质疑中国“发展中”身份，西方国家自相矛盾

　　徐秀军：当前，国际社会对中国的发展中国家身份非常关注。在对外经济工作中，中国在这方面正承受来自美国等主要发达国家甚至一些发展中国家的压力。但值得注意的是，国际上对什么是发展中国家（developing country）或发展中经济体（developing economy）并没有清晰的认识和界定。很多国际机构在其文件或报告中都使用过发展中国家这个概念，包括联合国、世界银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世界贸易组织（WTO）等。这些机构也都没有对这个概念给出过清晰的定义。
　　在进行国家类别划分时，有一些跟发展中国家地位相联系的指标还是比较明确的。比如联合国开发计划署（UNDP）将相关国家和地区居民的预期寿命、受教育程度和收入水平等指标通过一定的方法计算出人类发展指数（HDI）。根据这一指数，UNDP划分出人类发展程度低、人类发展程度中等、人类发展程度高和人类发展程度很高等四个类别的国家和地区，并且前三个类别的国家和地区被认为是发展中国家和地区。又比如说世界银行将世界上的200多个国家和地区根据其人均国民总收入（GNI）水平划分为四种类型：低收入、中等偏下收入、中等偏上收入与高收入。在世界银行的划分中，低收入、中等偏下收入和中等偏上收入国家和地区被认为是发展中国家和地区，
　　从学理的角度来说，可以从三个方面理解发展中国家这个概念。第一，从字面含义来理解，发展中国家指的是“正处于发展进程中的国家”。既然处在发展进程当中，那么这类国家的经济和社会发展就仍有很大发展潜力，尤其是经济增长能够长期保持较高速度，而不是徘徊在零增长率左右。从这个角度看，中国无疑是一个发展中国家——中国还处在中高速发展阶段，而且在可预见的一段时间内还将保持中高速的经济增长速度。第二，从分类学的一般原则来看，人们通常将处在“发达国家”和“最不发达国家”中间的国家归入发展中国家类别。在这层意义上，实际上“发展中国家”变成了划分国家身份地位的一个类别或者说档次，脱离了原有“发展中”的含义。只要一个国家不是最不发达国家，也不是发达国家，那就是一个发展中国家。第三，在国际法层面，尚没有任何明确的国际法依据来判定一个国家是不是发展中国家。但发展中国家的判定无疑也有着大体上的客观性依据。比如说一个很落后的国家突然自我宣布说自己是发达国家就没有什么意义。同理类推，如特朗普说美国是一个“发展中国家”，这种宣称也得不到国际社会的认同。
　　羌建新：发展经济学也是发展中国家这个概念的重要源头，这个学科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兴起于西方，专门致力于研究发展中国家的长期增长与发展问题。之所以要提出发展中国家这样一个概念，正是基于15世纪末地理大发现以来世界各国大分化的客观存在。在地理大发现之前，各个彼此相对隔绝的文明基本上都处于“马尔萨斯陷阱”之中，发展呈现相对停滞和静止的态势。但是在地理大发现以及随之而来的工业革命发生之后，世界各国出现了人均收入水平、产业结构和社会结构的大分化，逐渐形成了今天的发达世界和发展中世界。
　　早期描述发展中国家发展状态较常使用的词汇是“less developed”，即“欠发达”。因为这个词汇有点“消极”，到20世纪60年代中期其逐渐被换替成了“developing”，即“发展中”，暗示这些国家有通过发展成为发达国家的可能。但直到今天，世界上绝大多数经济体还处在“发展中”状态，被广泛接受的发达经济体大概也只有40多个。
　　从发达经济体与发展中经济体的数量对比可以看到，发展中国家占据了世界经济版图的大部分。发展中国家内部的分化也是非常大的。根据美国经济学家库兹涅茨的现代经济增长理论，经济增长在世界范围内是不均衡的。事实也是如此，一些发展中国家实现了增长奇迹，而另一些发展中国家则经历了“增长灾难”。这就使得一些发展中国家——比如中国与另一些发展中国家相比呈现出了完全不同的发展态势。这种分化也构成了发达国家对发展程度较高的发展中国家“发展中”地位质疑的基础。
