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内容摘要：作为寻根文学的代表作，《小鲍庄》自问世以来便得到文学界的广泛关注，除了对真假“仁义”的辨析外，作品还通过母性回归的三种抒写模式，透露出对母性文化的追溯和探寻。
关键词：《小鲍庄》 母性文化 母性抒写
中国的母性文化历史悠久，上可追溯到“女娲”造人而开始的以母系为中心的氏族社会，下可连接到后来的对母性的生殖崇拜，即使在父系氏族逐渐取代了母系氏族之后，人们还是受到母性文化的深远影响。我们常称大地为母亲、祖国为母亲，就是将故土和家园视作母亲般宽厚仁爱之所在。这样一种文化内涵，已不自觉地融入到每个人的记忆里，在五千年的歷史衍变中成为了一种集体无意识。就具体作品而言，作品里描写的母亲对后代的辛劳养育，刻画的世人对女性生殖的重视甚至对生育男子以传宗接代所表现出的“病态”追求等，都可看做是对这一传统母性文化的追溯和延伸。
而在《小鲍庄》[1]里便很好的蕴涵了这样一种母性的抒写，由远及近，从虚到实，由整体转向个人。同时，这种抒写也使得文本在寻根内涵上，透露着一丝“母性寻根”的意味。大体来说可以归纳为以下三个模式：
一.精神意义上的母系想象
《小鲍庄》里的母系想象表现在两个方面，一个是对人类起源的想象，一个是小鲍庄后人对于祖先的想象，而这两个想象都不约而同的具有母系追溯的特点。
小说一开头，便交代了洪水的到来，它毁灭了整个小鲍庄，同时过了多久，新的生命又出现了。“象是一眨眼那么短，又象是一世纪那么长”有一颗树“横飘在水面上，盘着一条长虫”。洪水让村庄回到最原初的世界，再进行新一轮的生命繁衍。尽管洪水倾泻下的那一刻，是猛烈凶狠的，但当其停止后，万物归为平静，回归到最原始的形态——水，它便以那包容万物的坚韧柔情，蓄力孕育生命。而水尚柔而孕育万物，犹如女性尚阴而养育后人[2]。生命在无垠的“原始汤”中诞生，正如婴儿在母亲的羊水中孕育一般，在原始人的直观思维中，水和生命就划上了等号[3]。
而如果说洪水神话的叙述是对人类起源的想象，那么小说之后对所谓祖先治水故事的讲述，则可以看成后人对于种族存在的探寻。小鲍庄的后人把祖上归为大禹的后代，乍一看似乎仍遵循着“一个英雄父亲为起源、父子传承的父系民族主义神话”传统[4]。但其实，通过讲述祖上的“野史”故事，也赋予了这个传说更多的母性意味。
小说里，传说中的祖上——一个治水官员，因为在筑坝的同时，与妻子生儿育女，心不虔诚，因此过后便“让他见了颜色”。陈思和先生在这里认为小鲍庄的祖先之所以选择安家落户到最洼的地方是为了赎罪，那么需要思考的是，这个罪过到底是因为治水的不利还是因为他比起大禹不够“虔诚”的治水之心？
既然是“过后让他见了颜色”，那么笔者认为这里更多的是一种类似亚当和夏娃偷吃禁果的原罪，小鲍庄上的人们后来所遭遇的一切灾难都与这个原罪息息相关，“它本身便是一种象征，一种人类苦难起源的象征”[5]。在失乐园中，“伊甸园“既是原罪的发源地，也是生命的开始，亚当是人，而取其肋骨所形成的夏娃，则被称为”生命之母“，他们繁衍后代，来破除人类不得永生的局限。
在这里，小鲍庄也带有这样的原罪意味，祖上在筑坝的同时繁衍后代而被认为“心不诚”，受到了处罚，却也因此使得小鲍庄的生命得以延续。苦难因繁衍而开始，而繁衍也在一定程度上延续着苦难。虽然文中对祖上的这一事件是作为后代人们口中的野史来诉说，但比起治水不利，似乎人们更乐于去了解其生儿育女的因果，追溯他们自己来源的秘密。而这一切的秘密，都离不开作为母亲的，祖上的妻子，她无疑是参与这场原罪的关键人物。小说对此并没有过多描述，但在这位祖上的背后，却始终有一位神秘的母亲形象被后人们所想象。也许她是模糊不清的，但她一定存在，存在于小鲍庄的后人极力追寻的个体生命的本源处，变成了人们精神中的一种“集体无意识”。
