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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世纪30年代的北平，高校众多，教授荟聚，形成了浓厚的学术氛围，堪称全国文化中心，这也使得这座城市在丧失首都地位之余，保持了一些能聊以自慰的优势。1937年7月，卢沟桥事变引发中日全面战争，北平陷入日本人之手，何去何从成为摆在一众教授面前的严峻问题。
高校的去留，决定了大部分教授的选择。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北京师范大学等高校西迁内陆，大批教授随之执教于西南联合大学、西北联合大学等后方院校；也有人因为家庭困难等原因留了下来。辅仁大学、燕京大学、协和医学院等高校由外国人开办，在北平继续办学，也有教授出于各种原因，决定迅速离开。
时年45岁的历史学家顾颉刚就是其中之一。他是燕京大学历史学系教授，兼任北平研究院史学研究会历史组主任，并主持禹贡学会、通俗读物编刊社。顾颉刚不是象牙塔里的学者，他积极参与社会活动，为救亡图存发声。卢沟桥事变后，顾颉刚听闻自己列在清华大学哲学教授张申府之后，成为日本军方逮捕对象的第二名，急忙离开北平，但也没有到任何一所高校执教——一个月前，他接受管理中英庚子赔款董事会的邀请，赴西北为以庚子赔款补助当地教育进行考察。
1937年9月，顾颉刚抵达兰州，开始长达一年的西北之旅，这正是全面抗战最为激烈的一年。从华北沦陷、淞沪会战爆发，到台儿庄大捷、徐州撤退乃至武汉会战爆发，前线动荡之时，顾颉刚正在河西走廊、甘南藏区完成他的使命，同时也留下了全面抗战尚未波及之前，关于西北这片土地上的风土人情与时代风貌的难得记录。
蕴含希望的西北
步入近代化的中国，东西部交通状况差异极大。1934年1月，作家沈从文从北平回湖南凤凰老家，路上花了半个月的时间。其中，从北平到汉口的1300公里坐火车，只用了40个小时；从汉口到凤凰的700公里，路程只有前段的一半多，却走了足足9天，因为没有铁路，他只能选择坐船溯江而上。
顾颉刚的西北之旅，同样映射出这种差别。1937年7月21日离开北平后，顾颉刚先到归绥、大同、太原等地访问，又到南京接洽考察事务，还抽空回了一趟苏州老家置备行装，一个多月内走遍南北2000公里的行程，还多有闲暇，无不依靠铁路的便利。抵达西北之后，情况则大不相同，大部分地区道路崎岖难行，不要说铁路，连公路都没有，能够选择的交通方式与古代人差别不大。
以1937年9月29日抵达甘肃省会兰州为起点，顾颉刚在西北的考察之旅分为两个阶段。一是1937年底到1938年初，以兰州为中心，到附近临洮、渭源、康乐的短途旅行。二是1938年4月到8月，从兰州向南越过陇关古道，向西到达甘南藏区，再折到河州回族聚居区，继而转回兰州的长途考察之旅。此外，顾颉刚还去过两次青海省会西宁。原定计划中赴宁夏省会银川的考察，因为日军进犯绥远而作罢。
顾颉刚出生在繁华的苏州，在北平接受高等教育并长期生活，也曾执教于厦门、广州，大部分时间都在大城市度過。虽然他长期研究历史地理，还有游荡蒙古草原，“越阴山而达百灵庙，饮酪卧毡”的经验，对西北有感性的认识，但现实还是给他带来了不小冲击。顾颉刚把甘肃的地理与教育状况结合在一起，做了一个生动的总结：甘肃全部是山，一个小盆地就是一个县城。每个县自己是一个交通单元，县民没有重大事件，从不轻易离开本乡本土，学生也只有在本地读书一个选择，所以补助当地教育的重点，应该放在师范教育。
