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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社交媒体的发展改变了传统媒体主导下的媒介信息环境。公众依靠网络技术平台成为内容生产者，导致专业新闻机构话语权解构，社交平台带来了群层化、集群化现象及媒介偏向营造的信息传播环境。社交媒体从信息环境、专业媒体和公众三个方面对舆论环境造成了影响，社交媒体的飞速发展给舆论生态也带来了不可避免的挑战，在看到弊病的同时，对在社交媒体平台繁盛之期的媒体、大众如何做才能促进舆论生态良性发展也提出了几点思考。
关键词： 社交媒体;信息环境;舆论
中图分类号： G20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 1672-8122（2021）09-0035-04
一、引 言
社交媒体兴起，人们都可以通过社交平台更快速、便捷的传情达意，但同时也可以发现，社交媒体时代，社交平台的兴起改变了专业媒体的新闻叙事、生产、分发逻辑，技术赋权把公众从接收者位置推向了生产者的位置， “ 去中心化 ” 的社交媒体虽然为公众提供了一个表达情绪和观点的平台，但在 “ 后真相 ” 信息环境中，诉诸情感和个人信念要比客观事实对塑造公共舆论的影响力更大。 “ 人人享有麦克风 ” 的社交平台的兴起引发了舆论生态的极端化，改变了群体在事件中的叙事逻辑，不理性以及情绪化意见集合是当前舆论生态经常出现的问题。
社交媒体时代，信息环境和信息分发、收受主体受平台化影响发生了重要变化。舆论生态是各种舆论形成的人际环境和促进舆论有序发展的多种因素相互作用的结果。这种状态趋于平稳、和谐，人们就容易在一个共同体内相安无事地生活、工作。舆论生态失调，易导致各种意见尖锐对峙、互相声讨，安定的环境就会遭到破坏 [1] 。舆论生态架构在信息环境以及传受双方的生产分发逻辑之上，社交平台的发展所带来的冲击和新闻业的生产逻辑的变迁也必然会对舆论生态环境中的媒体、群众意见产生极大的影响，人们在社交平台上交流的不再是意见的合集，随之泛滥而生的是对事件情绪的积累喷发而引起的网络谩骂、人身攻击等一系列不理性行为。
二、社交媒体语境下的舆论生态
（一）信息環境：社交媒介传播机制中情绪大于事实
当社会进入一种新的媒介环境时，社会意识形态也会发生改变。印刷媒介是以文字符号为主的理性交流沟通，发展到广播电视媒介，则变成了尼尔·波兹曼眼中 “ 娱乐至死 ” 的偏向娱乐化的社会意识形态。媒介自身所带有的技术偏向性，作用在社会意识形态建构之上。
社交媒体时代， “ 身体不在场 ” 的交流模式需要借助符号来传递自身的话语和情感，这种依靠符号作为主要交流方式的转变，使得舆论在社交平台上的传播突破了传统的线性传播方式。且即时性、碎片化的社交平台表达机制，用户在使用的过程中，缺乏理性思考的时间，从想法到观点输出，更偏向于冲动和情绪输出，社交平台信息形式也变得充满随意性和情绪性。2016年11月22日，英国《牛津词典》把 “ 后真相 ” 一词定为2016年年度词汇，意为 “ 即诉诸情感和个人信念要比客观事实对塑造公共舆论的影响力更大 ” 。社交媒体平台的发展，也加速了后真相的到来，更加之在匿名的环境下，冲脱现实社会对自身的道德约束和限制，隐匿在互联网环境背后，社交媒体上充满煽动性和情绪挑拨的话语文本更容易广泛传播。
