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沈亦云女士六十万字的皇皇巨著《亦云回忆》，为之作序者皆声名赫赫，如蒋介石、胡适、张群和张公权等，无一不是中国近现代史的局中人和见证者，有的甚至主演和导演，这也足见这部《亦云回忆》的分量和影响。
亦云何许人？作者简介一栏这样介绍：沈亦云（1894—1971），黄郛之妻，祖籍浙江湖州，生于嘉兴。原名性真，后改署景英，字亦云。1906年，考入天津北洋女子师范学堂，后到苏州景海女学读英文。辛亥革命时，在上海组织女子军事团。抗战期间，在沪创办南屏女子中学。1950年后定居美国，1971年逝世于美国纽约。
值得一提的是，“亦云”一名，系中国最早的女子师范学校、北洋女师首任监督兼主持傅增湘先生所取，“他用景慕沈云英之意，给我取‘亦云’二字。抗战时起，我以字行不再用名了”。这里的沈云英（1624—1660）系随父征战的明朝女将，浙江萧山人，其文武全才的巾帼英雄，同乡晚辈秋瑾女杰曾以“执掌乾坤女土司，将军才调绝尘姿”相歌颂。由沈性真而沈亦云，这也可见作者本人的志向和抱负。
沈亦云堪称中国传统文化和西方现代文明共同孕育下的卓绝女性，二十世纪罕有其匹。她的身上既有女性的溫良贤淑，又有男性的侠肝义胆;既是深受欧风美雨洗礼的时代女性，又以“天理良心”、“心安理得”为修身尺度;既能搦管救国，功成弗居，偕隐山林而自足，又能任劳怨历艰险，与丈夫荣辱与共，生死相随;既淡泊名利，仗义疏财，义无反顾地捐献其“唯一的住宅，并其中所有值钱之物”，以示抗战决心;又珍视名节，倾尽毕生所能，誓将亡夫生前“心迹之苦、行事之难，而不为世人所共谅”赍志而殁的屈辱悲辛，向后人向时代和盘托出。她有决断有识见更兼史才，历十年践行诺言完成《黄膺白先生家传》，逾廿年又写就上、下两卷的《亦云回忆》。著名历史学家唐德刚为之惊叹“少年喜得忘年友，续史才惊读史人”。亦云女士几乎汇集男、女两性全部的优秀品质于一身，历史上任何一个淑女、才女、烈女，抑或任何一个君子、才子、侠士，几乎难可比拼。在国家积贫积弱的甲午战争年间出生的亦云女士，即使用当代女性的标准来评价，依然是那么光彩照人，难以望其项背。中国妇联所倡导的女性“自尊自爱自立自强”，早在沈亦云身上就已得到充分体现，而今日之当代女性，不少人对于这样的目标却还有很大的差距。
沈姓为嘉兴故家。亦云之父沈秉钧1902年中举，以教读为业，后在商务印书馆担任编辑，曾独立校印《资治通鉴》，乃《辞源》初版的编辑之一。父亲教育子女首重“勿说谎”，故为她取名“性真”，释其意为“真之反面为妄，妄则无所不为，是个坏人”，常提醒她待人处世要责己重、责人轻，否则为人太刻薄，于恕道有亏。母亲葛氏亦系当地望族出身，平时极力助人，“尽量为人”，屡次受挫而能热情如故，“对儿女小气与小看人，她责之最严”。父母鼓励子女读新书做新人，对女儿之事为辛亥奔走募捐毫不阻拦，只是建议审慎行事，郑重嘱告勿经手款项。亦云自陈对其一生影响最大的良师益友，首推自己的父母。
