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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立自为
穆氏祖籍苏州东山，但在上海浦东已经繁衍二百余年，一直以种植、经销棉花为业。穆藕初（1876—1943）虽然因家道中落早早做了小学徒，却一直寻觅深造的方向和机会。终于，在25岁的时候凭着流利的英语考进了上海的“江海关”，成了一名月薪百元的中产阶级职员。但是，仅仅五年，就因各种原因而离职，转而去一所师范学院担任英文教习。
清末最著名的实业家、“南通状元”张謇，一方面在家乡南通举办工业和教育，一方面热心本省交通事业，兼任江苏省铁路公司的协理（即副总经理）。而正好，穆藕初又失业了，于是张氏请他担任淞沪铁路的警务长，收入也有百元。这份工作他干了不过一年，却和张謇结下了深厚的友谊。
穆藕初1909年赴美留学，到了1914年回国的时候，已经39岁。民国成立后，张謇一直是北京政府的农商总长，颇有栽培后进、提携故人的可能。穆藕初向自己出国前最后一任老板致信求职时，对穆氏有深刻认识的张謇委婉地拒绝了这一请求。在回信中，他说自家在南通设立的纺织学校还需要教员，如果穆藕初愿意赴任的话，“则学生得师，穆君亦可借此以增阅历”。这份邀请函语气冷淡，话里话外甚至有批评穆氏阅历浅薄，经验不够的意思。
穆藕初留学五年，最后于德州农工专门学院获取农学硕士学位，其自费官费加起来花了一万一千大洋，如果回国还是做个教师，不仅面子上挂不住，经济上也是一笔亏本账。何况张謇的邀约只是出于人情，态度并不热切。如此，穆氏只能沉下心来和其胞兄穆抒斋商量，彷徨良久，最后决定不再求人，索性自己创业开设纱厂。
中国一向是棉花生产大国，但纺纱业却长期落后。棉花大量出口，而棉纱棉布仰赖列强输入。辛亥革命前夕，张謇就发现了这一“漏卮”，据他估算，将棉业的进出口货价相抵，中国每年损失白银二亿一千万两。当时中国的棉纱进口以英国为大宗，日本紧随其后，民族资本家的产品无论质量、产能和价格都居于劣势，根本无法和英日相比，因此金融业也对其没有投资兴趣。
棉纺业如此疲弱，穆氏昆仲竟然想投身其中，看来是个非常错误的决策。但事实上，这投资取向完全没经过理性分析，而是一场巧合。当时穆抒斋正好失业，手上有些余钱，但找不到事业路径。此时正好有位富商在杨树浦设立纱厂，买地构图，房子造了一半，纺纱机也下了订单，但因为对这一行业实在缺乏信心，于是中途退缩，想将未完工的纱厂廉价售出。兄弟俩得知这个消息，当机立断，募股的募股，借钱的借钱，将这厂子全面接盘，这就是穆藕初的事业基石——德大纱厂。
不过话又说回来，穆氏兄弟进军棉纺业可能是误打误撞，但投身工业企业的想法，倒也是大势所趋。张謇一向坚持“棉铁主义”，自他担任农商总长以后，更是一心以发展民族工业为念。1914年初，由他主导制订并通过的《公司保息条例》在中国的工业发展史上具有划时代意义。条例规定，凡民族资本家设立的棉纺企业，在开业三年内，由政府按照企业实收资本金贴补利息，具体额度为六厘，仅稍低于民间借贷的利息。这样，新企业的资金成本几乎被全部冲销，设立風险也就大大降低了。
对于企业家来说，这是个适合创业兴业的年份。而正在此时，也就是穆氏兄弟接办德大纱厂的当口，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彻底改变了包括穆藕初在内的许多民族资本家的命运。
顺势而为
和出入外滩那些真正的实业家、金融家相比，穆藕初不是个有钱人，他留学美国的经费，大半来自江苏省政府的官费，小半是朋友资助。等到学成归国，差不多已是囊空如洗。但由于他之前在上海工商界交游广阔，现在又有了“留洋硕士”的头衔，因此很容易就借到了白银一万两作为设立纱厂的股本。不过，静安寺路的花园洋房就此抵押出去，全家只能搬进德大纱厂附设的宿舍区“德大里”居住，他们的邻居，也就由洋行大班变成了纺织工人。
根据穆氏兄弟盘算，纱厂总股本需要20万两，剩下的19万两由穆抒斋四处募集。他毕业于南洋公学，许多同学在民国初年已是活跃于政商两界的精英，因此募股工作并不困难，两个月内已完成一半。而穆藕初则专心于厂房营建和机器安装等技术性工作，并本着当时美国最新的企业管理制度，编制了详细严格的财务制度、统计制度和监督制度。
穆氏兄弟颁发建厂“召集令”是在1914年的中秋节，而翌年端午节，德大纱厂已经正式投产。这是当时全国第一家“西化”的纱厂，完全打破了华商工厂的旧有体制。这一新尝试当即引起了上海工商界的震动，参观者络绎不绝。
开业才一周，连以“遗老”自居的前清湖南布政使郑孝胥也慕名前来。这位著名书法家对实业也极感兴趣，在当晚的日记中，他详细地写下了所见所闻。德大纱厂规模很小，占地仅14亩，纱锭也不过一万枚，似乎无足轻重。但他马上就发现，这里不仅厂房整洁，机器新颖，工人精神饱满，连生产管理模式似乎都大不相同。原本的中国纱厂，由经理负责营销账目，称为“文场”，由工头承包车间生产，称为“武场”，两者互不相关，经理不过问生产情况和员工福利。而穆藕初则以总经理、总工程师、总会计师为龙头进行直线管理，以生产流程为依据，进行效率评估、质量监控和成本核算。这一切都令郑孝胥非常震撼。
连当时的《申报》都热情地预言，德大纱厂“是诚中国实业界之一线光明也”。此言诚然，后来华商开办的所有纱厂都改弦更张，以德大的模式管理运行。
