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这一代人，早于计划生育政策之前，兄弟姐妹，其乐融融。比如在下，三兄弟，相聚很热闹，遇事好商量。三兄弟行当不同，我做媒体，东奔西走，一会儿北京，一会儿香港，所以聚少散多，聚会时也格外亲切。
　　中国人聚会，不管什么关系，最后都会落实在酒桌上，高潮也肯定是在酒桌上，我家也是。我父亲过去嗜酒，这个毛病也传染给我们兄弟了，都喜欢喝，都常常喝醉。我有时接到弟弟的电话，只要一听声音特别热烈或者舌头不太顺溜的，就知道又喝多了。喝多了爱打电话的毛病，不少酒鬼都有，我也有，比如前天我喝大了，就和同桌酒鬼交流共同认识的朋友，然后挨个儿打电话，打到许戈辉那儿，戈辉上来就乐了：春，又大了吧？我还梗着脖子不承认。我过去一同事比我厉害，一喝大就给领导打电话，表忠心讲委屈说困难，电话还挂不断，弄得领导个个怕他。这个毛病我没有，我最多就给朋友打。
　　我两个弟弟都在合肥，来北京很少，更多的是我回乡。我在合肥朋友多，每次回去，基本不在家吃饭，每天肉山酒海，应酬不停，很少跟家人交流。回头想想，跟家人时间最长的，就是每年春节了，不好意思打扰别人，也不愿意出去。于是，每年春节，我们三兄弟都会有几场大酒。
　　大年二十九晚，我回到合肥，我弟弟接上我直奔餐厅，一家子老老少少，先喝顿团圆酒。这顿酒，一般不会喝多，老人孩子都在，主要是说话。吃完之后，把老人孩子送走，我三兄弟商量都不用，肯定直奔老二家，弟妹把各种菜一热，二弟拿出珍藏的白酒，重起锣鼓另开张，真正的喝酒才算开始。
　　我家人都不喜欢猜枚划拳，喝酒直来直去，你一杯我一杯，走得很快。虽然是兄弟，但都已人到中年，平常在一起话语很少，说话都是东一句西一句。不过，喝酒的时候就不一样了，气氛迅速热烈，话也越来越密。说各自的工作，说父母亲人，说邻居和朋友，说彼此的打算。说着说着，总会说到童年往事，说到这儿，酒就越来越快了，因为，有太多的苦涩和甜蜜。我们家穷，跟所有农家贫困子弟一样，我们的童年充满了苦难，我们的成长史充满了艰难，我们有太多的东西可以追忆。
　　那天晚上，到底喝到几点我已记不住了，只知道我们仨喝了两瓶白酒和几十瓶啤酒。
　　第二天，是年三十，没什么事，睡觉，休养生息，继续战斗。白天，是平庸得不行，稀里糊涂过去。晚上，照例是吃年饭，男女老幼，互道吉祥，也喝不多。年饭后，我拉着我三弟回到父母家。我家原来在乡下，有小桥流水，有池塘荷花。现在被拆迁了，全村集体上楼，周围邻居还住在一起，倒也热闹，总是给我乡土的感觉。母亲回家就睡了，临睡前，端上几碟过年的小菜。父亲陪着看了会儿春晚，然后也去睡了，临睡前交待：赵本山出来时叫醒我。我和弟弟笑眯眯地答应了，因为本山大叔今晚不会出来了。
　　夜渐渐深了，四野安宁，只有零星的狗叫。电视里，春晚的运动员们辛勤地活动着，我和我弟一边看着，一边开始除夕夜的大酒。相声很臭，我俩感慨着，批判着，喝着。周涛没上春晚，作为她的朋友，我鸣不平，又大口喝酒。黄宏的小品来了，我不爱看，埋头喝酒，突然，我弟说：那个宫女很漂亮。我没看清，就随手发了微博，不想很快一堆转发回复，我们俩高兴地碰了三杯。就这样，董卿、刘谦、宋祖英等等，春晚的每个节目都成为下酒菜，我们一杯一杯喝着，直到雪花纷飞，直到新年的钟声敲响，直到漫山遍野都响起了鞭炮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