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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市民社会是一个典型的西方式概念，它是在面对西方传统中暗含的对于自由的特殊威胁时，作为一种必要的捍卫工具而产生的。本文试图探究市民社会理论在当下中国的建立的可能性与方法。
关键词：市民社会；法制建设；法哲学；公众参与
一、市民社会的概念
"市民社会"一词的现代含义是从黑格尔法哲学那里获得的，但要从词源上考察这一概念还必须追溯到古希腊。在《政治学》一书中，具体而言就是指城邦公民在自由和平等的基础上，在一个符合自然理性的法律框架内，所联结成的伦理政治共同体。而真正对国家和社会做出区分的还是黑格尔。在黑格尔法哲学中，市民社会理论具有极其重要的地位。黑格尔认为市民社会与政治社会（也就是国家政权）是相对的，在他那里，这一概念获得了两方面的创新：其一，"市民社会获得了一种更复杂的经济界定，适应资本主义的发展成熟，在某种程度上等同于资产阶级社会。"其二，黑格尔的市民社会强调它的教育功能。黑格尔不是以市民社会-政治国家的二元论代替自然社会-市民社会的二元论，而是提出了一个三元论体系--家庭-市民社会-政治社会。
由此可见，黑格尔法哲学所谓的"市民社会"表现为一个由单个社会成员组成的联合体，这个联合体得以建立的基础是成员之间的依赖关系和成员之间的契约关系，是使成员的人身和财产权利获得保障的法律制度，以及使共同体成员的特殊利益和公共利益得以保护的外部秩序。它是独立于家庭和政治国家的领域，其核心价值是社会成员之间的相互需要和契约关系。
二、中国建立市民社会的可能性
1978年后，中国在邓小平领导下实行改革开放，它使中国社会发生了根本性的巨变。改革开放的重要后果之一，就是使市民社会赖以存在和发展的经济、政治、法律和文化环境发生了根本变迁，在中国历史上第一次大规模地催生了民间组织。
80年代以来中国的政治体制也发生了巨大的变革，其中的许多变革直接或间接地促成了市民社会的发展。
第一，政府日益重视法制和法治，公民的结社自由开始具有实质性意义。市民社会的存在首先必须得到法律的认可，根据中国宪法，公民有结社的自由，这是市民社会最根本的法律依据。但在改革开放前，结社自由实际上是一纸空文。
第二，政府大幅度放权。30年改革开放的过程，从政治的意义上可以说就是从国家与社会的高度一体化到逐渐分化的过程，这一过程的主体就是政府向社会放权。政企分开，政府将经营权、决策权、人事权下放给企业，将大部分经济权力下放给社会。党和国家将部分权力返回社会后，仍然需要对社会和个人进行有效的管理以维持社会的秩序。政府从一些管理领域撤走后，留下的真空便只能由民间组织来弥补。
第三，政府开始转变职能。80年代前的中国社会恰似一个父权家庭。80年代后，中国最高领导层一直试图进行以精简机构、转变职能为主要任务的政治体制改革，并且尝试过好几个回合，事实上直到现在还在继续努力。这些改革既有成功的经验，也有失败的教训，但有一点是可以肯定的，即政府的职能确实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在大部分生产、经营、民事和文化、艺术和学术等领域中，政府不再履行直接的管理职能，而将这些职能转交给了相关的民间组织，如非政府的行业协会、同业组织、志愿团体等。
三、建立市民社会的思考
推进市民社会建设的途径和方式有许多种，但是就目前中国社会的状况而言，培育市民社会理应从以下两个方面予以重点推进：
（一）高度重视民间组织在培育市民社会中的重要作用
1、架设政府与社会的桥梁
民间组织是政府与社会之间构建良性互动关系的中介和桥梁。民间组织能在国家与社会之间起一种纽带作用，使政府体系能够通过与民间组织的信息与能量交换，不断吸收新的政治资源，形成自我发展与更新的机制，从而达到政治输入与输出的动态平衡，推进政府体系和民主政治的发展，实现善治的理想。
2、推动政府改革创新