也正是通过这样一个母系想象，小鲍庄的人们完成了对人类起源的追溯，对种族的、自我存在的确认和满足。
二.群体视野下的母性符号
在小鲍庄，人们习惯把妻子叫做某某某“家里的”，这样的一种叫法，弱化了女性地位的同时，也淡化了名字的重要性，使得“家里的”，成为一种群体符号而存在，而这一符号，在共同的母亲身份面前尤为明显。
女性一旦作为母亲便与生育相挂钩，生育仿佛就是母性的一个符号。小说里存在着两个较为明显的生育对比，一个是捞渣的母亲，还有一个是鲍秉德家里的。
小说一开头，便讲述了捞渣的出生，而此时的鲍彦山却还在湖里锄麦，在他看来，妻子生孩子好比“老母鸡下个蛋，不碍事”。作为意料之外的第七个孩子，他显然已把生育看得轻松简单，甚至近乎麻木。可是对于鲍秉德“家里的”来说，却因为连续生了五个死胎而遭到丈夫的打骂，最后发了疯。
事实上，作为一个女性，使她发疯的远远不只是丈夫的打骂，还有她亲眼目睹的五个孩子的死亡。这意味着她从此丧失了成为母亲的资格，所以她发疯，变成了一个孩子，以替死去孩子的方式活在这个世上。当她下决心自杀的那天，突然变得清冷，却又在自杀未遂后变回了孩子的样态;而当洪水要把小鲍庄掩埋时，她突然又变得“糊涂”，发疯似的朝着水来的方向跑去，朝着她孩子存在过的地方，结束了作为妻子的身份，却完成作为母亲最后的使命。可以说，她自觉的完成了自己的母性回归，逃离这个没有其立足地的世界。
后来，鲍秉德新娶了一个新媳妇，新婚当晚，小说里有这样一段关于行人的对话：
“麻脸倒不怕，能生养就行”
“看她那粗腰大腚，能生一窝哩”
就连当新媳妇有了生孕后，鲍秉德也断定，“这个娘们就是专给他生孩子过日子的，就是个不折不扣的娘们”。
显然，在小鲍庄人们的集体观念中，作为“女人”的妻子地位是不被重视的，而成为母亲的身份却得到了格外的瞩目和提高。当名字被淡化，只有以母亲的姿态，才能让她们的存在被突显出来，生育成为了一种形而上的价值符号。尽管小鲍庄关于女性作为母亲的形象描述并不多，却在为数不多的笔墨里渗透着群体视野下的一种关于生育观的母性旨归，而这个旨归事实上是由鲍秉德家里的“疯女人”来完成的。 三.个体生命中的母爱呼唤
《小鲍庄》中较少被关注到的是拾来和大姑的关系。小说中，货郎鼓的意象可以说贯穿着大姑和拾来情感的始终。“大姑一辈子没嫁过人，守着拾来过。大姑疼拾来，疼亲儿子似的。”唯一一次翻脸竟是因为拾来玩着一个货郎鼓，可当拾来要出门谋生的时候大姑却又赠予他一个货郎鼓。拾来走后，大姑耳边不时响起货郎鼓“叮咚，叮咚”的声音，而當拾来遇上了二婶，仿佛受到什么感召似的，货郎鼓的声音再也没有在大姑耳边响起了。两人之间那微妙的联系断了，拾来找到了归宿，而大姑也离开了冯庄。
对于拾来而言，大姑有着仅作为大姑，作为母亲甚至是作为单纯女性伴侣的身份的交织和游离。小时候，大姑于他更多的是母亲，长大后，则更多的是作为女性。他的感情是复杂的，当他的脚在一个温柔的峡谷里时，“他感觉到峡谷最底层，最深处，有一颗心在跳动”，此时，他以成年男性的一种本能的意识感受到了不明言说的羞耻和不适，但到最后，我们会发现，那温柔的峡谷正是孕育他的地方，是他还没有降临到这个世界上就存在的栖息地，而峡谷最深处跳动的心，并非什么迷乱的男女之情，而是被深埋的母亲与孩子之间无法割舍的亲情。
拾来带着一份复杂的感情出走，来到他认为仁义的小鲍庄，在这里似乎小鲍庄的仁义能够遮住他想掩盖的那份对大姑的“不仁义”，但事实上，正是大姑自始至终出于一个女人对一种生活规范的恪守和对一种道德观念的秉持[6]，在用生命维系着仁义，这是一个母亲对孩子伟大而隐忍的保护。
拾来后来与二婶的结合，是意料之中的。当他第一次听到二婶的声音时，变觉得像一股“温吞吞”的河水从心上淌过去，这是人类生而带有的恋母情结，而与大姑复杂隐晦的关系也始终影响着他。对他而言，二婶是媳妇，是姊妹，但更多的，其实是母亲。可以说，当拾来“逃离”冯庄来到小鲍庄时，是在不知不觉中，离开母亲的保护，而投入到另一意义上的母性的怀抱中。
