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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近代杰出教育家丰子恺扩展了艺术教育的外延，提出一种“大艺术”的教育观。她提倡培养人的“艺术之心”，并认为其具有“绝缘”、“同情”、“慈悲”三大特征，这对近现代中国的教育界和艺术界产生了深远影响，具有独特的现实意义。
关键词：丰子恺；艺术教育；现实意义
在20世纪中国文化史上，丰子恺无疑是近代杰出的教育家。他用特别的笔表现了一个充满着生命的世界。《缘缘堂随笔》、子恺漫画、艺术教育思想，均以通俗易懂、平易生动的特质深受大众喜爱。丰子恺在艺术教育工作的实践中积累了大量的教学经验，其理论和方法上形成了自己独到的见解和理念。他的艺术教育思想和实践对近现代中国的教育界和艺术界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所以他的思想不是空谈，而是务实且具有实际的理论。直至今天，当我们面对应试教育的困境时，探讨和研究丰子恺艺术教育思想，仍具有深刻的现实意义。
1 丰子恺艺术教育概念的形成
丰子恺在艺术教育理论上的最重要的贡献，即是理清了艺术教育的概念。首先，丰子恺纠正了将艺术教育等同于美术、音乐课的错误观念，他认为这样是把艺术教育的观念狭隘化了。丰子恺说，艺术教育不是简单的美术、音乐课，也不是“直接的艺术科”，艺术教育是一个更为广义的概念，它的范围很广泛，是整个人生中的一切活动。为此，丰子恺专门在文章《关于学校中的艺术科》中提出了艺术教育的概念：“艺术教育，是应该融入各科的，是全般的教养，不是所谓艺术科的图画与音乐能代替的，也不是可以机械的独立的学科。”[1]丰子恺认为，艺术教育能够培养人的审美眼光，培养情趣高雅的人。丰子恺把与事物、人生、哲理等有关的其他教育活动看作是一种间接的方式，而把学校艺术教育看成是直接的艺术教育形式。丰子恺说，艺术教育不是授人以技，而是授人以道。也即是说，艺术教育并不是为了培养专门的艺术人才，而是“授人以这副眼睛，教人以这种看法。”[2]培养人的“艺术之心”，养成人们发现和探索“美的世界”的眼光。这里可见，丰子恺扩展了艺术教育的外延。所提倡的是一种“大艺术”的教育观。
丰子恺对于艺术教育的理解是深刻而广泛的。在丰子恺看来，人生不仅要有“物质”的生活，而且还要有“精神”和“灵魂”的生活，同时，满足了人的物质和精神还不够，还要更进一步探求人生的究竟和意义。这人生的意义“须通过了真善美的理想而窥见”，而“教育是教人以真善美的理想，使窥见崇高广大的人世间”，是教儿童拥有“真善美一齐发育”的“崇高的人格”，“是教儿童对于人生世界的理解”与看法，也只有这样的教育，才是“健全的教育”。丰子恺指出，健全的教育须从三方面入手，“科学是真的、知的，道德是善的、意的，艺术是美的、情的，这是教育的三大要素”。所以艺术教育是“全般的教育”，是“美的教育”，是“人生很重大，又很广泛的一种教育，不是局部分的小知识小技能的教授”。[3]丰子恺特别指出，艺术教育的任务不应是传授小技能和小知识，而应是“一茶一饭，我们都能尝到其真味，一草一木，我们都能领略其真趣，一举一动我们都能感到其温暖的人生情味”，丰子恺把艺术教育看作是广泛的大人生观教育的一部分，把艺术教育扩大延伸到整个教育、甚至整个生活的每一角落。它不是纯理想化、单薄的思想，它是既有对传统艺术教育思想的秉承，又揉合了时代变革的需求，是建立在丰子恺对艺术、人生、教育三者深刻理解的基础之上的哲思默想。
2 丰子恺艺术教育观的分析
丰子恺提出艺术教育理念后，又进一步吸收中外合理的理论资源，提出了“艺术的心”的概念，并对“艺术的心”的特征作了详细的论述。具体来说，“艺术的心”具有“绝缘”、“同情”、“慈悲”三大特征。
