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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生大概都要经历这样的一个过程：年青的时候想出去，老了想回来。这一现象在80多岁赵浩生先生身上体现的尤为突出。他在美国住着一栋令人羡慕的漂亮大房子，后面是一溜敞亮的大窗户，和邻居的房子中间是一片草坪，周遭有树林。赵先生说：“这草坪是两家的，但我们不在中间竖篱笆，他看就都是他的，我看就都是我的。常有成群的野鹿和野鸡光顾这里，它们站在我的后窗户跟前向里面扒头探脑。这里的野物不是怕我看它们，而是想看看我长得什么样，对我进行骚扰……”
有这么好的房子和生活环境，他一年却住不了多少日子，因为每年至少回中国三次，近22年来已经回去76次了，在北京饭店住了12年，在王府饭店住了9年。
他从中国回美国叫“出国”，从美国去中国叫“回国”。他这样描述自己每月的生存状态：“第一个星期闹时差反应：第二个星期向夫人报账，把在中国乘出租车的烂票子缴上去：第三个星期坐立不安：第四个星期买票回国。”
怀着如此强烈的“中国情绪”，自然跟他人生的多色彩和多重身份有关。有人称他是：“中国的儿子，日本的女婿，美国的公民。”他的家庭也像一个小联合国：他是美籍华人；夫人是日本人：儿子赵惠程从耶鲁大学毕业后到泰国工作，娶了个菲律宾姑娘做妻子，在泰国生了个具有中、日、菲三国血统的儿子。女儿赵惠纯在纽约大学任教，用英语写作，几年前出版了长篇小说《猴王》，受到广泛地注意……更不知未来的夫婿会选哪一个国家的人?
赵浩生这大半生真可谓是丰富多彩，硕果累累。早年上过黄埔军校，做过重庆《中央日报》和上海《东南日报》的记者，1948年被派驻日本。中国解放后给当时的新闻局长胡乔木写信，要求回国，但迟迟得不到答复。这当口朝鲜战争爆发了，他想回国已经回不去了，就转到美国读书，毕业后又教书……
赵浩生自称有“三乐”：唱戏、教书和采访。老先生是耶鲁大学的教授，退休后担任了米勒公司的高级顾问——米勒公司的董事长米勒，被尊为美国企业界的领袖，卡特任总统时期曾担任财政部长。时间长了赵浩生觉得老给别人当顾问是“嘴把式”，光说不练。1992年，他联络一位朋友投资北京一家乡镇企业，办起了一个工业公司。赵浩生自任董事长。不能只是站在旁边清唱，他要真正登台演练一番。
他说，我跟中国的联系不只是血缘关系，而是生活、山河、岁月交织起来的全部人生。我是外籍，可不是外人，最大的心愿就是为中国做点什么……但他又调侃自己对于工业是外行，是个不懂事的董事长。企业干成功了。就写一本书，叫《钢铁是怎样炼成的》。失败了也要写一本书，叫《钢铁是怎样炼不成的》。运作至今，老先生声称钢铁还在炼着，只是相当困难。总算知道锅是铁打的了。
他每次回国后必不可少的一种享受，是每天清晨早早地起来去寻找北京老戏迷的胡琴声，在王府饭店对面的路口、天坛的长廊下和筒子河的路边，常有一群老头儿在扯开嗓门过戏瘾。由于只有一把胡琴。老戏迷们不得不排队等候，轮流着一段一段地清唱。
赵浩生也不例外，想过戏瘾也得排着，唯其这样。排半天队方能轮上唱两口。才更觉着有味儿。老戏迷们记不住，他的大名，也不知道他是从美国来的，只称呼他为“赵大爷”。这位“赵大爷”个头不高，气色不错，留着灰白的小平头，一嘴京腔，张口爱逗乐儿，人缘儿挺好……
那一年亚洲闹了一场金融风暴，作为“日本的姑爷”。赵浩生盛情难却地答应了日本银行公会的邀请去讲课。日方希望他能讲讲亚洲金融风暴和中国的经济现状。能给日本的金融家上课。日语想必是非常好。他自己却调侃说：“马马虎虎，我的日语水平就是能够骗来一个日本姑娘当老婆。”待到讲课日期临近了，他忽然又觉得心里没有底，赶紧给当时的国务院总理朱镕基写信，要求回答一些问题。紧急补充金融知识。朱总理让国家银行的行长戴相龙约见老先生，回答他提出的所有问题，帮着他剖析当今世界的金融形势……其后他在日本的讲演大获成功。这是自然而然的了。
这就有点“无冕之王”的气势了，敢于向大人物提出自己的要求，而大人物们竟都不拒绝他的要求。在他书房的显眼处摆放着两幅大照片，一幅是他和周恩来总理交谈的照片，另一幅是他采访蒋介石的照片。有人戏称。在他的这间房子里。国共再一次合作，祖国实现统一了。
1966年，赵浩生以专栏作家的身份到台湾采访。夜里12点钟。当时的新闻局长沈剑虹通知他，第二天上午蒋介石要见他，这是一般礼节性地会见，不过几分钟的事情。第二天在走进总统会客厅的时候，赵浩生对陪同的沈剑虹说：“我恐怕要向蒋总统提几个问题。”沈剑虹断然拒绝：“不行。你要想提问题必须提前书面呈报。”赵浩生说：“我试试，总统回答我就提，不回答就算。”沈剑虹变色：“那也不行!”
