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年一度的春运又开始了。春运其实是“民工潮”的另一种说法。几亿进城务工的农民，每逢春节为什么非要回家？挣钱谋生为什么非得进城？这举世无双的城乡间的巨大流动，与中国的城乡二元结构、城乡发展差距到底有何关联？几亿农民工成年累月的亲情分离和艰辛劳作，到底在心灵深处留下怎样的烙印？
　　这是人类历史上规模最大的周期性大迁徙。
　　短短40天内，37亿人次流动，占到世界人口的1/2，相当于让非洲、欧洲、美洲、大洋洲的总人口搬一次家。
　　每年一次，按时上演，被世界纪录协会标上“世界上最大的周期性运输高峰”载于数据库，至今未能被超越。创造了“旅客人数历年之最”，“运力投入历年之最”，“规模之大历年之最”等多项世界之最。
　　这就是——中国春运。
　　中国春运，每年都会牵扯到你、我、他每一位中国人的心。
　　一声声回家的背后，除了春节合家团圆的这个千年习俗外，折射出的是多少颗漂泊不定的心？
　　一个个疲惫的身影背后，匆匆回家的脚步声中，又深藏着国人的多少酸楚与真实的心痛呢？
　　历经两年的探访，本文试图从另一个角度去解读中国春运。
　　——题记

人海中，回家、回家……

　　呜呜——呜——
　　中国，北京。
　　被誉为“亚洲第一大站”的北京西火车站，一列火车缓缓启动，准备出站，发出的一声长长的汽笛，迅速被周围林立的高楼撕扯得四分五裂，成为无数的碎屑，随风远逝在城市的上空。
　　这声长长的汽笛，仿佛是出征的令箭，又如激战中的冲锋号。每年一度的周期性人类大迁徙就此拉开大幕。
　　2015年2月4日，农历腊月十六，是农历二十四节气中的第一个节气——立春。这一天也是2015年中国春运第一天。
　　一时间，沸腾腾、喧闹闹、嘈杂杂、乱哄哄……
　　北京、上海、杭州、长沙、成都、广州、郑州……
　　仿佛是一场早已编排好的大剧，按时在中国大地上鸣锣开幕，隆重上演。
　　普天之下，似乎再也找不出比这规模更大的剧目了，只要这大幕一拉开，就会吸引数亿人的目光，牵动着整个国家和国民的心。
　　如果用浩浩荡荡来形容，分量似乎太轻;
　　如果用决堤之水来比喻，力度明显不够。
　　中国春运，这每年一场的大剧，舞台就极其奢华地铺设在中国960万平方公里的大地上，海陆空“三军”齐上阵，昼夜不停。以2015年春运为例，短短40天，流动人次多达37亿。不管你是白领、蓝领或灰领，都会卷入其中。就连偷窃的贼也会在这段时间里，起得最早，睡得最迟，如秋收期间的田鼠，兴奋异常、活跃十分。
　　北京西火车站，总占地面积51万平方米，最高客运能力可达每日90对列车60万人次，多年客流量稳居全国第一。无论夜色有多么浓烈，丝毫削减不了这里的繁忙;无论天气多么寒冷，永远阻挡不住行人匆匆的脚步。南来北往的列车，进进出出的行人，灯火通明中，这里的每一个角落都不会孤独冷清。冬天的北京其实很冷，一阵风呼啸着穿过楼群，与另一阵风在某个拐弯处交汇，迎头相击，合为一体，威力很大。这“穿堂风”就如无数支利箭，能穿透棉衣，直入骨髓。然而，浩浩荡荡的人流穿越过街天桥，无数双手一路扶过，原本冰冷的铁栏杆也会变得发热，甚至发烫。
　　这天夜里，侯东升蜷缩在火车站的一个售票口旁边，他刚眯上眼就被冻醒，睡眼蒙眬的侯东升欠起身子看了看，用力裹了裹身上的棉大衣，又躺了下去，再次合上了眼睛。或许是天色尚早，他躺的位置离售票窗口不远，只要窗口一开，他肯定是第一个，仿佛胜券在握。
　　每年的春节回家，侯东升都会顶着寒风深夜排队，挨冻苦熬，为的就是能买到一张回家的火车票。侯东升的旁边是一位小伙子，他身子斜靠着墙壁，低着头津津有味地吃着桶装方便面，弥漫的热气笼罩着他的脸。或许是有点烫，小伙子吃几口就会猛地抬起头，张大嘴，嘴里冒出的热气，如烟雾般瞬间四散开来……
　　凌晨1时40分，挤得满满当当的第五候车室，突然骚动起来，坐在地上打盹的人站了起来，走动的人停下了脚步，大家纷纷归拢，自觉形成两排歪歪扭扭的长队。此时，农民工吴德利背着一个硕大的帆布包挤在人群中间，他用一只手托着背上鼓鼓囊囊的帆布包，另一只手用力地搀扶着一个头发花白的老人。老人手捂肚子，弯着腰，一双解放鞋上还残留着斑斑点点的油漆，他的整个身体似乎就靠吴德利的一只手扶着。他们很吃力地挤在人群中，用期待的目光望着前方。这是父子俩，来自安徽省安庆农村，在北京打工。就在准备回家的时候，吴德利的父亲老胃病又犯了，疼得直不起腰来。幸运的是他们买到了两张软卧票，如果不是父亲犯病，吴德利肯定舍不得买软卧票的。吴德利的脸上挂着一丝满意的笑。
　　2时20分，3个检票通道的门“哗啦”一声响，全部开启，3个检票员依次排开，检票放行。站台上停靠的3069次列车，红白相间的车身上标着“北京西——安庆”，这是春运第一天，由北京铁路局发出的第一趟返乡临客列车。担当3069次临客列车任务的是北京铁路局衡水供电段，车上的列车员们平日都是手握钳子、螺丝刀，和电网打交道。春运到来，为了运送更多旅客回家，他们临时受命，担当此任。列车长是个80后小伙子，名叫廉德尚，山东人，在铁路工作了7年，春节从来没有回过家。
　　2时52分，北京到安庆的3069次列车准时出发，18节车厢，全列定员720人，全程1272公里，要行驶18个小时18分钟。吴德利将自己的父亲安顿在卧铺上后，他坐在过道的凳子上，望着繁华的北京逐渐远去，心如一只展翅的鸟，向着家的方向飞去。 　　拒绝不是办法，“有序流动”也“锁”不住回家的渴望与发自心底的那份情感。2015年春运，40天内全国旅客发送量，同比增长3.4%。唯一没有变化的数据是，每一年农民工大约都占春运总客流的70%。
　　“春运”就是“民工潮”的代名词。
　　春运期间，如能顺利买到一张车票，即使没有座位，站在拥挤的火车上，看着车窗外飞速倒退的风景，对于归心似箭的农民工来说，也是幸福的一件事情。然而，一票难求的无奈现实，每年都会阻挡农民工回家的脚步。
