics[M]. Hippocrates G. Apostle. Grinnell， Iowa： Peripatetic Press， 1975， 1159b 27-31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4.
[9]（英）保罗·霍普.个人主义时代之共同体重建[M].沈毅译.杭州：浙江大学出版社，2010.
[10]陈晓月，王楠.“想象的共同体”与美国族裔作家的叙事策略[J].上海理工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4（1）：50-55.
[11]（德）斐迪南·滕尼斯.共同体与社会[M].林荣远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99.
[12]高玉华，张愉.对峙与融合——论《喜福会》的叙事魅力[J].世界文学评论，2007（2）：148-150.
[13]苏珊·兰瑟著，黄必康译.虚构的权威：女性作家与叙述声音[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2.
[14]谭恩美.喜福会[M].程乃珊，严映薇译.浙江文艺出版，2010.
[15]王毅.河北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J].2012（6）：20-24.
[16]许纪霖.共和、社群与公民[M].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03.
[17]張瑞华.“解读谭恩美《喜福会》中的中国麻将”[J].外国文学评论.2001（1）：95-100.
（作者单位：郑州大学外语学院）
关键词：《喜福会》 叙事策略 意象 精神共同体 身份认同
德国学者滕尼斯曾经在与“社会”相对的意义上，给“共同体”下了一个经典性定义，“共同体意味着真正的、持久的共同生活，而社会不过是一种暂时的、表面的东西。因此，共同体本身必须被理解为一种生机勃勃的有机体，而社会则是一种机械的聚合和人工制品”（滕尼斯 52）。滕尼斯认为，共同体主要是以血缘、感情和伦理团结为纽带自然生长起来的，其基本形式包括亲属（血缘共同体）、邻里（地缘共同体）和友谊（精神共同体）。
近年来，记录共同体生活的少数族裔文学作品日益丰富，跨越国界生活的少数族裔，在叙述个体挫折、苦难和欲望的同时也折射出整个共同体的集体经验。以少数族裔作家代表谭恩美为例，她在《喜福会》中塑造了一个以地缘为基础的精神共同体，是华人母亲基于情感、习惯、记忆等形成的一种社会有机体，其中的每个人都拥有自己的成员资格，并扮演不同的角色，在这个共同体中寻求各自的归属感。美国强大的物质力量和精神力量像磁场一样将她们牢牢吸引，美好的乌托邦是这一召唤的许诺，这里有着新的价值认同、规则，仿佛所有跨越边界的人都可以借此完成自己的华丽转身，就像《喜福会》开篇中吴素云说道：“到了美国，我要生个跟我一样的女儿。那里谁也不会说，她值不值钱全看她丈夫嗝打得响不响；那里谁也别想瞧不起她，因为我只让她说地道的英语；在那里，她总会得到满足，用不着含辛茹苦！她能明白我这番苦心，因为我将把这只天鹅送给她——这生灵已变得比心中的希望还珍贵”（谭恩美3）。
然而新的环境带来了新的挑战，华人在美国历史上的卑微和失语使她们一开始便成了白人眼中的“他者”，尽管生活在美国文化之中却被排斥在主流文化之外。于是，在“他者”、“边缘”化的境遇中，生存的本能使她们迫切需要知道自己是谁。在这种情况下，过去成了她们了解自我，生存下去的惟一依赖，而记忆则是找回过去的惟一途径。于是《喜福会》中的母亲们在异国他乡构建起一个属于她们自己的共同体，这个共同体是她们情感上的慰藉，精神上的依靠。在那里她们用麻将，服饰，食物等与母国建立联系，寻求归属感，重拾“那遗落在中国的希望和梦！”（谭恩美 6）她们在保留中国传统的同时又积极参与美国的社会活动，学习他们的语言，宗教，生活方式，这种成长体现了文化的碰撞与融合，在此过程中，少数族裔更加清楚地认识自我、定位自我，在多元文化的环境中保留了各自的族裔性，同时也更深刻地认识到作为美国人的含义，从而促使喜福会这一共同体不断生成出更多的精神内涵。
一.书写共同体
（一）言说共同体的叙事策略