亦云曾“诵‘阿爷无大儿，木兰无长兄’之歌词而奋发”，为辛亥伟业竭尽绵薄。当时上海出现了各种女子军事团体，如林宗雪组建的女子国民军，陈婉衍统领的女子北伐光复军，唐群英筹建的女子北伐队和沈佩贞组织的女子尚武会等。亦云发起组织的“女子军事团”乃其中之一：“我们组织了一个‘女子军事团’，借西门方板桥一家停课的女校校舍为集合处，分四项工作：战斗，看护，募饷，缝纫，各以能力志愿参加。……团成立后，呈报护军都督府，请指导。后来南、北军事至南京而止，军事团工作仅以做制服和募捐略有成就。……在南京时，克强先生部下有人教装炸弹，亦曾练习使用，住在铁汤池丁宅，只极短时间。”
她后来之所以主动解散“女子军事团”，成员各自回归教、学本位，既有时局已趋明朗这一外因，更觉自身尚待提高充实，方能尽公民建设之责;另外，她深受传统文化之影响，认定政治圈乃名利场，属结党营私、藏污纳垢之地，绝非读书人尤其是知识女性栖身之所：“我们一班人热血有余，贡献极少，自这次经验，同人都不再参加群众运动。有一点相同处，觉冲动时期已经过去，国家需要建设，个人需要学问。有人提倡女子参政，我们几个人因受旧书影响，看得从政不是清高的事，又以如果参政，须先具备足以参政的条件，故均无意于此。民国元年（1912）暑假以前，我们已各归本位，教者归教，读者归读。”
无独有偶。同为北洋女子师范学堂出身的许广平，在1925年4月6日给鲁迅先生的信中谈及唐群英、沈佩贞等女界先驱时，口气颇为不屑：“那些不纯粹不彻底的团体，我们绝不能有所希望于他们。即看女性所组织的什么‘参政’、‘国民促进’、‘女权运动’等等的人才的行径，我也实在不敢加入以为她们的团体之一。团体上根本的事业没有一点建设，而结果多半成了‘英雄与美人’的养成所;说起来真叫人倒咽一口冷气。其差强人意的，只有一位秋瑾，其余的什么唐□□，沈□□，石□□，万□……哟，都是应当用蚊烟熏出去的。”许氏持论失之偏颇，倒也充分表明了中国文化传统熏育下的知识女性，大多对政治有着本能的抵触和拒斥。
《黄膺白先生家传》中说“先生初娶于吴，继娶亦云”。她与黄郛（1880—1936，字膺白）相识于沪军都督府，因对家事国事天下事的看法颇为同调，遂相互激赏，并于1912年10月结为连理。此后亦云夫妇始终“志同道合，其坚如金”。这种坚牢的感情基础，与亦云的人品学问和过人能力密切相关。
沈亦云极有才干，家庭贤内助自不必说，“那时全家衬衣都我自做，有时亦做鞋袜。……我开始做手工，以做手工为定心养性之初步，渐成习惯。……在得不偿失和不虞之誉中，我得到的益处是耐得住闲，不怕寂寞”。她与丈夫志同道合、互相砥砺，堪称黄郛事业上的得力助手。在黄郛建议下，亦云曾以黄率真的笔名翻译了日本历史学家井上清的《南洋与日本》一书，1914年由上海中华书局印行。黄郛因二次革命失败被袁政府通缉，亦云新婚不久就随夫流亡日本两年半，为生计只得将所有饰物包括结婚纪念品在内都一并变卖，其间危苦艰辛自不待言，她却自嘲这是一种心理解放。为安全计，亦云还得屡屡代夫独自“跑街”打前站，“跑马路、跑码头、跑银行、跑电报局等”。在“城头变幻大王旗”的1916年前后，单身女性抛头露面接洽一些为当局彻禁的人和事，需要胆量，更需要智慧。为分丈夫案牍之劳，又事涉机密，因此看速记、拟函稿等都由她负责：“他参与很重要之点，则我屡为其最机密的下手，有时为唯一的下手。我以读历史的兴趣，对国家的同心，而共同参与，事后我即退出。” 例如，1924年冯玉祥发动北京政变，黄郛参与其间，但“成密电本归我保管，来往电均我亲译，膺白复电大概都由我起稿，彼此例行报告之外，偶然有一二机锋暗示，措辞十分小心”。