社交媒体环境下， “ 后真相 ” 这一当下舆论生态体现了 “ 新闻-事实 ” 纽带的断裂。在新闻界， “ 新闻反转 ” 与 “ 舆情反转 ” 成为后真相在新闻业和舆论场的一个基本症候 [2] 。在社交平台化发展所营造的情绪化叙事主导的舆论环境中，舆论表现出非理性病症以及事实到情感的范式转换，越来越突出地表现为 “ 情绪和信念胜于事实 ” ，公众更容易被接收到的情绪调动起来，在舆论发展的过程中逐渐偏激和丧失理性，更容易被情绪调动，不加思索地发声、站队、充满戾气，成为网络舆论环境的常态。
（二）专业媒体：话语权下放导致舆论环境真相难寻
万物皆媒意味着每个人都有可能成为信息来源，也可能成为信息传播的节点，人们的社交网络成为 “ 主流信息传播渠道之一，传统的大众传播模式虽然没有完全失效，但其作用范围正在缩小 [3] 。及时性、开放性、交互性、虚拟性所营造出万物互联的态势，舆论生态的传播体系和传播方式都发生了极大的变革。传统媒体语境下，精英式的话语传播使得传者居于中心地位，新媒体环境下的技术提升，开放的平台环境降低了参与门槛，每个人都可以充当记者的角色，自身作为信源可以发布自己的事件或自己在公共事件中所掌握的相关信息、拍摄到的现场视频、与相关人的交谈信息等。事件进程中每个人都可以充当发声筒，充分瓦解了专业媒体在事实报道中的独家话语权。
除此之外，社交媒体时代最明显的一个特征是以个人社会关系为节点的社交化传播， “ 人 ” 作为社交网络中最重要的节点，承载和连接着各种社会资源。社交媒体对网络节点的颠覆，引发了整个社会新闻生产方式的变革，以往专业媒体呈垄断性生产，新闻的生产周期可以保证新闻内容在刊发之前有时间核实新闻真假。社交媒体时代，门户网站向社交媒体发展的过程中，人工把关已经不能满足社交媒体时代事实核查及时的要求。专业媒体对内容的垄断性被打破，网络的即时互通，让人们可以自己使用社交媒体平台迅速发布自己看到的事实及观点，纷杂的信息致使媒体在核实辟谣的路上就算跑断了腿也未及谎言和谣言的传播速度。
传统媒体事实核查的滞后性、网络的匿名性和平台的 “ 把关人 ” 缺失，使舆论环境呈现出的内容真假参杂。而此时，一些把 “ 流量至上 ” 奉为圭臬的自媒体也抓住了受众不明真相的焦虑情绪，为了吸引受众眼球，在自己的新闻平台和公众平台上发布一些夺人眼球的引流文章，充分调动受众情绪，徒增受众的不安和焦虑。受众与专业媒体之间信任出现断裂，在专业媒体事实核查滞后、公信力受损的情况下，加之 “ 后真相 ” 语境中情绪感染力以及在舆论场内占据的重要地位，受众更愿意相信能带动情绪的微信公众号媒体，主观有选择性地接受、传播事实，从而导致谎言淹没事实，缺少理性交流互动，致使舆论生态环境鱼龙混杂，重点信息意见分散难以达成共识。 （三）群众：社群关系带来的群体极化及标签化
社交媒体时代，算法机制改变了传统意义上媒体与用户之间的关系，受众在时间上和空间上的隔阂被打破，以社群为单位的群体成为网络中的中坚力量。社群基于传播媒介聚合到一起，以共同的情感倾向和价值观为基础，进行信息传播、情感交流和价值共享。用户从主动参与社群到寻求满足感再到刺激社群进一步发展，这是一个情感价值逐渐渗入的过程。虎扑jrs、贴吧吧友、微博超话等都是社群的代表。
社交媒体时代，人们把社交圈的重心更多地从现实转换到了虚拟平台上，不再仅局限于自身现实中的社交关系。虎扑、微博、豆瓣、知乎等APP在公共事件发酵过程中成为传播的主要信源和舆论高地，社群的发展将情感为依托的联系变得更为紧密。人们置于跟自己兴趣相近、志趣相投的群体中，信念观点相同的人聚在一起强化己方观点，同时对不同的观点产生排斥，难以打破圈层之间的隔阂，最后导致群体意见的极端化。在这种群体意见极端化支配下，公众更多地受群体意见和情绪支配，并非出于对事件的理性分析，忽视客观真相;对客观事实的理性分析是理想形态，但受圈层文化以及社交媒体时代的社群思想影响的情绪舆论表达却逐渐在互联时代占据主体，在社群和圈层中找到自身情绪宣泄口和集体立场已经占据了舆论的高地，影响着 “ 圈内人 ” 。