　　2015年2月5日上午，春运第二天。 22岁的刘力红焦急地站在北京西站的天桥上，一脸茫然地望着来往的人潮。票买不到了，回家无望，他不知道该怎么办，更不知该如何向等待在家里的父母解释。刘力红来自福建农村，他和同村的女友18岁就离开家来到北京。刘力红在北京做保安，女友在三里屯，给一户人家当保姆。他们已经四年没有回过家了。刘力红的父母一直电话催促他，让他在过年期间必须带着女友回家举办婚礼。最后一次，年迈的父亲在电话里用不容置疑的口吻下了死命令。刘力红只好和女友商量，女友也同意过年回家办婚事。他将这个消息告诉父母后，满心欢喜的父母在家里立即开始张罗。按照家里的风俗，刘力红的父母向女方家提了亲，出了彩礼，双方父母又协商着请人订了结婚日期，双方各自都通知亲戚后，万事俱备，只等两个人回家。
　　糟糕的是，北京到福建的车票已经售完。
　　刘力红的女友比较幸运。在三里屯当保姆，雇主是一位老太太，老太太的儿子在国外。因为勤快，刘力红女友很会哄老太太开心，深得老太太的喜欢。临近过年，老太太得知自己的保姆要回家结婚，就偷偷托邻居买好了一张飞机票。女友长这么大第一次坐飞机。傍晚时分，刘力红还和自己的女友在北京一起吃饭，晚上他的女友就打电话过来，开心地告诉他已经回到福建的家。这让刘力红感觉有点恍惚。他从来没有坐过飞机，更不知道飞机会有这样快，他坐不起飞机，甚至连坐飞机的念头都不敢有。
　　第二天，也就是2月5日，刘力红急匆匆跑到火车站，结果还是无票。他打电话告诉父母说，买不到票回不去了，婚礼推迟吧。在电话里，父亲一听就火了说：“放屁，你个龟儿子，你以为这是儿戏啊，老子在家亲戚都通知了，你让我咋整，咋整！兴师动众的说推迟就推迟，别人会咋看？老子丢不起这个人！”挂掉电话后，刘力红几乎陷入绝望，和他在一起做保安的小伙子，上过技校，比刘力红懂得似乎多一些，他说：“你就是傻，怎么不提前在网上订票呢？”刘力红很无奈，自己来到北京四年，只进过几次网吧，也是在电脑上看电影。他不会在网上订票，再说需要啥网银，他没有，也不会付款。
　　为了方便大家春运购票，铁路方面已经从单一的窗口扩展到了网络、电话、自助机售票等，渠道确实多了，实行通售共享，每个渠道会按比例分配。然而作为春运主流人群的农民工，在抢票上是弱势群体，他们对这一系列便捷的措施并不在行。别说没有电脑，即便是可以进网吧，也不会使用网络购票。这成为进城务工者的一大硬伤。对他们来说，还是费点时间排队买窗口票靠谱一些、踏实一些。在多个渠道中，最有可能的或许就是电话订票，但是平时务工，等下工后就是晚上或中午，这个时候打电话订票，用他们的话说，纯属抓彩票碰运气。
　　无奈的刘力红不得不花了高过票价一倍以上的钱，从“黄牛“手里买到了一张回福建的票。
　　“黄牛”就是俗称的“票贩子”。在北京，当地人通常称之为“拼缝儿的”，上海人称其为“黄牛党”;也有地方的方言喊他们是“打桩模子”;有的地方更形象，称这类人为“票虫儿”。在改革开放初期，物质比较匮乏，这些人多是倒腾诸如缝纫机、自行车、电视机等各类票证，后来逐步演变到倒大剧院的戏票，倒热线火车票。有位“老北京”告诉我，“黄牛”的来历还有一种说法是，在旧社会，拉车的车夫们都穿黄马甲，城里人出行都坐这种车，因为价钱便宜，老百姓称之为“黄牛”车。后来交通发展后，火车、汽车票很难买到，拉车的车夫们因为经常在火车站、汽车站跑，和车站卖票的混得倍儿熟，有人就找他们帮忙买票，车夫们也从中得到一定的小费。具体这“黄牛”到底是何来由，这里无暇细究，不过传统的春运开始后，一票难求确实让这些人火了起来。一些黄牛党不是单纯帮人买火车票，而是事先大量囤积火车票，让更多的人买不到票，不得不从他们手中高价买票。这几乎发展成为一种产业，甚至有内外勾结，疯狂敛财，损害老百姓利益的事情发生。
　　黄牛党的主要目标就是每年返乡的农民工，他们甚至以高出票价几倍，甚至十几倍的价格出售，购不到票又急于返乡的农民工，也只好无奈地扮演“周瑜打黄盖，一个愿打一个愿挨”的角色。
　　尽管铁路部门和公安机关为了保护群众利益，一直在行动，重拳打击黄牛抢票倒票。同时，铁路部门又推出了实名制购票，这确实抑制了猖獗的黄牛党们，一些小打小闹的黄牛们因此断了营生，但一些团伙性的黄牛党，生意照样顺风顺水，他们钻的就是制度和设备的空子。年龄不到30岁的“小山东”，北漂多年，做过多种行业，四年前因为参与盗窃蹲了半年“局子”，出来后在火车站做起了黄牛。
　　小山东留着小平头，穿着一身牛仔服，看上去时久未洗的样子，身上斜挎着一个黑色帆布小包，浓密的“八”字胡子凌乱地疯长着，说起话来一个嘴角上翘，胡须跟着一起颤动。我以购票者和他碰头后，同行的一位朋友刚好是山东人，老乡见老乡，亲切的乡音迅速拉近了两个人彼此之间的距离，朋友和小山东攀谈了几句，中午我们又请小山东吃了一顿饭。那天中午，小山东几罐啤酒下肚，话就开始多了起来，他手舞足蹈，唾沫星儿飞溅说，全国各地，需要哪里的车票尽管说，都可以搞到，他们不是一个人在“战斗”，而是一个团队。从春运票开售的那天起，他们就忙上了，在电脑前用软件抢票，几秒刷新一次，只要电脑不死机，能刷多快就刷多快。
　　“每天就是，洗刷刷——洗刷刷——”小山东说着，夸张地扭动着屁股。春运火车票预售提前了，但铁路部门现行各种订票方式是“通售共享”。小山东告诉我，不妨想象一下，春运买票就如一群人在河边钓鱼，如果大家都用钓竿，机会均等，如果有人不用竿而用网呢？这捕鱼的成功率必将大增，对那些老老实实拿着钓竿甚至徒手捕鱼的人而言，机会显然很少了，只能是碰运气。 　　我问小山东：“现在是实名制，你们买了那么多票，车票上白纸黑字写着别人的名字，这些人又不坐车，怎么倒卖呢？”小山东一听就笑了，说：“操，活人怎么能让尿憋死？按你这样说，哥这一行就没法干了。告诉你道高一尺，魔高一丈。你去哪里只管告诉哥，哥保证让你拿到票就行了。”小山东拍着胸脯。