这一细节对方始终不知，因为“我极力避免参与他们的事，即以前膺白与之通电是我起草之事，亦未说出”。在黄郛的日常政务中，亦云于他更是良师益友，谓予不信，请看下文：“我劝膺白写中国的《人民读本》……为写《人民读本》，引起了许多心事，他说何从下笔。我建议一面写‘常’，一面写‘变’，即照理中国应该如何，而此时则实际如何，把一篇烂污账请国民过目判断。”“膺白写第二本书《战后之世界》要吃力得多。……他写一章，我誊一章，我们在同一书房，我的书桌只是一张半桌。他要我誊，为让我做他第一个顾问，我见到须添须改之处，立刻告诉他，得他同意，立刻修改。我愿充誊录，以先睹为快，并且二人在同做一件事情，其他俗事不会因影响到我而亦分他的心。抄稿以外，我亦替他看参考材料，世界有许多未决的问题，疆界亦时常更改。……报上预告汪精卫作《巴黎和会与中国》，我函托在上海的吾弟君怡，该书出版，用最快的方法寄我一本。收到时膺白正在北京，我一口气看完，次日上午膺白已接我快信，报告他汪书已看过，不足以夺彩，无事参考。”
更为难得的是，亦云恪守公私內外之别，夫妻知己而又诤友，和而不同，“我在膺白面前，对国事和其他看法，要保持独立的见解，虽然我们的看法大都是相同的”。至于后来亦云夫妇隐居莫干山，筹办小学和战时临时中学，致力于义务教育和庾村经济合作社建设，尤其是丈夫病逝又狼烟四起的抗战时期，还在沪创办南屏女中十年，勉力撑持奋斗不辍，以贯彻亡夫遗志，“以真正学问道德报国”，亦云之笃行坚忍、“中通外直”、“亭亭净植”之独立个性可见一斑。
逢人必劝写自传的胡适先生在其序言中说：“亦云夫人这部《回忆》的第一贡献在于显示保存史料的重要，第二贡献在于建立一种有勇气发表真实的现代史料的精神。”适之先生此说大体不错，但尚未切中肯綮。作者沈亦云弟弟沈君怡的“沈跋”才可谓一语道破：“姊写此书的真正用意，我以为尚另有所在;而最能道出姊这点心事的，莫过于蒋公在卅四年（1945年）11月28日为《黄膺白先生家传》所作序文中间的几句话：‘亦云夫人撰此《家传》，其于逝者心事，实能推见至隐。’这几句话同样可以适用于《回忆》，‘于逝者心事能推见至隐’一语，实道出作者与逝者无限辛酸惊险的经历。今姊于悠长的岁月中，以坚忍的精神卒成此书，可告慰姊丈在天之灵者，无过于此。某日我曾对姊说：‘姊丈对得起国家，阿姊对得起姊丈’，意思即在此。”
至此，必须介绍《亦云回忆》的真正主人公、亦云丈夫黄膺白。在民国云谲波诡的政坛上，黄郛可谓举足轻重。他在短短五十七年的生涯里，参与了民国肇兴、军阀纷争到“七七事变”前中日交涉的诸多重大事件，是研究中国近代史、中华民国史、中日关系史无法绕开的关键人物。黄郛华北任上经手的几起谈判和签约，都是在中方极端不利的前提下进行，也令他至死陷入“亲日”、“媚日”的舆论漩涡：“膺白在世时，直接当济南惨案及塘沽停战之冲：为这两个问题，前后受大谤，为国家故，他愿过则独受。在当时折冲之苦，与事后隐忍不言，真是‘打落门牙带血吞’、‘万箭穿心’、‘腹背受敌’各种成语的滋味都尝到。为国家，我不敢怨，然‘国家’今如此，我岂能忘！”