　　雷达：从发展中国家最原始概念的角度出发，除了经济学上的源头外，其还有一种身份认同的含义。可以发现，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前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所在区域的国家，基本都属于发展中国家群体。“发展中”已经构成了一种身份认同，其反映的是广大发展中“边缘”国家被欧美国家为主的“中心”国家所排斥的事实。为当下国际经济秩序奠基的布雷顿森林体系谈判就是由发达国家主导的，这套经济秩序以发达国家为核心，在建立之初基本没有考虑发展中国家的利益。
　　“中心”国家最早关注发展中国家和发展问题是基于对苏联冷战的目的，其认为“欠发达”会为“共产主义扩张”带来机会，所以杜鲁门时期西方国家才开始讨论“世界发展”的问题。发展经济学也应运而生，其核心观点是经济长期增长涉及的是制度问题，而发达国家的制度是“既定的、完善的、健全的”。因此美国描述自己的经济发展叫“growth”，对于“边缘”国家则是“developing”。因而从发展经济学的角度，“发展中”意味着体制机制的变革，不光是一个人均GDP增长的问题。在体制机制上需要进行大量改变的是发展中国家，这方面上改进余地小的就是发达国家。当前一些西方国家既对中国的体制机制进行指责，又质疑中国的发展中国家身份，这无疑是与发展经济学逻辑相矛盾的——既然一个国家的体制机制还有可改进的余地，那么其无疑就还是一个发展中国家。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来，发展中国家群体出现了巨大的分化，其内部的差异还在越拉越大，这也是一轮又一轮的对发展中国家进行重新划分的重要背景。比如说之前的“金砖国家”“新兴经济体”“表现优异的发展中国家”等，这也显示出，发展中国家内部的分化是不稳定的、始终保持动态的。

中国，一个特殊的发展中国家

　　徐秀军：在发展中国家群体中，中国的情况是比较特殊的。不管用什么测算指标，几乎都面临一个同样的问题：中国的总量比较大，但人均却比较小。中国有接近14亿人口，任何一个大的数字除以14亿都会变得很小;但任何一个很小的数字乘以14亿又会变得很大。但在当前以及未来几年内，无论从中国自身的发展状况，还是与现有公认的发达国家相比而言，中国仍将是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就算中国的人均GNI达到高收入国家水平或者人均GDP达到部分发达国家水平，在短期内也不会改变中国是发展中国家的事实。因为GDP只是一个“流量数据”，而衡量一个国家是不是发达国家，最重要的还是看“存量数据”。就好比一个人虽然工资很高，但并不意味着积累的财富就多。在国民财富的积累方面，中国无论是人均还是总量，都还与发达国家存在很大差距。
　　中国的发展还有一个特点就是不平衡、不充分。中国的一些大城市——比如说北上广深，现代化程度不亚于甚至还会超过很多发达国家的主要城市，然而中国还存在很多非常落后的农村地区。中国现在还有500多个国家级贫困县（包括县级行政单位区、旗、县级市等），东西部、城乡发展也非常不均衡。国际社会可能对中国的大城市，对中国先进、高端产业关注得比较多，但对一些落后的方面了解太少。当前国外对中国“发展中国家”身份的质疑，很大程度上是由于不了解情况或者是只了解一些情况。近年来，中国勇于承担国际责任，包括通过“一带一路”向国际社会提供公共产品，这也构成了国外对中国误解加深的背景。很多人只是直观地认为，一个发展中经济体是不可能将这么大规模的资金投向国外的，其数额之大甚至超过了很多发达国家。但无疑，其中也有一些声音是故意曲解，甚至是有意的攻击，意在剥夺中国的发展中国家权益，因此千方百计地罗织中国“不是发展中国家”的“证据”。
