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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5年10月10日在北平举行过一次日本投降仪式，英国军官约翰·斯坦费尔德先生就是代表英军在日本投降书上签字并见证了在北平举行的规模盛大的日军投降的仪式。
1945年10月10日在北平举行过一次日本投降仪式，英国军官约翰·斯坦费尔德先生就是代表英军在日本投降书上签字并见证了在北平举行的规模盛大的日军投降的仪式。
约翰·斯坦费尔德1920年出生在中国汉口（武汉），其父母是在中国的传教士。1930年他被送回英国学习。1939年8月，他的父母刚从中国返英，长沙保卫战时，大火同样烧毁了他们的住处。约翰·斯坦费尔德刚入读利物浦大学不久，战争就开始时了，他被征召入伍，进入皇家“通讯”兵团，接受了包括无线电通信理论和实务、野外生存、使用武器、驾驶车辆等训练。1941年他被送到“军官学校”学习，1942年成了炮兵部队“通讯部门”的一名中尉军官。
1943年初他被派往印度，负责旧德里的陆军总部通讯办公室工作，后又被特别行动局（SOE）调往印度北部一所间谍学校学习，与许多国家的无线电报员和谍报人员一起接受秘密工作的训练。几个星期后，他被授予BB669的代号，准备接手136部队中国通信部副指挥的工作。1944年春天他被派往中国，坐飞机飞越喜马拉雅山，空降至昆明。
1945年8月，约翰·斯坦费尔德在参加一个由国军官方举办的晚宴时，听见街上有叫喊声，他们让一个男孩出去打听发生了什么事情。男孩回来时手里拿着一张报纸，大标题“威力巨大的炸弹摧毁了日本两座城市！日本人投降了！”周围一片惊愕。就在前一天他们还在制定攻击日军的计划，而现在一切结束了。
接下来相当长的一段异常安静的间歇时间。重庆的信息来了，命令约翰等人一起立即飞往北平。9月14日，一架道格拉斯DC3飞机带着他们飞行了3小时抵达北平颐和园附近的西郊机场。一队穿着长筒靴、佩戴军刀的日本军官迎接他们，用一队豪华的日本军车护送他们进城。他感到很奇怪，日本卫戍部队依然全副武装，却协同中国人和美国人（他们陆续抵达）维持秩序直到被替换。他们在北平饭店住了下来，好奇地观察这座城市。
随后，约翰留下来负责北平的事务，他和他的几位通讯兵成了华北地区唯一的英国军事代表。不久之后，重庆传来信息通知约翰被提升为上校，并指示代表英国军队参加10月10日国庆日（注：中华民国国庆，下同）在北平举行的日军在华北战区的官方投降仪式。
北平天气已经很寒冷，约翰依旧穿着破旧的亚热带的束腰衣裤，看上去很寒酸。他找了一位裁缝，用日本军官用的最上等的料子做了一身漂亮的军服。
参加完受降仪式，约翰就怀着激动的心情在当天的日记中把过程详细地记录下来：
仪式是在紫禁城太和殿前的平台举行的，就是五百年来中国皇帝宣布胜利的地方。如此背景和日子的完美结合使这一事件与中国历史中的历次事件一样引人入胜、令人惊叹！
太和殿位于紫禁城中心，内有皇帝的龙纹宝座，屋檐和木制品漆着或装饰着金龙。立柱和墙是深红色的。今天是双十节（注：中华民国国庆），汉白玉栏杆和台阶插满了四国联军国旗。阳光灿烂，照得屋顶黄色的琉璃瓦闪闪发光。
汽车载着我们英国小队人马开往紫禁城，行进在北平街道上，通过拥挤在凯旋门下欢呼的人群，凯旋门插满四大国——中、美、英、苏的国旗。汗流浃背的士兵为我们从人山人海、激动的人群中开出一条道让我们的车辆通过。到达紫禁城的午门，再经过50码长的过道我们来到广场的另一边，在此下车继续步行。我们走过两段台阶来到太和门。经过太和门时，我们看见下面太和殿前巨大的广场上人山人海，至少有10万人，一直到大理石台基和通向殿前平台的台阶，所有地方都挤满了人。
台基上装饰五彩缤纷的彩旗，可以看到宫殿的红色立柱后面、两侧入口的墙上覆盖了中、英、美、苏的国旗。这情景太壮观了，我们通过列队的士兵，走上三段台阶向平台走去时，一片欢呼声响起，有一阵我们感觉自己好像是宇宙的中心。
平台上铺着一块皇帝的龙毯，上置一张放着投降文件的桌子。
