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7年初春的一天，与省政协副主席陈次昌一起进餐，他原是石油大学的副校长。期间，我们聊了起来。他关切地问我：“你从高校丢掉专业到党派机关来做专职，有什么感受？”当时我已到机关做专职秘书长七年。从他微笑的眉眼中，我感到他似乎在问：“你是否后悔？是否感到可惜？”我真诚地告诉陈主席：“我虽然原在学校教授了三门主干课程，还兼任全国运动技术学院运动生理学教材编写组的副组长。但最少有一门课与现在的工作相关，那就是《科研方法》，因为到党派机关，我感觉最有价值的工作就是搞调研，写提案。我在高校十五年，在省级以上刊物发表了三十三篇论文，二十余篇译文，编了两本教材，现在看来，大都是评职称的应景工作，价值不大。可到了机关搞参政议政，真的把提案写好了，省委、省政府非常重视。比如，中国申奥成功后，我写了一份《整合四川优势，抢抓奥运商机》的提案，与省体育局等单位共同推进，得到了张中伟、李进等省领导的批示。2003年成立了以蒋巨峰为组长的抢抓奥运商机领导协调小组，在省经委还成立了一个抢抓奥运商机办公室。2005年《四川经济日报》报道：已抢抓到30亿的商机。虽然没有发我一分钱，但感觉特有成就感，比在学校发一篇国际性学术论文的感觉还棒！”
　　听完我的叙述，陈主席若有所思地说：“是啊，谁说我们是摆设，是花瓶，现在党委、政府那么重视，好好干吧！”
　　起步与结缘
　　我是1990年加入民革的，1997年进入省社会主义学院培训后才逐渐对党派参政议政有所认识。当时想法很简单：加入民革这么久啦，得做点事了。1998～1999年开始试着写提案。当时，云南的旅游搞得热火朝天，而我省的旅游资源在全国得天独厚，加之我比较喜欢旅游，因此对这一领域产生了浓厚的兴趣。通过调研和搜集资料，我向民革省委会相继提交了三件提案：《九寨沟旅游的开发与保护》、《提高导游素质，促进四川旅游业大发展》、《拓宽海峡两岸民众交流的管道——关于对导游人员进行“祖统”知识和意识教育的建议》。这三件提案均被选作了集体提案和“建言献策”会议材料。
　　没想到写提案也改变了我人生的轨迹。钮小明主委非常重视参政议政工作，民革省委参政议政专委会每次活动只要有空，她都要来参加。通过几次选题会、交流会的发言，我的表现逐渐引起了她的注意——她动员我到民革省委机关做专职工作。我的夫人得知后说：“你这几门课上了十几年啦，换一种生活方式也是一种选择。”经过钮主委的努力，省体育局和学院为了支持统战工作，同意放我，我于2000年底到民革省委报到上班。
　　认知与认识
　　撰写提案，选题很重要。从科研方法上说，“选好题等于成功了一半”。而要选好题，还要结合自身的知识储备、兴趣、熟悉程度，这样容易上道，也可持续。
　　刚到省委会机关，除了做好繁杂的日常工作外，我仍然兴趣盎然地选题做调研。2001年我对昆明——丽江沿线的旅游做了十余天较详细的考察与调研，收集了大量素材，回来写了1万余字的调研报告，后来浓缩成3千字，撰题为《加快四川旅游业发展的对策与建议——关于川滇旅游发展对比研究报告》。该提案不仅成为当年民革的集体提案，而且还被省政协印成范文和优秀提案。省旅游局在回复中说：“五条建议，每一条都提到了点子上。”2009年，省旅游局副局长陈加林在一次委员代表座谈会上告诉我：“全省旅游宣传推介费用已从2000年的300万提高到6000万，旅游收入已从占GDP的3.9%提高10%以上，旅游业已成为我省真正意义上的支柱产业。”
　　怀着浓厚的兴趣，从2001年至2008年，我又相继组织调研，主笔撰写了《关于对新建金堂野生动物世界的几点意见》、《旅游业中的软肋——导游的管理与服务》、《关于我省文化与旅游相结合的几点意见》、《四川香格里拉生态旅游区近中期建设与发展研究》、《四川乡村旅游发展战略应考虑气候变暖因素的影响》等民革集体提案。对四川香格里拉生态旅游区建设的建议是由当时钮小明主委在2006年“建言献策”会上以口头发言提出来的。当时省委书记、省长给予了充分肯定。会后不久，由省委组织部牵头，在省党校组织甘孜州、县分管旅游的领导以及全州旅游局长和干部一百多人，进行一周培训，邀请民革领导出席开班仪式。我感觉，一旦建议被采用，我们中共四川省委工作也是雷厉风行的，一点不含糊。
