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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SCI在中国如此受关注，因此就有了“SCI=Stupid Chinese Idea ”的戏言。而这样的评价体系势必产生浮躁、急功近利的思想，从而诱使人们弄虚作假。
又是一年两会时。在刚刚闭幕的上海两会上，代表和委员发表了许多真知灼见。其中，来自九三学社上海市委员会的阮康成委员的发言引起了大家的广泛关注。身为中科院上海生命科学研究院生化与细胞所研究员的阮康成，联合了黄勇平、金佩、顾亚平等三位同属中科院的政协委员，共同提交了一份名为《国内科研学术腐败的现状及对策》的提案。
为此，《新民周刊》记者对阮委员作了深度采访，从学术腐败的现状到原因分析，乃至应对措施，阮委员一一道来，思路清晰，观点鲜明，老问题似乎有了些许新说法。
纳税人为腐败埋单
新民周刊：目前，国内科研学术腐败问题严重，学术不端行为频发，科研诚信被广泛诟病。这些问题不仅破坏了我国学术界的风气，严重影响了我国科技创新能力的提高，而且还影响了我国在科研领域中的国际形象和声誉。
阮康成：其实早在1981年10月5日，著名生化学家、我们九三学社的前辈邹承鲁院士就曾在《科学报》上发表了题目为《开展“科研工作中的精神文明”的讨论》的檄文，首次公开向科技学术界的腐败宣战。可是近三十年过去了，现状如何？这些年我们做了一些调研，其结果是让我们、也让广大科技人员和知识分子脸红、惭愧、气愤和无奈。我们发现学术腐败非但没能得到很好的遏制，反而有花样翻新、愈演愈烈的趋势，现状堪忧。
新民周刊：这其中最为人们所熟知的莫过于论文抄袭、剽窃以及伪造学历等现状了。尤其是“打工皇帝”唐骏博士学历涉嫌造假，引发网上热议至今不衰。而前不久复旦大学知名学者朱学勤也陷入“抄袭门、剽窃门”的怪圈。无论最终调查结果如何，不可否认的是——所谓的论文，已成为了当今学术打假的“重灾区”。
阮康成：是的。随着科研实力的增强，我国的论文发表量空前增长。根据2008年度中国科技论文统计与分析，现在我国SCI论文总数位列世界第二，仅次于美国。但在骄傲自豪之余，我们应当注意到这美丽光环背后存在着隐患和问题：数据造假、剽窃、抄袭严重，论文的质量和可信度堪忧。例如，某大学两名讲师通过假造数据在国际《晶体学报 E》上发表了70篇论文，现已被该刊查出后悉数撤消，丢了国人的脸。再如，一篇早在1986年就曾发表过的医学论文竟在之后长达十几年的时间里先后被25人抄袭，形成了“连环抄袭案”！
令人震惊的是，近年来，论文抄袭、剽窃和造假者的队伍中已不乏教授、大学校长甚至院士等高端人士了。例如，某重点大学的一位院长（院士）与合作者发表的8篇论文均存在剽窃、抄袭实验数据、一稿两投或重复发表等问题。更令人不可思议的是，现在已可以找到“枪手”、“论文服务公司”等组织，它们明码标价，可提供项目论文撰写、发表等一条龙服务。种种匪夷所思的现状，与三十年前邹承鲁院士提出的典型案例是“一稿两投”相比， 如今的学术腐败正可谓是“与时俱进”了！
新民周刊：除了论文造假与学历造假，还有哪些学术腐败现象是不为人所熟知但却普遍存在的呢？
阮康成：有！最典型的就是科研成果伪造、虚假和夸大现象屡见不鲜。例如：上海某知名大学的“汉芯一号”造假事件。此外，利用国内单位求贤若渴和急于获得先进技术和产品的心理，通过杜撰一些子虚乌有的成果、骗取国内的荣誉地位、科研经费和各种“人才称号”，已成了个别海外人士取得“成功”的捷径，之前所说的伪造学历和工作经历也属于此类现象。例如上海某大学通过全球招聘引进的院长，在履历中将获得博士学位的时间提前了5年，明明只是美国一大学的助教，却成为了“终身教授”。这种现象几乎每年都有曝光，值得一提的是，前不久某媒体高级主管涉嫌学位造假，竟然引发一些老总甚至官员悄悄修改了履历表、删去了原来填写的博士、硕士和大学等漂亮的头衔或学历，由此可知，这种造假行为在我国不在少数。