短途旅行时，顾颉刚已经意识到此行任务艰巨，对象多为贫苦地区，困难程度超乎想象。如康乐设治局是个县级单位，却只有旷野中的几间屋，“几如边塞矣”。但也不乏让他眼前一亮的状况：临洮县经济基础薄弱，靠销售黄烟叶赚钱，但县政府在这样的条件下依然办了130余处中小学，让他赞叹“天下事业故不必以经济为基础”。但到了长途旅行时，情况的复杂引发了顾颉刚更多的思考。
1938年4月21日，顾颉刚一行离开兰州，开启旅程。他取道渭源县，抵达陇西县，把这里与此前考察过的县做了一番比较：“大抵临洮似小康之家，虽不富裕，而精神抖擞；渭源似贫家，仅有粗茶淡饭；陇西则似破落大户。”他这么说的原因，在于陇西虽然城墙与鼓楼等建筑高耸雄伟，颇有省会气魄，但是民众抽大烟、裹小脚的现象盛行，整个县城的风气犹如清代。县长孙振邦大力提倡禁止缠足，并且督促植树10万株、修筑公路，可是移风易俗并非一日之功。
下一个目的地漳县的条件更差。“合水无水喝，两当不可当，莫说环县苦，还有陇南漳”，顾颉刚在日记里写下当地的谚语。除了环境恶劣，教育的贫乏也让顾颉刚震惊。漳县城关只有100多户居民，城内的小学没有桌子、凳子，学生只能站着听课。这里人口稀少、地产贫瘠，造成政府财政不足，教员每个月只有10块钱薪水，还不够自己吃饭。
5月3日，顾颉刚继续向南，抵达岷县，这里是甘南草原与黄土高原之间的交通孔道，素有“陇原旱码头”之称，景色为之一变。此地盛产药材，仅当归每年就有上百万元的交易额，“骡马过处，其香盈路”。又有织布、火柴等产业，以及金、银、铜、铁、煤等矿产，市面上显得富裕很多，“大饭馆、戏园、浴室、成衣铺诸肆鳞接，洵乎一商业都会也”。顾颉刚甚至展望，“将来陇海路通至会宁、定西后，必当展筑一支路到岷县，如此则岷县以其资源之富，重以交通之便，将成立一工业区”。
离开岷县，行路方向由南转西，逐步进入甘肃藏区。随着海拔增加，顾颉刚开始受到高原反应的折磨，白天头晕，晚上失眠，成了家常便饭。顾颉刚不了解情况，还认为是由于自己血压本来就比别人高，到了空气稀薄之地，血压进一步升高才失眠，有时候又归罪于白天见客太多，或者晚上炕烧得太热。
身体虽然不适，顾颉刚对旅程的记录依然敏锐。5月11日，一行人抵达临潭县。这里的条件同样不好，但是居民渴求教育的心态炽烈，有位老人拿着冰糖塞到顾颉刚的嘴里，说希望委员为本县多办学校，“其诚朴之状几使予滴泪”。城中学校读书风气尚浓，但顾颉刚看到有一所学校外贴着校长告示，要求学生无论何种假期都要到校温习功课，也觉得“负责过分”了。 顾颉刚在这里还遇到了北京大学地质系的同学赵明轩，他继承家中的天成隆商号，销售南北杂货和洋货，此外还有中华书局、商务印书馆的书籍，为这片知识沙漠增添不少亮色。
藏区回区的异色风物
临谭县与卓尼设治局相邻。卓尼原为杨氏土司辖区，1937年刚刚设立设治局，准备改为县制。这里连县城都没有，民居围绕着卓尼寺、土司府而居，就算是一县的核心了。顾颉刚多次往返于两县之间，或许是风物差异造成了标准不同，顾颉刚对未经开发的卓尼有完全不同的评价，称赞“予游西北，最爱卓尼”。他甚至去看了一所拥有14间屋的房子，价值400元，打算买下来让助手王树民留下，进行长期的藏地调查。
离开临潭，进入黑错，顾颉刚见到了陌务五旗土官杨占苍。杨土官“左衽腰刀，短袍窄靴，一英俊少年也；惜不能作汉语，未由多谈”。顾颉刚一行受邀到杨土官家中做客，发现他家中有江西瓷器、上海罐头，地毯上面还铺着虎皮，“不意万重山中乃有此绚烂辉煌之家也”。
从这里开始，藏区经常让顾颉刚出乎意料。黑错不但有传统产业，还有一座中兴肠厂，经理是天津人李岫峰，他收购用于制作网球拍的羊肠子。据李说，这里的肠子可以长达九丈，在西方市场上极受欢迎。