首先，“艺术的心”的第一个特征是“绝缘”。丰子恺专门在著作《关于儿童教育》中对“绝缘”作了解释。“所谓绝缘，就是观察一种事物的时候，解除事物在世间的一切关系、因果，而孤零地观看，看见事物孤独的、纯粹的事物的本体的相”。[4]在丰子恺看来，“绝缘”是与日常生活的态度、科学的态度有着本质的区别，它应该是一种审美的态度，能使人从现实关系的世界中拔出来，用审美的眼光来观察这个世界，发现世界的美。在“绝缘”的状态中，人的意识全部为对象所占据，其精神全部都聚集在对象上面，人与对象融为了一体，沉浸在审美的静观之中。从总体上看，丰子恺的“绝缘”理论是在“审美无利害性”这一美学命题进入中国后所引发的理论思潮的推动下形成的。“审美无利害性”是指审美具有无目的的合目的性，不涉及欲求或实用目的，没有任何利害关系参与其中。这一命题被引入中国之后，中国的理论家们将其与自身的理论经验相融合，创造出许多中国式的理论变体，丰子恺的“绝缘”就是“审美无利害性”在中国的理论变体之一。丰子恺将无关利害的审美“绝缘”态度纳入到艺术教育的总体目标之中，明确指出对“艺术的心”的培养就是对人的“绝缘”态度的培养，“绝缘”的审美眼光是“艺术的心”最本质的特征。
其次，“同情”是“艺术的心”的第二个特征。丰子恺说：“儿童大都是最富于同情的，且其同情不但及于人类，又自然地及于猫犬，花草，鸟蝶，鱼虫，玩具等一切事物，他们认真地对猫犬说话，认真地和花接吻，认真地和人像（玩偶，娃娃）玩耍，其心比艺术家的心真切而自然得多。所以儿童的本质是艺术的。换言之，即人类本来是艺术的，本来是富于同情的”。[3]“绝缘”与“同情”的产生是同步的，在“绝缘”的状态中，人与周围万事万物融为一体，与其共感共鸣，共悲共喜，共泣共笑，从而营造出一个“有情化”的世界。丰子恺非常推崇德国美学家立普斯的“移情说”，他的“同情”理论即出自对立普斯“审美的移情作用”的理解和吸收。立普斯认为审美快感——活力旺盛、轻松自由、胸有成竹、舒卷自如以及自豪等——产生的原因不在于审美对象，而应该从审美主体中去寻找。之所以会这样，是因为在审美活动中主体感到“并不是面对着对象或和对象对立，而是自己就在对象里面”。主体和对象并不存在界限，二者是同一个“自我”，所以审美活动“是对于一种对象的欣赏，这对象就其为欣赏的对象来说，却不是一个对象而是我自己。或者换个方式说，它是对于自我的欣赏，这个自我就其受到审美的欣赏来说，却不是我自己而是客观的自我”。这就是移情作用的基本表现。具体来说，移情就是一种情感的外射。在对对象的凝神观察中，人将自己的情感外射到了对象之中，这时在人们看来，对象不再是无生命的死的东西，而是与人一样具有感觉、情绪或意志的鲜活生命，它与人心意相通，从某种程度上来说就是人的生命的一部分，所以在人与对象的融合中能体会到一种审美的快感。“移情”主要是对文艺创作和审美欣赏中的美感经验的分析，属于审美心理学的范畴，它对西方美学走向实验和实证产生了重要影响。 “艺术的心”的最后一个特征是“慈悲”。丰子恺一生笃信佛学，并且在1927年29岁生日那天拜弘一大师为师，皈依佛教。在现实生活中，丰子恺切实笃行佛教的教义，他的这种宗教情绪也渗透到了他的艺术教育思想中。例如佛教强调的“慈悲”。所谓的慈悲，就是“四无量心”中的“二无量”：与乐曰慈，拔苦曰悲。丰子恺将这种佛教的慈悲观念融入到他的艺术教育理念之中，将其作为护理“心”的一项重要内容加以提倡，“艺术的心”的内涵也由此变得更加丰富。《护生画集》是丰子恺绘画作品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丰子恺进行艺术教育的主要手段之一。这部作品的直接根源是当时社会条件下人性趋恶，其目的在于奉劝世人以慈悲为念，戒除残忍杀恶之心。可见，丰子恺具有审美和道德特征的“艺术的心”又加进了“慈悲”的成分。也正是由于“慈悲”的存在，使得“艺术的心”与“宗教之心”联通起来了，从而使丰子恺的艺术教育思想变得更加深邃和丰富。
3 丰子恺艺术教育观的现实意义