穆藕初果然不负众望，德大纱厂投产的第二年就开始盈利，继而被“颜料大王”薛宝润、贝润生请去，在德大隔壁开办厚生纱厂并担任总经理。1918年，他于两家纱厂边上购地，建造私宅，重新住上了花园洋房。也就在同一年，穆藕初远赴郑州开办豫丰纱厂，占地160亩，纱锭五万枚，是当时北方最大的纱厂之一。
穆藕初的空前成功令世人艳羡，但几乎所有人都忽略了一个事实，那就是1914年开始的一战，才是棉纱业兴盛的基础原因。既然爆发战争，那么人力、财力必然会集中于军工和军事，列强只能减少本国消费品的输出，由此中国受惠良多。 和1911年相比，中国在1916年的棉纱进口额下降了一半，国产棉纱的价格也就顺理成章地上涨一倍。于是，几乎所有行业的资本都向纱业聚拢，1920年后两年设立的纱厂数量，超过了战前20年中外资本开设的纱厂总和。
穆氏兄弟起步最早，因此也获利最大，在棉纱业最兴盛的那段时间，每年的收益竟然有百万两之多。于是穆藕初不断加大投资开设新厂，而穆抒斋则进入交易所将闲置资金进行棉纱投机。
不幸的是，前者遭到了日本纺纱企业的狙击，他们的单位产出率是华商纱厂的近一倍，但消耗只有三分之二，因此价廉物美;后者则在1922年初的金融危机中遇到毁灭性打击，仅德大纱厂就损失白银过百万两。
农历癸亥年十二月三十，穆藕初签下协议，将豫丰纱厂委托给最大的债主慎昌洋行经营。在这之前，他已经将自家所有证券、股票、房产典押殆尽，但还是不能清偿欠款——事实上他已经破产。此时，德大纱厂已经清盘，而厚生纱厂也刚刚逼他辞职。
当天晚上，除夕，一家团聚。穆藕初当着妻子金夫人和两个儿子的面，竟然泪流满面，继而泣不成声。这一天是公历1924年2月4日，距他志得意满地学成归国，还不满十年。
毛泽东一语中的
从晚清到民国，整个近代史上的政商关系一向纠葛不清，而且更多的是表现在商界对于官场的依赖。商人这样做为了更大程度的牟利，并没有意识形态的忠诚和政治立场的坚持。清末很多官僚士大夫都举办过工商企业，如张之洞、李鸿章，但别人绝不会将他们等同于商人。而商人虽然交好官府甚至和官员互为表里，但也很少能够真正参与政务。但是，穆藕初是个显然的例外。
1923年春末对于毛泽东而言，是个事业转折点。之前，他一边在长沙开书店，一边遵照党中央的命令，办了所工人党校：湖南自修大学。而此时正好国民党联俄容共，中共中央也就迁至广州，并急需大量人才。就这样，毛泽东奉命先去上海，然后南下广州，从此便进入了中央，跻身中共领导阶层。
就在他去上海的前夕，在湖南自修大学的杂志《新时代》创刊号上，发表了题为《外力、军阀与革命》的文章，在下面这一段中，提及了穆藕初：
把国内各派势力分析起来，不外三派：革命的民主派，非革命的民主派，反动派。革命的民主派主体当然是国民党，新兴的共产派是和国民党合作的。
非革命的民主派，以前是进步党，进步党散了，目前的嫡派只有研究系。胡适、黄炎培等新兴的知识阶级派和聂云台、穆藕初等新兴的商人派也属于这派。反动派的范围最广，包括直、奉、皖三派（目前奉、皖虽和国民党合作，但这是不能久的，他们终久是最反动的东西）。
文中称穆藕初为“新兴的商人派”，其“商人”而有“派”者，是因为作者毛泽东认为，穆氏和梁启超等研究系、胡适等开明知识分子一样，同属“非革命”——即反对暴力革命，提倡和平改良的“民主派”。这个分析一语中的，道破了穆藕初的心思。
“政治擦边球”
从个人履历来讲，穆藕初要到26岁才对政治产生兴趣。那是1901年，沙俄借庚子事变之机占领我国东北全境，于是中国各地乃至海外僑界都掀起了反俄拒俄抗俄的群众运动，蔡元培也在上海成立“对俄同志会”。这是中国的平民在知识分子引导下关心政治的开始，也是穆氏政治生涯的发轫点。
后来的穆藕初，非但见识广博，思想深刻，文笔优美，口才也是一流，是上海企业家中最著名的演说家。但在1901年，因为生性羞怯，“畏葸羞缩”，从来不敢当众发言。自从加入对俄同志会以后，他“联络同志数十人，每星期学习演说”，用了整整一年时间，“一变而为畅所欲言矣”。连原先那种人前畏避的“宅男”气质，也从根本改变。这一年的经历，为穆氏打下了个人能力方面的从政基础。
也就在这一年，穆氏的胞兄穆抒斋考入南洋公学，他的两个同学黄炎培和李叔同随即成为穆藕初的好友。李叔同即是高僧弘一法师，在精神气质和宗教信仰方面给穆氏以深刻的影响。而黄炎培和穆氏是浦东同乡，虽然也从商，但对政治一直有异乎寻常的热情。这种热情也很大程度上感染了穆氏。可以说，和黄的结交，为穆氏打下了意识形态方面的从政基础。
其后，穆藕初不断参加社会活动，但政治倾向不很明朗。但从几个细节，可以一窥究竟。穆氏精通英文，因此一直和穆抒斋合作翻译外国传记。1903年，他们合译的《苏格兰独立志》出版，这本书是关于14世纪初罗伯特·布鲁斯的英雄事迹。他和著名好莱坞影片《勇敢的心》的男主角威廉·华莱士一样，都担任过苏格兰护国公。在华莱士牺牲后的第二年，布鲁斯继承其遗志，成为苏格兰独立运动的领袖。此后和英格兰鏖战22年，终于赢得了苏格兰王国的独立主权，自己也成为了苏格兰民族英雄。其实在当地的历史故事中，“勇敢的心”指的是布鲁斯，而非华莱士。
关于出版目的，该书广告是这样说的：“中国数千年来，以相忍为国，夷狄盗贼，尽我君也。其无独立思想久矣。”布鲁斯的独立壮举“激昂淋漓，动人心魄”，译者认为“足以药我国人心之萎靡”。这段话的作者当然是穆藕初本人。
从“夷狄盗贼，尽我君也”可以看出，穆氏此时非但有了反对清朝统治的民族主义思想，也有了反对君主专制的民权主义思想。当时黄炎培已经是清廷通缉的革命党，而穆氏和他过从甚密，也可以印证这个观点。