除此之外，尤其当涉及敏感身份符号（如官员、富人、警察）和情境标签（如腐败、包庇、殴打、狂妄、强奸、虐待）时，社会情绪极易借助互联网平台进行放大、聚焦和变异，形成一股强有力的力量 [4] 。社交媒体情景下所衍生出的圈层文化和群体性行为，在网络匿名的情况中，会迅速聚集某一群体并且带有明显偏向性的舆论，演化为极端群体性事件。在带有标签化群体性事件发生之后，往往舆论生态就会充斥着网络攻击、网络暴力、大量攻讦和谩骂等一系列不理性、宣泄情绪的行为，在 “ 重庆万州公交坠江事件 ” 中，《新京报》、腾讯新闻等媒体在真相未明的情况下，将矛头瞄准本应该是受害者的 “ 女司机 ” ，称这起不幸事件 “ 系一小轿车女车主驾车逆行导致 ” ，引发大众舆论对这名女司机的集体讨伐。 “ 女司机 ” 这一标签早已被污名化，很多不明真相的網友看到这个标签就已经开始不明真相地谩骂，更甚者人肉搜索以及信息曝光。随后事后反转，并不是女司机的问题，只有极少数理性群众关注点在事件的真实情况上。这类 “ 标签式 ” 的群体事件，公众的关注焦点不在于事件的真假，而在于身份的归属和道德对错，情感成为了一种道德能量和社会资源 [5] 。往往舆论的关注点只在当事人被贴的标签上，舆论的探讨和形成过程中已然忽视了对客观真相的追寻，导致大量新闻反转和舆论反转事件的发生。
三、 对舆论生态变化的反思
社交媒体时代，媒介技术作用在社会意识形态上，改变了人们的思考方式和交流模式，媒体生产分发新闻的逻辑在社交平台崛起的过程中也受到影响，加之群层化的内部传播结构，舆论生态越来越走向极端化。从网络舆论在热点事件中的发声、流变以及爆发来看，我国舆论生态目前展现出的是一个多元主体包含在内，圈层集群化现象严重、情绪支配意志的特点，这些问题直接导致舆论生态失衡，引发舆论环境中网络暴力、人肉搜索、事件反转等不良现象经常发生，我国舆论生态还需要多方力量不断完善，来达到和谐、理性的状态。
（一）把加强社交媒体时代受众媒介素养放到首位
社交平台的发展，催生了UGC（用户原创内容）和PGC（专业化生产）相结合的新闻生产分发模式，同时把这种模式下衍至舆论场中。开放的社交平台环境降低了新闻生产与分发的参与门槛，弱化了专业媒体在事件发展、报道流程中的 “ 把关人 ” 作用， “ 人人掌握麦克风 ” 加速了流言和谣言在舆论场中的传播速度，未知全貌不予置评是社交媒体时代每一位网民都应该具备的基本媒介素养。后真相语境中的 “ 信息茧房 ” 和 “ 回音室效应 ” 同样也让处于圈层和群体文化中的看客从 “ 理性中立客观 ” 变成了 “ 情绪一致想法一致 ” 。例如，引起舆论讨论中的某大学生作弊被抓后跳楼坠亡事件，社交媒体和自媒体就呈现出鲜明的任性特征：同情抓作弊的老师，建议对相关老师进行心理辅导，指责学生心理太脆弱 [6] 。同样在青海失联女生系自杀新闻中，高评热点是 “ 心疼救援人员，搜救女生浪费社会资源 ” ，网络舆论对这个自杀女生的逝去毫无悲悯和同情流露。当舆论环境变得多元化，更需要每一个参与者都意识到，自己便是舆论传播的 “ 把关人 ” ，理性、客观、中立是群众应该具备的良好媒介素养，在专业媒体 “ 把关人 ” 缺失的情况下，为了良好的舆论生态环境，每个人都应该先思考再发声，不只做情绪的宣泄口，共同营造一个理性客观的舆论生态环境。
（二）增强部门运用社交媒体平台的能力