行抵夏河县，观感为之一新。这里是围绕拉卜楞寺兴起的新县份，也是甘肃藏区最繁华的地方。拉卜楞寺是藏传佛教格鲁派六大寺院之一，建筑华丽、规模宏大、僧侣众多，寺中各仓都有藏书处，收藏大批藏语经典，“锦袱包裹，诸色斓斑”“卷帙丰盈，上连藻井”，顾颉刚只恨自己不懂藏文，研究了这么多年古史，到这里“成了文盲”。
顾颉刚逗留夏河近20天，考察教育、参观学校和寺庙，也观察当地的社会。他发现，夏河的汉人、回人、藏人“各服其衣冠，各度其生活，虽语言習惯颇有差池而无损于情感之融洽”。同时，汉人小学中有藏人，藏人小学中有汉人，彼此颇为亲近。
对这一派和睦景象，顾颉刚归功于当地保安司令黄正清，称赞他“高瞻远瞩”，颇为佩服。黄正清是拉卜楞寺寺主、五世嘉木祥活佛的哥哥，曾经游历平津京沪杭等地，他的司令部不仅有轿车、电灯，还有收音机、广播器，着力推动藏区进步。黄正清十分关心抗战前线的进展，从广播中得到新消息就以藏文书写出来，张贴到寺院墙上。顾颉刚在夏河时正逢“卢沟桥事变”一周年，黄正清还请他参加夏河各界“七七抗战建国纪念会”，并做了一篇祭祀抗战阵亡将士的文章。
夏河县与顾颉刚的缘分延伸到他离开甘肃之后。行抵西安时，顾颉刚跑去逛书画店，竟然在装裱行里看到了自己在夏河为他人题的字，不禁感叹两地沟通之紧密超乎想象。
1938年7月13日，顾颉刚离开夏河，北上临夏，旅程从甘南藏区转移到河州回民聚居区。他先后历经临夏、和政、宁定、洮沙诸县，同样逐日开会讨论教育补助计划。沿途，顾颉刚得知路旁的双排柳树被称为“左公柳”，还很纳闷，说这里又不是去新疆的大道，难道左公柳也有支线？后来才知道，这里的柳树是左宗棠在甘肃用兵时所种。
顾颉刚笔下的临夏“沿路有树，各家有花，沟渠井泉随处皆是，果实菜蔬所产甚富”，被他称为“陇西乐园”。这里的风气也在开化之中，同样需要有力人士的引导。当地中学经费充足，但是民众不愿意送子弟去接受新式教育。当政者的办法是让家属留宿学校数日，逐日观察子弟的学习和生活。这些父母看到子女在新式学校里快乐地生活，才放心离去，近代化的种子逐渐发芽。
不能只靠教育解决的问题
在临夏时，顾颉刚得到了夫人殷履安抵达昆明的消息。他下定决心，放弃燕京大学的教职，转而受聘于云南大学，以便和家人团聚。1938年8月1日，顾颉刚返回兰州。他在西北一年的考察步入尾声，《补助西北教育设计报告书》也形成初稿。在几个月的行程中，顾颉刚不仅关注风物和教育，也留下了方方面面的记载，体现出他作为一名学者的胸怀。其中最引人注目的，是女性问题与鸦片问题。
当时，在中国东部，女性教育已经普及，顾颉刚执教的燕京大学有许多女生就读，南京金陵女子大学、北平贝满女子中学都是享誉全国的女校。同时期的西北，却连许多基本问题都没有得到解决，落后风俗披着“礼教”的外衣继续戕害女性。在兰州武家沟，顾颉刚看到一名女仆跪着前行，因为她的缠足过于纤细，已经无法正常走路。陇西县缠足风气盛，当地母亲在女儿还是婴儿时就为她裹脚，顾颉刚称之为“此行所见妇女之裹足以陇西为最小，不及三寸”，结果就是不靠拐杖根本无法站立。
女性教育同样不如人意。有的县没有开办女子小学，地方人士又思想保守、拘泥礼数，不肯让女儿去普通小学读书，致使全县女子没有人能受到新式教育。女子学校少，普通小学又不愿请女教员，导致女子师范的毕业生没有出路，只好一毕业就出嫁，没有多少人做教员。如此形成恶性循环，也让顾颉刚感叹，光在省城里面是无法察觉到这种问题的。
进入藏区，女性的情况又不一样。这里的女性直接参与生产劳动，极为勤奋，举凡饲养牲畜、打柴、背水、作酪、织呢甚至筑屋、种田无不参与。顾颉刚在藏区旅行，经常看到穿着红衣服、披着长发、缀着珊瑚银币的女性劳作，相比缠足，是另外一种辛苦。在夏河时，顾颉刚去一位略通汉语的藏族女性家中访问，进去后发现里面十分整洁，“一室之内，物有定所，地上不置杂器”，即此可见藏民文化之高也。
