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中国历史上第一个伟大的闲人是庄子。第二个要数陶渊明。但真正明诏大号来标榜闲、鼓吹闲的，是白居易。一部白氏文集，处处皆闲：
　　自遂意如何？闲官在闲地。（《咏怀》）
　　自问一何适？身闲官不轻。（《首夏》）
　　渐老渐谙闲气味，终身不拟作忙人。（《闲意》）
　　月俸百千官二品，朝廷雇我作闲人。（《从同州刺史改授太子少傅分司》）
　　早在元和元年，白居易就写了一首《闲居》，其中说：“心足即为富，身闲乃当贵。富贵在此中，何必居高位。君看裴相国，金紫光照地。心苦头尽白，才年四十四。”那年白居易三十五岁，所谓“三十气太壮，胸中多是非”的时候。等到他也到了四十四岁，因宰相武元衡被刺越位奏疏事被贬江州司马，从此从讽喻走向闲适，他给自己设定的生涯也简直进入了倒计时：
　　人生百岁七十稀，设使与汝七十期。汝今年已四十四，却后二十六年能几时？而今而后，汝宜饥而食，渴而饮。昼而兴，夜而寝。无浪喜，无妄忧。病则卧，死则休……（《自诲》）
　　读白居易诗，唱过点红歌而且读过点红书的人，都会想起恩格斯讥评歌德的那些话：“有时非常伟大，有时极为渺小；有时是叛逆的、爱嘲笑的、鄙视世界的天才，有时则是谨小慎微、事事知足、胸襟狭隘的庸人。”他特别让人讨厌的，是爱掰着指头说有钱和有闲。但更令我困惑的是他的温饱崇拜。在马斯洛关于人的需求的五个层次，即生理、安全、爱与被爱、尊严及自我实现，白居易怎么就那么安于停留在最低的生理需求层面呢？上引《闲居》诗云：
　　空腹一盏粥，饥食有余味。南檐半床日，暖卧因成睡。绵袍拥两膝，竹几支双臂。从旦直至昏，身心一无事。
　　这真是个昏昏沉沉的糟老头儿的形象，但白居易顽固地将这一曝背翁的形象坚持到超过他预算的七十五岁殁日。
　　白居易出身贫寒，少年时吃了很多苦，又用功过度，身体一直不好，瘦，头发白得早，又病眼，再加上父母原是舅甥结合，母亲有精神病，造成他一生的内心隐痛。所以，我们是不是可以这样解释：他的易于自足，他的说温说饱，未尝不是一种心理上的自我暗示。一个人老是说自己幸福，说得太多了，自己难免也就的确真的幸福起来了。他的弟弟白行简，或许就是以另一种天地阴阳交欢大乐的形式来排解这一切。赵翼说白居易“苟合苟完，所志有限”，乃“措大本色”。物质享受上给自己设限，本来没有什么不对，但白居易那样把自己弄得尸居余气，真是了无诗意。
　　问题在于政治。白居易年少时颇有匡时之心，志锐而气盛，可是中唐的政局越来越黑暗。他四十四岁贬官江州，肇端于藩镇横恶；五十岁复试礼部，加剧了朋党倾轧；六十四岁又逢甘露之变，更见识了宦官肆毒。连平定淮西的四朝元老，“勋高中夏，声播外夷”的裴度，晚年都只能退居东都洛阳集贤里，筑绿野堂，与白居易、刘禹锡等诗酒相娱，就难怪白居易的最后二十年，卜居洛阳履道里，郡守为造桥，府寮为栽树，养养歌舞班子，喝喝酒，拜拜佛，写写诗，再也不出洛阳一步了。白居易和裴度的诗说：“不敢与公闲中争第一，亦应占得第二第三人！”
