光扮演反对者是不行的

来源 :中国新闻周刊 | 被引量 : 0次 | 上传用户:guigui1998
下载到本地 , 更方便阅读
声明 : 本文档内容版权归属内容提供方 , 如果您对本文有版权争议 , 可与客服联系进行内容授权或下架
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如果我不再回民进党,民进党就很难改变,我必须去促成它改变。”——许信良
  
  虽然重回民进党,但许信良还是一样我行我素。
  在民进党元老许荣淑赴大陆被开除后的敏感时期,他仍然与海基会前秘书长焦仁和、前台湾“外交部长”程建人等一众蓝营人物,高调访问大陆。途经延安,许信良诗兴大发,留下一首七言绝句。
  “宝塔山下古延安,十里荒原苦和寒。一成革命风云地,万里江山遂变天。”在台北复兴北路的办公室,许信良高声诵读。
  20年前,许信良就已到过大陆。1989年,许经由祖国大陆自海路闯关回台,同舱只有藏獒巨犬若干,入境既被捕,以叛乱罪被判10年徒刑,1990年才被特赦出狱。
  在大陆方面看来,许信良是个赞成统一的政治人物。但在台湾,他的形象显得模糊与多面。68岁的许信良,是台湾改换政治阵营最频繁的政治人物。他曾是国民党刻意培养的青年本土干部,却因返乡参选桃园县长而被开除党籍。他参与“党外运动”,为民进党立下战功,却在2004年为国民党候选人助选,为“两颗子弹”在“总统府”前绝食,并加入反贪腐倒扁阵营。2008年,他决意支持谢长廷参选台湾领导人,重回民进党怀抱。
  2000年台湾“大选”的时候,李敖对“总统”各候选人的评价是:陈水扁危险,宋楚瑜稳健,连战保守,许信良理想。他建议选稳健一派,可是也对许信良的理想表示钦佩。
  有“台独”理论大师之称的林浊水,推崇许信良是台湾所有政治领袖中最有领袖决断担当、最重承诺的人,而且也是胸怀最坦荡无私的人,并能做到不记恨、不忌才。
  许信良说,他改变的是政党关系,但政治理念一直未变。由蔡英文领导的民进党,常遭“台独”基本教义派挟持,对两岸议题如铁板一块。许信良希望藉由沟通,让该党的大陆政策趋于弹性务实,否则民进党永远无法执政。
  
  如果两岸政策不调整,民进党永远没有机会执政
  
  中国新闻周刊:民进党中央表示对中国问题不回避,你预期大陆和民进党的关系会有什么样的发展?
  许信良:民进党必须面对两岸事务,怎么可以让两岸事务变成国民党的专利?如果是这样的话,民进党永远不要想回来执政。不论国民党处理得好或不好,都是它的专利,民进党永远无法介入,因为关心经济的选民就不会支持你。
  我公开这样讲,两岸问题太重要了,这是常识。
  中国新闻周刊:民进党该如何介入两岸事务?
  许信良:要是我的话,很简单,就是民进党要不要改变而已。首先必须调整政策和态度,现在还继续把中国大陆当敌人,那是很奇怪的事情。
  国民党和共产党有好多历史包袱、历史情结,民进党都没有,所以民进党本来处理两岸问题会比国民党更具优势,但现在民进党把所有历史情节和历史包袱都背在自己身上,这就是民进党很不明智。很奇怪,国民党的问题现在变成民进党的问题,越背越重。
  更重要的是,民进党应该要去了解人家。了解中国大陆的发展,了解国际政治的变化,中国大陆和世界的关系,彻底了解中国大陆的政策,不要有太多过去自以为是的、没有根据的臆断,不能把那个成见当作民进党政策的依据。
  光扮演反对者是不行的。
  中国新闻周刊:民进党2012年有机会重新执政吗?
  许信良:除非民进党有大幅度的政策调整,尤其是两岸关系上的调整。我讲过﹐如果两岸问题的态度不调整,民进党永远没有机会执政。
  