女性需要从“礼教”中得到解放，男性则需要从鸦片中脱身。19世纪以来，鸦片对国人的毒害，已经从沿海渗透到内陆。在甘肃城乡抽大烟者比比皆是，中等以上人家待人接客的方式，就是登烟床、点烟枪。顾颉刚一行从渭源到陇西途中，在一处村庄休息，发现这里的居民不到一百户，但“售药”的招牌却很多，其实都是向路人兜售鸦片的。甘肃的禁烟计划已经实行到第三年，唯一能做到的只是鸦片商人不能明目张胆地打招牌而已。
抵达陇西后，顾颉刚到西门的旅馆探视，发现里面是一条长炕，以木板隔成若干小间，每间都有客人在抽鸦片。助手王树民听到一个故事，陇西县南乡是良田，后来都种了大烟，北乡寒冷贫瘠，不适合罂粟生长，只能继续种粮食。禁烟之后，南乡的粮食生产没有恢复，北乡反而成了全县粮食的供应地。 顾颉刚也深切体会到了鸦片之害，他雇的轿夫走到临潭就开始没精神，最后声称生病，死活不肯走了，原来是在藏区买不到鸦片所致。于是在接下来的旅途中，顾颉刚只能改为骑马。
除了社会问题引发的忧虑之外，顾颉刚在旅途中也见识了不少奇闻异事，尤其是在“吃”这件事上记载颇多。兰州饮食不盛，郊区有些学校的学生也只能吃干馍、喝凉水。到了穷困的漳县，除了馍之外，没有任何可买的食物。带着鸡蛋、香肠的人，就算得上是头等阔人了。到了陇西，四郊荒山，燃料和水源是比吃更重要的问题，以至于“柴比粮贵，水比米贵”，吃都不是第一位了。
进入藏区，饮食为之一变，羊肉成了每日主食。顾颉刚正好喜欢吃羊肉，从此大饱口福，手抓羊肉大块大块地上，他直接上手抓着吃，每次遇到都要饱餐一顿。但是羊肉料理也并非都是柔软香烂。有一道羊肉羹，大约因为海拔高、沸点低而煮不烂，顾颉刚又犯了牙病，只能感叹“不容大嚼，可惜之甚”。在拉卜楞寺，顾颉刚吃到风干的羊肉，觉得“坚硬如石”，实在咬不动，看到黄正清等人吃得津津有味，颇为羡慕。还有一道羊油炒饭加糖，顾颉刚称为“平生所未尝”，看样子是敬谢不敏了。
同样让顾颉刚“难以胜任”的，是探访牧民时的经历。顾颉刚发现牧民帐篷四壁垒满麻布袋，以为是粮食，没想到都是牛粪。因为牛粪富含纤维，牧民不仅拿来做燃料，还用来擦碗。顾颉刚发现后，对牧民送上来的茶水都借故泼到一旁，更不用提酥油和炒面了。
一路吃肉下来，顾颉刚最痛苦的是吃不到蔬菜，当地除了韭菜没有其它蔬菜，以至于得了消化不良。回到兰州时，朋友们都对顾颉刚说：你胖了。
在3个多月的旅行中，顾颉刚徒步、坐车、乘马、坐轿，还尝试过“？子”，一种两匹马驮的轿子，必须载重三四百斤才能保证稳当。这种交通工具坐起来如同摇篮一般，晃得顧颉刚抵达目的地后倒头就睡。坐完？子后，顾颉刚说，西北交通工具没有尝试的只有皮筏、木筏。在返回兰州之后，他特地去坐了一次黄河羊皮筏子，“洪涛汹涌中亦觉惊心骇目”。
这次西北之旅始于被迫离开北平的惊慌，终于一事无成的沮丧。原来，管理中英庚款委员会设立的机关、雇佣的人员太多，费用已经没有多少剩余，达不到最初设想的“补助西北全部教育经费”之目的。顾颉刚在日记里感叹，自己“觉实地考察为多事，而予必将蒙欺人之谤也”。
在考察任务之外，顾颉刚对加强西北教育颇有独特看法。他认为，西北观念保守，对现代文化缺乏认知，是发展教育的大敌。只有靠科学技术的引入，才能在传统观念上打开缺口。如西北防疫处在夏河设置兽疫防治所，当地居民就知道带牲畜来看病，一扫过去诵经治病的成见。在顾颉刚看来，电影、唱片、图画、戏剧，都是使人认识现代文化的快捷方法，与其办学校教育，不如办社会教育，让当地人通过科学手段认识现代文化。这样洗礼五年、十年之后，再大举开办教育就会顺利得多。