1933年8月，黄郛在接受天津《大公报》记者王芸生采访时说：“这一年来的经过，一般人以为我黄某天生贱骨头，甘心做卖国贼，尽做矮人，我并非不知道伸腰！只是伸伸腰之后有什么善后办法？为国家设想，不能那样冒险……但国家既需要我唱这出戏，只得牺牲个人以为之。”1934年，黄郛的高级顾问何亚农就曾对黄郛此后的内外困境有所阐释：“盖有三误焉。从前日本以为黄有办法，所以捧之，近以其诸凡听南京，因之颇不满，此一误也。黄之来也，以为蒋必事事听之，孰料不然，此又一误也。蒋之约黄出来，本利用其做二重外交，……孰料黄亦系求国民叫好者，岂非亦一误耶。”
一如沈母曾经慨叹“取得经来是唐僧，惹出事来归孙行者”。亦云在回忆录中以巨量篇幅和大量史实，包括当年执政各方的书信、电报以及众多当事人口述回忆，从多个角度凸显亡夫“宅心仁厚，为国家民族鞠躬尽瘁……生平言行一贯，不依流俗浮沉”特立独行的性格特点，尤其一一呈现黄郛当年的艰难处境，“国家大难当头，犹意气用事，视当冲之人存心卖国，又责以万能。中国政治场中，为公谊而指臂之助者，甚为罕有”。亦云自称撰写回忆录之动机，一则“承他（黄郛）拿我放在他自己与朋友之间，使我义不容辞而写这些”。二则源自老师傅增湘先生的策励：“膺公为历史上之人物，记载要以翔实为主。凡官撰之书多有失实，不若私家著述之尚存真相，自古已然。共和以后，史职不修，若不自行整理，恐他时必至混淆是非，任情毁誉，非细故也。……斯意谓此事宜夫人自任之。”因此以《亦云回忆录》告慰黄郛在天之灵，同时“向现代史家交卷，拥护研究现代史的风气”。
如今，随着当代史学界“黄郛替蒋介石跳火坑”、“无以为继：黄郛与1935年华北危局”等研究成果的相继出现，人们对黄郛功过成败的评价日益客观公允，亦云夫人的弘毅笃行和她这部巨著，自然功不可没。
亦云夫妇同心一德、情比金坚，但全书毫无夫妻间风花雪月、情意缠绵的描写，甚至连恋爱细节都付之阙如。从一般意义上讲，男女的相处一开始有激情有爱意，维系与吸引彼此的就是这些。而像亦云夫妇，彼此又兼知己、同道和战友，在甘苦与共的岁月中激情潜沉，凝成声气相求血脉相连生死与共的亲情，可谓升华了的爱情，爱意早已弥漫于拟稿译电、谈心商讨、读写誊校、吃饭散步、端汤奉药等日常事务中了。正因情同一人，《亦云回忆》大旨为亡夫鸣不平以浇心中之块垒，故春秋笔法随处可见;而写到黄郛积劳成疾忧愤而逝的章节，字字句句泣血锥心。全书毫无女性为文的婉约柔美，风格沉郁苍凉。撰写长篇回忆录，不能仅靠毅力，还得具备相当专业修养：“我属稿时，排比而解说，常恐记忆有误。每择一题，先回想其时环境和有关人物，结成局面，然后置身其间，以所知多少略定轮廓，故虽信口述来，不敢以意为之。历史是中国最早而极郑重的一门学问，述而不作，古贤以之代舆论。我未曾学，而慕此理，执笔战兢，仍不免阿私溢美之处，读者斟酌，并请宽恕之。”亦云夫人当年是北洋女师简易科出身，她安排材料结构全篇包括回到具体历史场景中去构思回想，其艺术功力实令后辈来者追仰之至。
黄郛当年为求婚而长函恳告沈父：“后半世学问事业，视长者一诺。”回顾他们的非凡一生，与其说表明了膺白先生眼力之精准，毋宁说更证明了亦云夫人的才干能力卓绝超拔。
《亦云回忆》只有一处提及对两性平等的看法，有人“请我到妇女会演讲，我不知应该说什么，而且我有偏见，男女同隶于四民，没有男子会何以要有妇女会，故亦逊谢了”。在潮流面前不偏不倚，在权力者面前不卑不亢，在弱势者面前不矜不伐，在强权面前不屈不挠，二十世纪初的女性解放先行者，沈亦云先生实至名归、当之无愧！