社交平台的出现，在一定程度上也为政府部门了解民情、开发民智、接通民意提供了一个方便快捷的渠道，目前也有很多官方媒体在微信、微博等平台上开设了官方账号，新媒体的信息和互动功能使其具备了媒体和社会网络的技术特征，并彰显于多主体如何运用信息和互动功能影响治理的过程之中 [7] 。管理部门及专业媒体可以在公共事件发展的进程中利用社交平台与受众进行充分、及时的互动，掌控舆论动态方向，控制舆论的极端化倾向。
部门在运用社交媒体平台解决自己的问题时，注重运用其信息和互动功能。在江西乐安凶案追踪过程中，2020年7月22日，犯罪嫌疑人就曾入室伤人后逃窜，此后，受害者家属又在家中床底发现犯罪嫌疑人的作案工具，两度向警方报警并强调前科累累的犯罪嫌疑人的危险性，然而警方却迟迟没有到案。在家属通过微博血泪控诉当地警方的不作为后，警方还在表示：我们不希望受到委屈和无端的指责。在这条微博下面，激起了舆论的轩然大波，在评论区，网友质问当地公安部门， “ 当地警方一开始就重视不好吗？ ” ，却等来了当地公安的一句， “ 如果可以，我们更希望你能作为优秀的人民群众来帮助我们抓捕逃犯 ” ，直接激起了民众的愤怒。在这一事件中，当地公安部门本应该利用社交媒体平台及时公布案件进展，在群众恐慌时抚慰民众情绪，但当地公安部门却反其道行之，与民众站在了对立面，舆论就此爆发。 社交平臺作为舆论场的重要组成部分，平台的协作能力和解决问题的能力应该加以善用，提高不同部门之间的社会协同能力，在舆论的形成、发展过程中可以发挥巨大的能量以及可以左右舆论场中的舆论导向和进行议程设置。同时提高部门人员的媒介素养，在社交媒体平台中进行舆论引导工作时因势利导，发挥社交媒体平台优势，维护舆论生态的平衡与健康。
（三）把握好后真相情绪的作用
“ 后真相 ” 一词被寄予 “ 情绪的影响力超越事实 ” 的含义，情感占据理性高地，并潜移默化地影响着舆论生态大环境。但情绪并不是洪水猛兽，适当把握利用情绪，给社交媒体平台下的情感功能给予合理定位，也正如邹振东所言 “ 情感是媒介，也是能量 ” 。
公众对于事件的情绪反应，并非无根可循，是受社会结构压力影响下的产物。结合中国当前社会转型期，结构分层化严重、思想多元化等现状并存，在此种社会结构中，人们很容易在情感支配下，在社交媒体匿名环境中发泄自己的愤怒和怨气。但情感的逻辑是复杂的，它也属于社会资源的一部分，运用合理恰当，才会调节好舆论场中的戾气。事实上，很多群体性事件的发生并非偶然，而是社会情绪长期积累的结果，有学者由此提出了社会泄愤的分析框架，主张重视事件背后复杂的社会心理因素 [8] 。在舆论生态环境中，不能把所有情绪都贴上非理性表达的标签，在一些与群众利益相关的事件中，群众的焦虑和愤怒是有因可循的，在这种情况下，有关部门就要注意到舆论引导过程中群众的合理情绪，不能一味打压，及时回应群众对事件的情感诉求。这样，群众在舆论环境中才可能化情绪为理性，进而实现情感与理性和谐共融的舆论生态环境。
参考文献：
[1] 新闻传播学大辞典[J].复旦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5，57（2）：166.
[2] 张华.“后真相”时代的中国新闻业[J].新闻大学，2017（3）：28-33+61+147-148.
[3] 彭兰.新媒体用户研究节点化、媒介化、赛博格化的人[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20：10.
[4] 郭小安.舆论引导中情感资源的利用及反思[J].新闻界，2019（12）：27-37.
[5] 郭小安.公共舆论中的情绪、偏见及“聚合的奇迹”——从“后真相”概念说起[J].国际新闻界，2019，41（1）：115-132.