　　闲与忙的关系，在古人那里其实早被置换成了进与退。孔子说：“天下有道则见，无道则隐。”庄子也说：“天下有道则与物皆昌，天下无道则修德就闲。”忙者兼济天下，闲者独善其身，这一点，白居易当然看得清楚：“丈夫一生有二志，兼济独善难得并。不能救疗生民病，即须先濯尘土缨。”（《秋日与张宾客舒著作同游龙门醉中狂歌》）他拙于进身而勇于退步，也算是一条大智大勇的好汉。《红楼梦》第三十七回薛宝钗说贾宝玉：“天下难得的是富贵，又难得的是闲散，这两样再不能兼有，不想你兼有了，就叫你富贵闲人也罢了。”但白居易一再说，富我要不了，贵我不要了，我只要这个闲。“浮荣及虚位，皆是身之宾。苟免饥寒外，馀物尽浮云。”（《初除户曹喜而言志》）你看他，吃饱了，穿暖了，一切就OK了，除此之外，神马都是浮云。
　　二
　　但做闲人要有闲的资本，否则难免进退失据。进有薄俸，然而忙；退有薄田，才得闲。或者累年做官，颇有积攒，才可以挟余资优游林下，供父母衣食，哄妻儿开心。亦即《后汉书·仲长统传》所谓“养亲具兼珍之馐，妻孥无苦身之劳”，要不然，老婆孩子首先不答应。庾信《谢明皇帝赐丝布等启》透露了此中消息：“某比年以来，殊有缺乏。白社之内，拂草看冰；灵台之中，吹尘视甑。怼妻狠妾，既嗟且憎；瘠子羸孙，虚恭实怨。”最基本的人性是，自己苦一点累一点都可以忍受，但再累不能累老婆，再苦不能苦孩子。有瘠子羸孙，必有怼妻狠妾。在这一点上，伟大的陶渊明都不能免俗。他给儿子们的信《与子俨等疏》中发过感慨，说自己不为五斗米折腰而辞官归隐，却使你们从小就受饥寒：
　　余尝感孺仲贤妻之言，败絮自拥，何惭儿子？此既一事矣。但恨邻靡二仲，室无莱妇，抱兹苦心，良独内愧。
　　后汉光武帝时，王霸（字孺仲）跟令狐子伯为友。子伯后来做了楚相，让做了郡功曹的儿子带信给王霸。子伯之子车骑雍容地来访，王霸之子从田里力作归来，竟沮怍不能仰视。王霸很惭愧，客人走了，就躺在床上不起来。妻子问因，王霸说：“吾与子伯素不相若，向见其子容服甚光，举措有适，而我儿曹蓬发历齿，未知礼则，见客而有惭色。父子恩深，不觉自失耳。”妻子说：“君少修清节，不顾荣禄。今子伯之贵孰与君之高？奈何忘宿志而惭儿女子乎！”王霸妻子识度超凡，确实了不起，但王霸的“父子恩深，不觉自失”，也是人之常情。
　　陶渊明那段话里，“何惭”接着“但恨”，最后则是“内愧”，情感纠结得很。“恨”与“愧”应该是为自己的太太不像王霸妻和老莱妇那样甘贫乐道明理守志而发（大约昭明太子给陶潜做传中说的，“其妻翟氏，亦能安勤苦，与其同志”，并不足为信）。可是他对饿得精瘦的儿子们真的一点都不“惭”了么？在讲了一番“五六月中，北窗下卧，遇凉风暂至，自谓是羲皇上人”的闲适名言后，他说：
　　汝辈稚小，家贫每（多）役，柴水之劳，何时可免？念之在心，若何可言！ 　　真是百感交集。陶渊明的“念之在心，若何可言”，岂不就是王霸的“父子恩深，不觉自失”？
　　可见，任何对闲适生活的向往与追求，总是有一个经济学的考量在先。韩愈《从仕》诗云：“居闲食不足，从仕力难任。”真所谓“谋隐谋官两无成”了。鲁迅《隐士》一文看得何其通脱：“登仕，是噉饭之道，归隐，也是噉饭之道。假使无法噉饭，那就连‘隐’也隐不成了。”但是他说陶渊明有奴子替他干活，“所以虽是渊明先生，也还略略有些生财之道在，要不然，他老人家不但没有酒喝，而且没有饭吃，早已在东篱旁边饿死了”，未免强作偏激语。毕竟，陶渊明绝对没有“不堪渔樵之艰窘，而喜末官之微禄”，他真正是出处不苟，进退有节。