小说末尾，大姑托老货郎稍话给拾来，而在这天夜里，拾来梦见有一只货郎鼓在耳边响，这伴随着拾来出走的信物，成了来自远方的寄托，联系的纽带又出现了。直到最后，拾来与老货郎见面，才明白自己与大姑的母子关系，他从那双对视的眼睛里，看到了自己与远方的母亲远久而又亲密的联系，他唤醒了童年甚至是婴儿时的感情。从大姑，到二婶，再到大姑，拾来始终没有脱离的其实是个体情感中对母爱的呼唤和依托，对母性本体的回归。
四.结语
在《小鲍庄》的洪水神话里，我们看到了一种类似“失乐园”的对“生命之母”的探寻，对种族存在的母系想象，在群体视野下，作为一种生育符号而存在的母亲形象，鲍秉德家里的最后是以结束自己生命的方式来完成对自我母性的回归，而作为个体的拾来，在其生命里出现的两个女人：二婶和大姑，作为妻子也好，女性也罢，最终都潜藏着对母爱的渴求，情感上对母性本体的回归。
而这三种母性回归抒写集中在《小鲍庄》一个文本中，便使文本隐含着一层对母性文化的探寻，也为我们之后探讨80年代寻根文学作品提供了一个可供参照的阐释视角。
参考文献
[1]原载于：王安忆.小鲍庄[J].中国作家，1985年第2期
[2]孙红杏.从神话-原型角度解析“水”意象——以王安忆小说为例[J].柳州师专学报，2010.12
[3]晏杰雄，刘又华.水的原型意义分析[J].南华大学学报，2005.04
[4]马春花.父系想象，文化民族主义与寻根文学[J].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2019.11
[5]陈思和.双重叠影 深层象征——谈《小鲍庄》里的神话模式[J].当代作家评论，1986.03
[6]郑斯扬.《小鲍庄》中的道德景观[J].学术评论，2015.04
（作者介绍：杨舒涵，福州大学在读本科生，汉语言文学专业）
关键词：《小鲍庄》 母性文化 母性抒写
中国的母性文化历史悠久，上可追溯到“女娲”造人而开始的以母系为中心的氏族社会，下可连接到后来的对母性的生殖崇拜，即使在父系氏族逐渐取代了母系氏族之后，人们还是受到母性文化的深远影响。我们常称大地为母亲、祖国为母亲，就是将故土和家园视作母亲般宽厚仁爱之所在。这样一种文化内涵，已不自觉地融入到每个人的记忆里，在五千年的歷史衍变中成为了一种集体无意识。就具体作品而言，作品里描写的母亲对后代的辛劳养育，刻画的世人对女性生殖的重视甚至对生育男子以传宗接代所表现出的“病态”追求等，都可看做是对这一传统母性文化的追溯和延伸。
而在《小鲍庄》[1]里便很好的蕴涵了这样一种母性的抒写，由远及近，从虚到实，由整体转向个人。同时，这种抒写也使得文本在寻根内涵上，透露着一丝“母性寻根”的意味。大体来说可以归纳为以下三个模式：
一.精神意义上的母系想象
《小鲍庄》里的母系想象表现在两个方面，一个是对人类起源的想象，一个是小鲍庄后人对于祖先的想象，而这两个想象都不约而同的具有母系追溯的特点。
小说一开头，便交代了洪水的到来，它毁灭了整个小鲍庄，同时过了多久，新的生命又出现了。“象是一眨眼那么短，又象是一世纪那么长”有一颗树“横飘在水面上，盘着一条长虫”。洪水让村庄回到最原初的世界，再进行新一轮的生命繁衍。尽管洪水倾泻下的那一刻，是猛烈凶狠的，但当其停止后，万物归为平静，回归到最原始的形态——水，它便以那包容万物的坚韧柔情，蓄力孕育生命。而水尚柔而孕育万物，犹如女性尚阴而养育后人[2]。生命在无垠的“原始汤”中诞生，正如婴儿在母亲的羊水中孕育一般，在原始人的直观思维中，水和生命就划上了等号[3]。