（沈亦云：《亦云回忆》上、下册，岳麓书社2016年版）
亦云何许人？作者简介一栏这样介绍：沈亦云（1894—1971），黄郛之妻，祖籍浙江湖州，生于嘉兴。原名性真，后改署景英，字亦云。1906年，考入天津北洋女子师范学堂，后到苏州景海女学读英文。辛亥革命时，在上海组织女子军事团。抗战期间，在沪创办南屏女子中学。1950年后定居美国，1971年逝世于美国纽约。
值得一提的是，“亦云”一名，系中国最早的女子师范学校、北洋女师首任监督兼主持傅增湘先生所取，“他用景慕沈云英之意，给我取‘亦云’二字。抗战时起，我以字行不再用名了”。这里的沈云英（1624—1660）系随父征战的明朝女将，浙江萧山人，其文武全才的巾帼英雄，同乡晚辈秋瑾女杰曾以“执掌乾坤女土司，将军才调绝尘姿”相歌颂。由沈性真而沈亦云，这也可见作者本人的志向和抱负。
沈亦云堪称中国传统文化和西方现代文明共同孕育下的卓绝女性，二十世纪罕有其匹。她的身上既有女性的溫良贤淑，又有男性的侠肝义胆;既是深受欧风美雨洗礼的时代女性，又以“天理良心”、“心安理得”为修身尺度;既能搦管救国，功成弗居，偕隐山林而自足，又能任劳怨历艰险，与丈夫荣辱与共，生死相随;既淡泊名利，仗义疏财，义无反顾地捐献其“唯一的住宅，并其中所有值钱之物”，以示抗战决心;又珍视名节，倾尽毕生所能，誓将亡夫生前“心迹之苦、行事之难，而不为世人所共谅”赍志而殁的屈辱悲辛，向后人向时代和盘托出。她有决断有识见更兼史才，历十年践行诺言完成《黄膺白先生家传》，逾廿年又写就上、下两卷的《亦云回忆》。著名历史学家唐德刚为之惊叹“少年喜得忘年友，续史才惊读史人”。亦云女士几乎汇集男、女两性全部的优秀品质于一身，历史上任何一个淑女、才女、烈女，抑或任何一个君子、才子、侠士，几乎难可比拼。在国家积贫积弱的甲午战争年间出生的亦云女士，即使用当代女性的标准来评价，依然是那么光彩照人，难以望其项背。中国妇联所倡导的女性“自尊自爱自立自强”，早在沈亦云身上就已得到充分体现，而今日之当代女性，不少人对于这样的目标却还有很大的差距。
一
沈姓为嘉兴故家。亦云之父沈秉钧1902年中举，以教读为业，后在商务印书馆担任编辑，曾独立校印《资治通鉴》，乃《辞源》初版的编辑之一。父亲教育子女首重“勿说谎”，故为她取名“性真”，释其意为“真之反面为妄，妄则无所不为，是个坏人”，常提醒她待人处世要责己重、责人轻，否则为人太刻薄，于恕道有亏。母亲葛氏亦系当地望族出身，平时极力助人，“尽量为人”，屡次受挫而能热情如故，“对儿女小气与小看人，她责之最严”。父母鼓励子女读新书做新人，对女儿之事为辛亥奔走募捐毫不阻拦，只是建议审慎行事，郑重嘱告勿经手款项。亦云自陈对其一生影响最大的良师益友，首推自己的父母。
亦云曾“诵‘阿爷无大儿，木兰无长兄’之歌词而奋发”，为辛亥伟业竭尽绵薄。当时上海出现了各种女子军事团体，如林宗雪组建的女子国民军，陈婉衍统领的女子北伐光复军，唐群英筹建的女子北伐队和沈佩贞组织的女子尚武会等。亦云发起组织的“女子军事团”乃其中之一：“我们组织了一个‘女子军事团’，借西门方板桥一家停课的女校校舍为集合处，分四项工作：战斗，看护，募饷，缝纫，各以能力志愿参加。……团成立后，呈报护军都督府，请指导。后来南、北军事至南京而止，军事团工作仅以做制服和募捐略有成就。……在南京时，克强先生部下有人教装炸弹，亦曾练习使用，住在铁汤池丁宅，只极短时间。”