中国政府很明智地花费许多时间进行筹备工作。各代表团成员都佩戴着官方红绸标识，我们在阳光下闲逛、拍照片。身穿长袍神态庄严的官员们、穿着漂亮的高领制服的中国将领们、美国海军和空军军官们以及我们英国代表——我、大使馆高级官员和两名低级军官，被前來观看受降仪式的各国百姓观光者们簇拥着。
一位中国将军陪同我代表英国军队在受降书上签字。受降文件是四本折叠得像手风琴般的书，用黄绸带扎住，用可吸墨汁的吸水纸做成。
这期间，每一次欢呼声响起都揭示一批新的显要人物的到达，负责受降仪式的高级军官随后引领官方的观礼者，外国人在左侧，中国人在右侧，我们背对大宫殿，军乐队站在两侧，前面空地留给日本人。
当一切就绪，当战区司令官孙连仲将军与他的随从们从宫殿内走出，来到阳光下，负责仪式的主持人指示百姓摘下帽子向我们军人敬礼。
一位副官要求把日本代表带上前来。一阵呐喊，表明日本军方正走在足有二百码长、被中国观礼群众包围的巨大广场。当他们走上三层台阶时，呐喊声变成了胜利的欢呼声。长达七年的征服将要以这些军官的耻辱来结束，他们就将在过去五百年来被中国打败的敌人放弃权力的象征的地方，交出他们的军刀。
日本军人在孙连仲将军面前排成一排，立正，敬礼并列队向左候命。孙将军命令日军在华47师司令官在投降文件上签字。日军司令官走近桌子用准备好的毛笔签了字，然后孙将军签字。接着孙将军命令道：“现在交出你们的军刀”。在高级将领的带领下，日本军官一个个走向桌子，解下军刀，放下。再次列队，敬礼，转身向右走。向孙将军敬礼，转身离去，回到太和殿。昏暗的立柱深处，立着巨大的龙椅……观礼群众受邀向联军祝贺。
我们的离开又是一次凯旋游行。当我们通过宽阔的广场和宫殿时，人群再一次鼓掌和欢呼，感觉仿佛从15世纪回到了20世纪。
我情感枯竭了。眼前的这一幕现实太具有纪念意义、太生动了：金色的砖瓦、深红色的围墙、汉白玉的栏杆和欢呼的人群，这样的场景一个时代只会发生一次。对中国来说，这个投降仪式是日本战败的最重要的时刻。
这一定是亚洲或许是全世界最壮观、最激动人心的投降仪式，但由于通讯不像现在这么通畅，在中国之外几乎没有什么报道。
12月12日，约翰·斯坦费尔德离开北平接受新的任务，成为香港通讯工作的负责人。后于1946年3月乘船返回家乡英格兰，并脱离了部队，进入剑桥大学，先后读了经济学、神学，并在卫理公会的教堂开始了新的生活。
1945年10月10日在北平举行过一次日本投降仪式，英国军官约翰·斯坦费尔德先生就是代表英军在日本投降书上签字并见证了在北平举行的规模盛大的日军投降的仪式。
约翰·斯坦费尔德1920年出生在中国汉口（武汉），其父母是在中国的传教士。1930年他被送回英国学习。1939年8月，他的父母刚从中国返英，长沙保卫战时，大火同样烧毁了他们的住处。约翰·斯坦费尔德刚入读利物浦大学不久，战争就开始时了，他被征召入伍，进入皇家“通讯”兵团，接受了包括无线电通信理论和实务、野外生存、使用武器、驾驶车辆等训练。1941年他被送到“军官学校”学习，1942年成了炮兵部队“通讯部门”的一名中尉军官。
1943年初他被派往印度，负责旧德里的陆军总部通讯办公室工作，后又被特别行动局（SOE）调往印度北部一所间谍学校学习，与许多国家的无线电报员和谍报人员一起接受秘密工作的训练。几个星期后，他被授予BB669的代号，准备接手136部队中国通信部副指挥的工作。1944年春天他被派往中国，坐飞机飞越喜马拉雅山，空降至昆明。
1945年8月，约翰·斯坦费尔德在参加一个由国军官方举办的晚宴时，听见街上有叫喊声，他们让一个男孩出去打听发生了什么事情。男孩回来时手里拿着一张报纸，大标题“威力巨大的炸弹摧毁了日本两座城市！日本人投降了！”周围一片惊愕。就在前一天他们还在制定攻击日军的计划，而现在一切结束了。
接下来相当长的一段异常安静的间歇时间。重庆的信息来了，命令约翰等人一起立即飞往北平。9月14日，一架道格拉斯DC3飞机带着他们飞行了3小时抵达北平颐和园附近的西郊机场。一队穿着长筒靴、佩戴军刀的日本军官迎接他们，用一队豪华的日本军车护送他们进城。他感到很奇怪，日本卫戍部队依然全副武装，却协同中国人和美国人（他们陆续抵达）维持秩序直到被替换。他们在北平饭店住了下来，好奇地观察这座城市。