　　后来我才知道，他们这些黄牛们有一个专用词语叫“秒杀退票”。小山东告诉我，他们手里有大把的身份证信息源，当预售票开始后，他们会组织人迅速抢购热门线路的票，比如购进了500张，然后就会派人到火车站去出售，遇到买主后，黄牛们就要来他们的身份证，回到一个他们固定的火车票代售点，两台电脑同时打开，一台电脑负责退票，另一台负责买票。在退票电脑将退票信息输送到网络平台之前，购票电脑已经录好了车次、身份证等信息在那儿等着，然后两台电脑同时操作，一台敲退票，另一台敲买票。就这样，退订的车票刚一到网络平台上，另一台电脑就直接将它买回。我不解地问：“这样成功几率会高吗？如果刚一个退票，就有人买去怎么办？”小山东告诉我，成功率百分之百，有时候也会玩漏，因为网上买票的人忒多，刚刚输入退票信息，就会被别的电脑截获，但这样的“事故”并不多，因为这些车的车票早已告罄，在临开车的前几天，没有人会去买。
　　小山东说：“哥们儿，要不要跟着哥干几天，每天赚几百块钱跟玩儿似的。”小山东告诉我，现在的退票手续费是票额的5%，如一张300元的卧铺票，退票后扣15元，再加上售票点的每张5元手续费，共20元。但他们卖给买主时，加价100元以上，如此一来，轻松净赚80元，如果再黑一点，就更可观了。
　　小山东跟着一个东北人干，据说这个人外号叫“刀疤哥”，曾经因为打架斗殴，浑身多处留着刀疤。当我向小山东提出，想去他们的工作室看看，见一见“刀疤哥”时，小山东的脸色立即大变，他用一双凶狠的眼睛瞪着我说：“操，你想干吗？告诉你，你要想给老子玩阴的，小心你的腿，操——”同行的朋友赶紧上前解围，我们才得以迅速脱离小山东。离开小山东后，朋友对我说：“这些人的警惕性很高，多危险啊，你没有看他身上带着两把刀子吗？”说实话，我真没有看到他身上有刀子，更不知道藏在何处，只是为没有深入“虎穴”，获得更为鲜活的素材而深感遗憾。
　　在开往山西长治的一列普快列车上，我又见到了侯东升，很幸运，通过与身边的一位乘客沟通，我们坐到了一起。拥挤的车厢内，我和侯东升一路小声交谈着。侯东升说，对于进城的他们来说，除了户口上写的地方是自己的家之外，其他都是暂住证指定的暂住地方而已。“如果能在家乡就实现打工养家，谁愿意跑这么远啊！”侯东升说着，伸出宽大而厚实的大手掌抹了抹脸，把头扭向车窗外。此时，列车恰好进入一个长长的过山隧道，窗外一片漆黑，我想他的眼里肯定涌出了泪水。《汉书·元帝纪》有云：“安土重迁，黎民之性;骨肉相附，人情所愿也。”国人向来以安祖立业、儿孙绕膝、无疾而终为太平人生的标准，轻易不愿飘零异地。四处飘零是他们内心深处真实的痛。
　　在中国，曾经因长期的城乡二元结构、地区发展差距、户籍壁垒等，仿佛在城乡之间有一道高高的壁垒，无法跨越;曾经，在城市与乡村之间又如有一道看不见的鸿沟，很难逾越。落后的乡村，无奈的乡村人，要生存就要为改变现状而动，所以他们纷纷出动，走出贫瘠的乡村。每年浩浩荡荡的乡村劳动力涌向城市打工，成为经济发展的重要力量，也为自身的脱困创造了条件。这大量劳动力有规律地移动，必然给交通运输等造成前所未有的压力。
　　“如果城乡差距逐渐减小，农民工也可以在当地找到工作，大学生毕业可以回乡就业，春运还会如此紧张吗？”有人发出这样的疑问。
　　其实在浩浩荡荡的春运背后，真正考量我们这个国家的是，如何快速推进中国农村改革，如何消除地区发展差距，以及加快城市化发展、地区发展和城市化进程，而不是春运到来，临时增开几趟列车。
　　然而，推进均衡发展，实现城乡一体化，谈何容易！每一点、每一滴都需要当下付出沉重的代价。这是发展中的通病，也是历史的欠账，这笔账或许很快就得还上。
　　春运，回家，在这年复一年，规模逐年增加，盛况空前的人类大迁徙中，匆匆奔走在回家路上的国人，心里到底有多少无奈与痛呢？

城乡间徘徊的心，很疼、很疼

　　生在乡村，对农事越来越陌生，选择了逃离，他们属于背叛者;
　　身在城市，行走在高楼林立间，又无法融入，他们属于边缘人。
　　在乡村，每年都会有像李文海或刘晓娟这样的乡村年轻人，或通过考学，或打工，浩浩荡荡涌向城市。城市对于他们来说只是寻梦的暂住地，乡村才是真正的家，为了在春节前赶回家，他们能在寒风中等好几天。一路拥挤到家后，短暂的团聚，匆匆几天，过完年又会匆匆进城，周而复始，也正是他们在不断刷新和壮大着春运。
　　在北京中关村附近，李文海住在一个被称为“蚁穴”的地下室小房间内。他大学毕业后，找工作处处碰壁，奔波一个月后无果，钱花光了，房租交不起，到了流落街头的地步。当时的他，一个七尺男儿蜷缩在床的一角号啕大哭，泪水奔流在那张清瘦的脸上，让人看了揪心地疼。他的眼前是一本毕业证，这一张该死的纸，抽干了乡下父母的血，耗尽了双亲的汗，又有何用呢？后来，学电子商务专业的李文海在一个个体电脑经销店找了一份工作，说直白点就是卖电脑，工资勉强够生活所需。
　　李文海说，曾经有一个叫麦子的硕士，写了一篇《我奋斗了18年才和你坐在一起喝咖啡》，引起强烈共鸣。这是一个农家子弟经过18年的奋斗，才取得和大都会里的同龄人平起平坐的权利。他写道：我的白领朋友们，如果我是一个初中没毕业就来沪打工的民工，你会和我坐在“星巴克”一起喝咖啡吗？不会，肯定不会。比较我们的成长历程，你会发现，为了一些在你看来唾手可得的东西，我却需要付出巨大的努力。从我出生的一刻起，我的身份就与你有了天壤之别，因为我只能报农村户口，而你是城市户口。如果我长大以后一直保持农村户口，那么我就无法在城市中找到一份正式工作，无法享受养老保险、医疗保险。 　　是的，就算一切如愿，工作搞定，保险也有，然而，面对高昂的房价，完全不同的生活方式等等，要在城里立足，何止是18年啊！李文海说这话的时候，眼里含着泪。“或许有人会说，何苦如此，干脆回乡村嘛，乡村有广阔的天地。话可以这样说，实际好难，贫瘠的乡村，创业对于一个身无分文的农家孩子来说，就如登天。再者，父母含辛茹苦把自己培养大，为的就是跳出农门。如今大学毕业了，在城里找不到工作，又回家种田，肯定会让家乡人戳脊梁骨，自己脸上无光不说，父母也会颜面扫尽。还有，看似身上流淌着乡村人的血液，却完全不懂农事，对乡村的生活完全陌生了。”