[6] 曹林.理性中立客观是很贵的评论品质[J].青年记者，2020（19）：96.
[7] 陈福平，李荣誉.见“微”知著：社区治理中的新媒体[J].社会学研究，2019，34（3）：170-193+245.
[8] 于建嵘.社会泄愤事件中群体心理研究——对“瓮安事件”发生机制的一种解释[J].北京行政学院学报，2009（1）：1-5.
[责任编辑：杨楚珺]
关键词： 社交媒体;信息环境;舆论
中图分类号： G20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 1672-8122（2021）09-0035-04
一、引 言
社交媒体兴起，人们都可以通过社交平台更快速、便捷的传情达意，但同时也可以发现，社交媒体时代，社交平台的兴起改变了专业媒体的新闻叙事、生产、分发逻辑，技术赋权把公众从接收者位置推向了生产者的位置， “ 去中心化 ” 的社交媒体虽然为公众提供了一个表达情绪和观点的平台，但在 “ 后真相 ” 信息环境中，诉诸情感和个人信念要比客观事实对塑造公共舆论的影响力更大。 “ 人人享有麦克风 ” 的社交平台的兴起引发了舆论生态的极端化，改变了群体在事件中的叙事逻辑，不理性以及情绪化意见集合是当前舆论生态经常出现的问题。
社交媒体时代，信息环境和信息分发、收受主体受平台化影响发生了重要变化。舆论生态是各种舆论形成的人际环境和促进舆论有序发展的多种因素相互作用的结果。这种状态趋于平稳、和谐，人们就容易在一个共同体内相安无事地生活、工作。舆论生态失调，易导致各种意见尖锐对峙、互相声讨，安定的环境就会遭到破坏 [1] 。舆论生态架构在信息环境以及传受双方的生产分发逻辑之上，社交平台的发展所带来的冲击和新闻业的生产逻辑的变迁也必然会对舆论生态环境中的媒体、群众意见产生极大的影响，人们在社交平台上交流的不再是意见的合集，随之泛滥而生的是对事件情绪的积累喷发而引起的网络谩骂、人身攻击等一系列不理性行为。
二、社交媒体语境下的舆论生态
（一）信息環境：社交媒介传播机制中情绪大于事实
当社会进入一种新的媒介环境时，社会意识形态也会发生改变。印刷媒介是以文字符号为主的理性交流沟通，发展到广播电视媒介，则变成了尼尔·波兹曼眼中 “ 娱乐至死 ” 的偏向娱乐化的社会意识形态。媒介自身所带有的技术偏向性，作用在社会意识形态建构之上。
社交媒体时代， “ 身体不在场 ” 的交流模式需要借助符号来传递自身的话语和情感，这种依靠符号作为主要交流方式的转变，使得舆论在社交平台上的传播突破了传统的线性传播方式。且即时性、碎片化的社交平台表达机制，用户在使用的过程中，缺乏理性思考的时间，从想法到观点输出，更偏向于冲动和情绪输出，社交平台信息形式也变得充满随意性和情绪性。2016年11月22日，英国《牛津词典》把 “ 后真相 ” 一词定为2016年年度词汇，意为 “ 即诉诸情感和个人信念要比客观事实对塑造公共舆论的影响力更大 ” 。社交媒体平台的发展，也加速了后真相的到来，更加之在匿名的环境下，冲脱现实社会对自身的道德约束和限制，隐匿在互联网环境背后，社交媒体上充满煽动性和情绪挑拨的话语文本更容易广泛传播。
社交媒体环境下， “ 后真相 ” 这一当下舆论生态体现了 “ 新闻-事实 ” 纽带的断裂。在新闻界， “ 新闻反转 ” 与 “ 舆情反转 ” 成为后真相在新闻业和舆论场的一个基本症候 [2] 。在社交平台化发展所营造的情绪化叙事主导的舆论环境中，舆论表现出非理性病症以及事实到情感的范式转换，越来越突出地表现为 “ 情绪和信念胜于事实 ” ，公众更容易被接收到的情绪调动起来，在舆论发展的过程中逐渐偏激和丧失理性，更容易被情绪调动，不加思索地发声、站队、充满戾气，成为网络舆论环境的常态。