更有甚者，穆藕初还这样说道：“今日中国自啜其血以媚外人者日多亮节之士罔不慨焉。”这个“外人”，当时指西方殖民者。看来，穆氏的民族主义思想非但反对清朝专制，而且还延伸到了对帝国主义之政治侵略、军事蚕食和经济压迫的反感。上述争取民族独立和民权自由，并呼吁政府关注民生幸福的思想，足足贯彻了他的一生，也成为他政治活动的立身之本。
但总的来说，穆藕初还是坚持“实业救国”的理想，对于农业、工业和现代科技的兴趣要远大于社会运动和政治运动。因此在此后20年，他专注于学习海外科技，30多岁还留学美国，回到上海又忙于创业，只手创办三家纱厂，并管理棉花纱布交易所，并协助举办银行。应该说，此时的穆藕初总是在打“政治擦边球”，而从未走真正到政治场域的聚光灯下。 “新兴商人派”的觉悟
1923年4月，毛泽东注意到，作为“新兴商人派”的代表，穆藕初在政治场域的悄然崛起。他的观察非常敏锐。事实上，穆氏真正介入政治，也就是在这一年，而此时，他的经济事业正在崩塌。
此时中华民国已经成立十余年，北京政权风潮不断，内外无力，在政治、外交、军事、行政上尚且力不从心，连国家都无法统一，至于经济扶持和产业振兴，根本不能推行。自清末开始，民族实业家和金融家无不仰望政府能够提供起码的政治保护和行政约束，对外抵御列强的经济侵略，对内提振民族的产业提升。这一点，清政府和北洋政权都无法做到。中国工商金融业者在国际产业化浪潮的席卷下，完全感觉不到政府的存在。这种孤苦无依的绝望感，穆藕初感受尤深。
而军阀混战对于穆氏事业带来了直接打击。他是个理想主义者，认为中州大地物产丰饶而人口众多，之所以不发达是因为工业不彰。若是于其地举办纱厂，就可以最大程度地消化当地的农产品和劳动力，并为当地政府和人民带来源源不绝的财富。于是，在京汉、陇海两条铁路的交汇处，也就是郑州火车站附近举办了豫丰纱厂。
越是交通便利的地方，就越容易成为兵家必争的“四战之地”，这一点穆藕初也知道。但当时政局尚算安稳，北京政府大总统徐世昌待他若上宾，而控制华北的军事强人吴佩孚及其属下冯玉祥都对他礼敬有加，前者来参加了豫丰纱厂的落成典礼，后者更是他相识数年的老朋友。
但是这一切，在1922年5月被第一次直奉大战打破。原本河南是直系腹地，非常安全。但是此地军阀赵倜叛主投奉，和冯玉祥在郑州火车站展开大战。豫丰纱厂虽然受到波及，幸而得以保全，但是所有放款给纱厂的钱庄、银行都感到了迫在眉睫的危险。为了保证资金安全，这些行庄纷纷抽离贷款，纱厂的金融周转发生了难以解决的困难。到了年终已经接近破产，中国银行开始谋求接盘。这一建议虽然被穆氏否决，但其捉襟见肘的窘况，也是可见一斑了。
加之直奉大战以后，“文人总统”徐世昌黯然下台，军事强人曹锟在北京操纵一切，武人政治”正式形成。这一切都给了穆藕初难以言表的恶感，对于政治的密切关注乃至不断呛声，也是从这个时间开始的。
“民治委员会”委员
1923年6月20日，中共“三大”于广州闭幕。此时的中国早已分裂成南北两个政府，均以“正统”而号召海内外。广州政府的孙中山既要扫平陈炯明，又要敉平桂系，颇有些力有不逮。而北京政府的黎元洪更糟，在曹锟的逼宫下仓皇逃往天津。
当时的中国，关外的东北和新疆比较安稳，内地的湖南和山西比较安定，除此之外就是江浙沪了。江浙尤其是上海是中国最重要的财税命脉，而上海租界和扬子江沿线又有外国炮舰和海军陆战队的保护，因此即使军阀如走马灯一般替换，也没人敢在这里掀起大规模战事。
所以当时上海工商界人士都很悠游，对于南北政府两不得罪，每有通电，各发一份。至于政见也是有的，无外乎“裁兵、制宪、整理财政”三途，但也大而化之，仅止于表态而已。反正身在租界内，政局究竟如何，似乎与他们无关。
但此时的穆藕初却挺身而出了。自1918年11月开始，他一直是上海总商会的董事会成员。虽然在1922年6月落选，但对于商会事务的关心不曾稍减，在商界的地位也未曾跌落。
1923年6月23日，他参加了总商会临时大会，参与拟订了决议，抗议北京当局驱逐总统黎元洪，否认曹锟有参选继任总统的权利，并否认国会议员可以重新选举总统。会议并决定组织“民治委员会”，讨论具体的应对方案。
穆藕初兄弟和聂云台、王晓籁等对政治比较热衷和熟稔的35名商会成员被选进了民治委员会，一周以后，他们得出的决议由《申报》发布，震惊了全国。根据该报7月1日的报道，我们来看看这份决议的内容：
①在中央政府中断期间，由民治委员会代表国家行使外交权力;②管理国家财政;③解决国内一切政治纠纷;④监督各省行政;⑤依法组织国会。
这显然不再是公民自治的范畴，更不是地方自治的范畴，而是作为全国性的临时中央政府的身份在号令天下。如此勇气貌似“僭越”，却是中国商人试图决定国家命运的第一声呼喊，可惜也是最后一声。
毛泽东得知这个“何等可喜的消息”后，非常兴奋地在中共中央机关刊物《向导》第31、32期合刊上发表文章《北京政变与商人》，称以穆藕初为代表的“体面商人”，这是“三年不鸣，一鸣惊人的表示”，“总商会同时决议否认‘不能代表民意’的国会，并组织一个民治委员会以为积极解决国事的机关……总算是商人出来干预政治的第一声”。
可惜以穆氏为代表的意见没有得到各界支持，这个委员会及那份慷慨激昂的决议，只能无疾而终，仅仅作为历史的陈迹，在档案馆里被后人凭吊一番。
穆藕初当部长的资格
1928年，穆藕初的工商业务毫无起色，却被国民党征召，担任了国民政府的副部长一职，由破产富商一跃为高官，颇具传奇色彩。