　　融不进的城市，回不去的乡村。他们一脚踏着城，一脚踏着乡，就这样摇摇晃晃脚踩两只船。对于带着妻儿进城的他们而言，一头是白发爹娘，一头是爱人和儿子，血脉亲情。无论是城，还是乡，扯哪一头都很疼。一颗心就这样无时无刻都在徘徊。这就是走出乡村、涌向城市者的尴尬现实。
　　在中国，不管是像北京或上海那样的国际大都市，还是一些只有巴掌大的地级城市，但凡称为“城市”的地方，不管一线、二线或三线，统统如注射了兴奋剂，或中了邪魔，日复一日在疯长。高楼如春园之草，越长越旺，越长越高，让人容不下脚;马路越伸越长，越来越密，如发了疯的爬山虎。那纠缠在一起的、冰冷的钢筋与水泥，没有一丝血色，似乎能让人窒息。
　　不可否认，城市的出现，是人类走向成熟和文明的标志，也是人类群居生活的高级形式。然而，当政治的、经济的、文化的、教育的等方方面面可保障和供给人类生存的基本元素，都因城之人聚而聚，且越聚越多，越来越先进，不及时统筹发展，均衡推进，乡村就会如一个个失血的心房，越来越落后，城乡之间的差别便会越拉越大。
　　在乡村，对于许多父母来说，望子成龙，望女成凤的直接标志就是让孩子“跳出农门”，脱离祖祖辈辈土里刨食的农村生活，到城里谋得一份体面的工作。供孩子上大学，年迈的父母，恨不得砸碎老骨头换钱，他们的身子如手中磨损的镰刀般一天天弯下，乌发如岁月漂洗过的染布慢慢变白，但孩子只要有出息，他们心里就高兴。如果靠读书改变命运进了城，对他们来说是莫大的荣耀，是光宗耀祖的事，也是一生操劳的骄傲。供儿女们上大学，年迈的双亲耗干了家当，累垮了身体，往往在最需要有人照料的时候，儿女们却无法守在身边赡养。因为儿女们已再次上路，大学毕业后，他们头顶着光宗耀祖的光环，奔波在高楼林立间，哪里晓得残酷的现实，大学毕业并不是万事大吉，毕业就意味着失业。为了能留在城里工作，他们怀揣着毕业证和简历，穿梭在各种招聘会中，一次又一次吃了“闭门羹”，拖着疲倦的身体，蜷缩在简陋的出租房内，啃着馒头，就着咸菜，所有的艰辛，儿女们又怎能和乡下年迈的父母说？所以再苦也得自己扛，这是命运，他们无权选择。

　　在一个简陋的小饭馆，李文海大口吃着一碗面，吃完后抹了一下嘴。他告诉我，他回乡下老家，几次漫步在曾经留下过欢笑和泪水的山野，仿佛是那样的亲切，似乎又很陌生。脚下早春盛开的小花，朵朵喜盈盈，看上去似曾相识，又喊不出它的名字，就如途中迎面遇故友，握手言欢，就是想不起对方姓甚名谁，如何相称，那是多让人尴尬的事情。作为农家孩子，生于乡村，长于乡村，父辈们至今依然在乡村。本该清楚五谷的秉性，如今却变得陌生;本该懂得节令和农事，现在却这般愚钝。他无法像父辈们那样，手指深入泥土便知墒情，更无法通过晚霞来预知未来天气的阴晴。面对土地，面对乡村，他仿佛是一个不忠的背叛者，选择了逃离，这样的感觉时常让他的心无法安稳。
　　李文海说，无数个深夜里，他都会突然醒来，担心乡下年迈的爹娘，怀念那泥土的芳香，甚至会思念那起伏的山峦，遥想那曾经遗失在沃野里的梦，不知不觉总会泪湿枕巾。城里工作十余载，有时候行走在喧闹的人群中，脸上挂着微笑，心却空空;有时候穿梭于潮水般的车流中，来去匆匆，人却会走神。对于城市而言，他又属于外来者、边缘人。这样的尴尬，这样的纠结，这样的困惑，让他常常陷入长久的沉思。
　　刘晓娟来自山西，技校毕业后，和同学一起去了广州，原来在一个电子配件厂找了一份临时工作，因为一次小失误被解雇。被解雇的那天晚上，她和老乡张娟一起吃了晚饭分手，在回出租屋的路上，她没有打车，徒步走着走着就流出了泪水。
　　小巷子里没有路灯，两旁店铺门口闪烁着的霓虹灯射在坑洼不平的路面上，发出幽幽的五色光。一家理发馆生意似乎很好，透过玻璃窗看到室内几个染着黄头发、穿着黑色紧身衣的小伙子，正在忙碌着，长条沙发上还坐着等待的人。一家按摩店，门已合上，挂着“客满”的小牌子，一位喝高了酒的汉子，用拳头拼命地砸门，不住地喊叫：“老子要按摩，老子要按摩！”
　　回到小院，房东正站在院子中间高声大骂：“租不起，就不要租，老娘不稀罕，涨涨房租怎么了？现在萝卜青菜都在涨，电费水费都在涨，老娘不涨房租吃什么，喝什么……”这肯定又是一个租房者嫌房租贵，搬走了，房东心里不舒服，骂街解气。
　　像气球一样膨胀的都市，成群结队的大学生涌出校门后就像民工一样，奔波在城市的角角落落，他们希望在这里实现自己的梦想，希望在这里找到自己的人生坐标。住在别人的屋檐下，吃着最低廉的垃圾食品，支撑他们的是内心燃烧着的激情，是活着。然而就这样简单地“活下去”，真的好难好难！
　　刘晓娟回到自己不足十平米的小屋内，重重地把自己摔在床上。怎么办？她在想，没有了工作，就没有了收入，难道还和在学校时一样伸手向父母要钱吗？让父母养活自己吗？这对她来说简直是一种耻辱，她必须学会自己养活自己。“我能行！”黑暗中，她做了一个胜利的手势。 　　仿佛煎熬般地到了天亮，她朝批发市场走去，想批发一点女士的小首饰、丝巾之类的东西，晚上到人流稠密的地方摆小摊。过去，在夜晚回出租屋的路上，经常看到有摆小摊的人，他们中间有的和她年龄相仿，而且多为外乡人。既然他们能行，自己为什么就不行？刘晓娟走进批发市场后，置身在满目的小商品中，才感到自己极其盲目，到哪里批发？如何批发？价格如何？这些对她来说全是未知，摆在她面前的就是一道方程题，这一刻她必须去解，哪怕是赔一次也要试试。
　　东西批发到了，指甲油、小剪刀、各色丝巾等，用了不足500元，第一次只是尝试。走出批发城，在一个小摊点，刘晓娟随便吃了一口饭，等到夜幕降临后，她提着一个很大的黑色塑料袋加入人流之中。在一个过街天桥上，刘晓娟摆好了小饰品，面对行人，她想喊几嗓子：“快来看，快来买，便宜甩卖了，含泪甩卖了！”但她口张了一下，没勇气喊出声来，又张了一下，还是不行。短短的时间里，汗水已经沁满了额头，她没有想到原来喊一嗓子，是那么的难！当天晚上，她一件饰品都没有卖掉，一身疲惫回到租住的小屋，躺在床上，面对着无尽的黑暗，泪水不知不觉地打湿了枕巾。