（二）专业媒体：话语权下放导致舆论环境真相难寻
万物皆媒意味着每个人都有可能成为信息来源，也可能成为信息传播的节点，人们的社交网络成为 “ 主流信息传播渠道之一，传统的大众传播模式虽然没有完全失效，但其作用范围正在缩小 [3] 。及时性、开放性、交互性、虚拟性所营造出万物互联的态势，舆论生态的传播体系和传播方式都发生了极大的变革。传统媒体语境下，精英式的话语传播使得传者居于中心地位，新媒体环境下的技术提升，开放的平台环境降低了参与门槛，每个人都可以充当记者的角色，自身作为信源可以发布自己的事件或自己在公共事件中所掌握的相关信息、拍摄到的现场视频、与相关人的交谈信息等。事件进程中每个人都可以充当发声筒，充分瓦解了专业媒体在事实报道中的独家话语权。
除此之外，社交媒体时代最明显的一个特征是以个人社会关系为节点的社交化传播， “ 人 ” 作为社交网络中最重要的节点，承载和连接着各种社会资源。社交媒体对网络节点的颠覆，引发了整个社会新闻生产方式的变革，以往专业媒体呈垄断性生产，新闻的生产周期可以保证新闻内容在刊发之前有时间核实新闻真假。社交媒体时代，门户网站向社交媒体发展的过程中，人工把关已经不能满足社交媒体时代事实核查及时的要求。专业媒体对内容的垄断性被打破，网络的即时互通，让人们可以自己使用社交媒体平台迅速发布自己看到的事实及观点，纷杂的信息致使媒体在核实辟谣的路上就算跑断了腿也未及谎言和谣言的传播速度。
传统媒体事实核查的滞后性、网络的匿名性和平台的 “ 把关人 ” 缺失，使舆论环境呈现出的内容真假参杂。而此时，一些把 “ 流量至上 ” 奉为圭臬的自媒体也抓住了受众不明真相的焦虑情绪，为了吸引受众眼球，在自己的新闻平台和公众平台上发布一些夺人眼球的引流文章，充分调动受众情绪，徒增受众的不安和焦虑。受众与专业媒体之间信任出现断裂，在专业媒体事实核查滞后、公信力受损的情况下，加之 “ 后真相 ” 语境中情绪感染力以及在舆论场内占据的重要地位，受众更愿意相信能带动情绪的微信公众号媒体，主观有选择性地接受、传播事实，从而导致谎言淹没事实，缺少理性交流互动，致使舆论生态环境鱼龙混杂，重点信息意见分散难以达成共识。 （三）群众：社群关系带来的群体极化及标签化
社交媒体时代，算法机制改变了传统意义上媒体与用户之间的关系，受众在时间上和空间上的隔阂被打破，以社群为单位的群体成为网络中的中坚力量。社群基于传播媒介聚合到一起，以共同的情感倾向和价值观为基础，进行信息传播、情感交流和价值共享。用户从主动参与社群到寻求满足感再到刺激社群进一步发展，这是一个情感价值逐渐渗入的过程。虎扑jrs、贴吧吧友、微博超话等都是社群的代表。
社交媒体时代，人们把社交圈的重心更多地从现实转换到了虚拟平台上，不再仅局限于自身现实中的社交关系。虎扑、微博、豆瓣、知乎等APP在公共事件发酵过程中成为传播的主要信源和舆论高地，社群的发展将情感为依托的联系变得更为紧密。人们置于跟自己兴趣相近、志趣相投的群体中，信念观点相同的人聚在一起强化己方观点，同时对不同的观点产生排斥，难以打破圈层之间的隔阂，最后导致群体意见的极端化。在这种群体意见极端化支配下，公众更多地受群体意见和情绪支配，并非出于对事件的理性分析，忽视客观真相;对客观事实的理性分析是理想形态，但受圈层文化以及社交媒体时代的社群思想影响的情绪舆论表达却逐渐在互联时代占据主体，在社群和圈层中找到自身情绪宣泄口和集体立场已经占据了舆论的高地，影响着 “ 圈内人 ” 。