1928年，北伐军底定北平，奉军退出关内，国民政府决定对满洲采取和平统一手段。至此，以国民党的政略分段而言，军政时期结束，训政时期开始，国民党的任务，也就由革命转而变为建设。经济建设，尤其是财政建设、金融建设和实业建设，需要倾听专家的意见，照顾业者的利益。此時的穆氏正好有了用武之地。他本身就是留美学者出身，具有理论素养，又善于撰文演讲;而他又是个曾经非常成功的大资本家，对于中国工业发展的路径，有着很多历史经验和现实教训。更重要的是，他自己现在事业不振，并不繁忙，比较有空闲参加一系列政府组织的经济咨询会议，也时常代表上海工商界向政府献策。
整个1928年，他参加的最重要的活动，是8月10日至13日，作为上海商业请愿团的一分子，和虞洽卿、冯少山、林康侯、贝祖诒等其他十名成员一起，来到首都南京，向正在召开的国民党二届五中全会提出系列要求。现在看来，这些经济政治要求唯以“免除杂税”有点现实意义，因此代表团成果不大。但在南京的那几天，和孔祥熙的私下见面，改变了穆藕初的命运。 11月6日，在行政院第二次会议上，院长谭延闿提出了一项建议，拟请穆藕初担任工商部常务次长，三天以后得到国民政府第六次国务会议的批准，正式颁布委任状。行政院仅下设11个部会，因此那些名动天下的老资格实力派，如冯玉祥、孙科等，也不过是部长职务，而穆藕初究竟凭借什么际遇和能力，可以让刚刚成立的国府让自己担任如此重要的官职呢？这个问题在当时就引起流言纷纷。按照法理而言，穆氏的职务，由行政院长谭延闿提名，国府主席蒋介石核可。而实际上，是出于工商部长孔祥熙的建议。
未必是好官
国民党二届五中全会的最基本目的，是宣布进入和平建设时期，在政治上按照孙中山遗愿，于国民政府之下设立五院，并制订约法。国民政府、五院以及各部会的首长名单，要到10月10日国庆日过后才陆续公布，但事实上，这次全会上就开始秘密酝酿。行政院之下成立工商部，部长已经内定为孔祥熙。在选择常务次长的时候，他想到了穆藕初。
在部务处理的时候，一般政务次长协助部长处理行政组织事务，而常务次长则协助部长处理业务技术事务。因此后者必须是既有理论素养，又有实际经验的行业专家。符合这一条件的人很少，穆藕初便是其中之一。加之穆氏近年来事业失败，请他担任高官，倒是不会担心他以权谋利。况且他对于国民革命事业的支持，早就令国民党高层和孔祥熙本人交口称赞。
但是，后人很遗憾地发现，在担任工商部（实业部）常务次长的两年半间，穆藕初几乎一无成绩。穆藕初最熟悉什么？“花、纱、布”，棉纺行业，从农业到工业，从生产到贸易，从原料到成品，从产量到质量，每一项细节他都清清楚楚。
早在少年时代，他还是棉花行学徒的时候，就发现中国本地的棉农习惯将产品以次充好，甚至掺水掺杂，甚至混入砖块以提高分量。如此收购原材料的外商就产生高度不信任，要么拒绝交易，要么大规模压价，连带诚实无欺的棉农也饱受损失。
有鉴于此，国民政府工商部一经成立，马上设立上海商品检验局筹备处，其基本目的和最初业务，就是对棉花的质量进行检测然后分类，以使得中国的农牧产品等原材料获取国际公信力。次年2月，工商部直属的上海商检局正式成立，这也是近代史上中国的进出口商品检验检疫事业的开始。
但是，在这个穆藕初最熟悉、最专业的领域，却看不到他做了什么贡献。邹秉文和蔡无忌是中国商检事业的开拓者，也是上海商检局的第一二任局长。在他们于上世纪50年代发表的回忆录中，详尽叙述了二三十年代商检局的开辟经营历程，却对于常务次长穆藕初只字不提。
更令人惊讶的是，邹秉文在创办历程中遇到困难，帮助他的并非上级主管，而是民营的上海商业储蓄银行。当然，邹秉文和上海银行总经理陈光甫私交极好，但问题在于，穆藕初也是邹氏的老朋友，互相往来密切。
最终的事实是，穆藕初的文章和年谱中，从未提到上海商检局，邹秉文、蔡无忌的回忆录中，从未提到他们的顶头上司穆藕初——尽管穆氏是当时中国高官中最熟悉棉花行业的第一人。就像“孔祥熙和穆氏究竟私人关系如何”一样，“为什么穆氏不涉足商检事业”也是其履历中的一项疑案。
如果没有其他明确的证据，我们是否可以认为，穆氏此人品格清高，待人温厚，但处理政务细节实在非其所好，更非其所长。看来，孔祥熙看错他了。
穆藕初并不贪鄙，为人慷慨豪爽，颇有古风。但是他的某些行为显然不符合现代行政伦理。40年代在陪都重庆时期，他就吸纳以前他出资培养的昆曲班的孩子，进自己主管的公家单位做事，被人诟病。
早在担任厚生纱厂职业经理人期间，他因为雅好昆曲，就收容了许多票友进厂担任职员。当厚生的经营状况已经非常窘迫的时候，他还召集一班同好，每天中午在厂区办公室拍曲唱和，以致厚生的大股东薛宝润本想登楼找他有事，听到窗户中飘出曲声悠扬，遂大怒乃拂袖而去。这也是穆氏和董事会关系破裂的开始。
1923年5月，他和薛宝润的争执已不可调和，遂愤然辞职。厚生纱厂自后的发展并不理想，挣扎了七八年，还是决定停工，薛宝润想把厂子出售给日本商人。
此时已经是1931年，国民政府对于日本外松内紧，明里友善，暗中提防。上海市社会局明令禁止属地企业出售给日商，并请示由工商部改组而成的实业部裁定。
在新成立的實业部，穆藕初依然是常务次长，3月14日，他没想到自己会故地重游。八年以前，他是一怒出走的总经理，八年以后，他是手握重权的次长。薛宝润看到他，颇为尴尬，也知道，厚生无论如何不可能卖给日本商人了。
这其实是穆氏最后一次作为部长在公众面前亮相了，一个半月后，他就辞去公职，转任实业部下属的中央农业研究所筹备处主任，成为事务性官员。薛宝润当然也没能把厚生纱厂卖给日本人。半年以后，荣氏家族以340万元的代价买下该厂，这就是后来申新系统中著名的“申新六厂”。
