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0岁的芮效卫住在芝加哥市海德公园区的一所公寓里，这里离他在芝加哥大学校园中的办公室大约有一英里的距离，他曾经每周在办公室工作五到六天，每天伏案八个小时。如今太太每周开车送他去一次，每次最多呆几个小时，看看邮件。其余的时间他都在家里，除了有相濡以沫的夫人陪伴，还有一条已经入住六年的金毛猎犬库柏，但遛狗的这活儿芮效卫已经做不了了。自从2012年5月被确诊为肌萎缩侧索硬化症（ALS）之后，他的健康状况越来越差，手已经抖到不能再打字，甚至连刀叉都抓不起来了，他精力明显地衰退，经常觉得疲倦，大部分时间只能躺在床上休息。“我很清楚自己一天比一天虚弱，什么都没法做了。”芮效卫对《中国新闻周刊》说。“我很怀念那段时间，那时候我可以集中精力来做一件事，生活有个明确的目标，现在我的生活没有目标了。”
　　“那段时间”指的是他翻译中国古典小说《金瓶梅》的日子，这套被誉为“大师经典”的英文译著是当今最完整也最具学术价值的欧美语言《金瓶梅》翻译版本。从1982年动笔开始到去年年底最后的第五卷由普林斯顿大学出版社出齐，一共花了30多年，占到芮效卫一生的近一半。要是算上动笔前他为翻译做知识储备而阅读《金瓶梅》之前所有已知中国古典文学作品的时间；或者再加上从他少年时代第一次读到《金瓶梅》并为之着迷的时候算起，他与这本奇书的渊源几乎就称得上一生一世了。
　　“我并不是一生只做了这一件事，但翻译《金瓶梅》是我这一生的一个主要工程。”他说。

在战乱的中国度过童年

　　芮效卫和《金瓶梅》的缘分要从他在中国度过的童年说起。
　　1933年芮效卫出生在中国南京一个美国传教士家庭，精通中文的父母给他起了个集东西文化于一体的中文名字，芮是家族姓氏Roy的音译，效取“效仿”的意思，卫是他的英文名字David的音译，而David来自《圣经》中的大卫王。两年以后，弟弟出生，父母按照中国的习惯为弟弟也起了个“效”字辈的名字“芮效俭”，这个名字后来随着芮效俭上世纪90年代初出任美国驻华大使而在中国广为人知。
　　和弟弟一样，芮效卫很早就决心当个“中国专家”，但他的兴趣并不是政治而是文学研究。“这辈子做的就是我想做的事，我从来没想过去做别的。”芮效卫说。
　　芮效卫对于文学的兴趣很大程度上来自他的父亲芮陶庵，老芮先生曾在英国牛津大学就读，不仅深谙欧美文学，自己也创作和发表诗歌。1930年被长老会外国传教团派往中国后，芮陶庵被分配到当时的金陵大学担任哲学系教授。1936年三岁的芮效卫随父母回美国述职，两年后再回中国时抗日战争已经爆发，金陵大学为避战乱迁往成都，落户到华西大学的校园里。芮氏一家从香港、河内一路辗转到了成都返校报到。
　　住在成都的七年，对芮效卫来说是一段童年的快乐和战争的恐惧交织的时光。他还记得，自己和弟弟像所有调皮的男孩子一样爬到成都的古城墙上去玩；记得弟弟一次从自家院子里的银杏树上跌下来摔得头破血流，而他自己在校园的操场边看美国驻军玩棒球，结果被球员脱手飞出的球棒砸断了手臂。他也记得日军来空袭时和全家人一起躲到院子里的防空洞里；一次日军向成都市中心的一个公园投下了炸弹，100多平民因此丧生。“那次空袭后，我跟妈妈上街从那个公园经过，那是我第一次看到被炸得七零八落的尸体，我记得我没有哭，可是心里害怕极了。”他对《中国新闻周刊》回忆说。
　　1945年，芮陶庵带着家人回美国在普林斯顿大学读书，1948年获得博士学位后再次返回中国，芮效卫被送到上海一所美国寄宿学校读书。当时正值国共战争的尾声，国民党节节败退，芮效卫清楚地记得，1949年5月的一天，他正坐在教室里答他的几何课期末考试题，就听得窗外锣鼓喧天——解放军进城了。
　　除了在上海这一年的经历，芮效卫几乎没有在中国进过正式的学校，大都靠父亲和家庭教师辅导。1949年从上海再搬回南京时，芮效卫已经对欧美文学有广泛的阅读，他开始要求他的中文家教、曾经帮助赛珍珠翻译《水浒传》的赵雅男先生教他中文读写。“我想既然我对文学这么感兴趣，我就要尽可能多的去读那些中国文学作品。而且我对中国字的笔划特别着迷，觉得这比写字母有趣多了。”他说。
　　很快，芮效卫就可以独立阅读大部头的小说，从《三国演义》到《红楼梦》他都读得津津有味。但当1950年17岁的他在南京的一家旧书店拿起一本全本《金瓶梅》后，就再也没有放下这本书。