随后，约翰留下来负责北平的事务，他和他的几位通讯兵成了华北地区唯一的英国军事代表。不久之后，重庆传来信息通知约翰被提升为上校，并指示代表英国军队参加10月10日国庆日（注：中华民国国庆，下同）在北平举行的日军在华北战区的官方投降仪式。
北平天气已经很寒冷，约翰依旧穿着破旧的亚热带的束腰衣裤，看上去很寒酸。他找了一位裁缝，用日本军官用的最上等的料子做了一身漂亮的军服。
参加完受降仪式，约翰就怀着激动的心情在当天的日记中把过程详细地记录下来：
仪式是在紫禁城太和殿前的平台举行的，就是五百年来中国皇帝宣布胜利的地方。如此背景和日子的完美结合使这一事件与中国历史中的历次事件一样引人入胜、令人惊叹！
太和殿位于紫禁城中心，内有皇帝的龙纹宝座，屋檐和木制品漆着或装饰着金龙。立柱和墙是深红色的。今天是双十节（注：中华民国国庆），汉白玉栏杆和台阶插满了四国联军国旗。阳光灿烂，照得屋顶黄色的琉璃瓦闪闪发光。
汽车载着我们英国小队人马开往紫禁城，行进在北平街道上，通过拥挤在凯旋门下欢呼的人群，凯旋门插满四大国——中、美、英、苏的国旗。汗流浃背的士兵为我们从人山人海、激动的人群中开出一条道让我们的车辆通过。到达紫禁城的午门，再经过50码长的过道我们来到广场的另一边，在此下车继续步行。我们走过两段台阶来到太和门。经过太和门时，我们看见下面太和殿前巨大的广场上人山人海，至少有10万人，一直到大理石台基和通向殿前平台的台阶，所有地方都挤满了人。
台基上装饰五彩缤纷的彩旗，可以看到宫殿的红色立柱后面、两侧入口的墙上覆盖了中、英、美、苏的国旗。这情景太壮观了，我们通过列队的士兵，走上三段台阶向平台走去时，一片欢呼声响起，有一阵我们感觉自己好像是宇宙的中心。
平台上铺着一块皇帝的龙毯，上置一张放着投降文件的桌子。
中国政府很明智地花费许多时间进行筹备工作。各代表团成员都佩戴着官方红绸标识，我们在阳光下闲逛、拍照片。身穿长袍神态庄严的官员们、穿着漂亮的高领制服的中国将领们、美国海军和空军军官们以及我们英国代表——我、大使馆高级官员和两名低级军官，被前來观看受降仪式的各国百姓观光者们簇拥着。
一位中国将军陪同我代表英国军队在受降书上签字。受降文件是四本折叠得像手风琴般的书，用黄绸带扎住，用可吸墨汁的吸水纸做成。
这期间，每一次欢呼声响起都揭示一批新的显要人物的到达，负责受降仪式的高级军官随后引领官方的观礼者，外国人在左侧，中国人在右侧，我们背对大宫殿，军乐队站在两侧，前面空地留给日本人。
当一切就绪，当战区司令官孙连仲将军与他的随从们从宫殿内走出，来到阳光下，负责仪式的主持人指示百姓摘下帽子向我们军人敬礼。
一位副官要求把日本代表带上前来。一阵呐喊，表明日本军方正走在足有二百码长、被中国观礼群众包围的巨大广场。当他们走上三层台阶时，呐喊声变成了胜利的欢呼声。长达七年的征服将要以这些军官的耻辱来结束，他们就将在过去五百年来被中国打败的敌人放弃权力的象征的地方，交出他们的军刀。
日本军人在孙连仲将军面前排成一排，立正，敬礼并列队向左候命。孙将军命令日军在华47师司令官在投降文件上签字。日军司令官走近桌子用准备好的毛笔签了字，然后孙将军签字。接着孙将军命令道：“现在交出你们的军刀”。在高级将领的带领下，日本军官一个个走向桌子，解下军刀，放下。再次列队，敬礼，转身向右走。向孙将军敬礼，转身离去，回到太和殿。昏暗的立柱深处，立着巨大的龙椅……观礼群众受邀向联军祝贺。
我们的离开又是一次凯旋游行。当我们通过宽阔的广场和宫殿时，人群再一次鼓掌和欢呼，感觉仿佛从15世纪回到了20世纪。
我情感枯竭了。眼前的这一幕现实太具有纪念意义、太生动了：金色的砖瓦、深红色的围墙、汉白玉的栏杆和欢呼的人群，这样的场景一个时代只会发生一次。对中国来说，这个投降仪式是日本战败的最重要的时刻。
这一定是亚洲或许是全世界最壮观、最激动人心的投降仪式，但由于通讯不像现在这么通畅，在中国之外几乎没有什么报道。
12月12日，约翰·斯坦费尔德离开北平接受新的任务，成为香港通讯工作的负责人。后于1946年3月乘船返回家乡英格兰，并脱离了部队，进入剑桥大学，先后读了经济学、神学，并在卫理公会的教堂开始了新的生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