尽管任务没有完成，但顾颉刚对这次西北之旅还是颇为自豪。抗战胜利后，他整理了自己的西北考察日记，并作了一篇序言，将这段历程称为“在我平淡之生命史中激荡此拍岸波澜，实为最可纪念之一章矣”。
（作者系文史学者）
高校的去留，决定了大部分教授的选择。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北京师范大学等高校西迁内陆，大批教授随之执教于西南联合大学、西北联合大学等后方院校；也有人因为家庭困难等原因留了下来。辅仁大学、燕京大学、协和医学院等高校由外国人开办，在北平继续办学，也有教授出于各种原因，决定迅速离开。
时年45岁的历史学家顾颉刚就是其中之一。他是燕京大学历史学系教授，兼任北平研究院史学研究会历史组主任，并主持禹贡学会、通俗读物编刊社。顾颉刚不是象牙塔里的学者，他积极参与社会活动，为救亡图存发声。卢沟桥事变后，顾颉刚听闻自己列在清华大学哲学教授张申府之后，成为日本军方逮捕对象的第二名，急忙离开北平，但也没有到任何一所高校执教——一个月前，他接受管理中英庚子赔款董事会的邀请，赴西北为以庚子赔款补助当地教育进行考察。
1937年9月，顾颉刚抵达兰州，开始长达一年的西北之旅，这正是全面抗战最为激烈的一年。从华北沦陷、淞沪会战爆发，到台儿庄大捷、徐州撤退乃至武汉会战爆发，前线动荡之时，顾颉刚正在河西走廊、甘南藏区完成他的使命，同时也留下了全面抗战尚未波及之前，关于西北这片土地上的风土人情与时代风貌的难得记录。
蕴含希望的西北
步入近代化的中国，东西部交通状况差异极大。1934年1月，作家沈从文从北平回湖南凤凰老家，路上花了半个月的时间。其中，从北平到汉口的1300公里坐火车，只用了40个小时；从汉口到凤凰的700公里，路程只有前段的一半多，却走了足足9天，因为没有铁路，他只能选择坐船溯江而上。
顾颉刚的西北之旅，同样映射出这种差别。1937年7月21日离开北平后，顾颉刚先到归绥、大同、太原等地访问，又到南京接洽考察事务，还抽空回了一趟苏州老家置备行装，一个多月内走遍南北2000公里的行程，还多有闲暇，无不依靠铁路的便利。抵达西北之后，情况则大不相同，大部分地区道路崎岖难行，不要说铁路，连公路都没有，能够选择的交通方式与古代人差别不大。
以1937年9月29日抵达甘肃省会兰州为起点，顾颉刚在西北的考察之旅分为两个阶段。一是1937年底到1938年初，以兰州为中心，到附近临洮、渭源、康乐的短途旅行。二是1938年4月到8月，从兰州向南越过陇关古道，向西到达甘南藏区，再折到河州回族聚居区，继而转回兰州的长途考察之旅。此外，顾颉刚还去过两次青海省会西宁。原定计划中赴宁夏省会银川的考察，因为日军进犯绥远而作罢。
顾颉刚出生在繁华的苏州，在北平接受高等教育并长期生活，也曾执教于厦门、广州，大部分时间都在大城市度過。虽然他长期研究历史地理，还有游荡蒙古草原，“越阴山而达百灵庙，饮酪卧毡”的经验，对西北有感性的认识，但现实还是给他带来了不小冲击。顾颉刚把甘肃的地理与教育状况结合在一起，做了一个生动的总结：甘肃全部是山，一个小盆地就是一个县城。每个县自己是一个交通单元，县民没有重大事件，从不轻易离开本乡本土，学生也只有在本地读书一个选择，所以补助当地教育的重点，应该放在师范教育。
短途旅行时，顾颉刚已经意识到此行任务艰巨，对象多为贫苦地区，困难程度超乎想象。如康乐设治局是个县级单位，却只有旷野中的几间屋，“几如边塞矣”。但也不乏让他眼前一亮的状况：临洮县经济基础薄弱，靠销售黄烟叶赚钱，但县政府在这样的条件下依然办了130余处中小学，让他赞叹“天下事业故不必以经济为基础”。但到了长途旅行时，情况的复杂引发了顾颉刚更多的思考。