她后来之所以主动解散“女子军事团”，成员各自回归教、学本位，既有时局已趋明朗这一外因，更觉自身尚待提高充实，方能尽公民建设之责;另外，她深受传统文化之影响，认定政治圈乃名利场，属结党营私、藏污纳垢之地，绝非读书人尤其是知识女性栖身之所：“我们一班人热血有余，贡献极少，自这次经验，同人都不再参加群众运动。有一点相同处，觉冲动时期已经过去，国家需要建设，个人需要学问。有人提倡女子参政，我们几个人因受旧书影响，看得从政不是清高的事，又以如果参政，须先具备足以参政的条件，故均无意于此。民国元年（1912）暑假以前，我们已各归本位，教者归教，读者归读。”
无独有偶。同为北洋女子师范学堂出身的许广平，在1925年4月6日给鲁迅先生的信中谈及唐群英、沈佩贞等女界先驱时，口气颇为不屑：“那些不纯粹不彻底的团体，我们绝不能有所希望于他们。即看女性所组织的什么‘参政’、‘国民促进’、‘女权运动’等等的人才的行径，我也实在不敢加入以为她们的团体之一。团体上根本的事业没有一点建设，而结果多半成了‘英雄与美人’的养成所;说起来真叫人倒咽一口冷气。其差强人意的，只有一位秋瑾，其余的什么唐□□，沈□□，石□□，万□……哟，都是应当用蚊烟熏出去的。”许氏持论失之偏颇，倒也充分表明了中国文化传统熏育下的知识女性，大多对政治有着本能的抵触和拒斥。
二
《黄膺白先生家传》中说“先生初娶于吴，继娶亦云”。她与黄郛（1880—1936，字膺白）相识于沪军都督府，因对家事国事天下事的看法颇为同调，遂相互激赏，并于1912年10月结为连理。此后亦云夫妇始终“志同道合，其坚如金”。这种坚牢的感情基础，与亦云的人品学问和过人能力密切相关。
沈亦云极有才干，家庭贤内助自不必说，“那时全家衬衣都我自做，有时亦做鞋袜。……我开始做手工，以做手工为定心养性之初步，渐成习惯。……在得不偿失和不虞之誉中，我得到的益处是耐得住闲，不怕寂寞”。她与丈夫志同道合、互相砥砺，堪称黄郛事业上的得力助手。在黄郛建议下，亦云曾以黄率真的笔名翻译了日本历史学家井上清的《南洋与日本》一书，1914年由上海中华书局印行。黄郛因二次革命失败被袁政府通缉，亦云新婚不久就随夫流亡日本两年半，为生计只得将所有饰物包括结婚纪念品在内都一并变卖，其间危苦艰辛自不待言，她却自嘲这是一种心理解放。为安全计，亦云还得屡屡代夫独自“跑街”打前站，“跑马路、跑码头、跑银行、跑电报局等”。在“城头变幻大王旗”的1916年前后，单身女性抛头露面接洽一些为当局彻禁的人和事，需要胆量，更需要智慧。为分丈夫案牍之劳，又事涉机密，因此看速记、拟函稿等都由她负责：“他参与很重要之点，则我屡为其最机密的下手，有时为唯一的下手。我以读历史的兴趣，对国家的同心，而共同参与，事后我即退出。” 例如，1924年冯玉祥发动北京政变，黄郛参与其间，但“成密电本归我保管，来往电均我亲译，膺白复电大概都由我起稿，彼此例行报告之外，偶然有一二机锋暗示，措辞十分小心”。这一细节对方始终不知，因为“我极力避免参与他们的事，即以前膺白与之通电是我起草之事，亦未说出”。