  我走入大陆乡下,自己坐公交车
  
  中国新闻周刊:这次去延安,有什么特别的感觉?
  许信良:这次主要是文化之旅,大陆文化部支持的。我其实不算文化人士,但我是中国历史迷。这次去的很多地方,我老早就走过,但这次去的感觉很好,因为不是一个人走,有很多学长专家可以讨论。
  延安我已经去了三次,去延安看当然不只是文化。中共当时在延安13年,所以当然感触很多,尤其像我这样的人。
  中共两万五千里长征,跑到延安去13年打败国民党。当时延安真是贫穷落后,以那个地方为中心的政权竟然可以打败以重庆、上海、南京为主的政权,大家应该好好思考这个问题,其实就是精神。
  我去了很多次大陆,最早是1989年。我偷渡从厦门漳浦的干镇港进去,当时还到闽南祖先渡海来台的地方走一遍,大约待了10天。我对闽南沿海一带的情况非常深刻,基本上还是很落后。
  1989年回台湾坐牢,1990年特赦出来,1991年元月初我又到大陆。当时大陆还透过一位日本社会党参议员安排我和谢聪敏先生(谢聪敏,民进党前“立法委员”)一起过去。我去北京、上海,再走厦门一趟。那时我还没有当民进党主席,但大陆知道我是谁,知道我是海外“台独”分子,而且在民进党内也是一个有影响力的人,统战部大阵仗跟我对话。
  第三次去大陆是2000年以后﹐也是大陆邀请我过去,那次就去了延安。以后去大陆很多次,都是旅行,因为我爱旅行,不是官方招待。跟大陆广泛接触,不能光看都市。我走入大陆乡下,自己坐公交车。
  中国新闻周刊:大陆方面对你非常礼遇﹐你是怎么样取得对岸信任的?
  许信良:简单讲,在1991年的时候,国共还是对抗的。相反的,大陆对民进党有兴趣,因为民进党在岛内对抗国民党。当时民进党没有人敢过去(大陆),草创之初没有人在意这件事。我从过去就一直关心两岸问题,关心世界局势的发展,所以日本参议员安排我去大陆,我就欣然前往。
  中国新闻周刊:你两年在英国念书的经历,对你政治信念的启发有什么影响?
  许信良:影响太大了。我本来就是读政治的,英国是民主的典范,去了英国以后,就不相信以前老师教我的,我读政大,后来念研究所,英国不像一般学者描述得那么好。英国是有很多问题的。
  但我对欧洲跟英国的关系特别地关心。我如果不在英国念书,就不会注意到欧盟,也不会注意到英国为什么要加入共同市场。我一直注意他们对要不要加入共同市场的辩论,这对我影响太大,像我对两岸关系的看法,像我了解国际政治的整个看法,这是很重要的。
  正因为如此,我主张台湾跟大陆建立共同市场是台湾最大的利益。
  中国新闻周刊:去大陆那么多次,走得这么深入,你的整体印象是什么?
  许信良:我主张“大胆西进”,所以我要亲自去观察。我要负责任,我要一直观察中国大陆的发展,不能犯了错还不承认。
  从1989年第一次登陆,到现在整整20年了,我有很多感怀。从闽南偷渡回台湾,当时看到他们在修公路,动员几百、几千人拿锄头在拓宽沿海公路,觉得不可思议,觉得他们没有什么效率。
  1991年到北京、上海和厦门﹐当时全世界都关心对大陆的经济制裁。在这种情况下,我最关心的是大陆改革开放会继续吗?当时还没有邓小平南巡讲话,我也想亲自去了解改革开放会不会继续下去。我要求见跟经济贸易、设计规划有关的官员,都是次长(即副部长)级的。到上海他们向我介绍浦东,当时就有发展浦东的计划,但浦东还是一片荒地。
  回台湾以后,《中国时报》访问我,我谈到几点感想:第一,改革开放不会因为“天安门事件”而停止,会继续下去;第二,负责财经的官员相当具有国际知识,都很有水平,不是想象的草包,所以开放的效率会很好。
  当时两岸还没有往来,只有老兵返乡探亲。当时大陆喊出和平解决台湾问题,我就认为和平不是骗局,是有诚意的,因为我走过福建沿海,没有军队,沿海很多营房都租给台湾人当工厂。
  2000年再去大陆的时候,到处看到的都是惊叹号,完全不一样了。第一次去上海浦东,我当时怀疑它的计划能否实现,2000年去的时候,浦东已经是世界最新的都市,是20世纪建筑科技观念的结晶。
  纽约是一百年前的都市,伦敦、巴黎是两三百年前的都市。相对而言,台湾在开放这一点,比大陆差太多了。邓小平的改革开放不过四个字,但真正开放的效果是难以想象的。台湾远远不如,保守太多。我当(桃园)县长时,整个都市计划是日本人留下来的,学者、官员乱七八糟组成一个委员会。
  但这几年去,不只是惊叹号而已,我感觉中国大陆不是没有问题。整体而言,改革开放是伟大的事业。邓小平30年来改变13亿人的命运,你就看到一个国家领导人、一个政治人物懂得抓住正确的方向是多么重要。他也没有什么经验,就是正确方向,如此而已。20世纪最有影响力的政治人物,邓小平一定是名列前茅的。但话又讲回来﹐我也有一点担心。
  我写长安那首诗是有感而发,“风俗一变易﹐帝宫化成土”。自由市场的开放,中国大陆要有信心,不要担心,应该更大胆去坚持。大陆市场发展那么快,但整体来讲,国民所得才二三千美金,还差人家太远。
  