　　第二天晚上，她再次来到那个天桥上。当时，她想，就是不挣钱也得卖，甚至赔钱也出手，权当是一次尝试。一个四十多岁的男人，走到她面前，蹲下身看着刘晓娟。刘晓娟说：“我卖的是小饰品，是女孩子的用品。”男子笑笑说：“知道。”接着男子问：“姑娘，你一晚上能挣多少钱？”刘晓娟羞涩地说：“刚开始，还没有开张。”男人笑了说：“我给你开开张如何，这些东西我全要了，不过，你必须陪我说说话。”刘晓娟问男子，怎么说话。男人说：“你真笨还是假笨，我给你500块，你今晚跟我走，以后不用再摆地摊了，多辛苦啊！哥养你。”
　　刘晓娟看了男子一眼，一张臃肿的脸，几缕头发朝后梳着，脖子上是一条粗大的金项链，在灯光下闪着光。她说：“对不起，你找错人了，如果你不买，可以到一边去。”还好，男子没有纠缠她，起身笑了笑说：“他妈的，你这真是大闺女讨饭，死心眼子，老子找个小姐也不过百十来块，给你500块也算高看你了。”说完扬长而去。这句肮脏的话，仿佛是一把锋利的刀，直刺刘晓娟的心底，一种从未有过的耻辱劈头盖脸朝她涌来。那一刻，刘晓娟恨不得找个地缝钻进去，她很想几步过去面对那个老男人唾一口，狠狠地骂他一句，但她没有动，那一刻她感觉自己非常渺小，在这座庞大的城市里，她就如一粒微尘。

走吧，走吧，放弃土地进城

　　《春秋谷梁传·成公元年》说：“古者有四民。有士民，有商民，有农民，有工民。”
　　土地作为人类赖以生存的物质基础，是人类生活最基本和最重要的自然资源。一捧黄土，就是一个世界、一个宇宙，这亿万万粒细小的尘埃凝聚成的赤金，捧在手里，顿感沉重。这粒粒赤金，每一粒都是孕育万物生灵的种子，每一粒都是活着的，都是有血有肉、有灵性的。
　　《周易·系辞上》说：“安土敦乎仁，故能爱。”如果翻开厚重的世界文化史册，追溯宇宙和人类的起源，穿越亿万年历史烟云，你会吃惊地发现，不同地域生活方式各异、语言有别，但结论居然如出一辙，万物的起源都离不开泥土。
　　从西方创世神话中的“潜水捞泥”，到东方古代神话中的息壤，两者惊人地类似。在中国有女娲黄土创造人类的神话;在希腊有大神宙斯让普罗米修斯用泥和水捏人的故事;在古埃及有大神喇用泥土和陶轮造出了人;在古巴比伦有天神马杜克用芦苇、泥土和水造人;在古以色列是耶和华用泥土塑造出亚当，再创造出夏娃……
　　如果说上述都是神话，是传说，那么人类从爬行到站立，从游牧生活到实现农业定居，正是因为有了泥土。泥土长百谷，人得食，牲畜壮，泥土制作器物满足了生活的必需。人类也正是因为有了定居，有了农业生产，才逐步从万物的生长中明白了季节的更替，懂得生命的死灭和复苏，才有了二十四节气，有了当今的文明。
　　中国本来是农业大国，不管你现在是什么身份，从事什么职业，你不得不承认，我们都曾是农民的儿子，是泥土里走出来的人。在历史的进程中，中国农民除非迫不得已，否则是轻易不愿离开故土的。千百年来，他们习惯了面朝黄土背朝天，以一种固有的姿态痴心守着脚下那厚重的土地。春天，他们和解冻的泥土同时醒来，不管天有雨还是没有雨，他们都会固执地将一粒粒种子坚定地播进泥土里，然后站在一望无际的田地里，抡着锄头挥着汗水望天，一遍又一遍，尽管天没有丝毫下雨的意思，但他们总会这样张望。土地对于他们来说就是命根子，种好地就是他们义不容辞的责任。
　　现在，农民要摆脱乡土观念的束缚，跨越传统制度的藩篱，义无反顾地闯进陌生的城市。这种历史性改变几乎是脱胎换骨。
　　这样的摆脱并不轻松，它极其痛苦。原因何在？还得从制度上找原因。长期以来实行城乡分割的二元结构，通过剪刀差和统购统销制度使农产品进城，而大量农村劳动力滞留在农村，导致城乡发展严重不平衡，城市化严重滞后于工业化。
　　城市发展了，而对中国城市化和工业化作出巨大贡献的农村却被冷落了。王锋博士在《中国农村税费改革分析研究》一文中写道，新中国成立最初几年，农业收入一度占国家财政收入的40%。仅就农业税而言，从1949年到2003年，全国累计征收农业税达3945.66亿元。其中仅1949～1984年征收的农业税额有1000多亿元，按照当时的最低价格兑换成黄金，至少11.42亿两。 这还仅仅是上交给国家的农业税，并非农民承担的全部税费，而在农民的税费负担中，农业税是最少的，农民称其为“头税”。
　　当时上交集体的“三提五统”（指公积金、公益金、管理费、农村教育统筹、计划生育统筹、优抚对象统筹、民兵训练费和乡村道路建设统筹费），农民称为“二税”，达标集资（指行政事业性收费、政府性基金、集资、摊派、罚款等）则称为“三税”。据财政部编辑委员会编著的《中国农民负担史》第4卷记载，1985年全国农民农业税交了47亿元，而民办教育16亿元，供养五保户10元亿，照顾烈军属5亿元，文化卫生20亿元，民工建勤义务工20亿元，计划生育32亿元，基层干部和脱产人员补贴70亿元，乱收费40亿元，总计257亿元。 　　宁波大学法学院教授俞德鹏在《城乡社会：从隔离走向开放——中国户籍制度与户籍法研究》中统计，1988～1991年，全国农民人均农业税从8.6元增长到10.5元，人均村提留和乡统筹费则由28.86元增长到44.55元，若加上乱收费、乱罚款等社会负担，1991年农民负担约为90元，农业税只占1/9。
　　为了保证城市的粮食供应和稳定粮价，也为了给工业发展积累资金，1953年开始，政府实行对粮食的统购统销，强制农民低价把粮食卖给国家，农民自己吃的粮食数量和品种也得由国家批准。国家以低于实际价值的价格收购和出售粮食，而以高于实际价值的价格将工业产品卖给农民，这就形成了“剪刀差”。