　　专业与专家
　　前些年，省人大副主任、民革省委主委王宇坤同志常开玩笑半认真地称我是参政议政专家，我清楚他是用此法一直激励我。实际上现在党派担任一定职务的同志，大都是在某一领域学有专长的。如果是学文科，特别是从事经济学研究的，比较容易转型成为参政议政方面的专家；学理工科的，如果兴趣宽泛，处处留心，事业心强，掌握一定的科研技巧，善于积累，也可能成为参政议政的行家能手。
　　我原从事体育基础理论教学与研究，相对熟悉体育工作。北京申奥成功后，我一直比较关注，一天阅报时看到了江苏省提出要分北京奥运的“蛋糕”，便当即搜集资料，从奥运财政预算，到四川可能介入的行业进行初步分析，半月后写成了《整合四川优势，抢抓奥运商机》。2002年提交到政协八届五次全会上，提案得到了省体育局和四川驻京办的积极响应。为办好该提案，民革省委与省体育局邀约专家学者四十余人，在西体中心开了一次研讨会，会间朱琳局长开玩笑地说：“丰平，这个提案应该是我们提出来。”我笑着答道：“我们是拾遗补缺，共同合作。”两家达成共识后，分别给省政府打报告，在分管副省长李进同志的协调下，最终促成了四川省抢抓奥运商机领导机构的建立。后来，时任副省长刘晓峰对钮小明主委说，他认为这件提案办得最好。在此基础上，我又连续两年撰写《关于抢抓奥运商机建议之二》、《以奥运契机，推进四川文化强省建设》集体提案，成为民革省委颇具特色的奥运系列提案。
　　除关注专业外，我还关注自身从事的大专业——教育：针对当时“择校费”等问题，2000年我撰写了《加强教育审计监督，提高教育经费使用效率》；针对我省民办高校发展不如邻省陕西的现状，我带队专程赴陕西认真调研，2002年提交了《加快发展四川省民办高校的对策建议》，该提案后被《四川省情》2002年3期全文刊登；针对我省农村教育的落后环节，2004年，我汇同省委会机关完成了《统筹教育资源，促进“三农”发展》；2005年完成《加快乡镇成人文化技术学校的改革与发展—关于我省农村成人教育的调查》。
　　仅凭借专业优势和自己的兴趣爱好，远远不能满足党派参政议政的工作要求。党派参政议政选题时，既要考虑自身特点，还要兼顾社会问题的“热点与难点”，这是时任省委统战部部长肖光成同志对我的谆谆教诲。
　　对自己不熟悉的课题，我只有通过大量阅读，从感性到理性，从无兴趣到发生兴趣，从剪报纸（十年来，我积累了二十余本剪报集，涉及十余个专题）到关键问题的拜访、座谈，一直到课题有个基本思路，找到问题所在及建议的切入点。近年来，我和同事共同调研且主笔完成了《政府投资重大工程需加强决策的科学性和监督》（2005年）、《关于对农村公共事业专项经费建立监督机制的建议》（2006年）、《关于发展四川创意产业的建议》（2007年）、《关于四川统筹城乡发展中城乡人口双向流动的对策建议》（2007年）、《关于尽快启动四川文献集成文化工程的建议》（2008年）等。地震发生后，我立即撰写了《关于迅速建立军政统一救灾应急工作机制的建议》。2009年我组织且主笔完成了《关于加大我省少数民族地区社会事业人才建设力度的建议》课题，后来成为当年中共四川省委组织的建言献策会上民革主委的发言素材。2010年完成了《加大公共服务平台建设，促进我省产业集群加快发展》，成为2010年“建言献策”的发言素材。
　　以上提案建议的提出，得到过张学忠、张中伟、刘奇葆、蒋巨峰、陶武先等省领导的表扬与批示以及相关厅局的重视与肯定，多条建议被采纳。十年来，我还撰写了诸如“关于加快我国石油战略储备的建议”等大量反映社情民意的信息，多件被全国政协、民革中央等采用。
　　我常常在想：改革开放30多年来，我国民主政治建设飞速发展，我喜逢这样的盛世，得以将自己小小智慧奉献出来，尽一“匹夫”之责。虽然取得一点成绩，除了自己努力外，绝对与民革省委和省委统战部、省政协的历届领导的关心、鼓舞分不开，同时也和机关同仁的支持、帮助分不开。我的耳旁时常响起周铁农主席的声音：“参政议政是每个民革党员义不容辞的神圣责任，对我们民主党派来说，现在的问题不是没机会说话，而是能不能参在点子上、议到关键处。”谨与各位共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