这时候副官唱名：“赵浩生教授到。”蒋介石走了出来，与赵浩生握手，然后在靠背椅上坐下，开始客套性地询问。诸如：什么时候来的?看了些什么?……赵浩生一一作答：蒋介石又问：“有什么意见?”赵说：“有。”沈剑虹十分紧张。赵浩生却自管说下去：“我是教书的，这次来看到全台实行九年制义务教育很好，我很有兴趣，想采访这方面的情况，请总统发话给我方便。”
原来，蒋介石非常重视教育。九年制义务教育正是他亲自倡导的，他一谈就谈了半个多小时。回美后赵浩生在“海外观察”的专栏里发表了一系列有关亚洲的政治经济、各种人物以及山水风貌的文章，海外报刊纷纷转载。惟台湾的报刊一篇都不采用。原因是赵浩生在文章里说了一些诸如“蒋介石的头发比过去白了”之类的话。被视为“不敬”。那个年代描写蒋介石和毛泽东都有专门用语，形容毛泽东必须是“红光满面，神采奕奕”，描写蒋介石得是“戎装佩剑，两目炯炯”。
他认为世界上有两个政治家最了解新闻的价值，最善于发挥新闻的功能，跟新闻记者的关系最好。一位是罗斯幅，一位就是周恩来。他第一次采访周总理是1946年，也是第一次见到一位中国的新闻人物在中外记者招待会上用中文发言，由翻译龚澎再把他的话译成英文。他挥洒自如，谈笑风生，有一种难以抵挡的人格魅力。这也是他第一次在外国人面前感到作为中国人的骄傲。
作为教授，桃李满天下。作为记者，朋友遍天下。作为作家。著作等身。赵浩生天马行空。几近人生的化境——这大概才算得上是潇洒。
有这么好的房子和生活环境，他一年却住不了多少日子，因为每年至少回中国三次，近22年来已经回去76次了，在北京饭店住了12年，在王府饭店住了9年。
他从中国回美国叫“出国”，从美国去中国叫“回国”。他这样描述自己每月的生存状态：“第一个星期闹时差反应：第二个星期向夫人报账，把在中国乘出租车的烂票子缴上去：第三个星期坐立不安：第四个星期买票回国。”
怀着如此强烈的“中国情绪”，自然跟他人生的多色彩和多重身份有关。有人称他是：“中国的儿子，日本的女婿，美国的公民。”他的家庭也像一个小联合国：他是美籍华人；夫人是日本人：儿子赵惠程从耶鲁大学毕业后到泰国工作，娶了个菲律宾姑娘做妻子，在泰国生了个具有中、日、菲三国血统的儿子。女儿赵惠纯在纽约大学任教，用英语写作，几年前出版了长篇小说《猴王》，受到广泛地注意……更不知未来的夫婿会选哪一个国家的人?