新民周刊：每年国家投入于科研项目的经费不在少数，这其中是否也存在一些科研经费的浪费与腐败呢？
阮康成：我国目前科研财务管理滞后，科研项目经费使用缺乏有效监管，经费使用中的腐败行为的确比较严重。據《检察风云》2007年第3期报道，北京某高校披露：“在横向项目上，如果拿到一个100万元的研究项目，只要花20万元在项目上，再扣掉学校收取的管理费和其他费用，申请人能赚50万元”；再如，某省农科院研究人员竟将12.6万元的科研经费装入腰包，用来购买私家车等等。至于科研中大手大脚、仪器非进口的不买，试剂非进口的不用，学术研讨会议场面、档次越来越高等浪费现象更是广为诟病的一个问题。
科技界的学术腐败不但催生了“学术泡沫”，还催生了相关的腐败“产业”。例如，从网上的一些信息可知，目前数据造假、剽窃、抄袭已升级到买卖论文，成为一个年销售产值数亿元的产业。有关“论文服务公司”可提供实验设计与实施、论文撰写，直至出版发表等一条龙服务。试想，这样的论文哪有质量可言，纯粹是垃圾一堆。据《21世纪经济报道》称，2009年度论文交易销售额可高达1.8亿-5.4亿元。这笔费用当然由纳税人的钱埋单。我想，这种行为，不但浪费了经费，还让真正有价值的学术论文湮没在大量的论文垃圾中，增加了信息处理的难度，无疑造成了又一次浪费。
名气再臭也是名气？
新民周刊：目前国际学术界对我国的学术腐败现状有着怎样的评价？
阮康成：我国的科研诚信已受到国际上科学家的质疑，这绝不是我的危言耸听，今年初，国际著名杂志《柳叶刀》针对我刚才说到的“70篇假数据论文”发表了题为《学术造假：中国需要采取行动》的评论。著名杂志《自然》也发表了评论《中国科研，发表还是出局》，建议中国学术界重振科研道德规范，健全处理学术投诉的制度。该评论还指出：“中国立志到2020年成为科技大国，要实现这个目标，中国必须成为科学诚信方面的典范。”看到这样的评论，作为一名科技工作者，我感到痛心！
新民周刊：您认为目前学术腐败越演越烈的原因是什么？
阮康成：先从外因上来说。目前，我国科研评估体系尚不健全、不科学。很多单位的科研评估主要是考评发表论文数、论文的影响因子数、承担科研项目数、申请到的经费数、获得奖项数等等指标，简言之，基本上是以数字量化指标为主。并据此给被评的单位、部门或个人分档、定级。因此不少人戏言，“这样的评估体系，一个中学生加一个计算器就绰绰有余”。更为严重的是，如此得到的评估结果又与被评者的“名”和“利”紧紧相关，十分功利化。从“名”上来说，职称晋升必须有一定的论文数和论文SCI影响因子分，甚至要求研究生也必须发表1-2篇SCI论文才能毕业拿博士学位。真所谓是数字出教授、数字出博士。这与数字出政绩、数字出官员如出一辙。再看看所谓的“利”，评估结果往往是与个人绩效工资的多少直接挂钩的，有的单位甚至明码标价：“SCI论文的影响因子每一分发多少钱奖金”。由于SCI在中国如此受关注，因此就有了“SCI=Stupid Chinese Idea ”的戏言。而这样的评价体系势必产生浮躁、急功近利的思想，从而诱使人们弄虚作假。
在传统的学术道德底线屡屡失守之后，相关立法和事后的惩戒就显得非常重要。但我国目前尚无完整、系统、有效的防止、整治和惩处学术腐败的立法，只有科技部、教育部、中科院等部门，出台了一些条例、规范等，但执行力度和强度又远远不到位。因此，一些科技腐败现象被揭露之后，当事人照样有名有利，没有受到责罚；即使处理，大多也是批评教育为主，较重的也就是除名解聘而已，造假者付出的代价不大，因此被人们诟病为“学术腐败成本太低”。