　　羌建新：当前国际上有关中国发展中国家地位的质疑，有必要放到两重背景下审视。第一就是中国经济的快速增长，40年前中国还是一个贫穷的低收入国家，经过40年的快速增长正逐渐向高收入国家门槛迈进。中国在世界经济格局中的地位及在整个发展中国家中的地位都处于不断上升的动态演进过程之中。第二就是中国的巨大体量及其所带来的巨大溢出效应。大国和小国发展所带来的国际影响力是非常不同的——即便其发展速度、发展水平大体相同。在世界经济中，小国一般只能是外部环境影响的被动接受者，大国则对外部环境有着巨大的溢出效应。中国接近14亿的人口，使得其在人均收入水平、发展水平远没有达到发达国家水平的时候就释放出了巨大的能量。因而就带来了国际上有关中国究竟是发展中国家还是发达国家的争论，其背后实质上是这种标签所附带的权利和义务之争。
　　无论“发展中”还是“发达”都不过是发展状态的一个标签，标签本身不重要，重要的是背后的权利和义务，这涉及国际经济秩序和全球经济治理的问题。全球经济治理本质上就是对全球市场竞争的治理，市场竞争需要规则，而目前这些规则的制定和调整基本上还是由发达国家主导。发达国家无疑是当前国际经济秩序的主要受益者，但也会给发展中国家提供一些“救济”，以帮助其部分对冲不利影响。随着中国的不断发展，中国在世界经济格局中的地位不断上升。变化了的中国与变化了的世界必然会催生外界有关中国所享受权利和承担义务的争论，这也是有关中国发展中国家地位争议的源头之一。
　　如果将世界分为发达世界和发展中世界，那么目前两者之间的力量对比无疑已经发生了深刻的变化：按照购买力平价计算，在1990年发达世界占到全球经济总量的63.4%，而目前其只占40.8%;与之相对应，在1990年发展中世界只占到全球经济总量的36.6%，而目前其已经占到59.2%。中国是发展中世界里地位上升得特别快的国家，这也使中国同时面临了来自两端的压力——高端的发达国家和底端的发展中国家都要求中国承担更多的国际责任，并对中国所享有的一些权利提出了质疑。与此同时，中国还是一个大国，而大国在国际舞台上的目标和小国是有着重大差别的，中国还要争取软实力和感召力。因而当前中国在国际经济舞台上的权利义务已经到达了需要作出某种程度调整的关口，否则就可能会产生一些政策目标协调上的困难。中国目前正致力于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这样一个崇高的目标自然而然地意味着中国应该承担更多的、与自身能力相适应的责任。中国也不是说要“搞特殊”，“共同但有区別的责任”这个提法应该会更好一些。承担责任与国力相契合，量力而行、尽力而为。

　　李巍：有关中国发展中国家地位的争论，还涉及中国自身身份定位的问题。这种定位不仅仅是WTO改革中的一个技术性问题，而是牵涉到全套的思维模式和行为方式。比如说一个人自我定位为“穷人”，那他就不可能买豪车、住大房子过精致的生活;而他如果自我定位为“中产阶级”，就必然要有车、有学区房、经常参加朋友聚会、外出度假等等，这是一整套的生活方式。有关中国的身份定位，前几年在学界有过很多争论：中国到底是一个东亚大国还是一个世界性大国，亦或一个“超级大国”？无疑，中国已经有了很多世界性大国的特征，比如，一段时期以来遭到美国打压的华为公司及其掌握的5G技术已经达到了世界领先水平;目前中美贸易战已经影响到了全球供应链;中国是二氧化碳排放量第一大国、能源进口第一大国，还是世界上很多国家的第一大贸易伙伴;中国提出的“一带一路”倡议对全球产生了重大的影响;等等。所有这些都指向了目前中国已经是世界大国这样一个事实，中国的一举一动已经能够产生全球性的影响。在这样的背景下，中国也应该加强对自身国际角色的再认识，而新的角色定位涉及到中国对外行为的一整套思维方式的改变。

“发展中”身份，在WTO中具有重要意义

　　徐秀军：“发展中”身份在很多国际机制中事实上并没有特殊的、实质性的意义，比如IMF也有“新兴市场与发展中国家”这一分类，但是其没有给这一类别赋予任何特别的权利和义务。因为在IMF中，成员的权利和义务来自其各自承担的缴纳份额及相应的投票权。在世界银行中，会涉及一些贷款，但中国早就已经从很多优惠贷款项目中“毕业”了，因此也没有很多利益牵扯。在这些组织中，所谓“发展中国家”只是一个统计类别，具体的国家被放到哪个类别中都没有太大关系。但WTO会赋予发展中成员一些特殊和差别待遇，因而“发展中”这个身份在WTO中就具有了重要意义。