1938年4月21日，顾颉刚一行离开兰州，开启旅程。他取道渭源县，抵达陇西县，把这里与此前考察过的县做了一番比较：“大抵临洮似小康之家，虽不富裕，而精神抖擞；渭源似贫家，仅有粗茶淡饭；陇西则似破落大户。”他这么说的原因，在于陇西虽然城墙与鼓楼等建筑高耸雄伟，颇有省会气魄，但是民众抽大烟、裹小脚的现象盛行，整个县城的风气犹如清代。县长孙振邦大力提倡禁止缠足，并且督促植树10万株、修筑公路，可是移风易俗并非一日之功。
下一个目的地漳县的条件更差。“合水无水喝，两当不可当，莫说环县苦，还有陇南漳”，顾颉刚在日记里写下当地的谚语。除了环境恶劣，教育的贫乏也让顾颉刚震惊。漳县城关只有100多户居民，城内的小学没有桌子、凳子，学生只能站着听课。这里人口稀少、地产贫瘠，造成政府财政不足，教员每个月只有10块钱薪水，还不够自己吃饭。
5月3日，顾颉刚继续向南，抵达岷县，这里是甘南草原与黄土高原之间的交通孔道，素有“陇原旱码头”之称，景色为之一变。此地盛产药材，仅当归每年就有上百万元的交易额，“骡马过处，其香盈路”。又有织布、火柴等产业，以及金、银、铜、铁、煤等矿产，市面上显得富裕很多，“大饭馆、戏园、浴室、成衣铺诸肆鳞接，洵乎一商业都会也”。顾颉刚甚至展望，“将来陇海路通至会宁、定西后，必当展筑一支路到岷县，如此则岷县以其资源之富，重以交通之便，将成立一工业区”。
离开岷县，行路方向由南转西，逐步进入甘肃藏区。随着海拔增加，顾颉刚开始受到高原反应的折磨，白天头晕，晚上失眠，成了家常便饭。顾颉刚不了解情况，还认为是由于自己血压本来就比别人高，到了空气稀薄之地，血压进一步升高才失眠，有时候又归罪于白天见客太多，或者晚上炕烧得太热。
身体虽然不适，顾颉刚对旅程的记录依然敏锐。5月11日，一行人抵达临潭县。这里的条件同样不好，但是居民渴求教育的心态炽烈，有位老人拿着冰糖塞到顾颉刚的嘴里，说希望委员为本县多办学校，“其诚朴之状几使予滴泪”。城中学校读书风气尚浓，但顾颉刚看到有一所学校外贴着校长告示，要求学生无论何种假期都要到校温习功课，也觉得“负责过分”了。 顾颉刚在这里还遇到了北京大学地质系的同学赵明轩，他继承家中的天成隆商号，销售南北杂货和洋货，此外还有中华书局、商务印书馆的书籍，为这片知识沙漠增添不少亮色。
藏区回区的异色风物
临谭县与卓尼设治局相邻。卓尼原为杨氏土司辖区，1937年刚刚设立设治局，准备改为县制。这里连县城都没有，民居围绕着卓尼寺、土司府而居，就算是一县的核心了。顾颉刚多次往返于两县之间，或许是风物差异造成了标准不同，顾颉刚对未经开发的卓尼有完全不同的评价，称赞“予游西北，最爱卓尼”。他甚至去看了一所拥有14间屋的房子，价值400元，打算买下来让助手王树民留下，进行长期的藏地调查。
离开临潭，进入黑错，顾颉刚见到了陌务五旗土官杨占苍。杨土官“左衽腰刀，短袍窄靴，一英俊少年也；惜不能作汉语，未由多谈”。顾颉刚一行受邀到杨土官家中做客，发现他家中有江西瓷器、上海罐头，地毯上面还铺着虎皮，“不意万重山中乃有此绚烂辉煌之家也”。
从这里开始，藏区经常让顾颉刚出乎意料。黑错不但有传统产业，还有一座中兴肠厂，经理是天津人李岫峰，他收购用于制作网球拍的羊肠子。据李说，这里的肠子可以长达九丈，在西方市场上极受欢迎。
行抵夏河县，观感为之一新。这里是围绕拉卜楞寺兴起的新县份，也是甘肃藏区最繁华的地方。拉卜楞寺是藏传佛教格鲁派六大寺院之一，建筑华丽、规模宏大、僧侣众多，寺中各仓都有藏书处，收藏大批藏语经典，“锦袱包裹，诸色斓斑”“卷帙丰盈，上连藻井”，顾颉刚只恨自己不懂藏文，研究了这么多年古史，到这里“成了文盲”。