政府的改革创新既需要内部的动力，更需要外部的动力。在推动政府改革创新的外部动力中既有来自公民个人的，也有来自民间组织的，而且后者通常要比前者更为强大。根据现代政治理论，政府的合法性取决于社会成员的接受和认可程度。公民的政治认同只能在民间组织的志愿活动中加以培育和强化，因而政府的合法性也只能到市民社会中去寻找，只能由民间组织来供给，而不能由政府单方面宣布。
3.推进社会自治
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十分强调社会自治，把它当作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重要内容。社会自治是人民群众的自我管理，这种自我管理不是无组织的，而是有组织地实现的。政府既要提高公共服务质量，又要降低成本，最有效的办法之一，便是将更多的事务特别是某些公共服务职能交由民间组织去管理，充分发挥民间组织的社会自治功能。政府可以让合格的民间组织通过竞争性的方式，分包或独自承担部分公共服务，这样既可以减轻政府自己的负担，还可以有效降低公共服务的成本，从而提高公共服务的质量。
（二）高度重视政治参与在培育市民社会中的重要作用
1、政治参与是迈进现代文明社会的阶梯
历史证明，人类由野蛮社会进到现代文明社会的历史，实际上也是人民大众不断参与政治活动以及这种参与的程度不断提高的过程。正是人民大众不断参与政治活动以及这种参与的程度不断提高，构成了人类迈进现代文明社会的推动力。在对人类文明的不懈追求中，人们发现了一条历史法则：人类要迈进现代文明社会，就要使人民大众政治参与的程度不断提高。这既是现代政治文明的基本标志，也是现代社会健康发展的基础。
2、政治参与是实现主权在民的必要条件
社会主义民主以人民当家作主为核心，以主权在民为最高原则。然而，实践证明，亿万人民群众直接管理国家事务既不可能，也有悖管理规律。人民只有推选出政治家来代表他们管理国家事务。也就是说，人民虽然不能直接成为公共权力的使用者，但却必须成为公共权力的所有者。只要政治参与的渠道通畅，人民就有了当家作主的平台。
3、政治参与是造就人民公仆的重要机制
在社会主义建设进程中，如何确保國家的公职人员不变为官僚而成为公仆，这是一个十分重要的问题。政治发展的规律表明：在一般情况下，国家公职人员的工作既受政治信仰影响，又以"权力源"为导向。谁给了我权力，我就对谁负责，谁可能给我更多更大的权力，我就为谁付出更多更大的工作热情。正因如此，要让国家公职人员真正成为人民的公仆，就必须构建一个让人民成为国家公职人员"权力源"的机制，让公民的政治参与能左右公职人员的仕途，能够使公职人员真正认识到我们的权力是人民赋予的，因而能够提高公职人员代表人民利益的自觉性。
四、结语
中国社会已经初步完成从身份社会向契约社会、从单位社会向个体社会的转型。这一转型表明一个相对独立的市民社会正在中国崛起。但是，我们还只是处于市民社会的入门水平，与市民社会的发达国家模式还有很大差距，与市民社会的理想境界距离更远。然而我们也应看到，中国社会是充满生机和活力的社会，它应该自觉地追求人类的市民社会理想，在已经把市场经济、民主政治作为社会共识之后，市民社会建设正在或必将成为社会领域变革的公共目标。
参考文献：
[1]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 [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年。
[2]王振海.《政府公共性的历史演进》[J].《中共福建省委党校学报》2002年第10期。
[3]祝灵君、聂进.《公共性与自利性:一种政府分析视角的再思考》[J].《社会科学研究》2002年第2期
[4]徐大同、吴春华.《西方政治思想史》(第4卷) [M].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2005年
[5]俞可平.《民主与陀螺》[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年。