除此之外，尤其当涉及敏感身份符号（如官员、富人、警察）和情境标签（如腐败、包庇、殴打、狂妄、强奸、虐待）时，社会情绪极易借助互联网平台进行放大、聚焦和变异，形成一股强有力的力量 [4] 。社交媒体情景下所衍生出的圈层文化和群体性行为，在网络匿名的情况中，会迅速聚集某一群体并且带有明显偏向性的舆论，演化为极端群体性事件。在带有标签化群体性事件发生之后，往往舆论生态就会充斥着网络攻击、网络暴力、大量攻讦和谩骂等一系列不理性、宣泄情绪的行为，在 “ 重庆万州公交坠江事件 ” 中，《新京报》、腾讯新闻等媒体在真相未明的情况下，将矛头瞄准本应该是受害者的 “ 女司机 ” ，称这起不幸事件 “ 系一小轿车女车主驾车逆行导致 ” ，引发大众舆论对这名女司机的集体讨伐。 “ 女司机 ” 这一标签早已被污名化，很多不明真相的網友看到这个标签就已经开始不明真相地谩骂，更甚者人肉搜索以及信息曝光。随后事后反转，并不是女司机的问题，只有极少数理性群众关注点在事件的真实情况上。这类 “ 标签式 ” 的群体事件，公众的关注焦点不在于事件的真假，而在于身份的归属和道德对错，情感成为了一种道德能量和社会资源 [5] 。往往舆论的关注点只在当事人被贴的标签上，舆论的探讨和形成过程中已然忽视了对客观真相的追寻，导致大量新闻反转和舆论反转事件的发生。
三、 对舆论生态变化的反思
社交媒体时代，媒介技术作用在社会意识形态上，改变了人们的思考方式和交流模式，媒体生产分发新闻的逻辑在社交平台崛起的过程中也受到影响，加之群层化的内部传播结构，舆论生态越来越走向极端化。从网络舆论在热点事件中的发声、流变以及爆发来看，我国舆论生态目前展现出的是一个多元主体包含在内，圈层集群化现象严重、情绪支配意志的特点，这些问题直接导致舆论生态失衡，引发舆论环境中网络暴力、人肉搜索、事件反转等不良现象经常发生，我国舆论生态还需要多方力量不断完善，来达到和谐、理性的状态。
（一）把加强社交媒体时代受众媒介素养放到首位
社交平台的发展，催生了UGC（用户原创内容）和PGC（专业化生产）相结合的新闻生产分发模式，同时把这种模式下衍至舆论场中。开放的社交平台环境降低了新闻生产与分发的参与门槛，弱化了专业媒体在事件发展、报道流程中的 “ 把关人 ” 作用， “ 人人掌握麦克风 ” 加速了流言和谣言在舆论场中的传播速度，未知全貌不予置评是社交媒体时代每一位网民都应该具备的基本媒介素养。后真相语境中的 “ 信息茧房 ” 和 “ 回音室效应 ” 同样也让处于圈层和群体文化中的看客从 “ 理性中立客观 ” 变成了 “ 情绪一致想法一致 ” 。例如，引起舆论讨论中的某大学生作弊被抓后跳楼坠亡事件，社交媒体和自媒体就呈现出鲜明的任性特征：同情抓作弊的老师，建议对相关老师进行心理辅导，指责学生心理太脆弱 [6] 。同样在青海失联女生系自杀新闻中，高评热点是 “ 心疼救援人员，搜救女生浪费社会资源 ” ，网络舆论对这个自杀女生的逝去毫无悲悯和同情流露。当舆论环境变得多元化，更需要每一个参与者都意识到，自己便是舆论传播的 “ 把关人 ” ，理性、客观、中立是群众应该具备的良好媒介素养，在专业媒体 “ 把关人 ” 缺失的情况下，为了良好的舆论生态环境，每个人都应该先思考再发声，不只做情绪的宣泄口，共同营造一个理性客观的舆论生态环境。
（二）增强部门运用社交媒体平台的能力
社交平台的出现，在一定程度上也为政府部门了解民情、开发民智、接通民意提供了一个方便快捷的渠道，目前也有很多官方媒体在微信、微博等平台上开设了官方账号，新媒体的信息和互动功能使其具备了媒体和社会网络的技术特征，并彰显于多主体如何运用信息和互动功能影响治理的过程之中 [7] 。管理部门及专业媒体可以在公共事件发展的进程中利用社交平台与受众进行充分、及时的互动，掌控舆论动态方向，控制舆论的极端化倾向。