在黄郛的日常政务中，亦云于他更是良师益友，谓予不信，请看下文：“我劝膺白写中国的《人民读本》……为写《人民读本》，引起了许多心事，他说何从下笔。我建议一面写‘常’，一面写‘变’，即照理中国应该如何，而此时则实际如何，把一篇烂污账请国民过目判断。”“膺白写第二本书《战后之世界》要吃力得多。……他写一章，我誊一章，我们在同一书房，我的书桌只是一张半桌。他要我誊，为让我做他第一个顾问，我见到须添须改之处，立刻告诉他，得他同意，立刻修改。我愿充誊录，以先睹为快，并且二人在同做一件事情，其他俗事不会因影响到我而亦分他的心。抄稿以外，我亦替他看参考材料，世界有许多未决的问题，疆界亦时常更改。……报上预告汪精卫作《巴黎和会与中国》，我函托在上海的吾弟君怡，该书出版，用最快的方法寄我一本。收到时膺白正在北京，我一口气看完，次日上午膺白已接我快信，报告他汪书已看过，不足以夺彩，无事参考。”
更为难得的是，亦云恪守公私內外之别，夫妻知己而又诤友，和而不同，“我在膺白面前，对国事和其他看法，要保持独立的见解，虽然我们的看法大都是相同的”。至于后来亦云夫妇隐居莫干山，筹办小学和战时临时中学，致力于义务教育和庾村经济合作社建设，尤其是丈夫病逝又狼烟四起的抗战时期，还在沪创办南屏女中十年，勉力撑持奋斗不辍，以贯彻亡夫遗志，“以真正学问道德报国”，亦云之笃行坚忍、“中通外直”、“亭亭净植”之独立个性可见一斑。
三
逢人必劝写自传的胡适先生在其序言中说：“亦云夫人这部《回忆》的第一贡献在于显示保存史料的重要，第二贡献在于建立一种有勇气发表真实的现代史料的精神。”适之先生此说大体不错，但尚未切中肯綮。作者沈亦云弟弟沈君怡的“沈跋”才可谓一语道破：“姊写此书的真正用意，我以为尚另有所在;而最能道出姊这点心事的，莫过于蒋公在卅四年（1945年）11月28日为《黄膺白先生家传》所作序文中间的几句话：‘亦云夫人撰此《家传》，其于逝者心事，实能推见至隐。’这几句话同样可以适用于《回忆》，‘于逝者心事能推见至隐’一语，实道出作者与逝者无限辛酸惊险的经历。今姊于悠长的岁月中，以坚忍的精神卒成此书，可告慰姊丈在天之灵者，无过于此。某日我曾对姊说：‘姊丈对得起国家，阿姊对得起姊丈’，意思即在此。”
至此，必须介绍《亦云回忆》的真正主人公、亦云丈夫黄膺白。在民国云谲波诡的政坛上，黄郛可谓举足轻重。他在短短五十七年的生涯里，参与了民国肇兴、军阀纷争到“七七事变”前中日交涉的诸多重大事件，是研究中国近代史、中华民国史、中日关系史无法绕开的关键人物。黄郛华北任上经手的几起谈判和签约，都是在中方极端不利的前提下进行，也令他至死陷入“亲日”、“媚日”的舆论漩涡：“膺白在世时，直接当济南惨案及塘沽停战之冲：为这两个问题，前后受大谤，为国家故，他愿过则独受。在当时折冲之苦，与事后隐忍不言，真是‘打落门牙带血吞’、‘万箭穿心’、‘腹背受敌’各种成语的滋味都尝到。为国家，我不敢怨，然‘国家’今如此，我岂能忘！”
1933年8月，黄郛在接受天津《大公报》记者王芸生采访时说：“这一年来的经过，一般人以为我黄某天生贱骨头，甘心做卖国贼，尽做矮人，我并非不知道伸腰！只是伸伸腰之后有什么善后办法？为国家设想，不能那样冒险……但国家既需要我唱这出戏，只得牺牲个人以为之。”1934年，黄郛的高级顾问何亚农就曾对黄郛此后的内外困境有所阐释：“盖有三误焉。从前日本以为黄有办法，所以捧之，近以其诸凡听南京，因之颇不满，此一误也。黄之来也，以为蒋必事事听之，孰料不然，此又一误也。蒋之约黄出来，本利用其做二重外交，……孰料黄亦系求国民叫好者，岂非亦一误耶。”
