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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卢梭与托尔斯泰面对着失去乐园的文明社会，他们在批判、指斥之后并没有采取听之任之的态度，而是有破有立，采取破立结合的方法。他们不只是摧毁旧世界，同时为了找寻乐园、建立新的世界而倾力思考，努力实践。论文主要从社会契约论与基督教无政府主义两大方面来论述卢梭与托尔斯泰社会建制思想的异同。
关键词：卢梭；托尔斯泰；社会契约论；基督教无政府主义
卢梭针对文明社会普遍堕落的状况提出了“回到自然”的思想。对于这个思想，我们不能简单地解释为卢梭要求人类倒退到原始社会中去，他只是以淳朴的自然状态作为一种理想的参照物来批判邪恶的文明社会，其更多的内容还是表达了他对未来社会的向往。卢梭在假设真实存在过的自然状态与受契约约束的公民社会之间设置了内在的张力，其目的就是想建立一个理想的社会，其中自由与平等才是真正的内容。托尔斯泰也有对未来社会的美好设想，他在社会历史领域里表现为“回归自然”的社会历史观，在政治领域里则表现为建立在道德基础上的人人平等的理想国，其中自由与平等也是重要的组成部分。事实上，无论是卢梭的社会契约论，还是托尔斯泰的基督教无政府主义，其思想的核心都在于此。本节将以卢梭与托尔斯泰关于社会建制的思想为基点进行具体分析与比较。
首先，他们都致力于建立一个自由、平等的理想社会，他们都反对当时的社会制度，都憎恨造成人类不平等的私有制，认为不平等达到顶点时必然会产生新的平等。不过，二者提供的方式却不同，前者是通过社会契约的方式，而后者则采用基督教无政府主义的方法。别尔嘉耶夫说过：“卢梭与托尔斯泰巨大的差别在于，尽管卢梭没有保留自然生活的真实，但他却要求一种社会契约，随后建立否认良心自由的非常独裁的国家，而托尔斯泰不要求任何社会契约，他希望保留绝妙的自然的真实，因为他认为这样也是在执行上帝的律法。”[1]这段话清楚地表明卢梭与托尔斯泰心中的理想社会的具体表现形态与实现方式都存在着相当大的差别。
其次，卢梭与托尔斯泰关于社会建制的思想都带有空想的性质。卢梭的社会理想带有乌托邦的特征，他把不可能实现的当做能够实现的来看待，结果造成了政治设计和制度安排上的一系列消极后果。卢梭在其政治设计中，似乎忘记了自己曾经揭示出来的人的二重化特点，即仅仅把性善论当作唯一预设，而未能正视人的肉体存在及现实生活，没能引入与之相对应的另一种预设，因此是不现实的，而与之相关的政治理念也就不可能实现，且离现实越来越远。托尔斯泰也企图将他的变革的思想与基督教的乌托邦结合在一起，当托尔斯泰试图寻找某种生活秩序的规则时，当他用简单的博爱、信仰、勿以暴力抗恶等宗教理论来代替以权威和暴力为基础的国家秩序时，他就从积极的国家理论转向了社会学上的建设，其思想体系内部必然会出现破裂。
再次，在改造人性以建立理想社会抑或是实现理想的社会建制以便达到改造人性的目的的先后次序上，卢梭与托尔斯泰也有很多不同之处。相对而言，卢梭的思想在这一点上存在着明显的悖论，他的“公民美德”首先带有社会政治的性质，即他想先改造社会，通过社会契约对人的规范进而达到改造人性的目的。简言之，为了改造人必须改良社会制度。但是按照卢梭的理论来说，当每一个个体把自身的一切权利全部转让给整个集体时，当每一个个体根据公意的原则行动时，他们已经具备成为一个道德人所需要的一切条件了。因此，在建立理想社会和培养理想的道德人的先后次序上，卢梭陷入了循环论证的悖论中。正如一位学者指出的，在卢梭这里，“德性要以自由的社会为前提，而自由的社会又以德性为前提：德性与自由社会彼此相属。”[2]而托尔斯泰则不同，他的观点很明确，他要先改造个人，通过宗教净化人性的手段使人都符合一定的宗教道德规范进而达到改造社会的目的。我们说，托尔斯泰既非社会主义者、又非革命者，他对暴力革命始终采取否定的态度，他主张放弃为谋取自身幸福而进行的一切暴力斗争。他的宗教道德学说主张驯服暴力与逆来顺受、爱一切人并且劝人为善、通过道德上的自我完善来实现社会的友爱与平等。简言之，在托尔斯泰这里，社会制度的变革只有通过人的道德复兴的手段才能达到，而道德复兴则需要通过说教和个人的行为而得到实现。