部门在运用社交媒体平台解决自己的问题时，注重运用其信息和互动功能。在江西乐安凶案追踪过程中，2020年7月22日，犯罪嫌疑人就曾入室伤人后逃窜，此后，受害者家属又在家中床底发现犯罪嫌疑人的作案工具，两度向警方报警并强调前科累累的犯罪嫌疑人的危险性，然而警方却迟迟没有到案。在家属通过微博血泪控诉当地警方的不作为后，警方还在表示：我们不希望受到委屈和无端的指责。在这条微博下面，激起了舆论的轩然大波，在评论区，网友质问当地公安部门， “ 当地警方一开始就重视不好吗？ ” ，却等来了当地公安的一句， “ 如果可以，我们更希望你能作为优秀的人民群众来帮助我们抓捕逃犯 ” ，直接激起了民众的愤怒。在这一事件中，当地公安部门本应该利用社交媒体平台及时公布案件进展，在群众恐慌时抚慰民众情绪，但当地公安部门却反其道行之，与民众站在了对立面，舆论就此爆发。 社交平臺作为舆论场的重要组成部分，平台的协作能力和解决问题的能力应该加以善用，提高不同部门之间的社会协同能力，在舆论的形成、发展过程中可以发挥巨大的能量以及可以左右舆论场中的舆论导向和进行议程设置。同时提高部门人员的媒介素养，在社交媒体平台中进行舆论引导工作时因势利导，发挥社交媒体平台优势，维护舆论生态的平衡与健康。
（三）把握好后真相情绪的作用
“ 后真相 ” 一词被寄予 “ 情绪的影响力超越事实 ” 的含义，情感占据理性高地，并潜移默化地影响着舆论生态大环境。但情绪并不是洪水猛兽，适当把握利用情绪，给社交媒体平台下的情感功能给予合理定位，也正如邹振东所言 “ 情感是媒介，也是能量 ” 。
公众对于事件的情绪反应，并非无根可循，是受社会结构压力影响下的产物。结合中国当前社会转型期，结构分层化严重、思想多元化等现状并存，在此种社会结构中，人们很容易在情感支配下，在社交媒体匿名环境中发泄自己的愤怒和怨气。但情感的逻辑是复杂的，它也属于社会资源的一部分，运用合理恰当，才会调节好舆论场中的戾气。事实上，很多群体性事件的发生并非偶然，而是社会情绪长期积累的结果，有学者由此提出了社会泄愤的分析框架，主张重视事件背后复杂的社会心理因素 [8] 。在舆论生态环境中，不能把所有情绪都贴上非理性表达的标签，在一些与群众利益相关的事件中，群众的焦虑和愤怒是有因可循的，在这种情况下，有关部门就要注意到舆论引导过程中群众的合理情绪，不能一味打压，及时回应群众对事件的情感诉求。这样，群众在舆论环境中才可能化情绪为理性，进而实现情感与理性和谐共融的舆论生态环境。
参考文献：
[1] 新闻传播学大辞典[J].复旦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5，57（2）：166.
[2] 张华.“后真相”时代的中国新闻业[J].新闻大学，2017（3）：28-33+61+147-148.
[3] 彭兰.新媒体用户研究节点化、媒介化、赛博格化的人[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20：10.
[4] 郭小安.舆论引导中情感资源的利用及反思[J].新闻界，2019（12）：27-37.
[5] 郭小安.公共舆论中的情绪、偏见及“聚合的奇迹”——从“后真相”概念说起[J].国际新闻界，2019，41（1）：115-1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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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杨楚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