一如沈母曾经慨叹“取得经来是唐僧，惹出事来归孙行者”。亦云在回忆录中以巨量篇幅和大量史实，包括当年执政各方的书信、电报以及众多当事人口述回忆，从多个角度凸显亡夫“宅心仁厚，为国家民族鞠躬尽瘁……生平言行一贯，不依流俗浮沉”特立独行的性格特点，尤其一一呈现黄郛当年的艰难处境，“国家大难当头，犹意气用事，视当冲之人存心卖国，又责以万能。中国政治场中，为公谊而指臂之助者，甚为罕有”。亦云自称撰写回忆录之动机，一则“承他（黄郛）拿我放在他自己与朋友之间，使我义不容辞而写这些”。二则源自老师傅增湘先生的策励：“膺公为历史上之人物，记载要以翔实为主。凡官撰之书多有失实，不若私家著述之尚存真相，自古已然。共和以后，史职不修，若不自行整理，恐他时必至混淆是非，任情毁誉，非细故也。……斯意谓此事宜夫人自任之。”因此以《亦云回忆录》告慰黄郛在天之灵，同时“向现代史家交卷，拥护研究现代史的风气”。
如今，随着当代史学界“黄郛替蒋介石跳火坑”、“无以为继：黄郛与1935年华北危局”等研究成果的相继出现，人们对黄郛功过成败的评价日益客观公允，亦云夫人的弘毅笃行和她这部巨著，自然功不可没。
亦云夫妇同心一德、情比金坚，但全书毫无夫妻间风花雪月、情意缠绵的描写，甚至连恋爱细节都付之阙如。从一般意义上讲，男女的相处一开始有激情有爱意，维系与吸引彼此的就是这些。而像亦云夫妇，彼此又兼知己、同道和战友，在甘苦与共的岁月中激情潜沉，凝成声气相求血脉相连生死与共的亲情，可谓升华了的爱情，爱意早已弥漫于拟稿译电、谈心商讨、读写誊校、吃饭散步、端汤奉药等日常事务中了。正因情同一人，《亦云回忆》大旨为亡夫鸣不平以浇心中之块垒，故春秋笔法随处可见;而写到黄郛积劳成疾忧愤而逝的章节，字字句句泣血锥心。全书毫无女性为文的婉约柔美，风格沉郁苍凉。撰写长篇回忆录，不能仅靠毅力，还得具备相当专业修养：“我属稿时，排比而解说，常恐记忆有误。每择一题，先回想其时环境和有关人物，结成局面，然后置身其间，以所知多少略定轮廓，故虽信口述来，不敢以意为之。历史是中国最早而极郑重的一门学问，述而不作，古贤以之代舆论。我未曾学，而慕此理，执笔战兢，仍不免阿私溢美之处，读者斟酌，并请宽恕之。”亦云夫人当年是北洋女师简易科出身，她安排材料结构全篇包括回到具体历史场景中去构思回想，其艺术功力实令后辈来者追仰之至。
黄郛当年为求婚而长函恳告沈父：“后半世学问事业，视长者一诺。”回顾他们的非凡一生，与其说表明了膺白先生眼力之精准，毋宁说更证明了亦云夫人的才干能力卓绝超拔。
《亦云回忆》只有一处提及对两性平等的看法，有人“请我到妇女会演讲，我不知应该说什么，而且我有偏见，男女同隶于四民，没有男子会何以要有妇女会，故亦逊谢了”。在潮流面前不偏不倚，在权力者面前不卑不亢，在弱势者面前不矜不伐，在强权面前不屈不挠，二十世纪初的女性解放先行者，沈亦云先生实至名归、当之无愧！
（沈亦云：《亦云回忆》上、下册，岳麓书社2016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