　　洪迈《容斋随笔》也引过韩愈那首《从仕》诗，并且叹息道：“治生从仕，自是两途，未尝有兼得者。”但白居易却有幸能够兼得。他这人最喜欢晒工资单，入仕以来一职一官，收入都明细可查：三十三岁做校书郎，“俸钱万六千，月给亦有余”。四十五岁任江州司马，“官品至第五，俸钱四五万”。五十七岁任刑部尚书，“秋官月俸八九万”。六十四岁授太子少傅，十万。七十五岁临终，也还“俸占五十千”地拿着五万的退休金。刀尔登说，我们什么时候都变成了“绰绰有余、津津有味、振振有词”的成功人士？这十二个字，拿来形容白居易再贴切不过。
　　但在官闲俸高的晚年，白居易却像庾信一样“怼妻狠妾既嗟且憎，瘠子羸孙虚恭实怨”地叫起苦来：“庖童朝告盐米尽，侍婢暮诉衣裳穿。妻孥不悦甥侄闷，门庭多草厨少烟。”（《达哉白乐天》）这也太矫情了。接下去他算的一笔账，就露了那殷实的底：“起来与尔画生计，薄产处置有后先。先卖南坊十亩园，次卖东都五顷田。然后兼卖所居宅，仿佛获缗二三千。半与尔充衣食费，半与吾供酒肉钱。”白居易的工资是阳光的，财产是透明的，由此可见，他的闲适是有经济基础的。
　　三
　　《庄子·刻意》云：“就薮泽，处闲旷，钓鱼闲处，无为而已矣。此江海之士，避世之人，闲暇者之所好也。”清静无为，逍遥避世，大抵是因为在政治上已经不可为。所以，关于闲适的问题，经济固是后盾，政治却是前提。
　　就拿史上三大闲人来说吧。庄子的哲学是全生避害，心心念念是要以不材终其天年。“且予求无所可用久矣！”所以当楚王请他去做官，庄子便对使者说，你们是愿意做供奉在庙堂上留骨而贵的神龟呢，还是愿意做一只曳尾涂中的活泼泼的龟？庄子的理想是“芒然彷徨乎尘垢之外，逍遥乎无为之业”。岂止无为，直是齐物，要齐生死，一物我。冯友兰说：“这也是‘避’的一种形式，然而不是从社会到山林，而很像是从这个世界到另一个世界。”
　　苏东坡赞陶渊明“欲仕则仕，不以求之为嫌；欲隐则隐，不以去之为高”，但是究其实，是经济原因让他不以求仕为嫌，而政治原因使他终以避世为安。他做过桓玄和刘裕的参军，《感士不遇赋》里说：“密网裁而鱼骇，宏罗制而鸟惊。彼达人之善觉，乃逃禄而归耕。”这比《归园田居》里的“尘网”“樊笼”给人的感觉凶险多了。哪里是不情愿卑躬屈膝对待上司、劳形费神批改公文这般写意啊，陶渊明躬耕南亩，是知道一旦出仕，依违于各种政治力量之间，一不小心就会招来杀身之祸。
　　已经说过，白居易屡遭政治上的不测。特别是甘露之变，宰相王涯等谋诛宦官不成反被宦官杀害，远避洛阳的白居易听到消息，不由庆幸自己先知一般的早退：“当君白首同归日，是我青山独往时。”“麒麟作脯龙为醢，何似泥中曳尾龟？”这时还说他是谨微狭隘的庸人，那是说风凉话了。
　　所以，你要想过闲适生活，那么别去惹政治，而且政治也不来惹你。像严子陵那样不为汉光武所用，全身而退到富春江畔钓鱼闲处，那是历史上的特例。君不见朱洪武就诰示天下：“寰中士夫不为君用，自外其教者，诛其身而没其家，不为之过。”所以他著《严光论》，就说：“今之所以获钓者，君恩也。”吴梅村把这个意思说得再明白不过：“不招岂能逃圣代？无官敢即傲高眠！”（《将至京师寄当事诸老》之一）皇权社会里士大夫的闲适，是要经过恩准的。