他在学校反复开授《金瓶梅》的课程

　　“当时我听说过《金瓶梅》里有很多色情描写，是本禁书，我本来是想拿它当黄书看的，结果看完了才发现，那些评论简直是误导，《金瓶梅》的内容远远不止这些，”芮效卫说，“它对明朝时期从服装、到饮食、到司法系统、到贪腐的描写都毫发毕现。比如在李瓶儿死后接下来的六回书都是在讲葬礼习俗和服饰，书里对这些内容的着墨并不比那些香艳场景少。在此之前的中国文学作品着眼点大都是王侯将相，而《金瓶梅》是中国第一本描绘普通人物市井生活的小说，在世界文学中如此详尽的描写市井生活小说在那个时期也很罕见”。

　　1950年，芮效卫回到美国准备考大学，在哈佛大学求学期间，他一直以中国文学为专业，从古典到五四新文学，从诗歌到戏剧都曾仔细研读，博士毕业论文是以郭沫若为主题，但《金瓶梅》始终都在手边。
　　不过想要向西方受众介绍《金瓶梅》的价值，却不是件容易的事，在芮效卫的翻译版本问世之前，英语读者能读到的只有30年代由Clement Egerton翻译的版本和40年代由Bernard Miall翻译的版本，但前者中的香艳场面很多以拉丁文替代，而后者是从之前的德文译本翻译成英文的。 　　博士毕业后进入普林斯顿大学教书，芮效卫曾经向学生讲授过英文版《金瓶梅》。1967年，转入芝加哥大学教书后，学校让他自由选择授课的主题，他干脆开了一门中文原版《金瓶梅》的课程，结果只招到一个学生。“他的父母也是传教士，他也是在中国长大，中文非常好。我们俩花了两年的时间把那本3000多页的书仔细研究了一遍。”芮效卫说。
　　这次研读也让他意识到《金瓶梅》的另一个不同寻常之处：书中引经据典，但这些典故、诗句却都没有标明出处。“《金瓶梅》的作者显然是个受过很高教育的人，他希望读者跟他一样博古通今，可以自己辨出典故的出处。”芮效卫分析说。
　　这种作者与读者隔空过招的感觉更激起了芮效卫兴趣，他下决心要把这些典故的出处都找出来！这是个费时费力的工程，他先是把书中发现的典故、引言一一记录在小卡片上，一共集了一万多张卡片，按索引顺序存在文件柜子中；之后再通读《金瓶梅》之前的中国文学作品，看到相似的就到从柜子里找出相关的卡片核对。
　　这项工作历时多年，在此期间他在学校反复开《金瓶梅》的课，每次开课重读、重讲这部小说的过程都让他对它更加痴迷。“一般的文学作品你可能读一次就够了，但真正的经典你每次读都会觉得它比你以前所知道的更精彩。”到他决定下笔翻译这部巨著时，芮效卫已经对它了如指掌了。“开始翻译之前，我已经研究这本书二十多年了。”他说。
　　但实际的翻译工作却需要更长的时间。
　　“我当时就知道，完成这个翻译至少得几十年。很多人跟我说我肯定做不完，我也不确定自己能不能完成。我知道我不会半途而废，但我不知道自己是不是能活那么久”。
　　开始的十几年中，芮效卫教学任务很重，只有寒暑假才能集中精力做翻译，进展缓慢。1999年他提前退休，全力以赴赶译《金瓶梅》，直到2012年5月落下最后一个字。“是那天下午完成的，我对那一天印象深刻，当时芝加哥大学东亚研究中心副主任Ted Foss的办公室就在我办公室楼下，我写完了最后一个字，就到楼下去告诉他，他跟着我来到我办公室，我给他看了最后一部分，他发现一个巧合：原来这第100回书后面我刚好添了100条注解。”芮效卫说。
　　而100条注解在芮氏版《金瓶梅》中算是注解比较少的章回，全书译者所加的注解共有4000多条，将书中的典故渊源解释得淋漓尽致。译注完成后，芮效卫又亲自编写索引和进行审校，直到去年底最后一卷付梓出版才停下来。
　　“我从来没觉得累，有人建议我雇研究生来做那些琐碎的索引工作，但我觉得一个好的翻译必须从头到尾都由一个人完成。”他说。