（作者系文史学者）
穆氏祖籍苏州东山，但在上海浦东已经繁衍二百余年，一直以种植、经销棉花为业。穆藕初（1876—1943）虽然因家道中落早早做了小学徒，却一直寻觅深造的方向和机会。终于，在25岁的时候凭着流利的英语考进了上海的“江海关”，成了一名月薪百元的中产阶级职员。但是，仅仅五年，就因各种原因而离职，转而去一所师范学院担任英文教习。
清末最著名的实业家、“南通状元”张謇，一方面在家乡南通举办工业和教育，一方面热心本省交通事业，兼任江苏省铁路公司的协理（即副总经理）。而正好，穆藕初又失业了，于是张氏请他担任淞沪铁路的警务长，收入也有百元。这份工作他干了不过一年，却和张謇结下了深厚的友谊。
穆藕初1909年赴美留学，到了1914年回国的时候，已经39岁。民国成立后，张謇一直是北京政府的农商总长，颇有栽培后进、提携故人的可能。穆藕初向自己出国前最后一任老板致信求职时，对穆氏有深刻认识的张謇委婉地拒绝了这一请求。在回信中，他说自家在南通设立的纺织学校还需要教员，如果穆藕初愿意赴任的话，“则学生得师，穆君亦可借此以增阅历”。这份邀请函语气冷淡，话里话外甚至有批评穆氏阅历浅薄，经验不够的意思。
穆藕初留学五年，最后于德州农工专门学院获取农学硕士学位，其自费官费加起来花了一万一千大洋，如果回国还是做个教师，不仅面子上挂不住，经济上也是一笔亏本账。何况张謇的邀约只是出于人情，态度并不热切。如此，穆氏只能沉下心来和其胞兄穆抒斋商量，彷徨良久，最后决定不再求人，索性自己创业开设纱厂。
中国一向是棉花生产大国，但纺纱业却长期落后。棉花大量出口，而棉纱棉布仰赖列强输入。辛亥革命前夕，张謇就发现了这一“漏卮”，据他估算，将棉业的进出口货价相抵，中国每年损失白银二亿一千万两。当时中国的棉纱进口以英国为大宗，日本紧随其后，民族资本家的产品无论质量、产能和价格都居于劣势，根本无法和英日相比，因此金融业也对其没有投资兴趣。
棉纺业如此疲弱，穆氏昆仲竟然想投身其中，看来是个非常错误的决策。但事实上，这投资取向完全没经过理性分析，而是一场巧合。当时穆抒斋正好失业，手上有些余钱，但找不到事业路径。此时正好有位富商在杨树浦设立纱厂，买地构图，房子造了一半，纺纱机也下了订单，但因为对这一行业实在缺乏信心，于是中途退缩，想将未完工的纱厂廉价售出。兄弟俩得知这个消息，当机立断，募股的募股，借钱的借钱，将这厂子全面接盘，这就是穆藕初的事业基石——德大纱厂。
不过话又说回来，穆氏兄弟进军棉纺业可能是误打误撞，但投身工业企业的想法，倒也是大势所趋。张謇一向坚持“棉铁主义”，自他担任农商总长以后，更是一心以发展民族工业为念。1914年初，由他主导制订并通过的《公司保息条例》在中国的工业发展史上具有划时代意义。条例规定，凡民族资本家设立的棉纺企业，在开业三年内，由政府按照企业实收资本金贴补利息，具体额度为六厘，仅稍低于民间借贷的利息。这样，新企业的资金成本几乎被全部冲销，设立風险也就大大降低了。
对于企业家来说，这是个适合创业兴业的年份。而正在此时，也就是穆氏兄弟接办德大纱厂的当口，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彻底改变了包括穆藕初在内的许多民族资本家的命运。
顺势而为
和出入外滩那些真正的实业家、金融家相比，穆藕初不是个有钱人，他留学美国的经费，大半来自江苏省政府的官费，小半是朋友资助。等到学成归国，差不多已是囊空如洗。但由于他之前在上海工商界交游广阔，现在又有了“留洋硕士”的头衔，因此很容易就借到了白银一万两作为设立纱厂的股本。不过，静安寺路的花园洋房就此抵押出去，全家只能搬进德大纱厂附设的宿舍区“德大里”居住，他们的邻居，也就由洋行大班变成了纺织工人。
根据穆氏兄弟盘算，纱厂总股本需要20万两，剩下的19万两由穆抒斋四处募集。他毕业于南洋公学，许多同学在民国初年已是活跃于政商两界的精英，因此募股工作并不困难，两个月内已完成一半。而穆藕初则专心于厂房营建和机器安装等技术性工作，并本着当时美国最新的企业管理制度，编制了详细严格的财务制度、统计制度和监督制度。
穆氏兄弟颁发建厂“召集令”是在1914年的中秋节，而翌年端午节，德大纱厂已经正式投产。这是当时全国第一家“西化”的纱厂，完全打破了华商工厂的旧有体制。这一新尝试当即引起了上海工商界的震动，参观者络绎不绝。
开业才一周，连以“遗老”自居的前清湖南布政使郑孝胥也慕名前来。这位著名书法家对实业也极感兴趣，在当晚的日记中，他详细地写下了所见所闻。德大纱厂规模很小，占地仅14亩，纱锭也不过一万枚，似乎无足轻重。但他马上就发现，这里不仅厂房整洁，机器新颖，工人精神饱满，连生产管理模式似乎都大不相同。原本的中国纱厂，由经理负责营销账目，称为“文场”，由工头承包车间生产，称为“武场”，两者互不相关，经理不过问生产情况和员工福利。而穆藕初则以总经理、总工程师、总会计师为龙头进行直线管理，以生产流程为依据，进行效率评估、质量监控和成本核算。这一切都令郑孝胥非常震撼。
连当时的《申报》都热情地预言，德大纱厂“是诚中国实业界之一线光明也”。此言诚然，后来华商开办的所有纱厂都改弦更张，以德大的模式管理运行。
穆藕初果然不负众望，德大纱厂投产的第二年就开始盈利，继而被“颜料大王”薛宝润、贝润生请去，在德大隔壁开办厚生纱厂并担任总经理。1918年，他于两家纱厂边上购地，建造私宅，重新住上了花园洋房。也就在同一年，穆藕初远赴郑州开办豫丰纱厂，占地160亩，纱锭五万枚，是当时北方最大的纱厂之一。