谭恩美如同能工巧匠一般，用西方的故事环结构与中国传统的话本小说形式相结合的叙事策略体现她的共同体意识。弗里斯特·L.英格拉姆在《二十世纪故事环代表作研究》一书中曾为故事环下了一个准确的定义。他说：“故事环是由相互关联的一系列故事构成，它必须兼顾各个故事的独立性和整本书的整体性，最后达到两者间的平衡”（Ingram Forrest L. 15）。谭恩美通过借用并改造这种西方传统的文学体裁，来阐述少数族裔重建共同体的艰难历程，向读者传达少数族裔的独特感受，使《喜福会》获得了主流文学领域的认可。然而她选择采用这种体裁还有其更为深刻的原因。谭恩美来自有讲“故事”传统的共同体，而故事本身就是故事环的基本构成部分，谭恩美从小就听母亲极其生动地讲述自己的故事，对鬼魂、龙骨、妾等诸多事物有耳闻，她从母亲那里获得了中国文化深厚的底蕴和艺术表现手法。每当听时，她就把一切记录下来，再辅以阅读，以了解当时当地发生的故事，保证细节真实准确（王毅 21）。《喜福会》共有4个部分，每个部分有4个故事，16个小故事个个独立成章，组合在一起又构成了更大的故事。“讲故事”的叙事方式与族裔的文化和历史密切相关。故事诉说着个人或者族裔的历史，是一个部落共同的记忆，凝聚了力量，传承了文化，凸显了各自的“族裔性”。滕尼斯认为记忆作为本质意志的一种表现形式是与共同体相适应的（滕尼斯 5）。这使他们清楚地认识自我的身份和历史，拥有归属感和感受民族凝聚力（陈晓月，王楠 51）。在小说中，作者采用了很多移花接木的写作手法，记录历史的真实，反映出了作为边缘人的少数族裔的精神状况。这种叙事策略将人物编织入一个巨大的网中，彼此的故事能共同呈现现作品主题，同时又能使小说与当时文学领域的主流写作手法形成互文，作为对于主流社会来说是“陌生人”的少数族裔有必要首先“介绍”自己，“讲故事”以简單生动的叙事形式更好地充当了这一角色，有利于少数族裔作家获得更多的社会关注，争取更多的话语权。
然而在使用故事环结构的同时《喜福会》在每一部分之前又借用了中国传统话本小说中的“楔子”技巧，以中国传统文化为载体，通过寓言式的小故事画龙点睛般地突出了各部分的故事主题，从而创建了一种超文本和互文本。其叙事方法是中国传统文化在美国华裔文学中的再现，显示了在美华人身份的渊源和民族的独特性。小说使用了四个楔子，第一部分“千里鸿毛一片心”的小故事暗示了母亲在旧中国所遭受的苦难，传达出了她们对美国新生活的憧憬及融入美国社会的渴望。第二部分“道道重门”中的楔子借用谚语“不听老人言，吃亏在眼前”，暗示成长中的女儿与母亲因文化背景的不同而产生深深的隔阂。第三部分“美国游戏规则”，通过中国的“风水说”暗示女儿成年后将在婚姻、家庭、事业中面临困境，当她们尝试着用母亲所传授的中国式的处世之道来应对美国游戏规则，发现以前认为更合理的美国式见解，因为有“太多的取向，容易给搞得昏头转向”（高玉华，张愉 150）。第四部分“西天王母”，王母起源于中国道教文化中的女神。滕尼斯认为共同体的意志形式：具体表现为信仰，整体表现为宗教（滕尼斯 321），作者把身在美国的母亲化为来自东方的神灵，她们用深沉无私的母爱及在苦难中所获得的人生经验，帮助引导困惑的女儿，使她们在复杂的世界中不至于迷失自己。这是在血缘的有机关系之内，所存在的一种强者对弱者本能的和天真的温柔，一种帮助人和保护人的兴致，这种兴致与占有的欢乐在母亲们的心里浑然一体，使母女关系成了共同体力量中最强有力的关系之一。 （二）共同体话语
小说独特的叙述声音也体现出了谭恩美的共同体意识。作为一般概念，“会话”与“共同体”自来有着血缘关系。根据《牛津英语词典》，“会话”最早包括“相处”、“交往”、“交流”、社交”、“亲密”、“跟他人结交或打交道”以及“在某个地方或某些人中间生活或生存”等含义，这跟“共同体，真正的、持久的共同生活”—词在语义上密切关联。《喜福会》中女性群体的会话尤其是集体发声更是体现出她们对这个群体的感知、依赖和认同。苏珊·S·兰瑟曾说过“喜福会的叙事结构为同故事叙述构建了一系列的集体声音”（兰瑟264），她在《虚构的权威：女性作家与叙述声音》中提到集体叙述声音指一种群体所发出的共同声音，代表着某一群体中的各种声音的集合（兰瑟 23）。虽然《喜福会》中华人母亲和女儿们是彼此独立的叙述主体，但她们的意识却是集体性的，其叙述声音交织在一起，为群体发声，巧妙的将个人叙述融入到集体型叙述声音之中。
吴素云在回忆桂林喜福会时用了22次“我们”。“我们每星期轮流做一次东”，“我们尽力用微薄的财力来款待自己以如此丰富的食物”，“我们并不是麻木不仁，对苦难视而不见。我们一样也在担惊受怕，战火给我们各自都留下不堪回首的一页”，“所以，我们尽力把一周一次的聚会过得像新年一样热闹开心，至少我们每个礼拜有一天可以忘记过去……”（谭恩美 10-11），后来在旧金山的喜福会上，母亲们甚至以吴素云的名义给她失散多年的孩子写信，“我们就按着这个地址发了封信，告诉她们，你妈要去认她们”（谭恩美 27）。“我们”是某种共同体——尤其是政治共同体的人称标志。谭恩美突破传统的认知方式将小说中不同人物“我”的感受扩张为“我们”的身份来言说，借由“我们”的复数身份来表述一定的女性认知，强化了女性族群的文化认同和心理承担及女性社群性质。“我们”因为共同的命运遭际而紧紧相连，同时又形成了一套不言而喻的内在机制维系着共同体的运行。