  不希望台湾一党独大
  
  中国新闻周刊:你2008年怎么去支持谢长廷选台湾领导人?
  许信良:我一生为民主奋斗,我不希望台湾再回到一党独大,纵使我跟民进党过去有很多不愉快。这是我个人政治上的价值﹐所以我希望民进党不要败得很惨﹐起码还能像个在野党。
  对两岸部分,我当然希望民进党能够改变,能跟我一样﹐调整它的两岸政策、态度。如果我不再回民进党,民进党就很难改变,我必须去促成它改变。
  
  而且谢长廷在民进党领导人物中是最开明、最理性的。他老早就讲“宪法一中”,我们当然希望像谢长廷这样对两岸思考理性的、务实的领袖能在民进党内有更大影响力。我要助长理性、务实的思考在民进党内扩散它的影响力,这很重要。
  事实上﹐我觉得如果民进党不改变两岸思考的话,国民党能前进的步伐有限。马英九可以说这件事民进党反对,台湾有百分之四十的人坚决反对两岸关系的改善。一旦民进党改变,当然可以促成两岸发展的脚步更快。
  中国新闻周刊:现在马英九要兼任国民党主席,你认为国民党在他领导下会有什么新的气象吗?
  许信良:我讲过,马英九接国民党主席是个错误的决定。马英九接党主席,我的判断对两岸是不利的。他老是背起历史的包袱。
  过去一年来,两岸的发展当然比民进党时代好很多了,但基本上马英九的心态还是戒急用忍,像陆资来台的限制,陆客来台也不准自由行等。中国大陆给国民党很大的善意,可是你要想想看,这里面最主要是两件事:一个是海基海协的对话“江陈会”,一个是国共论坛。江陈会一年来对两岸发展这么重要,可是马英九想换江丙坤。
  另外是国共论坛。国共论坛最重要的是两党主席的会面,它有最重要的政治象征意义,其他都是小事。前几个月,大陆特别请吴伯雄去访问。现在马英九兼党主席以后,他能去大陆吗?这几年都不能!
  还有,中国大陆关心什么?十七大把两岸签属和平协议定为目标,当时还是民进党执政,中国共产党也不确定民进党会不会下台。十七大2012年就结束,这是有时间性的。胡锦涛去年12月31日再重提和平协议,一再表示,政治不能拖,政治是要对话的,不只经济问题,政治问题也要对话。结果马英九的响应是什么?四年内不谈政治。
  中国新闻周刊:你对未来政治还有什么憧憬吗?
  许信良:即使我是闲云野鹤,但我从来没有停止过关心,从来没有停止过想要发挥我的理想。即使我孤立无援,我一直没有放弃关心,不只关心,也没有放弃希望发挥我的影响力。我个人一辈子如此。★
其他文献
崔永元策划的纪录片《我的抗战》被放到一家门户网站首播。这32集的片子被称为“大型历史传奇片”。  “要是按照我的想法,我都不想播。每集30分钟都是咬着牙剪的。”崔永元点了根烟,对《中国新闻周刊》记者说。  《我的抗战》用每集一个独立的故事讲述了抗日战争从开始到结束的八年,采访了尚健在的士兵、将领、战俘、伪军……连接起来就是抗战八年中的生活、硝烟、离散与爱情。  近两年,很多人都知道崔永元在制作《电
周作人太以自己为一个启蒙者了,这造成了他一生的悲剧。而这也是五四时期,那一代知识分子的普遍心结     人们对于周作人的了解远远不及对他的兄长鲁迅,反而更多地纠结在为何兄弟反目、周作人做了汉奸等问题上。  文化学者止庵感叹,是周作人太把自己作为一个启蒙者了,这造成了他一生的悲剧。而这也是五四时期,那一代知识分子的普遍心结。  为了拯救国民性,唤醒国民的冷漠麻木,鲁迅弃医从文;而周作人在日本找到了“
大地主刘文彩所拥有的一块面积仅有5亩的土地权属之变化,足以映出新中国60年来的农村土地财产权利变迁样貌      8月20日下午,四川省大邑县的阳光并不猛烈。蔡场镇万延村头,清瘦的胥加兴正在自家房檐下扎扫把,老伴也在旁边有一搭没一搭地忙活着。  还不是收割稻谷的时节,闲在家里的胥加兴闷得有点发慌。胥家一共有5亩稻田,就在房后不到一百米远的地方,尚未成熟的稻子在午后阳光的照耀下,随风闪烁着点点金光。