又是一年两会时。在刚刚闭幕的上海两会上，代表和委员发表了许多真知灼见。其中，来自九三学社上海市委员会的阮康成委员的发言引起了大家的广泛关注。身为中科院上海生命科学研究院生化与细胞所研究员的阮康成，联合了黄勇平、金佩、顾亚平等三位同属中科院的政协委员，共同提交了一份名为《国内科研学术腐败的现状及对策》的提案。
为此，《新民周刊》记者对阮委员作了深度采访，从学术腐败的现状到原因分析，乃至应对措施，阮委员一一道来，思路清晰，观点鲜明，老问题似乎有了些许新说法。
纳税人为腐败埋单
新民周刊：目前，国内科研学术腐败问题严重，学术不端行为频发，科研诚信被广泛诟病。这些问题不仅破坏了我国学术界的风气，严重影响了我国科技创新能力的提高，而且还影响了我国在科研领域中的国际形象和声誉。
阮康成：其实早在1981年10月5日，著名生化学家、我们九三学社的前辈邹承鲁院士就曾在《科学报》上发表了题目为《开展“科研工作中的精神文明”的讨论》的檄文，首次公开向科技学术界的腐败宣战。可是近三十年过去了，现状如何？这些年我们做了一些调研，其结果是让我们、也让广大科技人员和知识分子脸红、惭愧、气愤和无奈。我们发现学术腐败非但没能得到很好的遏制，反而有花样翻新、愈演愈烈的趋势，现状堪忧。
新民周刊：这其中最为人们所熟知的莫过于论文抄袭、剽窃以及伪造学历等现状了。尤其是“打工皇帝”唐骏博士学历涉嫌造假，引发网上热议至今不衰。而前不久复旦大学知名学者朱学勤也陷入“抄袭门、剽窃门”的怪圈。无论最终调查结果如何，不可否认的是——所谓的论文，已成为了当今学术打假的“重灾区”。
阮康成：是的。随着科研实力的增强，我国的论文发表量空前增长。根据2008年度中国科技论文统计与分析，现在我国SCI论文总数位列世界第二，仅次于美国。但在骄傲自豪之余，我们应当注意到这美丽光环背后存在着隐患和问题：数据造假、剽窃、抄袭严重，论文的质量和可信度堪忧。例如，某大学两名讲师通过假造数据在国际《晶体学报 E》上发表了70篇论文，现已被该刊查出后悉数撤消，丢了国人的脸。再如，一篇早在1986年就曾发表过的医学论文竟在之后长达十几年的时间里先后被25人抄袭，形成了“连环抄袭案”！
令人震惊的是，近年来，论文抄袭、剽窃和造假者的队伍中已不乏教授、大学校长甚至院士等高端人士了。例如，某重点大学的一位院长（院士）与合作者发表的8篇论文均存在剽窃、抄袭实验数据、一稿两投或重复发表等问题。更令人不可思议的是，现在已可以找到“枪手”、“论文服务公司”等组织，它们明码标价，可提供项目论文撰写、发表等一条龙服务。种种匪夷所思的现状，与三十年前邹承鲁院士提出的典型案例是“一稿两投”相比， 如今的学术腐败正可谓是“与时俱进”了！
新民周刊：除了论文造假与学历造假，还有哪些学术腐败现象是不为人所熟知但却普遍存在的呢？
阮康成：有！最典型的就是科研成果伪造、虚假和夸大现象屡见不鲜。例如：上海某知名大学的“汉芯一号”造假事件。此外，利用国内单位求贤若渴和急于获得先进技术和产品的心理，通过杜撰一些子虚乌有的成果、骗取国内的荣誉地位、科研经费和各种“人才称号”，已成了个别海外人士取得“成功”的捷径，之前所说的伪造学历和工作经历也属于此类现象。例如上海某大学通过全球招聘引进的院长，在履历中将获得博士学位的时间提前了5年，明明只是美国一大学的助教，却成为了“终身教授”。这种现象几乎每年都有曝光，值得一提的是，前不久某媒体高级主管涉嫌学位造假，竟然引发一些老总甚至官员悄悄修改了履历表、删去了原来填写的博士、硕士和大学等漂亮的头衔或学历，由此可知，这种造假行为在我国不在少数。