　　不过WTO从来没有对“发展中成员”进行过严格的定义，其“发展中成员”的身份主要采取自我宣示的方式。按照WTO协议，一个成员只要宣称自己是发展中成员，就可以享受发展中成员的相应权益。因而在WTO中，很多通常人们所认为的发达国家实质上是发展中成员，比如说韩国、新加坡、以色列，它们在WTO中仍可以享受很多发展中成员的权益。从这里可以看到，WTO框架内发展中成员的权益与国际社会上对“发展中身份”的评估在一定程度上是分离的。最近，巴西总统博索纳罗宣称巴西放弃了WTO发展中成员权益，但这并不意味着巴西就成为了一个发达国家。
　　李巍：正是因为中国在全球舞台上的角色发生了重大变化，当前，中国对全球治理也负有特殊的责任，在涉及WTO改革的全球经贸治理领域也是如此。无论是出于全球持久繁荣与增长，还是出于中国自身最长远的利益，确保WTO的继续存在和有效运行都是当前中国经济外交必须要优先考虑的议题之一。必须要让各个国家在WTO平台上找到都能接受的共同利益。如果WTO真的分裂了、崩溃了，无疑会对世界经济的长久发展和中国本国的国家利益都产生不利影响。现在美国搞单边主义，并指责中国是WTO的最大受益者，因此巴不得让WTO“黄了”。
　　我认为，涉及WTO有关发展中成员地位问题的争论，不应该把关注点放在成员“身份”本身，而是应该放到WTO框架下的关税减让以及与这个问题相关的特殊和差别待遇之上。因为就发展中成员身份本身进行讨论容易意识形态化，而忽视了这个问题的专业背景，这个问题实质上应该是一个技术性问题：在WTO框架下，中国还要不要保留特殊和差别待遇，還应在多大程度上继续维护对自身有利的特殊和差别待遇。这个问题一定要放在中国面临的国际经济大环境背景之下考虑。如果单从“国家利益最大化”的角度出发，当然是中国享受的特殊待遇越多越好，但问题的关键是目前的国际经济大环境还能不能接受中国的这种要求。
　　当前的一大问题是WTO框架下的国际经贸秩序可能走向崩溃。中国是WTO的主要受益者之一。美国则认为自己是WTO“最大的受损者”，觉得WTO“无法规锁”中国，而美国在这个机制里承担的义务“过重”。因而如果WTO不进行改革的话，特朗普无疑会将这个机制搞垮，中国也将成为最大受损者之一。我认为，中国宁可承担一定成本，也必须保住WTO机制。而如果中国还要求坚持保有原来的特殊和差别待遇，问题就更难解决了。如果WTO彻底崩溃，中国的资本和商品无异于在全球市场上“裸奔”，得不到任何法律保护，这不是中国的利益之所在。
　　当前中美贸易战进行得如火如荼，美国对中国提出了很多要求。我认为，中国可以在WTO的多边机制下做出一些妥协。在WTO内部妥协，有助于中国争取欧盟和日本等其他成员。现在中国经济外交的核心工作之一就是要谨防美欧日三家联合。实质上，在中美贸易战中，欧日这两方对美国是有很多不满的，但其对中国在WTO中现有的地位和待遇也是有意见的。如果中国不积极推动WTO有关改革，那么就可能疏离与这两方的关系。
　　自2017年开始，美日欧三方每隔几个月就要搞一次三边经贸部长对话，而且每一次都会发表事实上针对中国的联合声明。中国必须警惕美日欧三家最终走到一块来对付中国。改革开放40年来，中国对外开放最大的目标就是发达国家，发达国家的市场、资本是中国必须要争取的。美日欧三家要是真的去搞“零关税、零壁垒、零补贴”的话，中国的外部经济环境将会急剧恶化。在美日欧都就中国在WTO框架内的特殊和差别待遇提出质疑和要求的时候，中国有必要做出部分妥协，尤其是要寻求与欧日达成一定程度上一致的立场。
　　现在特朗普对其盟友都发动了贸易战，这无疑是中国的一大机遇。因为如果按照美国建制派的规划，美国主导建立了西方发达国家对中国的“统一战线”，那对中国无疑是更加不利的。现在特朗普不但四面开战，还使用了很多违背国际准则的手段，导致美国的道义力量受到了重大损失。因而我认为，现在中国应该把“主要火力”转移到美国这边来，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
　　有关中国的策略，我提出几条建议：