小说中轮言的集体型叙事在展现女性成员对话语权诉求的同时也深刻体现了共同体成员思想的一致性。“你可以讲讲你妈，是如何含辛茹苦在美国撑起这个家。琳达姨给我出了个主意。讲给她们听听，你妈给你讲的那些故事，她教给你的那些做人的道理……映姨说。一时间，‘告诉她们’，‘跟她们说’之声此起彼落，七嘴八舌，就如不和谐的多声部合唱”。“告诉她们你妈有多能干……，跟她们说你妈的脑子动得有多快……，告诉她们你妈精明的持家之道……”（谭恩美 29）。阿姨们的轮流劝说，产生了一系列协同的“我”。多年的摩擦使她们思维一致，即使每个人都在轮流发言，却由此产生了“我们”，这种默认一致是对于一切真正的共同生活、共同居住和共同工作的内在本质和真实情况的最简单的表示（滕尼斯 74），在一系列共同的发声中形成了稳定的共同体。在这种叙述模式下，小说人物在无须压抑个人身份的情况下组成一个叙事群体，这些群体具有目的性和同一性，在相互合作中发展壮大（苏珊·兰瑟 290）。谭恩美让女性拥有充足的话语权既是对男权意识形态的挑战也是对西方主流话语的一种挑战。在传统的父权制社会中，妇女一直处在被漠视、忽略和侵犯的状态之中，她们丧失了主体地位，丧失了自己的声音和言说的权利，长期处在沉默和失语的境遇之中。而在美国主流文化背景下的华裔女性更是生活在边缘的边缘，她们的这种双重边缘身份使她们学会了“万事要不露声色”（谭恩美 76）。然而喜福会这个以女性为主的共同体为她们提供了言说自己的机会，男性在这个群体里处于从属地位，她们可以选择自己的说话方式，可以畅所欲言。而她们的言语也透露出了内心的苦涩、压抑，真实地再现了生活在美国强势文化和中国传统文化夹缝中的华裔女性们所面临的双重困境，突出了華裔女性乐观、坚韧、达观的处世哲学。
二.共同体生活的象征
（一）麻将会
小说的标题“喜福会”是一个麻将会的名称，最初是由吴素云在桂林发起成立的。当时正值日军大举进军侵略桂林，在战争阴影的笼罩下，为了排遣内心的恐惧慌张以及烦恼不幸，吴素云和其她三位从沦陷区逃难的女性轮流做东，定期聚会，她们称之为“喜福会”。她们一边打麻将，一边讲各种有趣的事，就如薄伽丘笔下《十日谈》中的场景，每次聚会上都竭尽所能的做上各种讨口彩的吃食，以此来获取欢悦，打发难捱的时光。它像是一个女性“乌托邦”，体现了她们对生的祈求和期盼。第二个喜福会是1949年吴素云到达旧金山，在教堂遇见苏家、钟家、圣家后提议成立的。它承袭了第一个麻将会轮流作东、定期聚会的传统。除此之外，新环境中的麻将会是她们定期娱乐消遣、在一起“学习美国的成规习俗、处世之道，了解事情的来笼去脉，商讨赚钱之道”的社交聚会（Gregory L .Morris 22）。她们经历不同，但都不懦弱自欺，她们都是生活的强者，尽管也都是强权侵略、父权压迫的受害者。她们带着共同的梦想踏上了新的征途，希望告别过去，而喜福会就是她们在新环境下开始新生活的起点。
游戏总是有输有赢，打麻将也不例外，许安梅说：“打麻将嘛，来来去去赢的总是那几个人，输的也总是那几个”（谭恩美17）。这就使得麻将会这一本应让大家都感到幸福快乐的活动成了零和博弈，但是她们却巧妙的化解了这一问题“现在我们聪明了。去股市碰碰运气，公平地进退……赢家收进钞票，输家拿餐桌上剩下的菜肴打包，各有所得，皆大欢喜”（谭恩美 17）。这种游戏规则使得成员之间每个人都得到了关爱，也体现了公平。而友爱和公平正是共同体不可或缺的两种精神。早在公元前三百多年，亚里士多德就认为巩固共同体、使之维持不坠的要素有两个，即友爱和公正或说正义（许纪霖130—132）。友爱是朋友之间凡事为对方着想的善意；公正是给予他人应有的地位或待遇。麻将是母亲们共同的兴趣爱好，对于志同道合的人来说，由于职业或艺术的相同和相似，最容易产生友谊，而且打麻将必须有四个人，缺一不可，就如龚琳达所说，“这打麻将三缺一怎么行呢？好比一张桌子只有三条腿，摆不平的”（谭恩美 20）。由此麻将成了维系彼此关系的纽带，这种纽带通过容易的和经常的联合来联结，对于保持联系具有十分直接的意义（滕尼斯 67）。虽然麻将会开始的输赢产生着现实的不平等，但她们成功的将不平等控制在了一定的界限之内，维护了共同体作为差异统一体的本质。 谭恩美将民族的历史文化和族裔经验寄托在故事中，这些故事在记录、传承历史记忆的同时与主流文化不断地碰撞和融合。在彼此交流融合的过程中，少数族裔更加清楚地认识自我、定位自我，在文化多元化的环境中保留了各自的族裔性。喜福会不仅是记忆的延伸，象征着精神的继续，而且是联结母女两代、过去与现在、东方与西方的桥梁；不仅是华人母女确立自我身份的开始及其延续也表达了作者自身的文化诉求及建构相互融合的双重文化身份的愿望。