随着社会的发展、文明的进步，今天的人们清楚地认识到艺术教育能陶冶情操、提高素养，对于促进人的全面发展有着重要的意义。在人们对艺术教育认识逐步提高、素质教育全面开展的推动下，我国的艺术教育事业得到了迅速的发展，取得了显著的成绩。然而，在令人瞩目的发展中也交织着许多问题：人们对艺术教育的内涵缺乏正确的认识、艺术教育理论和实践的严重脱节、艺术教育形式化等等。在对这些亟待解决问题的探讨中，我们惊奇的发现，早在上个世纪、在中国开展艺术教育之初，我们的艺术教育家们己经给我们提出了解决问题的方案，丰子恺“艺术教育的先驱”对于艺术教育的全面认识和深刻理解在时隔一个世纪之后，仍具有重大的现实指导意义，显现出强大的生命力，值得我们认真继承和汲取。
当前，许多学校虽然提倡开展艺术教育，但实践中仍旧以升学和实用为主要口标，对艺术教育并没有真正重视起来，或仅仅把它当作是一种点缀。另外，有些教育工作者仅仅把艺术教育视为繁荣文化、丰富生活的工具，他们往往忽视艺术教育对于陶冶情操、健全人格的重要价值。还有些人把艺术教育高置，把艺术教育等同于艺术课，并把艺术课上成了纯知识传授和技能训练课，表面上是对艺术教育的重视，实际上则是把艺术教育孤立了起来。
对于当前艺术教育出现的问题，丰子恺的艺术教育观或许对我们有所启发。丰子恺对艺术教育内涵有着全面认识，他所批判的“小艺术科”正是针对注重专业技能训练的孤立的艺术教学，今天的艺术教育应该提倡的是丰子恺所倡导的全面的、融合各科的“大艺术科”。另外，丰子恺认为艺术教育主要不是为培养专门艺术人才，而是授予人们发现美的眼光，并把“通过艺术的陶冶完善人格修养”视为艺术教育的目的，这种注重人格修养的艺术教育观对今天的艺术教育有着重要的指导意义，弥补了当下人们对艺术教育的片面认识。今天的艺术教育应该真正地从象牙塔里走出来，普及于人们生活的方方面面，在日常生活中让人们接受潜移默化的精神净化，营造丰子恺所说的艺术的教育“大众化”。
参考文献：
[1] 姚全兴.丰子恺研究资料[M].银川：宁夏人民出版社，1988.
[2] 丰子恺.丰子恺文集·第4卷[M].杭州：浙江文艺出版社，1992.
[3] 丰子恺.丰子恺文集·第2卷[M].杭州：浙江文艺出版社，1992.
[4] 丰子恺.丰子恺文集·第7卷[M].杭州：浙江文艺出版社，1992.
作者简介：管郁静（1968—），女，讲师，贵州兴义人，艺术学硕士研究生，现供职于贵州民族大学美术学院，主要研究方向：文艺理论研究。
关键词：丰子恺；艺术教育；现实意义
在20世纪中国文化史上，丰子恺无疑是近代杰出的教育家。他用特别的笔表现了一个充满着生命的世界。《缘缘堂随笔》、子恺漫画、艺术教育思想，均以通俗易懂、平易生动的特质深受大众喜爱。丰子恺在艺术教育工作的实践中积累了大量的教学经验，其理论和方法上形成了自己独到的见解和理念。他的艺术教育思想和实践对近现代中国的教育界和艺术界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所以他的思想不是空谈，而是务实且具有实际的理论。直至今天，当我们面对应试教育的困境时，探讨和研究丰子恺艺术教育思想，仍具有深刻的现实意义。
1 丰子恺艺术教育概念的形成
丰子恺在艺术教育理论上的最重要的贡献，即是理清了艺术教育的概念。首先，丰子恺纠正了将艺术教育等同于美术、音乐课的错误观念，他认为这样是把艺术教育的观念狭隘化了。丰子恺说，艺术教育不是简单的美术、音乐课，也不是“直接的艺术科”，艺术教育是一个更为广义的概念，它的范围很广泛，是整个人生中的一切活动。为此，丰子恺专门在文章《关于学校中的艺术科》中提出了艺术教育的概念：“艺术教育，是应该融入各科的，是全般的教养，不是所谓艺术科的图画与音乐能代替的，也不是可以机械的独立的学科。”[1]丰子恺认为，艺术教育能够培养人的审美眼光，培养情趣高雅的人。丰子恺把与事物、人生、哲理等有关的其他教育活动看作是一种间接的方式，而把学校艺术教育看成是直接的艺术教育形式。丰子恺说，艺术教育不是授人以技，而是授人以道。也即是说，艺术教育并不是为了培养专门的艺术人才，而是“授人以这副眼睛，教人以这种看法。”[2]培养人的“艺术之心”，养成人们发现和探索“美的世界”的眼光。这里可见，丰子恺扩展了艺术教育的外延。所提倡的是一种“大艺术”的教育观。