　　第一，我认为中国原来在WTO框架内享受的特殊和差别待遇已经难以为继了。有关中国内部发展还不平衡的说法是很难说服部分西方人的，因为他们会说本国也有很多贫困的地方和人口。但在具体操作方面，应该分行业、分领域区别对待。比如说一些传统制造业——如中国的纺织工业，就不怎么担心外部竞争，现在只希望别的国家也能对中国降为零关税。因此，在制造业领域内，中国恐怕要在WTO框架内更多地进行关税减让。但在农业上还是需要多保护一些，因为中国的农民收入还有很大提高空间，应该对农业部门进行保护，给予一些特殊待遇。金融行业也要予以保护，不能全部放开。

　　第二，我认为中国应该支持对国家进行重新分类，在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中划出更多类别。我认为至少应该划出四个类别：老牌发达国家、新兴国家、发展中国家、最不发达国家。类似南非、泰国、墨西哥、印尼这样的国家可以划为发展中国家，中国则应该划到更接近发达国家的新兴国家里面去，承担比普通发展中国家更多的义务。而对于最不发达国家，则不必要求其承担很多的义务。 　　一定要对美国人创造的一些词汇有所甄别。比如说美国人曾经发明“金砖四国”这个概念，但除了当时这四个国家（中国、印度、俄罗斯、巴西）经济增长率都很快之外，其实质上共同特点很少。在2008年金融危机后，这四个国家就迅速分化了。再比如说现在“新兴经济体”这个概念也不怎么用了。现在美国人又在针对中国不断地创造新词汇，比如说一些咨询报告中就不再说“南南合作”了，而是说“中南合作”，把中国单独挑出来划分一类。
　　李巍：中国始终要站在发展中国家一边，但在维护发展中国家的根本利益同时，中国也必须思考某些发展中国家要求的合理性问题。中国的最佳角色应该是扮演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间的粘合剂，扮演一个桥梁的角色，推进全球各国携手共进的全球化和全球治理。中国如果过于强调自身的发展中国家立场，无形之中会把自己放到发达国家的对立面。事实上，在全球经济体系中，中国在很多方面拥有和部分发达国家相近的立场和利益。
　　在很多人均指标上，中国无疑仍然是一个发展中国家，但在国际经济结构中，中国作为一个整体实质上已经展现出了很多发达国家的特征。比如现在中国正在推进人民币国际化，没有几个经济体有这样的能力，实际上，很可能只有美国、欧盟、中国三方能建立独立的支付与结算体系。中国在能源消费、资源消费方面也显示出发达国家的特征。在国际资本市场，中国现在已经成为了最大的资本输出国之一。中国推进“一带一路”倡议的最大目的之一就是促进贸易融通，促进中国与其他发展中国家相互进一步开放市场，当然中国也希望有关发展中国家能够保护中国的投资利益。有关国家不能说政权变更之后以前与中国达成的協议就不算数了，也不能随意地鼓吹民粹主义影响到中国投资的安全。中国需要发达国家的资本、市场和技术，也需要其他发展中国家的市场，还需要有关发展中国家坚持法治来保护中国的投资安全和贸易利益。是发展中国家、但在一些方面又显示出发达国家特征的中国，也最应该去维持世界的统一，努力不使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分裂。

　　必须要认识到的是，很多时候发展中国家对于自己追求的目标也并不是非常清晰。例如过去十多年WTO多哈回合谈判始终难以推进，就与广大发展中成员难以达成共识有关系。WTO框架下全球经济一体化难以推进的后果，就是各种巨型的自由贸易区的兴起，比如说《全面与进步跨太平洋经济伙伴关系协定》（CPTPP）和日欧经济伙伴关系协议（EPA）。WTO谈判谈不拢，其实伤害到了中国的国家利益。在这个方面，中国有必要同时对发展中成员和发达成员做工作。在涉及经济领域问题的时候，就要讲经济的逻辑——政治上是“数人头”的，而经济上则是“数块头”。比如G20国家的经济总量高达全球经济总量的85%，只要抓住了G20国家，就能为WTO改革提供巨大助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