顾颉刚逗留夏河近20天，考察教育、参观学校和寺庙，也观察当地的社会。他发现，夏河的汉人、回人、藏人“各服其衣冠，各度其生活，虽语言習惯颇有差池而无损于情感之融洽”。同时，汉人小学中有藏人，藏人小学中有汉人，彼此颇为亲近。
对这一派和睦景象，顾颉刚归功于当地保安司令黄正清，称赞他“高瞻远瞩”，颇为佩服。黄正清是拉卜楞寺寺主、五世嘉木祥活佛的哥哥，曾经游历平津京沪杭等地，他的司令部不仅有轿车、电灯，还有收音机、广播器，着力推动藏区进步。黄正清十分关心抗战前线的进展，从广播中得到新消息就以藏文书写出来，张贴到寺院墙上。顾颉刚在夏河时正逢“卢沟桥事变”一周年，黄正清还请他参加夏河各界“七七抗战建国纪念会”，并做了一篇祭祀抗战阵亡将士的文章。
夏河县与顾颉刚的缘分延伸到他离开甘肃之后。行抵西安时，顾颉刚跑去逛书画店，竟然在装裱行里看到了自己在夏河为他人题的字，不禁感叹两地沟通之紧密超乎想象。
1938年7月13日，顾颉刚离开夏河，北上临夏，旅程从甘南藏区转移到河州回民聚居区。他先后历经临夏、和政、宁定、洮沙诸县，同样逐日开会讨论教育补助计划。沿途，顾颉刚得知路旁的双排柳树被称为“左公柳”，还很纳闷，说这里又不是去新疆的大道，难道左公柳也有支线？后来才知道，这里的柳树是左宗棠在甘肃用兵时所种。
顾颉刚笔下的临夏“沿路有树，各家有花，沟渠井泉随处皆是，果实菜蔬所产甚富”，被他称为“陇西乐园”。这里的风气也在开化之中，同样需要有力人士的引导。当地中学经费充足，但是民众不愿意送子弟去接受新式教育。当政者的办法是让家属留宿学校数日，逐日观察子弟的学习和生活。这些父母看到子女在新式学校里快乐地生活，才放心离去，近代化的种子逐渐发芽。
不能只靠教育解决的问题
在临夏时，顾颉刚得到了夫人殷履安抵达昆明的消息。他下定决心，放弃燕京大学的教职，转而受聘于云南大学，以便和家人团聚。1938年8月1日，顾颉刚返回兰州。他在西北一年的考察步入尾声，《补助西北教育设计报告书》也形成初稿。在几个月的行程中，顾颉刚不仅关注风物和教育，也留下了方方面面的记载，体现出他作为一名学者的胸怀。其中最引人注目的，是女性问题与鸦片问题。
当时，在中国东部，女性教育已经普及，顾颉刚执教的燕京大学有许多女生就读，南京金陵女子大学、北平贝满女子中学都是享誉全国的女校。同时期的西北，却连许多基本问题都没有得到解决，落后风俗披着“礼教”的外衣继续戕害女性。在兰州武家沟，顾颉刚看到一名女仆跪着前行，因为她的缠足过于纤细，已经无法正常走路。陇西县缠足风气盛，当地母亲在女儿还是婴儿时就为她裹脚，顾颉刚称之为“此行所见妇女之裹足以陇西为最小，不及三寸”，结果就是不靠拐杖根本无法站立。
女性教育同样不如人意。有的县没有开办女子小学，地方人士又思想保守、拘泥礼数，不肯让女儿去普通小学读书，致使全县女子没有人能受到新式教育。女子学校少，普通小学又不愿请女教员，导致女子师范的毕业生没有出路，只好一毕业就出嫁，没有多少人做教员。如此形成恶性循环，也让顾颉刚感叹，光在省城里面是无法察觉到这种问题的。
进入藏区，女性的情况又不一样。这里的女性直接参与生产劳动，极为勤奋，举凡饲养牲畜、打柴、背水、作酪、织呢甚至筑屋、种田无不参与。顾颉刚在藏区旅行，经常看到穿着红衣服、披着长发、缀着珊瑚银币的女性劳作，相比缠足，是另外一种辛苦。在夏河时，顾颉刚去一位略通汉语的藏族女性家中访问，进去后发现里面十分整洁，“一室之内，物有定所，地上不置杂器”，即此可见藏民文化之高也。