作者简介：东敏杰（1988-），男，上海人，华东政法大学研究生教育学院2010级经济法专业法学硕士，主要研究经济法学、法哲学。
关键词：市民社会；法制建设；法哲学；公众参与
一、市民社会的概念
"市民社会"一词的现代含义是从黑格尔法哲学那里获得的，但要从词源上考察这一概念还必须追溯到古希腊。在《政治学》一书中，具体而言就是指城邦公民在自由和平等的基础上，在一个符合自然理性的法律框架内，所联结成的伦理政治共同体。而真正对国家和社会做出区分的还是黑格尔。在黑格尔法哲学中，市民社会理论具有极其重要的地位。黑格尔认为市民社会与政治社会（也就是国家政权）是相对的，在他那里，这一概念获得了两方面的创新：其一，"市民社会获得了一种更复杂的经济界定，适应资本主义的发展成熟，在某种程度上等同于资产阶级社会。"其二，黑格尔的市民社会强调它的教育功能。黑格尔不是以市民社会-政治国家的二元论代替自然社会-市民社会的二元论，而是提出了一个三元论体系--家庭-市民社会-政治社会。
由此可见，黑格尔法哲学所谓的"市民社会"表现为一个由单个社会成员组成的联合体，这个联合体得以建立的基础是成员之间的依赖关系和成员之间的契约关系，是使成员的人身和财产权利获得保障的法律制度，以及使共同体成员的特殊利益和公共利益得以保护的外部秩序。它是独立于家庭和政治国家的领域，其核心价值是社会成员之间的相互需要和契约关系。
二、中国建立市民社会的可能性
1978年后，中国在邓小平领导下实行改革开放，它使中国社会发生了根本性的巨变。改革开放的重要后果之一，就是使市民社会赖以存在和发展的经济、政治、法律和文化环境发生了根本变迁，在中国历史上第一次大规模地催生了民间组织。
80年代以来中国的政治体制也发生了巨大的变革，其中的许多变革直接或间接地促成了市民社会的发展。
第一，政府日益重视法制和法治，公民的结社自由开始具有实质性意义。市民社会的存在首先必须得到法律的认可，根据中国宪法，公民有结社的自由，这是市民社会最根本的法律依据。但在改革开放前，结社自由实际上是一纸空文。
第二，政府大幅度放权。30年改革开放的过程，从政治的意义上可以说就是从国家与社会的高度一体化到逐渐分化的过程，这一过程的主体就是政府向社会放权。政企分开，政府将经营权、决策权、人事权下放给企业，将大部分经济权力下放给社会。党和国家将部分权力返回社会后，仍然需要对社会和个人进行有效的管理以维持社会的秩序。政府从一些管理领域撤走后，留下的真空便只能由民间组织来弥补。
第三，政府开始转变职能。80年代前的中国社会恰似一个父权家庭。80年代后，中国最高领导层一直试图进行以精简机构、转变职能为主要任务的政治体制改革，并且尝试过好几个回合，事实上直到现在还在继续努力。这些改革既有成功的经验，也有失败的教训，但有一点是可以肯定的，即政府的职能确实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在大部分生产、经营、民事和文化、艺术和学术等领域中，政府不再履行直接的管理职能，而将这些职能转交给了相关的民间组织，如非政府的行业协会、同业组织、志愿团体等。
三、建立市民社会的思考
推进市民社会建设的途径和方式有许多种，但是就目前中国社会的状况而言，培育市民社会理应从以下两个方面予以重点推进：
（一）高度重视民间组织在培育市民社会中的重要作用
1、架设政府与社会的桥梁
民间组织是政府与社会之间构建良性互动关系的中介和桥梁。民间组织能在国家与社会之间起一种纽带作用，使政府体系能够通过与民间组织的信息与能量交换，不断吸收新的政治资源，形成自我发展与更新的机制，从而达到政治输入与输出的动态平衡，推进政府体系和民主政治的发展，实现善治的理想。
2、推动政府改革创新
政府的改革创新既需要内部的动力，更需要外部的动力。在推动政府改革创新的外部动力中既有来自公民个人的，也有来自民间组织的，而且后者通常要比前者更为强大。根据现代政治理论，政府的合法性取决于社会成员的接受和认可程度。公民的政治认同只能在民间组织的志愿活动中加以培育和强化，因而政府的合法性也只能到市民社会中去寻找，只能由民间组织来供给，而不能由政府单方面宣布。