穆藕初的空前成功令世人艳羡，但几乎所有人都忽略了一个事实，那就是1914年开始的一战，才是棉纱业兴盛的基础原因。既然爆发战争，那么人力、财力必然会集中于军工和军事，列强只能减少本国消费品的输出，由此中国受惠良多。 和1911年相比，中国在1916年的棉纱进口额下降了一半，国产棉纱的价格也就顺理成章地上涨一倍。于是，几乎所有行业的资本都向纱业聚拢，1920年后两年设立的纱厂数量，超过了战前20年中外资本开设的纱厂总和。
穆氏兄弟起步最早，因此也获利最大，在棉纱业最兴盛的那段时间，每年的收益竟然有百万两之多。于是穆藕初不断加大投资开设新厂，而穆抒斋则进入交易所将闲置资金进行棉纱投机。
不幸的是，前者遭到了日本纺纱企业的狙击，他们的单位产出率是华商纱厂的近一倍，但消耗只有三分之二，因此价廉物美;后者则在1922年初的金融危机中遇到毁灭性打击，仅德大纱厂就损失白银过百万两。
农历癸亥年十二月三十，穆藕初签下协议，将豫丰纱厂委托给最大的债主慎昌洋行经营。在这之前，他已经将自家所有证券、股票、房产典押殆尽，但还是不能清偿欠款——事实上他已经破产。此时，德大纱厂已经清盘，而厚生纱厂也刚刚逼他辞职。
当天晚上，除夕，一家团聚。穆藕初当着妻子金夫人和两个儿子的面，竟然泪流满面，继而泣不成声。这一天是公历1924年2月4日，距他志得意满地学成归国，还不满十年。
毛泽东一语中的
从晚清到民国，整个近代史上的政商关系一向纠葛不清，而且更多的是表现在商界对于官场的依赖。商人这样做为了更大程度的牟利，并没有意识形态的忠诚和政治立场的坚持。清末很多官僚士大夫都举办过工商企业，如张之洞、李鸿章，但别人绝不会将他们等同于商人。而商人虽然交好官府甚至和官员互为表里，但也很少能够真正参与政务。但是，穆藕初是个显然的例外。
1923年春末对于毛泽东而言，是个事业转折点。之前，他一边在长沙开书店，一边遵照党中央的命令，办了所工人党校：湖南自修大学。而此时正好国民党联俄容共，中共中央也就迁至广州，并急需大量人才。就这样，毛泽东奉命先去上海，然后南下广州，从此便进入了中央，跻身中共领导阶层。
就在他去上海的前夕，在湖南自修大学的杂志《新时代》创刊号上，发表了题为《外力、军阀与革命》的文章，在下面这一段中，提及了穆藕初：
把国内各派势力分析起来，不外三派：革命的民主派，非革命的民主派，反动派。革命的民主派主体当然是国民党，新兴的共产派是和国民党合作的。
非革命的民主派，以前是进步党，进步党散了，目前的嫡派只有研究系。胡适、黄炎培等新兴的知识阶级派和聂云台、穆藕初等新兴的商人派也属于这派。反动派的范围最广，包括直、奉、皖三派（目前奉、皖虽和国民党合作，但这是不能久的，他们终久是最反动的东西）。
文中称穆藕初为“新兴的商人派”，其“商人”而有“派”者，是因为作者毛泽东认为，穆氏和梁启超等研究系、胡适等开明知识分子一样，同属“非革命”——即反对暴力革命，提倡和平改良的“民主派”。这个分析一语中的，道破了穆藕初的心思。
“政治擦边球”
从个人履历来讲，穆藕初要到26岁才对政治产生兴趣。那是1901年，沙俄借庚子事变之机占领我国东北全境，于是中国各地乃至海外僑界都掀起了反俄拒俄抗俄的群众运动，蔡元培也在上海成立“对俄同志会”。这是中国的平民在知识分子引导下关心政治的开始，也是穆氏政治生涯的发轫点。
后来的穆藕初，非但见识广博，思想深刻，文笔优美，口才也是一流，是上海企业家中最著名的演说家。但在1901年，因为生性羞怯，“畏葸羞缩”，从来不敢当众发言。自从加入对俄同志会以后，他“联络同志数十人，每星期学习演说”，用了整整一年时间，“一变而为畅所欲言矣”。连原先那种人前畏避的“宅男”气质，也从根本改变。这一年的经历，为穆氏打下了个人能力方面的从政基础。
也就在这一年，穆氏的胞兄穆抒斋考入南洋公学，他的两个同学黄炎培和李叔同随即成为穆藕初的好友。李叔同即是高僧弘一法师，在精神气质和宗教信仰方面给穆氏以深刻的影响。而黄炎培和穆氏是浦东同乡，虽然也从商，但对政治一直有异乎寻常的热情。这种热情也很大程度上感染了穆氏。可以说，和黄的结交，为穆氏打下了意识形态方面的从政基础。
其后，穆藕初不断参加社会活动，但政治倾向不很明朗。但从几个细节，可以一窥究竟。穆氏精通英文，因此一直和穆抒斋合作翻译外国传记。1903年，他们合译的《苏格兰独立志》出版，这本书是关于14世纪初罗伯特·布鲁斯的英雄事迹。他和著名好莱坞影片《勇敢的心》的男主角威廉·华莱士一样，都担任过苏格兰护国公。在华莱士牺牲后的第二年，布鲁斯继承其遗志，成为苏格兰独立运动的领袖。此后和英格兰鏖战22年，终于赢得了苏格兰王国的独立主权，自己也成为了苏格兰民族英雄。其实在当地的历史故事中，“勇敢的心”指的是布鲁斯，而非华莱士。
关于出版目的，该书广告是这样说的：“中国数千年来，以相忍为国，夷狄盗贼，尽我君也。其无独立思想久矣。”布鲁斯的独立壮举“激昂淋漓，动人心魄”，译者认为“足以药我国人心之萎靡”。这段话的作者当然是穆藕初本人。
从“夷狄盗贼，尽我君也”可以看出，穆氏此时非但有了反对清朝统治的民族主义思想，也有了反对君主专制的民权主义思想。当时黄炎培已经是清廷通缉的革命党，而穆氏和他过从甚密，也可以印证这个观点。