女性需要从“礼教”中得到解放，男性则需要从鸦片中脱身。19世纪以来，鸦片对国人的毒害，已经从沿海渗透到内陆。在甘肃城乡抽大烟者比比皆是，中等以上人家待人接客的方式，就是登烟床、点烟枪。顾颉刚一行从渭源到陇西途中，在一处村庄休息，发现这里的居民不到一百户，但“售药”的招牌却很多，其实都是向路人兜售鸦片的。甘肃的禁烟计划已经实行到第三年，唯一能做到的只是鸦片商人不能明目张胆地打招牌而已。
抵达陇西后，顾颉刚到西门的旅馆探视，发现里面是一条长炕，以木板隔成若干小间，每间都有客人在抽鸦片。助手王树民听到一个故事，陇西县南乡是良田，后来都种了大烟，北乡寒冷贫瘠，不适合罂粟生长，只能继续种粮食。禁烟之后，南乡的粮食生产没有恢复，北乡反而成了全县粮食的供应地。 顾颉刚也深切体会到了鸦片之害，他雇的轿夫走到临潭就开始没精神，最后声称生病，死活不肯走了，原来是在藏区买不到鸦片所致。于是在接下来的旅途中，顾颉刚只能改为骑马。
除了社会问题引发的忧虑之外，顾颉刚在旅途中也见识了不少奇闻异事，尤其是在“吃”这件事上记载颇多。兰州饮食不盛，郊区有些学校的学生也只能吃干馍、喝凉水。到了穷困的漳县，除了馍之外，没有任何可买的食物。带着鸡蛋、香肠的人，就算得上是头等阔人了。到了陇西，四郊荒山，燃料和水源是比吃更重要的问题，以至于“柴比粮贵，水比米贵”，吃都不是第一位了。
进入藏区，饮食为之一变，羊肉成了每日主食。顾颉刚正好喜欢吃羊肉，从此大饱口福，手抓羊肉大块大块地上，他直接上手抓着吃，每次遇到都要饱餐一顿。但是羊肉料理也并非都是柔软香烂。有一道羊肉羹，大约因为海拔高、沸点低而煮不烂，顾颉刚又犯了牙病，只能感叹“不容大嚼，可惜之甚”。在拉卜楞寺，顾颉刚吃到风干的羊肉，觉得“坚硬如石”，实在咬不动，看到黄正清等人吃得津津有味，颇为羡慕。还有一道羊油炒饭加糖，顾颉刚称为“平生所未尝”，看样子是敬谢不敏了。
同样让顾颉刚“难以胜任”的，是探访牧民时的经历。顾颉刚发现牧民帐篷四壁垒满麻布袋，以为是粮食，没想到都是牛粪。因为牛粪富含纤维，牧民不仅拿来做燃料，还用来擦碗。顾颉刚发现后，对牧民送上来的茶水都借故泼到一旁，更不用提酥油和炒面了。
一路吃肉下来，顾颉刚最痛苦的是吃不到蔬菜，当地除了韭菜没有其它蔬菜，以至于得了消化不良。回到兰州时，朋友们都对顾颉刚说：你胖了。
在3个多月的旅行中，顾颉刚徒步、坐车、乘马、坐轿，还尝试过“？子”，一种两匹马驮的轿子，必须载重三四百斤才能保证稳当。这种交通工具坐起来如同摇篮一般，晃得顧颉刚抵达目的地后倒头就睡。坐完？子后，顾颉刚说，西北交通工具没有尝试的只有皮筏、木筏。在返回兰州之后，他特地去坐了一次黄河羊皮筏子，“洪涛汹涌中亦觉惊心骇目”。
这次西北之旅始于被迫离开北平的惊慌，终于一事无成的沮丧。原来，管理中英庚款委员会设立的机关、雇佣的人员太多，费用已经没有多少剩余，达不到最初设想的“补助西北全部教育经费”之目的。顾颉刚在日记里感叹，自己“觉实地考察为多事，而予必将蒙欺人之谤也”。
在考察任务之外，顾颉刚对加强西北教育颇有独特看法。他认为，西北观念保守，对现代文化缺乏认知，是发展教育的大敌。只有靠科学技术的引入，才能在传统观念上打开缺口。如西北防疫处在夏河设置兽疫防治所，当地居民就知道带牲畜来看病，一扫过去诵经治病的成见。在顾颉刚看来，电影、唱片、图画、戏剧，都是使人认识现代文化的快捷方法，与其办学校教育，不如办社会教育，让当地人通过科学手段认识现代文化。这样洗礼五年、十年之后，再大举开办教育就会顺利得多。
尽管任务没有完成，但顾颉刚对这次西北之旅还是颇为自豪。抗战胜利后，他整理了自己的西北考察日记，并作了一篇序言，将这段历程称为“在我平淡之生命史中激荡此拍岸波澜，实为最可纪念之一章矣”。
（作者系文史学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