3.推进社会自治
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十分强调社会自治，把它当作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重要内容。社会自治是人民群众的自我管理，这种自我管理不是无组织的，而是有组织地实现的。政府既要提高公共服务质量，又要降低成本，最有效的办法之一，便是将更多的事务特别是某些公共服务职能交由民间组织去管理，充分发挥民间组织的社会自治功能。政府可以让合格的民间组织通过竞争性的方式，分包或独自承担部分公共服务，这样既可以减轻政府自己的负担，还可以有效降低公共服务的成本，从而提高公共服务的质量。
（二）高度重视政治参与在培育市民社会中的重要作用
1、政治参与是迈进现代文明社会的阶梯
历史证明，人类由野蛮社会进到现代文明社会的历史，实际上也是人民大众不断参与政治活动以及这种参与的程度不断提高的过程。正是人民大众不断参与政治活动以及这种参与的程度不断提高，构成了人类迈进现代文明社会的推动力。在对人类文明的不懈追求中，人们发现了一条历史法则：人类要迈进现代文明社会，就要使人民大众政治参与的程度不断提高。这既是现代政治文明的基本标志，也是现代社会健康发展的基础。
2、政治参与是实现主权在民的必要条件
社会主义民主以人民当家作主为核心，以主权在民为最高原则。然而，实践证明，亿万人民群众直接管理国家事务既不可能，也有悖管理规律。人民只有推选出政治家来代表他们管理国家事务。也就是说，人民虽然不能直接成为公共权力的使用者，但却必须成为公共权力的所有者。只要政治参与的渠道通畅，人民就有了当家作主的平台。
3、政治参与是造就人民公仆的重要机制
在社会主义建设进程中，如何确保國家的公职人员不变为官僚而成为公仆，这是一个十分重要的问题。政治发展的规律表明：在一般情况下，国家公职人员的工作既受政治信仰影响，又以"权力源"为导向。谁给了我权力，我就对谁负责，谁可能给我更多更大的权力，我就为谁付出更多更大的工作热情。正因如此，要让国家公职人员真正成为人民的公仆，就必须构建一个让人民成为国家公职人员"权力源"的机制，让公民的政治参与能左右公职人员的仕途，能够使公职人员真正认识到我们的权力是人民赋予的，因而能够提高公职人员代表人民利益的自觉性。
四、结语
中国社会已经初步完成从身份社会向契约社会、从单位社会向个体社会的转型。这一转型表明一个相对独立的市民社会正在中国崛起。但是，我们还只是处于市民社会的入门水平，与市民社会的发达国家模式还有很大差距，与市民社会的理想境界距离更远。然而我们也应看到，中国社会是充满生机和活力的社会，它应该自觉地追求人类的市民社会理想，在已经把市场经济、民主政治作为社会共识之后，市民社会建设正在或必将成为社会领域变革的公共目标。
参考文献：
[1]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 [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年。
[2]王振海.《政府公共性的历史演进》[J].《中共福建省委党校学报》2002年第10期。
[3]祝灵君、聂进.《公共性与自利性:一种政府分析视角的再思考》[J].《社会科学研究》2002年第2期
[4]徐大同、吴春华.《西方政治思想史》(第4卷) [M].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2005年
[5]俞可平.《民主与陀螺》[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年。
作者简介：东敏杰（1988-），男，上海人，华东政法大学研究生教育学院2010级经济法专业法学硕士，主要研究经济法学、法哲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