丰子恺对于艺术教育的理解是深刻而广泛的。在丰子恺看来，人生不仅要有“物质”的生活，而且还要有“精神”和“灵魂”的生活，同时，满足了人的物质和精神还不够，还要更进一步探求人生的究竟和意义。这人生的意义“须通过了真善美的理想而窥见”，而“教育是教人以真善美的理想，使窥见崇高广大的人世间”，是教儿童拥有“真善美一齐发育”的“崇高的人格”，“是教儿童对于人生世界的理解”与看法，也只有这样的教育，才是“健全的教育”。丰子恺指出，健全的教育须从三方面入手，“科学是真的、知的，道德是善的、意的，艺术是美的、情的，这是教育的三大要素”。所以艺术教育是“全般的教育”，是“美的教育”，是“人生很重大，又很广泛的一种教育，不是局部分的小知识小技能的教授”。[3]丰子恺特别指出，艺术教育的任务不应是传授小技能和小知识，而应是“一茶一饭，我们都能尝到其真味，一草一木，我们都能领略其真趣，一举一动我们都能感到其温暖的人生情味”，丰子恺把艺术教育看作是广泛的大人生观教育的一部分，把艺术教育扩大延伸到整个教育、甚至整个生活的每一角落。它不是纯理想化、单薄的思想，它是既有对传统艺术教育思想的秉承，又揉合了时代变革的需求，是建立在丰子恺对艺术、人生、教育三者深刻理解的基础之上的哲思默想。
2 丰子恺艺术教育观的分析
丰子恺提出艺术教育理念后，又进一步吸收中外合理的理论资源，提出了“艺术的心”的概念，并对“艺术的心”的特征作了详细的论述。具体来说，“艺术的心”具有“绝缘”、“同情”、“慈悲”三大特征。
首先，“艺术的心”的第一个特征是“绝缘”。丰子恺专门在著作《关于儿童教育》中对“绝缘”作了解释。“所谓绝缘，就是观察一种事物的时候，解除事物在世间的一切关系、因果，而孤零地观看，看见事物孤独的、纯粹的事物的本体的相”。[4]在丰子恺看来，“绝缘”是与日常生活的态度、科学的态度有着本质的区别，它应该是一种审美的态度，能使人从现实关系的世界中拔出来，用审美的眼光来观察这个世界，发现世界的美。在“绝缘”的状态中，人的意识全部为对象所占据，其精神全部都聚集在对象上面，人与对象融为了一体，沉浸在审美的静观之中。从总体上看，丰子恺的“绝缘”理论是在“审美无利害性”这一美学命题进入中国后所引发的理论思潮的推动下形成的。“审美无利害性”是指审美具有无目的的合目的性，不涉及欲求或实用目的，没有任何利害关系参与其中。这一命题被引入中国之后，中国的理论家们将其与自身的理论经验相融合，创造出许多中国式的理论变体，丰子恺的“绝缘”就是“审美无利害性”在中国的理论变体之一。丰子恺将无关利害的审美“绝缘”态度纳入到艺术教育的总体目标之中，明确指出对“艺术的心”的培养就是对人的“绝缘”态度的培养，“绝缘”的审美眼光是“艺术的心”最本质的特征。
其次，“同情”是“艺术的心”的第二个特征。丰子恺说：“儿童大都是最富于同情的，且其同情不但及于人类，又自然地及于猫犬，花草，鸟蝶，鱼虫，玩具等一切事物，他们认真地对猫犬说话，认真地和花接吻，认真地和人像（玩偶，娃娃）玩耍，其心比艺术家的心真切而自然得多。所以儿童的本质是艺术的。换言之，即人类本来是艺术的，本来是富于同情的”。[3]“绝缘”与“同情”的产生是同步的，在“绝缘”的状态中，人与周围万事万物融为一体，与其共感共鸣，共悲共喜，共泣共笑，从而营造出一个“有情化”的世界。丰子恺非常推崇德国美学家立普斯的“移情说”，他的“同情”理论即出自对立普斯“审美的移情作用”的理解和吸收。立普斯认为审美快感——活力旺盛、轻松自由、胸有成竹、舒卷自如以及自豪等——产生的原因不在于审美对象，而应该从审美主体中去寻找。之所以会这样，是因为在审美活动中主体感到“并不是面对着对象或和对象对立，而是自己就在对象里面”。主体和对象并不存在界限，二者是同一个“自我”，所以审美活动“是对于一种对象的欣赏，这对象就其为欣赏的对象来说，却不是一个对象而是我自己。或者换个方式说，它是对于自我的欣赏，这个自我就其受到审美的欣赏来说，却不是我自己而是客观的自我”。这就是移情作用的基本表现。具体来说，移情就是一种情感的外射。