曾经的“浙江村”,也逐渐消失在人们的视线里,成为改革开放中的历史。而目前在京的温州人拥有木樨园一带80%的商铺和住宅。原来的“浙江村”已成为另一种形式的“温州村”    从北京前门坐快速公交,沿南中轴路向南5公里左右,十多分钟之后就能到达百荣世贸商城。这是一个大型服装零售批发市场,位于北京市南三环木樨园环岛的西北角。在这里,招揽你的绝大多数都是温州商人。  以木樨园环岛为辐射中心,周边近3公里范围
世博园的浦西部分,绝大部分曾经是老江南造船厂的厂区。始建于1865年的老江南造船厂不仅是中国百年工业的缩影,同时也是整部中国近现代史的重要见证者。而在江南造船厂装焊车间基础上建成的中国船舶馆,则成了不少江南造船厂老职工怀旧的地方    “世博开始后,我连续去参观了两次。”86岁的江南造船厂老职工郭幼栋说,“不清楚怎么搞的,每次我进去时,都先被带到了世博浦东地区,我着急看世博浦西区的老江南厂啊,所以
今年8月媒体大量报道前,德黑兰大学的女学生诺兰没听过阿什蒂亚尼的名字。  萨基内.穆罕默迪.阿什蒂亚尼,一个43岁的伊朗家庭妇女,生活在位于伊朗西北部东阿塞拜疆省的古城大不里士周边,有两个儿子。当阿什蒂亚尼与“石刑”——一种用乱石砸死罪犯的古老刑罚——关联在一起的时候,被控“通奸罪”的她开始受到广泛关注。  巴西总统卢拉、欧盟委员会主席巴罗佐、法国第一夫人布吕尼、英国外交大臣黑格、美国国务卿希拉里
今年可以让人记住的女歌手实在少得可怜。纵观中港台三地的音乐发展,台湾依然保持了旺盛的生命力,香港流行音乐却一片衰弱    2008年,发生和要做的事太多,人们已没有太多心情去关注流行音乐。在这种心不在焉中,流行音乐这一年并没有太大作为。加上一个个眼花缭乱娱乐项目的夹击,流行音乐是否真的已节节败退不堪一击了?    萧敬腾、萧亚轩、萧煌奇、萧闳仁,萧姓成帮    尽管周杰伦以一曲《千山万水》参加了2
当他在1970年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时,诺奖委员会对他的评价是“提高了经济科学的整体分析和方法论的水平”    人过九十而逝,中国人称为“喜丧”,但当萨缪尔森以94岁的高龄离世时,全世界经济学界仍沉浸在无限悲哀中。  对于各代经济学人而言,萨缪尔森是他们的宗师。是萨缪尔森的教科书《经济学》,把他们领进了经济学大厦。中国77级以后的经济学学子也是从这本书中领略到了现代经济学的风采,投入到了伟大的改革开
奥运后这一年,是高潮过后的平静。没有想象中的余音缭绕,关于奥运的一切开始远离了。一年之后,似乎关于北京奥运会的开幕式给中国人留下的激动和回味远远超过了奥运比赛本身。  那一场让人惊心动魄的盛宴,不但成就了许多中国人(包括华人)忽地拥有了前所未有的国家自豪感,也让“中国”这个名字和她的文化以这样一种壮观的方式被世人认知。从这个意义上来说,2008北京奥运会,通过它的开幕式,成功地完成了中国以某种整体
信誉良好的大学排行榜,因为瞄准的是学生和家长的利益,并以这种利益为设计原则,完全可以成为一种有效的监督方式    大学排行榜在中国成了过街老鼠。特别是《人民日报》报道了成都理工大学在2004年和2006年两次邀请“中国大学评价课题组”负责人来校讲座,随后又两次向此机构汇款数万元,致使该校在排行榜上名次上升的丑闻,更让其成为舆论的焦点。教育部也随即公开表态,不赞成、不支持大学排行榜,坚决反对借此向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