参考文献
[1]Bourdieu， Pierre. Distinction： A Social Critique of the Judgment of Taste[M]. Cambridge， Massachusetts：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84， 231-232.
[2]Carlyle Thomas. Sartor resartus [M]. Oxford： Oxford UP， 2008： 15.
[3]Douglas， Mary. Deciphering a meal， in Food and Culture-A Reader[M]. Carole Counihan and Penny Van Esterik ed. Toutledge， 1997： 36-37.
[4]E.D.Huntley. Amy Tan： A Critical Companion[M]. Westport， Connecticut. London： Greenwood Press， 1998.
[5]Gregory L. Morris. Talking Up a Storm： Voices of the New West， University of Nebraska Press， 1994： 222.
[6]Ingram， Forrest L. Representative Short Story Cycles of the Twentieth. Century： Century： Studies in a Literary Genre [M]. The Hague ： Mouton， 1971.
[7]Meigs， Anna， Food as a Cultural Construction， Food and Culture： A Reader. Ed. Carole Counihan and Penny van Esterik. New York： Routledge， 1997， 95-106.
[8]Aristotle. Nicomachean ethics[M]. Hippocrates G. Apostle. Grinnell， Iowa： Peripatetic Press， 1975， 1159b 27-31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4.
[9]（英）保罗·霍普.个人主义时代之共同体重建[M].沈毅译.杭州：浙江大学出版社，2010.
[10]陈晓月，王楠.“想象的共同体”与美国族裔作家的叙事策略[J].上海理工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4（1）：50-55.
[11]（德）斐迪南·滕尼斯.共同体与社会[M].林荣远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99.
[12]高玉华，张愉.对峙与融合——论《喜福会》的叙事魅力[J].世界文学评论，2007（2）：148-150.
[13]苏珊·兰瑟著，黄必康译.虚构的权威：女性作家与叙述声音[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2.
[14]谭恩美.喜福会[M].程乃珊，严映薇译.浙江文艺出版，2010.
[15]王毅.河北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J].2012（6）：20-24.
[16]许纪霖.共和、社群与公民[M].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03.
[17]張瑞华.“解读谭恩美《喜福会》中的中国麻将”[J].外国文学评论.2001（1）：95-100.
（作者单位：郑州大学外语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