更有甚者，穆藕初还这样说道：“今日中国自啜其血以媚外人者日多亮节之士罔不慨焉。”这个“外人”，当时指西方殖民者。看来，穆氏的民族主义思想非但反对清朝专制，而且还延伸到了对帝国主义之政治侵略、军事蚕食和经济压迫的反感。上述争取民族独立和民权自由，并呼吁政府关注民生幸福的思想，足足贯彻了他的一生，也成为他政治活动的立身之本。
但总的来说，穆藕初还是坚持“实业救国”的理想，对于农业、工业和现代科技的兴趣要远大于社会运动和政治运动。因此在此后20年，他专注于学习海外科技，30多岁还留学美国，回到上海又忙于创业，只手创办三家纱厂，并管理棉花纱布交易所，并协助举办银行。应该说，此时的穆藕初总是在打“政治擦边球”，而从未走真正到政治场域的聚光灯下。 “新兴商人派”的觉悟
1923年4月，毛泽东注意到，作为“新兴商人派”的代表，穆藕初在政治场域的悄然崛起。他的观察非常敏锐。事实上，穆氏真正介入政治，也就是在这一年，而此时，他的经济事业正在崩塌。
此时中华民国已经成立十余年，北京政权风潮不断，内外无力，在政治、外交、军事、行政上尚且力不从心，连国家都无法统一，至于经济扶持和产业振兴，根本不能推行。自清末开始，民族实业家和金融家无不仰望政府能够提供起码的政治保护和行政约束，对外抵御列强的经济侵略，对内提振民族的产业提升。这一点，清政府和北洋政权都无法做到。中国工商金融业者在国际产业化浪潮的席卷下，完全感觉不到政府的存在。这种孤苦无依的绝望感，穆藕初感受尤深。
而军阀混战对于穆氏事业带来了直接打击。他是个理想主义者，认为中州大地物产丰饶而人口众多，之所以不发达是因为工业不彰。若是于其地举办纱厂，就可以最大程度地消化当地的农产品和劳动力，并为当地政府和人民带来源源不绝的财富。于是，在京汉、陇海两条铁路的交汇处，也就是郑州火车站附近举办了豫丰纱厂。
越是交通便利的地方，就越容易成为兵家必争的“四战之地”，这一点穆藕初也知道。但当时政局尚算安稳，北京政府大总统徐世昌待他若上宾，而控制华北的军事强人吴佩孚及其属下冯玉祥都对他礼敬有加，前者来参加了豫丰纱厂的落成典礼，后者更是他相识数年的老朋友。
但是这一切，在1922年5月被第一次直奉大战打破。原本河南是直系腹地，非常安全。但是此地军阀赵倜叛主投奉，和冯玉祥在郑州火车站展开大战。豫丰纱厂虽然受到波及，幸而得以保全，但是所有放款给纱厂的钱庄、银行都感到了迫在眉睫的危险。为了保证资金安全，这些行庄纷纷抽离贷款，纱厂的金融周转发生了难以解决的困难。到了年终已经接近破产，中国银行开始谋求接盘。这一建议虽然被穆氏否决，但其捉襟见肘的窘况，也是可见一斑了。
加之直奉大战以后，“文人总统”徐世昌黯然下台，军事强人曹锟在北京操纵一切，武人政治”正式形成。这一切都给了穆藕初难以言表的恶感，对于政治的密切关注乃至不断呛声，也是从这个时间开始的。
“民治委员会”委员
1923年6月20日，中共“三大”于广州闭幕。此时的中国早已分裂成南北两个政府，均以“正统”而号召海内外。广州政府的孙中山既要扫平陈炯明，又要敉平桂系，颇有些力有不逮。而北京政府的黎元洪更糟，在曹锟的逼宫下仓皇逃往天津。
当时的中国，关外的东北和新疆比较安稳，内地的湖南和山西比较安定，除此之外就是江浙沪了。江浙尤其是上海是中国最重要的财税命脉，而上海租界和扬子江沿线又有外国炮舰和海军陆战队的保护，因此即使军阀如走马灯一般替换，也没人敢在这里掀起大规模战事。
所以当时上海工商界人士都很悠游，对于南北政府两不得罪，每有通电，各发一份。至于政见也是有的，无外乎“裁兵、制宪、整理财政”三途，但也大而化之，仅止于表态而已。反正身在租界内，政局究竟如何，似乎与他们无关。
但此时的穆藕初却挺身而出了。自1918年11月开始，他一直是上海总商会的董事会成员。虽然在1922年6月落选，但对于商会事务的关心不曾稍减，在商界的地位也未曾跌落。
1923年6月23日，他参加了总商会临时大会，参与拟订了决议，抗议北京当局驱逐总统黎元洪，否认曹锟有参选继任总统的权利，并否认国会议员可以重新选举总统。会议并决定组织“民治委员会”，讨论具体的应对方案。
穆藕初兄弟和聂云台、王晓籁等对政治比较热衷和熟稔的35名商会成员被选进了民治委员会，一周以后，他们得出的决议由《申报》发布，震惊了全国。根据该报7月1日的报道，我们来看看这份决议的内容：
①在中央政府中断期间，由民治委员会代表国家行使外交权力;②管理国家财政;③解决国内一切政治纠纷;④监督各省行政;⑤依法组织国会。
这显然不再是公民自治的范畴，更不是地方自治的范畴，而是作为全国性的临时中央政府的身份在号令天下。如此勇气貌似“僭越”，却是中国商人试图决定国家命运的第一声呼喊，可惜也是最后一声。
毛泽东得知这个“何等可喜的消息”后，非常兴奋地在中共中央机关刊物《向导》第31、32期合刊上发表文章《北京政变与商人》，称以穆藕初为代表的“体面商人”，这是“三年不鸣，一鸣惊人的表示”，“总商会同时决议否认‘不能代表民意’的国会，并组织一个民治委员会以为积极解决国事的机关……总算是商人出来干预政治的第一声”。
可惜以穆氏为代表的意见没有得到各界支持，这个委员会及那份慷慨激昂的决议，只能无疾而终，仅仅作为历史的陈迹，在档案馆里被后人凭吊一番。
穆藕初当部长的资格
1928年，穆藕初的工商业务毫无起色，却被国民党征召，担任了国民政府的副部长一职，由破产富商一跃为高官，颇具传奇色彩。