在对对象的凝神观察中，人将自己的情感外射到了对象之中，这时在人们看来，对象不再是无生命的死的东西，而是与人一样具有感觉、情绪或意志的鲜活生命，它与人心意相通，从某种程度上来说就是人的生命的一部分，所以在人与对象的融合中能体会到一种审美的快感。“移情”主要是对文艺创作和审美欣赏中的美感经验的分析，属于审美心理学的范畴，它对西方美学走向实验和实证产生了重要影响。 “艺术的心”的最后一个特征是“慈悲”。丰子恺一生笃信佛学，并且在1927年29岁生日那天拜弘一大师为师，皈依佛教。在现实生活中，丰子恺切实笃行佛教的教义，他的这种宗教情绪也渗透到了他的艺术教育思想中。例如佛教强调的“慈悲”。所谓的慈悲，就是“四无量心”中的“二无量”：与乐曰慈，拔苦曰悲。丰子恺将这种佛教的慈悲观念融入到他的艺术教育理念之中，将其作为护理“心”的一项重要内容加以提倡，“艺术的心”的内涵也由此变得更加丰富。《护生画集》是丰子恺绘画作品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丰子恺进行艺术教育的主要手段之一。这部作品的直接根源是当时社会条件下人性趋恶，其目的在于奉劝世人以慈悲为念，戒除残忍杀恶之心。可见，丰子恺具有审美和道德特征的“艺术的心”又加进了“慈悲”的成分。也正是由于“慈悲”的存在，使得“艺术的心”与“宗教之心”联通起来了，从而使丰子恺的艺术教育思想变得更加深邃和丰富。
3 丰子恺艺术教育观的现实意义
随着社会的发展、文明的进步，今天的人们清楚地认识到艺术教育能陶冶情操、提高素养，对于促进人的全面发展有着重要的意义。在人们对艺术教育认识逐步提高、素质教育全面开展的推动下，我国的艺术教育事业得到了迅速的发展，取得了显著的成绩。然而，在令人瞩目的发展中也交织着许多问题：人们对艺术教育的内涵缺乏正确的认识、艺术教育理论和实践的严重脱节、艺术教育形式化等等。在对这些亟待解决问题的探讨中，我们惊奇的发现，早在上个世纪、在中国开展艺术教育之初，我们的艺术教育家们己经给我们提出了解决问题的方案，丰子恺“艺术教育的先驱”对于艺术教育的全面认识和深刻理解在时隔一个世纪之后，仍具有重大的现实指导意义，显现出强大的生命力，值得我们认真继承和汲取。
当前，许多学校虽然提倡开展艺术教育，但实践中仍旧以升学和实用为主要口标，对艺术教育并没有真正重视起来，或仅仅把它当作是一种点缀。另外，有些教育工作者仅仅把艺术教育视为繁荣文化、丰富生活的工具，他们往往忽视艺术教育对于陶冶情操、健全人格的重要价值。还有些人把艺术教育高置，把艺术教育等同于艺术课，并把艺术课上成了纯知识传授和技能训练课，表面上是对艺术教育的重视，实际上则是把艺术教育孤立了起来。
对于当前艺术教育出现的问题，丰子恺的艺术教育观或许对我们有所启发。丰子恺对艺术教育内涵有着全面认识，他所批判的“小艺术科”正是针对注重专业技能训练的孤立的艺术教学，今天的艺术教育应该提倡的是丰子恺所倡导的全面的、融合各科的“大艺术科”。另外，丰子恺认为艺术教育主要不是为培养专门艺术人才，而是授予人们发现美的眼光，并把“通过艺术的陶冶完善人格修养”视为艺术教育的目的，这种注重人格修养的艺术教育观对今天的艺术教育有着重要的指导意义，弥补了当下人们对艺术教育的片面认识。今天的艺术教育应该真正地从象牙塔里走出来，普及于人们生活的方方面面，在日常生活中让人们接受潜移默化的精神净化，营造丰子恺所说的艺术的教育“大众化”。
参考文献：
[1] 姚全兴.丰子恺研究资料[M].银川：宁夏人民出版社，1988.
[2] 丰子恺.丰子恺文集·第4卷[M].杭州：浙江文艺出版社，1992.
[3] 丰子恺.丰子恺文集·第2卷[M].杭州：浙江文艺出版社，1992.
[4] 丰子恺.丰子恺文集·第7卷[M].杭州：浙江文艺出版社，1992.
作者简介：管郁静（1968—），女，讲师，贵州兴义人，艺术学硕士研究生，现供职于贵州民族大学美术学院，主要研究方向：文艺理论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