　　国家通过统购统销的“剪刀差”从农村拿走多少财富呢？据王锋博士统计，从1950年到1978年，国家从农业取得了5100亿元收入（按照当时的最低价格兑换成黄金，至少相当于58亿两，至少相当于现在的49万亿人民币），平均每年176亿元。1979年到1994年，国家从农业提取了15000 亿元收入，平均每年937.5亿元。而上世纪90 年代以来，每年“剪刀差”的绝对额都在1000亿元以上。1953～1985年统购统销过程中，农民向国家贡献的财富大约在7000亿到8000亿元。要知道，1978年中国全部国有工业固定资产也只有9600亿 ，这种“剪刀差”让农村一贫如洗。于瀚在《六十年，农民为国家做了多少贡献》一文中提到，1959～1961年大饥荒期间，有些地方为完成粮食征购指标，逼迫农民把口粮上缴，“很多社、队成立了‘查粮小组’‘调粮突击队’，翻箱倒柜戳地凿壁，逐户搜查，吊打群众，结果不仅将社员自留地收的少量粮食和留下的一点杂粮、种籽没收，就连山芋叶子、鸡蛋、藕粉、现金等亦被以‘反资本主义’为名搜走。”《文史博览》 在2014年10期发文 《破冰：从计划到市场的变革》中称，在农村，由于统购中强迫命令严重，从农民手中征粮过多，任务过重，很多农民被迫卖掉“过头粮”（即国家收购农民余粮后超出余粮部分的粮食，包括饲料粮、种子粮、口粮等），导致农民口粮严重不足，即便农业大丰收，农民仍吃不饱肚子。这样，国家又不得不把征购上来的粮食再“返销”给农村。这些粮食在城乡之间往返运输，造成了很大的浪费。从1954年春开始，许多农民纷纷背井离乡，外出谋生。就在1959到1961年期间，为了减轻城市的粮食供应压力，中央动员城市2000万人下乡。俞德鹏在《城乡社会：从隔离走向开放——中国户籍制度与户籍法研究》写道，1961～1963年，全国共精简职工1800万人，压缩城市人口2600万人。为了防止农村难民进入城市逃难，1959年中共中央发出《关于制止农村劳动力流动的指示》和《关于制止农村劳动力盲目外流的紧急通知》，严格限制农民进城。即便在大饥荒最严重的时候，也不允许农民逃离农村进入城市。
　　此外，农民还有一部分巨额劳务付出经常被忽略，这就是摊派在每个农民身上的劳役。于瀚在《六十年，农民为国家做了多少贡献》一文中记载，这些劳役付出主要用于农田水利基本建设、植树造林、防汛、公路建勤、修缮校舍等。以水利建设为例，复旦大学教授张乐天说：“现在国家建水库要投资多少亿？当年都是农民干出来的。那时建设的水利工程，其总量远远超过现在，因为当年遍地开花，全都在干，像红旗渠多著名啊。”水利工程会耗费多少人力呢？以湖北省为例，仅“大跃进”时修建丹江口水利工程就动用了17个县的10万名民工，依靠人力投掷的黏土、沙石，土法建成了一道大坝。放在现在，这需要多大的投入？而在当时，这都是按照义务工摊派给农民的劳役。
　　户籍作为一道横在农村农民头上的壁垒，也是农民最痛的伤口。俞德鹏教授在《城乡社会：从隔离走向开放——中国户籍制度与户籍法研究》中写道，改革开放以后，城乡户籍铁壁更加巩固。国家陆续出台政策强化对户口迁移工作的限制，严格控制“农转非”。从 1953年开始，国务院相继发文件指示：“铁道、交通部门在主要铁路沿线和交通要道，要严格查验车票，防止农民流入城市;民政部门应将流入城市和工矿区的农村人口遣返原籍，并严禁他们乞讨;公安机关应当严格户口管理，不得让流入城市的农民取得城市户口;粮食部门不得供应没有城市户口的人员粮食……”层层设卡，想尽办法阻止农民进城。1957年12月13日，国务院全体会议通过《关于各单位从农村中招用临时工的暂行规定》，将农村劳动力彻底地排斥在城市之外。这些制度让农民失去了在城市立足的任何可能性。1958年通过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户口登记条例》更是从制度上否定了农民的迁徙自由权利。1975修改宪法时，把“54宪法”所规定的“迁徙自由”直接给取消了，我国公民的迁徙自由彻底失去了宪法保障。
　　从上世纪50年代开始，城市便封闭了就业市场，农村劳动力很难在城市找到工作。而农民只能安守农村，永远从事农业生产。
　　改革开放以后，农民虽然被允许进城务工，但干的都是最脏最累的行当，因为很多城市出台政策限制农民进入某些职业，这些职业都是特意留给城市人的。比如1995年上海发布《上海市单位使用和聘用外地劳动力分类管理办法》，将20多个职业作为“不准使用外地劳动力的行业工种”。北京1997年初也开始限制使用外来劳动力，仅有12个行业的200个工种对外来人员开放。2000年初，北京市又决定将限制行业由过去的5个增加到8个，限制职业由过去的34个增加到103个。这对普通农民工就业限制之严尚且不说，就大学生就业而言，每年碰到的户口壁垒就不计其数。据统计，“在遭遇过户籍歧视的青年中，有57.9%是农村户口，有78.9%是非本地户口;而在北京地区的调查中，非本地户口求职遭拒的比例达到了惊人的93.9%。”
　　很多政策法律不仅剥夺农民的权利，甚至歧视农民的生命。比如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规定：“死亡赔偿金按照受诉法院所在地上一年度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或者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标准，按二十年计算。”按照2011年的标准来算，城镇居民人均收入是21810元，而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6977元。仅仅因为户籍差别，城市人口死亡赔偿金就是农村人口的三倍，也就是说，城市人口一条命的价值是农村人口的三倍。 　　不知从何时起，在乡村，勤劳致富这个亘古不变的道理，在今天的市场经济大潮中变得那样苍白无力。农民是为市场而生产，他们生产的粮食或肉蛋奶，都是用来交换的商品，可没有定价权，不得不一次一次受市场的欺凌。