而如果说洪水神话的叙述是对人类起源的想象，那么小说之后对所谓祖先治水故事的讲述，则可以看成后人对于种族存在的探寻。小鲍庄的后人把祖上归为大禹的后代，乍一看似乎仍遵循着“一个英雄父亲为起源、父子传承的父系民族主义神话”传统[4]。但其实，通过讲述祖上的“野史”故事，也赋予了这个传说更多的母性意味。
小说里，传说中的祖上——一个治水官员，因为在筑坝的同时，与妻子生儿育女，心不虔诚，因此过后便“让他见了颜色”。陈思和先生在这里认为小鲍庄的祖先之所以选择安家落户到最洼的地方是为了赎罪，那么需要思考的是，这个罪过到底是因为治水的不利还是因为他比起大禹不够“虔诚”的治水之心？
既然是“过后让他见了颜色”，那么笔者认为这里更多的是一种类似亚当和夏娃偷吃禁果的原罪，小鲍庄上的人们后来所遭遇的一切灾难都与这个原罪息息相关，“它本身便是一种象征，一种人类苦难起源的象征”[5]。在失乐园中，“伊甸园“既是原罪的发源地，也是生命的开始，亚当是人，而取其肋骨所形成的夏娃，则被称为”生命之母“，他们繁衍后代，来破除人类不得永生的局限。
在这里，小鲍庄也带有这样的原罪意味，祖上在筑坝的同时繁衍后代而被认为“心不诚”，受到了处罚，却也因此使得小鲍庄的生命得以延续。苦难因繁衍而开始，而繁衍也在一定程度上延续着苦难。虽然文中对祖上的这一事件是作为后代人们口中的野史来诉说，但比起治水不利，似乎人们更乐于去了解其生儿育女的因果，追溯他们自己来源的秘密。而这一切的秘密，都离不开作为母亲的，祖上的妻子，她无疑是参与这场原罪的关键人物。小说对此并没有过多描述，但在这位祖上的背后，却始终有一位神秘的母亲形象被后人们所想象。也许她是模糊不清的，但她一定存在，存在于小鲍庄的后人极力追寻的个体生命的本源处，变成了人们精神中的一种“集体无意识”。
也正是通过这样一个母系想象，小鲍庄的人们完成了对人类起源的追溯，对种族的、自我存在的确认和满足。
二.群体视野下的母性符号
在小鲍庄，人们习惯把妻子叫做某某某“家里的”，这样的一种叫法，弱化了女性地位的同时，也淡化了名字的重要性，使得“家里的”，成为一种群体符号而存在，而这一符号，在共同的母亲身份面前尤为明显。
女性一旦作为母亲便与生育相挂钩，生育仿佛就是母性的一个符号。小说里存在着两个较为明显的生育对比，一个是捞渣的母亲，还有一个是鲍秉德家里的。
小说一开头，便讲述了捞渣的出生，而此时的鲍彦山却还在湖里锄麦，在他看来，妻子生孩子好比“老母鸡下个蛋，不碍事”。作为意料之外的第七个孩子，他显然已把生育看得轻松简单，甚至近乎麻木。可是对于鲍秉德“家里的”来说，却因为连续生了五个死胎而遭到丈夫的打骂，最后发了疯。
事实上，作为一个女性，使她发疯的远远不只是丈夫的打骂，还有她亲眼目睹的五个孩子的死亡。这意味着她从此丧失了成为母亲的资格，所以她发疯，变成了一个孩子，以替死去孩子的方式活在这个世上。当她下决心自杀的那天，突然变得清冷，却又在自杀未遂后变回了孩子的样态;而当洪水要把小鲍庄掩埋时，她突然又变得“糊涂”，发疯似的朝着水来的方向跑去，朝着她孩子存在过的地方，结束了作为妻子的身份，却完成作为母亲最后的使命。可以说，她自觉的完成了自己的母性回归，逃离这个没有其立足地的世界。
后来，鲍秉德新娶了一个新媳妇，新婚当晚，小说里有这样一段关于行人的对话：
“麻脸倒不怕，能生养就行”
“看她那粗腰大腚，能生一窝哩”
就连当新媳妇有了生孕后，鲍秉德也断定，“这个娘们就是专给他生孩子过日子的，就是个不折不扣的娘们”。
显然，在小鲍庄人们的集体观念中，作为“女人”的妻子地位是不被重视的，而成为母亲的身份却得到了格外的瞩目和提高。当名字被淡化，只有以母亲的姿态，才能让她们的存在被突显出来，生育成为了一种形而上的价值符号。尽管小鲍庄关于女性作为母亲的形象描述并不多，却在为数不多的笔墨里渗透着群体视野下的一种关于生育观的母性旨归，而这个旨归事实上是由鲍秉德家里的“疯女人”来完成的。 三.个体生命中的母爱呼唤