新民周刊：每年国家投入于科研项目的经费不在少数，这其中是否也存在一些科研经费的浪费与腐败呢？
阮康成：我国目前科研财务管理滞后，科研项目经费使用缺乏有效监管，经费使用中的腐败行为的确比较严重。據《检察风云》2007年第3期报道，北京某高校披露：“在横向项目上，如果拿到一个100万元的研究项目，只要花20万元在项目上，再扣掉学校收取的管理费和其他费用，申请人能赚50万元”；再如，某省农科院研究人员竟将12.6万元的科研经费装入腰包，用来购买私家车等等。至于科研中大手大脚、仪器非进口的不买，试剂非进口的不用，学术研讨会议场面、档次越来越高等浪费现象更是广为诟病的一个问题。
科技界的学术腐败不但催生了“学术泡沫”，还催生了相关的腐败“产业”。例如，从网上的一些信息可知，目前数据造假、剽窃、抄袭已升级到买卖论文，成为一个年销售产值数亿元的产业。有关“论文服务公司”可提供实验设计与实施、论文撰写，直至出版发表等一条龙服务。试想，这样的论文哪有质量可言，纯粹是垃圾一堆。据《21世纪经济报道》称，2009年度论文交易销售额可高达1.8亿-5.4亿元。这笔费用当然由纳税人的钱埋单。我想，这种行为，不但浪费了经费，还让真正有价值的学术论文湮没在大量的论文垃圾中，增加了信息处理的难度，无疑造成了又一次浪费。
名气再臭也是名气？
新民周刊：目前国际学术界对我国的学术腐败现状有着怎样的评价？
阮康成：我国的科研诚信已受到国际上科学家的质疑，这绝不是我的危言耸听，今年初，国际著名杂志《柳叶刀》针对我刚才说到的“70篇假数据论文”发表了题为《学术造假：中国需要采取行动》的评论。著名杂志《自然》也发表了评论《中国科研，发表还是出局》，建议中国学术界重振科研道德规范，健全处理学术投诉的制度。该评论还指出：“中国立志到2020年成为科技大国，要实现这个目标，中国必须成为科学诚信方面的典范。”看到这样的评论，作为一名科技工作者，我感到痛心！
新民周刊：您认为目前学术腐败越演越烈的原因是什么？
阮康成：先从外因上来说。目前，我国科研评估体系尚不健全、不科学。很多单位的科研评估主要是考评发表论文数、论文的影响因子数、承担科研项目数、申请到的经费数、获得奖项数等等指标，简言之，基本上是以数字量化指标为主。并据此给被评的单位、部门或个人分档、定级。因此不少人戏言，“这样的评估体系，一个中学生加一个计算器就绰绰有余”。更为严重的是，如此得到的评估结果又与被评者的“名”和“利”紧紧相关，十分功利化。从“名”上来说，职称晋升必须有一定的论文数和论文SCI影响因子分，甚至要求研究生也必须发表1-2篇SCI论文才能毕业拿博士学位。真所谓是数字出教授、数字出博士。这与数字出政绩、数字出官员如出一辙。再看看所谓的“利”，评估结果往往是与个人绩效工资的多少直接挂钩的，有的单位甚至明码标价：“SCI论文的影响因子每一分发多少钱奖金”。由于SCI在中国如此受关注，因此就有了“SCI=Stupid Chinese Idea ”的戏言。而这样的评价体系势必产生浮躁、急功近利的思想，从而诱使人们弄虚作假。
在传统的学术道德底线屡屡失守之后，相关立法和事后的惩戒就显得非常重要。但我国目前尚无完整、系统、有效的防止、整治和惩处学术腐败的立法，只有科技部、教育部、中科院等部门，出台了一些条例、规范等，但执行力度和强度又远远不到位。因此，一些科技腐败现象被揭露之后，当事人照样有名有利，没有受到责罚；即使处理，大多也是批评教育为主，较重的也就是除名解聘而已，造假者付出的代价不大，因此被人们诟病为“学术腐败成本太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