　　在太行山区，有个真正的养猪专业村叫东归善村。这个村从上世纪80年代初中国农村以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取代人民公社体制之后就开始养猪，家家都养猪，户户有猪舍，在中国的北方地区曾享有“人均三头猪，户均一猪场”的美誉。郭先庆在东归善村养猪名气很大，从1986年开始养猪一直坚持至今。80年代末别的农户刚刚解决温饱问题，他和妻子郭先梅就开起了粉条作坊养起了猪，小日子过得红红火火，似乎就要提前向着小康迈进，所以在当时一度是媒体追逐的对象。“那个时候几乎每天都有新闻部门的记者来，照相的、写稿子的不断。”郭先庆说。二十年来两口子心系猪市，泪与欢笑一切围绕着猪市行情，曾经为养猪哭过、笑过、徘徊过。郭先庆有一本家庭收支账记录了猪市行情的跌跌涨涨，更是一本完整的二十年农村养殖户的沉浮录。

　　“1986年，我养了30多头猪，当时开着粉条作坊，种着将近30亩地，秋天收回的玉茭全部用来加工粉条出售，渣子是很好的猪饲料。”郭先庆说，“当时一头猪最少也得8个月才能出栏，过年的时候出售一斤毛猪不足两元钱，一头猪养一年下来净收入也就是100多元钱，最有赚头的还是那几圈猪肥，两圈肥就上5亩地，长好庄稼哩！”1988年冬天，郭先庆出售了15头猪，收入5250元钱，平均每头猪350多元钱。当时每公斤玉米的市场价格是0.6～0.8元钱，如果按一头成猪85公斤算，得吃掉250公斤玉米，折合人民币150元左右，100多公斤麦麸，再加上买猪娃子的钱，养猪对于农户来说等于是玉米卖了一个高价钱。郭先庆说，上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东归善村的生猪养殖量很大，但近几年来生猪养殖量明显减少。由于农户的管理和防疫水平跟不上形势的需要，生猪发病率很大，一旦染上流行病，损失惨重。尤其是最近几年猪疫情频发，已让养猪户防不胜防。
　　养了二十多年猪的郭先庆，在80年代眼看着就要奔小康了，没有想到，到如今还是勉强支撑，甚至越养越没劲头了。郭先庆说，养猪容不容易？容易！身家几百万的人能养，只有一两千块的人也能养，因为门槛低。养猪难不难？难！难在技术、环境、卫生、管理，养猪对这些要求太严格了。以前普通农户养猪基本上是简单的粗放型操作，绝对没有正规猪场那么专业，一旦疫情来了，根本挡不住。大浪淘沙，市场就像一把筛子，筛去杂质，留下精华。养猪行业中，能坚持到最终的还是这些大户，与国外发达国家一样，中国的养猪业必然要经历从“散养”到“规模化集约型养殖”的转型，这是市场发展的必然，是市场调节的结果。但是农民如何大养，资金从何来，许多农户并不清楚。许多养殖户都想大养，由于无法筹措到资金，最后只好不了了之。从1997年开始持续到1998年，生猪价格一路狂跌至2.6元/斤，1999年才慢慢恢复，2005年再次爆跌……二十多年来，猪价一直在跌涨之间徘徊，生猪价格过多依赖市场调节是影响生产发展最关键的原因。由于单个养猪户不能掌控市场价格，所以落到最后，农民养猪户得到的实惠并不多。就比如猪养得多了，价格马上就下来了，养猪户只好大量减少养猪的头数，或干脆宰杀母猪，甚至扔掉小猪不养。一旦价格涨上来了，生猪存栏又少了，又没有猪出售，养猪户还是没得到实惠，从而形成恶性循环。
　　在广大农村，养殖户不能掌控市场价格，贵了一窝蜂上来，贱了一窝蜂下去，起起伏伏，反反复复，无论如何勤劳，最终还是难致富。养殖如此，种植就更难维系生计。越来越落后的乡村，无奈的现实，要生存就要为改变现状而动，所以他们不得不被迫放弃土地，纷纷出动，背井离乡，走出贫瘠的乡村，涌向繁华的城市。全国进城民工，以平均每年500万人的速度增长，在城市中每3个产业工人中，就有两个来自农村。如果再加之通过上大学走向城市、毕业后留在城市工作的人，数字大得惊人。
　　或进城务工，或进城求学而留城工作，两组不同的大军，进城方式不同，但他们都是选择了逃离故土，远离乡村，走向城市，浩浩荡荡形成了洪流，形成了举世瞩目的春运，匆匆归家的背后，其实是说不尽的无奈与酸楚。

从“盲流”到“新工人”

　　把脉“中国春运”，从始称“春节客运”到“春节期间的交通运输”，最后简化为“春运”;从上个世纪50年代至今，一直是整个中国一年一遇的社会问题。尤其是农村务工人员的加入，更是将小河演变成了洪流。
　　从“盲流”“流动人口”“外来务工人员”，到“打工仔”“打工妹”“农民工”，再到今天一些地方称之为“新市民”，农村进城务工人员尽管一路历经艰辛，名称五花八门，但一路走来，在不断发展壮大。
　　1994年，在春运中越来越多的农民工形成了势不可当洪流后，“民工流”这个词语也应运而生。当年“民工流”三个字第一次上了《人民日报》。报道提供的数字表明，1994年铁路春运人次已达2.1亿。
　　1995年全国春运结束后的3月12日，《人民日报》刊登了长篇通讯《为了两千万民工有序流动》。文章说：要真正解决好民工潮和民工潮带来的问题，还必须在更深更广的方面开拓。第一是就地就近吸纳更多的农村剩余劳动力;第二是将一些劳动密集型产业向内地转移;第三是要继续加紧交通运输基础设施的建设;第四是要抓紧建立全国统一、开放、有序的劳动力市场，避免各地民工盲目乱闯。
　　城乡分割的历史割断了城乡人口之间的自然流动关系，形成了具有中国特色的用工体制，造成了就业领域内的二元结构。如果我们的新中国成立后，没有这种刻意的割裂，或许就不会有农民工的出现，特别是国家包揽了城镇居民的就业，不仅堵塞了农村劳动力的进城之路，也给农村劳动力带来了身份上的歧视。 　　在广州，他跟着一个建筑队铺路，一次夜晚施工中，不幸被一辆运料车撞倒，被紧急送到医院。医生说，他可能从此再也站不起来了。说来也算苍天眷顾，他卧床休养了半年后，竟然站了起来，重新进入施工队。不过从此落下终身后遗症，只要天气有变化或劳累过度，腰就如折断般疼痛，几次疼得他额头上全是汗珠儿，甚至晕厥。施工方信誓旦旦地向他保证，一辈子照顾他，为他安排最轻的活儿。刚开始确实是，他不用再去推手推车，也不用搅水泥，每天晚上负责看场子。后来，施工方一直找他的茬儿，不是说他偷懒，就是说他看不住场子，尽丢东西。终于有一天，施工方说，晚上丢了数吨钢材，价值8万元，要求他全额赔偿。德奎老汉作为一个打工者，哪能赔得起，最后在施工方的训斥声中，他不仅一分工钱没有要到，反而还为施工方写下了一张7万元的欠条，被赶出了工地。