《小鲍庄》中较少被关注到的是拾来和大姑的关系。小说中，货郎鼓的意象可以说贯穿着大姑和拾来情感的始终。“大姑一辈子没嫁过人，守着拾来过。大姑疼拾来，疼亲儿子似的。”唯一一次翻脸竟是因为拾来玩着一个货郎鼓，可当拾来要出门谋生的时候大姑却又赠予他一个货郎鼓。拾来走后，大姑耳边不时响起货郎鼓“叮咚，叮咚”的声音，而當拾来遇上了二婶，仿佛受到什么感召似的，货郎鼓的声音再也没有在大姑耳边响起了。两人之间那微妙的联系断了，拾来找到了归宿，而大姑也离开了冯庄。
对于拾来而言，大姑有着仅作为大姑，作为母亲甚至是作为单纯女性伴侣的身份的交织和游离。小时候，大姑于他更多的是母亲，长大后，则更多的是作为女性。他的感情是复杂的，当他的脚在一个温柔的峡谷里时，“他感觉到峡谷最底层，最深处，有一颗心在跳动”，此时，他以成年男性的一种本能的意识感受到了不明言说的羞耻和不适，但到最后，我们会发现，那温柔的峡谷正是孕育他的地方，是他还没有降临到这个世界上就存在的栖息地，而峡谷最深处跳动的心，并非什么迷乱的男女之情，而是被深埋的母亲与孩子之间无法割舍的亲情。
拾来带着一份复杂的感情出走，来到他认为仁义的小鲍庄，在这里似乎小鲍庄的仁义能够遮住他想掩盖的那份对大姑的“不仁义”，但事实上，正是大姑自始至终出于一个女人对一种生活规范的恪守和对一种道德观念的秉持[6]，在用生命维系着仁义，这是一个母亲对孩子伟大而隐忍的保护。
拾来后来与二婶的结合，是意料之中的。当他第一次听到二婶的声音时，变觉得像一股“温吞吞”的河水从心上淌过去，这是人类生而带有的恋母情结，而与大姑复杂隐晦的关系也始终影响着他。对他而言，二婶是媳妇，是姊妹，但更多的，其实是母亲。可以说，当拾来“逃离”冯庄来到小鲍庄时，是在不知不觉中，离开母亲的保护，而投入到另一意义上的母性的怀抱中。
小说末尾，大姑托老货郎稍话给拾来，而在这天夜里，拾来梦见有一只货郎鼓在耳边响，这伴随着拾来出走的信物，成了来自远方的寄托，联系的纽带又出现了。直到最后，拾来与老货郎见面，才明白自己与大姑的母子关系，他从那双对视的眼睛里，看到了自己与远方的母亲远久而又亲密的联系，他唤醒了童年甚至是婴儿时的感情。从大姑，到二婶，再到大姑，拾来始终没有脱离的其实是个体情感中对母爱的呼唤和依托，对母性本体的回归。
四.结语
在《小鲍庄》的洪水神话里，我们看到了一种类似“失乐园”的对“生命之母”的探寻，对种族存在的母系想象，在群体视野下，作为一种生育符号而存在的母亲形象，鲍秉德家里的最后是以结束自己生命的方式来完成对自我母性的回归，而作为个体的拾来，在其生命里出现的两个女人：二婶和大姑，作为妻子也好，女性也罢，最终都潜藏着对母爱的渴求，情感上对母性本体的回归。
而这三种母性回归抒写集中在《小鲍庄》一个文本中，便使文本隐含着一层对母性文化的探寻，也为我们之后探讨80年代寻根文学作品提供了一个可供参照的阐释视角。
参考文献
[1]原载于：王安忆.小鲍庄[J].中国作家，1985年第2期
[2]孙红杏.从神话-原型角度解析“水”意象——以王安忆小说为例[J].柳州师专学报，2010.12
[3]晏杰雄，刘又华.水的原型意义分析[J].南华大学学报，2005.04
[4]马春花.父系想象，文化民族主义与寻根文学[J].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2019.11
[5]陈思和.双重叠影 深层象征——谈《小鲍庄》里的神话模式[J].当代作家评论，1986.03
[6]郑斯扬.《小鲍庄》中的道德景观[J].学术评论，2015.04
（作者介绍：杨舒涵，福州大学在读本科生，汉语言文学专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