　　准你闲你才闲，不准不闲。这后面四字可以拿来说辛弃疾。这是古今诗人中真正的干才，特别想做事，而且能做事，就像朱熹说的，“经纶事业，有股肱王室之心”。但是，朝廷偏偏不让他做事，把他活活逼成了一个富贵闲人。他的确当得起“富、贵、闲”三个字，因为进而言之，他陆续做过多任地方军政大员，其位不可谓不尊；退而言之，他筑起庞大的庄园以供退居，其财不可谓不阜；正当盛年却总共赋闲二十年，其生涯不可谓不闲。但是，白居易整天唠叨的闲适，在辛弃疾看来，却是闲而不适。在他那里，“功名”是个关键词：
　　算平戎万里，功名本是，真儒事、君知否。（《水龙吟·为韩南涧尚书甲辰岁寿》）
　　千古风流今在此，万里功名莫放休。（《破阵子》）
　　富贵吾应自有，功名不用渠多。（《西江月·寿钱塘弟》）
　　随缘道理应须会，过分功名莫强求。（《瑞鹧鸪》）
　　哪怕说过功名不用多，莫强求，哪怕讲过那么多庄子和陶渊明，“平戎万里”的“功名”这两个字，都横亘在稼轩心头不去。
　　辛弃疾热爱庄子，“案上数编书，非庄即老”；更崇拜陶渊明，“读渊明诗不能去手”。但庄子和陶渊明对于他而言，都是说服自己、排解自己的一种方式。主观上他跟庄子的无为与无用格格不入，客观上他也与陶令的安贫而躬耕也不是一回事。比起白居易，辛稼轩经济更雄厚，生活更壮观（可参观罗忼烈《漫谈辛稼轩的经济状况》）。像庾信和白居易一样，辛弃疾也矫过一回情。其《最高楼》副题曰：“吾拟乞归，犬子以田产未置止我，赋此骂之。”也是拿怼妻狠妾和瘠子羸孙说事儿，名为骂，其实是调笑，因为地产已经置了很多吧。辛稼轩对政治上如何全身避害也不甚措意，虽也说过“意倦须还，身闲贵早，岂为莼羹鲈鲙哉。秋江上，看惊弦雁避，骇浪船回”（《沁园春·带湖新居将成》），可那都是为赋新词强说愁的套话。什么惊弦骇浪辛稼轩没有经历过？他一心想有所用，只是天不从愿，如陈亮为之不平的，“真鼠枉用，真虎可以不用！”
　　所以，辛弃疾真叫闲得痛苦，闲得愤懑，闲得慌：
　　并竹寻泉，和云种树，唤做真闲客。此心闲处，不应长藉邱壑。（《念奴娇·赋雨岩》）
　　补天又笑女娲忙，却将此石投闲处。（《归朝欢·题晋臣敷文积翠岩》）
　　老合投闲，天教多事，检校长身十万松。（《沁园春·灵山齐赋，时筑偃湖未成》）
　　汉开边、功名万里，甚当时、健者也曾闲？（《八声甘州·夜读李广传，不能寐》）
　　黄苏《蓼园词选》说：“稼轩忠义之气，当高宗初南渡，由山东间道奔行在，竭蹶间关，力图恢复，岂是安于退闲者！”顾随《稼轩词说》更是说：“稼轩这老汉有时虽能利用闲，却一生不会闲。但如要说他不会，不如说他不肯会。”“六一《丰乐亭记》道：‘幸生无事之时也。’若是常人，幸生便了。稼轩则非常人也，自然胸中别有一番经纶，教他从何处自在起，从何处闲起，从何处恬适起？”
　　众人讲闲适，都讲成人生哲学，或生活美学。其实，中国古人的闲适思想和闲适生活，与政治经济学关系尤密。而从这个角度看，同归一闲，陶渊明是正剧，白居易是喜剧，辛弃疾是悲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