赵浩生这大半生真可谓是丰富多彩，硕果累累。早年上过黄埔军校，做过重庆《中央日报》和上海《东南日报》的记者，1948年被派驻日本。中国解放后给当时的新闻局长胡乔木写信，要求回国，但迟迟得不到答复。这当口朝鲜战争爆发了，他想回国已经回不去了，就转到美国读书，毕业后又教书……
赵浩生自称有“三乐”：唱戏、教书和采访。老先生是耶鲁大学的教授，退休后担任了米勒公司的高级顾问——米勒公司的董事长米勒，被尊为美国企业界的领袖，卡特任总统时期曾担任财政部长。时间长了赵浩生觉得老给别人当顾问是“嘴把式”，光说不练。1992年，他联络一位朋友投资北京一家乡镇企业，办起了一个工业公司。赵浩生自任董事长。不能只是站在旁边清唱，他要真正登台演练一番。
他说，我跟中国的联系不只是血缘关系，而是生活、山河、岁月交织起来的全部人生。我是外籍，可不是外人，最大的心愿就是为中国做点什么……但他又调侃自己对于工业是外行，是个不懂事的董事长。企业干成功了。就写一本书，叫《钢铁是怎样炼成的》。失败了也要写一本书，叫《钢铁是怎样炼不成的》。运作至今，老先生声称钢铁还在炼着，只是相当困难。总算知道锅是铁打的了。
他每次回国后必不可少的一种享受，是每天清晨早早地起来去寻找北京老戏迷的胡琴声，在王府饭店对面的路口、天坛的长廊下和筒子河的路边，常有一群老头儿在扯开嗓门过戏瘾。由于只有一把胡琴。老戏迷们不得不排队等候，轮流着一段一段地清唱。
赵浩生也不例外，想过戏瘾也得排着，唯其这样。排半天队方能轮上唱两口。才更觉着有味儿。老戏迷们记不住，他的大名，也不知道他是从美国来的，只称呼他为“赵大爷”。这位“赵大爷”个头不高，气色不错，留着灰白的小平头，一嘴京腔，张口爱逗乐儿，人缘儿挺好……
那一年亚洲闹了一场金融风暴，作为“日本的姑爷”。赵浩生盛情难却地答应了日本银行公会的邀请去讲课。日方希望他能讲讲亚洲金融风暴和中国的经济现状。能给日本的金融家上课。日语想必是非常好。他自己却调侃说：“马马虎虎，我的日语水平就是能够骗来一个日本姑娘当老婆。”待到讲课日期临近了，他忽然又觉得心里没有底，赶紧给当时的国务院总理朱镕基写信，要求回答一些问题。紧急补充金融知识。朱总理让国家银行的行长戴相龙约见老先生，回答他提出的所有问题，帮着他剖析当今世界的金融形势……其后他在日本的讲演大获成功。这是自然而然的了。
这就有点“无冕之王”的气势了，敢于向大人物提出自己的要求，而大人物们竟都不拒绝他的要求。在他书房的显眼处摆放着两幅大照片，一幅是他和周恩来总理交谈的照片，另一幅是他采访蒋介石的照片。有人戏称。在他的这间房子里。国共再一次合作，祖国实现统一了。
1966年，赵浩生以专栏作家的身份到台湾采访。夜里12点钟。当时的新闻局长沈剑虹通知他，第二天上午蒋介石要见他，这是一般礼节性地会见，不过几分钟的事情。第二天在走进总统会客厅的时候，赵浩生对陪同的沈剑虹说：“我恐怕要向蒋总统提几个问题。”沈剑虹断然拒绝：“不行。你要想提问题必须提前书面呈报。”赵浩生说：“我试试，总统回答我就提，不回答就算。”沈剑虹变色：“那也不行!”
这时候副官唱名：“赵浩生教授到。”蒋介石走了出来，与赵浩生握手，然后在靠背椅上坐下，开始客套性地询问。诸如：什么时候来的?看了些什么?……赵浩生一一作答：蒋介石又问：“有什么意见?”赵说：“有。”沈剑虹十分紧张。赵浩生却自管说下去：“我是教书的，这次来看到全台实行九年制义务教育很好，我很有兴趣，想采访这方面的情况，请总统发话给我方便。”
原来，蒋介石非常重视教育。九年制义务教育正是他亲自倡导的，他一谈就谈了半个多小时。回美后赵浩生在“海外观察”的专栏里发表了一系列有关亚洲的政治经济、各种人物以及山水风貌的文章，海外报刊纷纷转载。惟台湾的报刊一篇都不采用。原因是赵浩生在文章里说了一些诸如“蒋介石的头发比过去白了”之类的话。被视为“不敬”。那个年代描写蒋介石和毛泽东都有专门用语，形容毛泽东必须是“红光满面，神采奕奕”，描写蒋介石得是“戎装佩剑，两目炯炯”。
他认为世界上有两个政治家最了解新闻的价值，最善于发挥新闻的功能，跟新闻记者的关系最好。一位是罗斯幅，一位就是周恩来。他第一次采访周总理是1946年，也是第一次见到一位中国的新闻人物在中外记者招待会上用中文发言，由翻译龚澎再把他的话译成英文。他挥洒自如，谈笑风生，有一种难以抵挡的人格魅力。这也是他第一次在外国人面前感到作为中国人的骄傲。
作为教授，桃李满天下。作为记者，朋友遍天下。作为作家。著作等身。赵浩生天马行空。几近人生的化境——这大概才算得上是潇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