1928年，北伐军底定北平，奉军退出关内，国民政府决定对满洲采取和平统一手段。至此，以国民党的政略分段而言，军政时期结束，训政时期开始，国民党的任务，也就由革命转而变为建设。经济建设，尤其是财政建设、金融建设和实业建设，需要倾听专家的意见，照顾业者的利益。此時的穆氏正好有了用武之地。他本身就是留美学者出身，具有理论素养，又善于撰文演讲;而他又是个曾经非常成功的大资本家，对于中国工业发展的路径，有着很多历史经验和现实教训。更重要的是，他自己现在事业不振，并不繁忙，比较有空闲参加一系列政府组织的经济咨询会议，也时常代表上海工商界向政府献策。
整个1928年，他参加的最重要的活动，是8月10日至13日，作为上海商业请愿团的一分子，和虞洽卿、冯少山、林康侯、贝祖诒等其他十名成员一起，来到首都南京，向正在召开的国民党二届五中全会提出系列要求。现在看来，这些经济政治要求唯以“免除杂税”有点现实意义，因此代表团成果不大。但在南京的那几天，和孔祥熙的私下见面，改变了穆藕初的命运。 11月6日，在行政院第二次会议上，院长谭延闿提出了一项建议，拟请穆藕初担任工商部常务次长，三天以后得到国民政府第六次国务会议的批准，正式颁布委任状。行政院仅下设11个部会，因此那些名动天下的老资格实力派，如冯玉祥、孙科等，也不过是部长职务，而穆藕初究竟凭借什么际遇和能力，可以让刚刚成立的国府让自己担任如此重要的官职呢？这个问题在当时就引起流言纷纷。按照法理而言，穆氏的职务，由行政院长谭延闿提名，国府主席蒋介石核可。而实际上，是出于工商部长孔祥熙的建议。
未必是好官
国民党二届五中全会的最基本目的，是宣布进入和平建设时期，在政治上按照孙中山遗愿，于国民政府之下设立五院，并制订约法。国民政府、五院以及各部会的首长名单，要到10月10日国庆日过后才陆续公布，但事实上，这次全会上就开始秘密酝酿。行政院之下成立工商部，部长已经内定为孔祥熙。在选择常务次长的时候，他想到了穆藕初。
在部务处理的时候，一般政务次长协助部长处理行政组织事务，而常务次长则协助部长处理业务技术事务。因此后者必须是既有理论素养，又有实际经验的行业专家。符合这一条件的人很少，穆藕初便是其中之一。加之穆氏近年来事业失败，请他担任高官，倒是不会担心他以权谋利。况且他对于国民革命事业的支持，早就令国民党高层和孔祥熙本人交口称赞。
但是，后人很遗憾地发现，在担任工商部（实业部）常务次长的两年半间，穆藕初几乎一无成绩。穆藕初最熟悉什么？“花、纱、布”，棉纺行业，从农业到工业，从生产到贸易，从原料到成品，从产量到质量，每一项细节他都清清楚楚。
早在少年时代，他还是棉花行学徒的时候，就发现中国本地的棉农习惯将产品以次充好，甚至掺水掺杂，甚至混入砖块以提高分量。如此收购原材料的外商就产生高度不信任，要么拒绝交易，要么大规模压价，连带诚实无欺的棉农也饱受损失。
有鉴于此，国民政府工商部一经成立，马上设立上海商品检验局筹备处，其基本目的和最初业务，就是对棉花的质量进行检测然后分类，以使得中国的农牧产品等原材料获取国际公信力。次年2月，工商部直属的上海商检局正式成立，这也是近代史上中国的进出口商品检验检疫事业的开始。
但是，在这个穆藕初最熟悉、最专业的领域，却看不到他做了什么贡献。邹秉文和蔡无忌是中国商检事业的开拓者，也是上海商检局的第一二任局长。在他们于上世纪50年代发表的回忆录中，详尽叙述了二三十年代商检局的开辟经营历程，却对于常务次长穆藕初只字不提。
更令人惊讶的是，邹秉文在创办历程中遇到困难，帮助他的并非上级主管，而是民营的上海商业储蓄银行。当然，邹秉文和上海银行总经理陈光甫私交极好，但问题在于，穆藕初也是邹氏的老朋友，互相往来密切。
最终的事实是，穆藕初的文章和年谱中，从未提到上海商检局，邹秉文、蔡无忌的回忆录中，从未提到他们的顶头上司穆藕初——尽管穆氏是当时中国高官中最熟悉棉花行业的第一人。就像“孔祥熙和穆氏究竟私人关系如何”一样，“为什么穆氏不涉足商检事业”也是其履历中的一项疑案。
如果没有其他明确的证据，我们是否可以认为，穆氏此人品格清高，待人温厚，但处理政务细节实在非其所好，更非其所长。看来，孔祥熙看错他了。
穆藕初并不贪鄙，为人慷慨豪爽，颇有古风。但是他的某些行为显然不符合现代行政伦理。40年代在陪都重庆时期，他就吸纳以前他出资培养的昆曲班的孩子，进自己主管的公家单位做事，被人诟病。
早在担任厚生纱厂职业经理人期间，他因为雅好昆曲，就收容了许多票友进厂担任职员。当厚生的经营状况已经非常窘迫的时候，他还召集一班同好，每天中午在厂区办公室拍曲唱和，以致厚生的大股东薛宝润本想登楼找他有事，听到窗户中飘出曲声悠扬，遂大怒乃拂袖而去。这也是穆氏和董事会关系破裂的开始。
1923年5月，他和薛宝润的争执已不可调和，遂愤然辞职。厚生纱厂自后的发展并不理想，挣扎了七八年，还是决定停工，薛宝润想把厂子出售给日本商人。
此时已经是1931年，国民政府对于日本外松内紧，明里友善，暗中提防。上海市社会局明令禁止属地企业出售给日商，并请示由工商部改组而成的实业部裁定。
在新成立的實业部，穆藕初依然是常务次长，3月14日，他没想到自己会故地重游。八年以前，他是一怒出走的总经理，八年以后，他是手握重权的次长。薛宝润看到他，颇为尴尬，也知道，厚生无论如何不可能卖给日本商人了。
这其实是穆氏最后一次作为部长在公众面前亮相了，一个半月后，他就辞去公职，转任实业部下属的中央农业研究所筹备处主任，成为事务性官员。薛宝润当然也没能把厚生纱厂卖给日本人。半年以后，荣氏家族以340万元的代价买下该厂，这就是后来申新系统中著名的“申新六厂”。
（作者系文史学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