如果把它当《五十度灰》来读，你会失望的

　　尽管身体不适，可他的谈兴很浓，在长时间接受《中国新闻周刊》的采访中，他不停地咳嗽，记者劝他说“要不您歇歇，过一会儿再聊”，他总是说不用。
　　在芮效卫埋头翻译《金瓶梅》的三十年里，周围的世界马不停蹄向前飞奔。一是电子时代的到来，芮效卫算是最早拥抱这个新时代的一批学者。他开始着笔时，个人电脑刚刚在美国开始应用，在太太的鼓励下他买了一台，开始了电子化的书写。但从那儿至今他只换过两次电脑，现在用的还是14年前买的那台。
　　他每天花在电脑上的时间大约只有15分钟左右，他没有社交媒体账号，甚至没有手机。“我用不着那些。”他说，但周围的年轻一代却在虚拟的世界里越陷越深，芮效卫看得清楚，却不喜欢。“我有时乘公车去学校，车上的年轻人都在低着头玩手机。在学校附近，那些学生过马路时都在玩手机，让我很受不了” 。
　　更让人好奇的是，一个花费一生去完成一部鸿篇巨制的翻译家该如何面对习惯了140个字以内的推特式阅读的读者，和一个正在速度中失去深度的世界？
　　芮效卫对此似乎并不担心。他说，五卷翻译逐年出版之后，他都能收到很多读者的来信，告诉他他们已经读完了这卷，急切盼着下一卷尽快问世，他自己家的一些亲戚也读完了全书。“要读完这么长的书在任何的时代都不是件容易的事，你看普鲁斯特的《追忆似水年华》（4000页）从头读到尾的人也不多，但也有很多读者告诉我，他们一开始读《金瓶梅》就上了瘾，就想一口气读下去。”
　　至于英文读者是否能理解这个16世纪的中国故事，还是会一如既往地把它当成一本色情读物，芮效卫觉得：“很多人或许会把它看作色情读物，但当他们开始阅读就会发现，那些色情段落其实在书里很分散，是被打散在很多历史和文化的内容之中的。如果他们非要把它当《五十度灰》（畅销的英文色情小说）来读，他们或许会失望的。”
　　与电子时代的演进同步的是中国发生的巨大变化。1978年，芮效卫曾应中国科学院的邀请随美国学者访问团到访中国，当时他已经感受到中国在发生变化，但让他真正感到震撼的是在1993年弟弟芮效俭担任大使期间，芮效卫和太太去探望弟弟，同时在中国很多城市游历。“我小时住在成都只见过一次建筑工地，那次再回去时，站在街上向四周一望到处都在建设，对比非常强烈。”他说。
　　《金瓶梅》译本出齐后，很多人建议芮效卫再出一个缩减本，去掉注释、精简内容，让更多的读者可以轻松阅读。但他的健康状况已经不允许他继续工作了。芮效卫不信命，他不觉得自己刚好在翻译工作完成之后即被确诊患病的巧合，昭示了冥冥中注定的机缘。但他相信400多年前的《金瓶梅》中暗藏着后世兴衰的“天机”，不仅对中国适用，也适用于世界。
　　“我在大学教《金瓶梅》时，每天都会读一会儿小说，再看看《纽约时报》，觉得新闻里看到的华盛顿的贪腐跟《金瓶梅》里的贪腐简直如出一辙。《金瓶梅》的故事虽然设定在清河县，但你仔细研究书中的地理特点就会发现清河其实就是京城，而西门庆影射的就是皇帝，他的妻妾们其实就是那些勾心斗角的大臣，所以作者不能直说、也不敢署真名。”芮效卫说。
　　“这本书让我得出了‘道德推衍’的理论：天子是连接‘天’与‘人’的中介，天子如果正派清廉，这种风气就会推及下面的大臣，再推及到整个社会。反之，如果天子贪腐昏庸，整个社会也会一团糟。所以不管是皇帝、国王、主席还是总统，他们的个人道德水准对整个国家是非常重要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