　　其实，德奎老汉心里清楚，工地根本就没有丢钢材，这是施工方故意找茬儿撵他走，打下那张欠条，是防止他以后因为腰病去找施工方的麻烦。尽管心里十分清楚，但他有口难辩，更无处去讨公道。他被撵出工地后，无脸回乡，在最无奈的时刻，被一个小工厂看中，获得一份烧锅炉的营生，这一干就是5年。最后那一年，他的腰疼越来越严重，直到铲一铲煤都会浑身流汗，几次造成锅炉熄火。工厂里的负责人很坚定地将他辞掉，当时他还苦苦哀求说，自己需要这份工作。负责人说：我们不是养老院，更不是慈善机构，我们需要的是干活儿的。是啊，他老了，再也干不动活儿了，城市不需要他了。回家的那年春节，或许是比过去提前了整整两个月，总之他破天荒买到了一张坐票。打工三十年，历经了三十年的春运，最后告别城市这一年，竟然是踏踏实实坐着座位回的家。
　　曾经，德奎老汉对妻子说，一定带她进城，像城里人一样生活。曾经在乡亲们面前，他五指收拢握成拳头，发誓说，一定要在城里混出个样子来。三十年过去了，他从一个壮汉变成了连腰都直不起来的老头，他没有将妻子带进城，更没有混出一个模样。三十年来，每年总是急慌慌回家过个年，再急慌慌进城，汗水不知流了多少，日子过得还是很恓惶。如今两个儿子和当年的他一样也急慌慌地进了城。三十年，他哭过、愤怒过，也骂过娘，都于事无补。他的老伴看到他每天哼哼唧唧直不起腰来的样子，就把心底的怒火全归结于城市。
　　改革开放后，农民大规模离开土地进入城市，规模之大，举世无双。就连国外一些研究者也被这涌动的大潮惊呆了。德国学者洛伊宁格尔在《第三只眼看中国》中写道：“农民的庞大数量与经济建设的发展速度不成比例，不是城市经济需要吸引农民劳动力，而是农民劳动力需要挤入城市;农民的综合素质远远达不到城市经济生活对他们提出的要求，因此，农民与法律的冲突将更为激烈、经常;中国城市居民生活水平提高的速度几乎与经济增长速度持平，而与农民的收入水平形成巨大反差。因此，农民在进城伊始就会产生嫉妒、自卑、急迫甚至仇恨心理。这种心理不仅妨碍他们逐渐成为城市人，而且会以犯罪形式表现出来。”
　　如果德奎老汉听了这段话，相信他肯定会笑。作为一个农民工，走进城市，是为了生存的需要，对于城里人来说，他们是外来者，不管他们为城里作了多大的贡献，承担起多么繁重的劳动，城市从未真正伸开双臂接纳过他们。他们渐渐变得没有了抱怨，变得顺从、忍耐，听天由命，顺其自然，甚至把所有的苦和痛都归结于自己的命运。
　　其实，像吴德奎这样的老人，在中国很普遍。2015年国家统计局发布的《2014年全国农民工监测调查报告》显示，2014年，我国农民工总量继续增加，虽然青壮年劳动力仍是农民工的主力群体，但40岁以下农民工所占比重已持续下降。相反，50岁以上的高龄农民工占比逐年上升，达到17.1%，农民工平均年龄也由35.5岁上升到38.3岁。
　　2009年全国50岁以上农民工占4.2%，约965万人;2014年上升到17.1%，约4685万人。
　　2015年，中央农村工作会议前夕，中国发展研究基金会发布了其召集“三农”领域研究专家编写的《中国发展报告2013/2014》。这份官方报告关注的重点放在农村，重提2020年“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目标，提醒人们勿忘重任，仅余六年，农村改革和发展时间十分紧迫。紧迫何在？《报告》指出，由于城乡二元分割，中国城乡居民收入比2013年略有回落，但这样的城乡收入比在世界上也是少有的，超出了绝大多数发展中国家。而过大的收入差距是国际上许多发展中国家没能顺利进入高收入国家、掉入“中等收入陷阱”的共同因素。城乡发展一体化进程中仍存在许多制度上的障碍，城乡居民在就业机会、工资报酬、社会保障和公共服务等方面仍有诸多不平等，尤其是农村居民在发展机会上仍处于相对不利的地位。一位专家发言称，在组织编写报告过程中，他感到“很有紧迫感”，虽然中国在减少贫困方面取得了很大成就，但至2014年，中国农村还有8000多万人生活在贫困线以下。“老人自杀率攀升，因为子女不养，社会又没有保障。有的老人生病了也不去看，因为新农合保障水平仍然不够。中国农村社会经济发展一方面是严重不够的，一方面在生态环境等方面又是严重透支的。强度大、收入低，风险高、保障少，是‘高龄农民工’们共同的境遇。这些‘高龄农民工’们为城市建设奉献了青春与汗水;如今，年老了，谁来保障他们拥有一个平安幸福的晚年？”这位专家说。
　　“不能把农民工视为‘二等公民’。”国务院总理李克强的这句话一时间在媒体广泛传播。在2014年7月份的一次国务院常务会议上，李克强说，“在中国经济增长过程中，农民工群体发挥了十分巨大的作用。”他指出，“有研究显示，中国近几十年快速发展靠的是人口红利，这个红利很大程度上就是农民工的贡献。”德奎老汉告诉我，他通过电视看到总理说这些话后，忍不住哭了，哭得很彻底，很伤心。
　　2015年5月15日，国际家庭日。当天，国家卫生计生委发布了《中国家庭发展报告2015》。这个报告通过对全国1624个村（居），3万多个家庭，涉及18万多人的调查显示：流动家庭与留守家庭成为常态家庭模式，流动家庭的比例接近20%，农村留守儿童占比超过1/3，留守妇女占比超过6%，留守老人接近1/4。这不仅仅是一组枯燥的数字，其背后都是值得关注的弱势群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