最后，卢梭与托尔斯泰有关社会建制的思想中都存在着激进之处，但具体说来却又略有不同。卢梭的思想在当时的法国是很激进的，他有强烈的革命倾向。在他看来，一切改良都只是应当予以谴责的一种妥协，他针对社会中存在的不平等以及不公正等现象提出人是生而自由平等的，并用一种特殊的方式阐述他的社会理论，他主张破坏一切，尼采认为卢梭的这一观点对法国大革命有很大的影响。在1789年的法国大革命的实践中，卢梭的思想直接获得了最深刻的决定性表现，美国革命的《独立宣言》、法国革命的《人权宣言》以及两国的宪法在很大程度上都直接继承和体现了卢梭的理论精神和政治理想。而如果要论述激进这一特点的话，托尔斯泰的思想也有激进之处，只不过他的激进的方式不同，他不是用拳头的革命来反抗国家，而是通过勿以暴力抗恶的方式。俄罗斯民族是富于真正的基督教精神的民族，托尔斯泰认为社会要进行的革命应该以基督的名义实现团结、平等与博爱的律令，而这一律令要依赖无抵抗运动，即勿以暴力抗恶才能得以实现与完成。俄罗斯人应忍受强暴的行为而不加报复，不和当局争斗，不参与政权，应以自愿的屈服来抵抗邪恶，因为不抵抗罪恶才是对罪恶最有力的斗争，恰是为了爱为了牺牲而抵抗的最有力手段。另外，他前期虽然没有法国大革命时代中那种通过暴力革命建立并实现理想社会的思想，他虽然一直主张用勿以暴力抗恶的宗教教义来对抗革命行动，但在其后期，面对当时的俄国现实，他已经对自己的哲学学说及宗教说教的软弱无力深有所感了，他对法国革命表示过崇高的敬意并为之欢欣鼓舞，也曾对俄国1905年的革命带来的变化表示过惊喜，因此到后期托尔斯泰离开了平和的宗教默想，而主张用行动计划代替前期的寂静主义，他由此设计了一个基督教无政府主义的计划，自己则由一个福音主义的探索者最终成为一个激进的无政府主义者。他对国家政权完全否定的、消极的、冷漠的态度使他不亚于一个政治革命者，他的激进主义思想对俄国革命的贡献也不亚于一个革命者，因为当时最激烈的社会革命者也只满足于自由主义的改良和改革，而他却主张废除土地私有制，激烈地反对沙皇和现存的权威，他虽主张用“勿以暴力抗恶”来完成社会的调和，但他全然违反他的意志，其思想对当时的俄国革命起到了巨大的推动作用。
参考文献：
[1]尼·别尔嘉耶夫著.俄罗斯思想[M].北京：三联书店，2004：138.
[2]列奥·施特劳斯著.自然权利与历史[M].北京：三联书店，2003：261.
关键词：卢梭；托尔斯泰；社会契约论；基督教无政府主义
卢梭针对文明社会普遍堕落的状况提出了“回到自然”的思想。对于这个思想，我们不能简单地解释为卢梭要求人类倒退到原始社会中去，他只是以淳朴的自然状态作为一种理想的参照物来批判邪恶的文明社会，其更多的内容还是表达了他对未来社会的向往。卢梭在假设真实存在过的自然状态与受契约约束的公民社会之间设置了内在的张力，其目的就是想建立一个理想的社会，其中自由与平等才是真正的内容。托尔斯泰也有对未来社会的美好设想，他在社会历史领域里表现为“回归自然”的社会历史观，在政治领域里则表现为建立在道德基础上的人人平等的理想国，其中自由与平等也是重要的组成部分。事实上，无论是卢梭的社会契约论，还是托尔斯泰的基督教无政府主义，其思想的核心都在于此。本节将以卢梭与托尔斯泰关于社会建制的思想为基点进行具体分析与比较。
首先，他们都致力于建立一个自由、平等的理想社会，他们都反对当时的社会制度，都憎恨造成人类不平等的私有制，认为不平等达到顶点时必然会产生新的平等。不过，二者提供的方式却不同，前者是通过社会契约的方式，而后者则采用基督教无政府主义的方法。别尔嘉耶夫说过：“卢梭与托尔斯泰巨大的差别在于，尽管卢梭没有保留自然生活的真实，但他却要求一种社会契约，随后建立否认良心自由的非常独裁的国家，而托尔斯泰不要求任何社会契约，他希望保留绝妙的自然的真实，因为他认为这样也是在执行上帝的律法。”[1]这段话清楚地表明卢梭与托尔斯泰心中的理想社会的具体表现形态与实现方式都存在着相当大的差别。
其次，卢梭与托尔斯泰关于社会建制的思想都带有空想的性质。卢梭的社会理想带有乌托邦的特征，他把不可能实现的当做能够实现的来看待，结果造成了政治设计和制度安排上的一系列消极后果。卢梭在其政治设计中，似乎忘记了自己曾经揭示出来的人的二重化特点，即仅仅把性善论当作唯一预设，而未能正视人的肉体存在及现实生活，没能引入与之相对应的另一种预设，因此是不现实的，而与之相关的政治理念也就不可能实现，且离现实越来越远。托尔斯泰也企图将他的变革的思想与基督教的乌托邦结合在一起，当托尔斯泰试图寻找某种生活秩序的规则时，当他用简单的博爱、信仰、勿以暴力抗恶等宗教理论来代替以权威和暴力为基础的国家秩序时，他就从积极的国家理论转向了社会学上的建设，其思想体系内部必然会出现破裂。
再次，在改造人性以建立理想社会抑或是实现理想的社会建制以便达到改造人性的目的的先后次序上，卢梭与托尔斯泰也有很多不同之处。相对而言，卢梭的思想在这一点上存在着明显的悖论，他的“公民美德”首先带有社会政治的性质，即他想先改造社会，通过社会契约对人的规范进而达到改造人性的目的。简言之，为了改造人必须改良社会制度。但是按照卢梭的理论来说，当每一个个体把自身的一切权利全部转让给整个集体时，当每一个个体根据公意的原则行动时，他们已经具备成为一个道德人所需要的一切条件了。因此，在建立理想社会和培养理想的道德人的先后次序上，卢梭陷入了循环论证的悖论中。正如一位学者指出的，在卢梭这里，“德性要以自由的社会为前提，而自由的社会又以德性为前提：德性与自由社会彼此相属。”[2]而托尔斯泰则不同，他的观点很明确，他要先改造个人，通过宗教净化人性的手段使人都符合一定的宗教道德规范进而达到改造社会的目的。我们说，托尔斯泰既非社会主义者、又非革命者，他对暴力革命始终采取否定的态度，他主张放弃为谋取自身幸福而进行的一切暴力斗争。他的宗教道德学说主张驯服暴力与逆来顺受、爱一切人并且劝人为善、通过道德上的自我完善来实现社会的友爱与平等。简言之，在托尔斯泰这里，社会制度的变革只有通过人的道德复兴的手段才能达到，而道德复兴则需要通过说教和个人的行为而得到实现。
最后，卢梭与托尔斯泰有关社会建制的思想中都存在着激进之处，但具体说来却又略有不同。卢梭的思想在当时的法国是很激进的，他有强烈的革命倾向。在他看来，一切改良都只是应当予以谴责的一种妥协，他针对社会中存在的不平等以及不公正等现象提出人是生而自由平等的，并用一种特殊的方式阐述他的社会理论，他主张破坏一切，尼采认为卢梭的这一观点对法国大革命有很大的影响。在1789年的法国大革命的实践中，卢梭的思想直接获得了最深刻的决定性表现，美国革命的《独立宣言》、法国革命的《人权宣言》以及两国的宪法在很大程度上都直接继承和体现了卢梭的理论精神和政治理想。而如果要论述激进这一特点的话，托尔斯泰的思想也有激进之处，只不过他的激进的方式不同，他不是用拳头的革命来反抗国家，而是通过勿以暴力抗恶的方式。俄罗斯民族是富于真正的基督教精神的民族，托尔斯泰认为社会要进行的革命应该以基督的名义实现团结、平等与博爱的律令，而这一律令要依赖无抵抗运动，即勿以暴力抗恶才能得以实现与完成。俄罗斯人应忍受强暴的行为而不加报复，不和当局争斗，不参与政权，应以自愿的屈服来抵抗邪恶，因为不抵抗罪恶才是对罪恶最有力的斗争，恰是为了爱为了牺牲而抵抗的最有力手段。另外，他前期虽然没有法国大革命时代中那种通过暴力革命建立并实现理想社会的思想，他虽然一直主张用勿以暴力抗恶的宗教教义来对抗革命行动，但在其后期，面对当时的俄国现实，他已经对自己的哲学学说及宗教说教的软弱无力深有所感了，他对法国革命表示过崇高的敬意并为之欢欣鼓舞，也曾对俄国1905年的革命带来的变化表示过惊喜，因此到后期托尔斯泰离开了平和的宗教默想，而主张用行动计划代替前期的寂静主义，他由此设计了一个基督教无政府主义的计划，自己则由一个福音主义的探索者最终成为一个激进的无政府主义者。他对国家政权完全否定的、消极的、冷漠的态度使他不亚于一个政治革命者，他的激进主义思想对俄国革命的贡献也不亚于一个革命者，因为当时最激烈的社会革命者也只满足于自由主义的改良和改革，而他却主张废除土地私有制，激烈地反对沙皇和现存的权威，他虽主张用“勿以暴力抗恶”来完成社会的调和，但他全然违反他的意志，其思想对当时的俄国革命起到了巨大的推动作用。
参考文献：
[1]尼·别尔嘉耶夫著.俄罗斯思想[M].北京：三联书店，2004：138.
[2]列奥·施特劳斯著.自然权利与历史[M].北京：三联书店，2003：26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