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科学技术和互联网的发展，物联网行业得到了新生。直播产业的出现为移动互联网时代的受众提供了新的消费方式；网络主播的语言特色吸引着碎片化时代的人们，网络主播本身的“明星”效应也进一步促进粉丝经济的发展。闪烁的补光灯和一台摄像机、数个插着充电线的手机立在我的面前，在绚丽闪耀的补光灯与此起彼伏的呼号之下，我仿佛进入了一种幻境，这像是一个华丽、精彩而虚幻的选秀舞台，所有人都不知疲倦地鼓掌喝彩、放声大笑……这是一个普通的周一，某网络直播的带货现场。从以往经验看，这场直播还将持续三个小时——而我为了博得当晚在手机前“葛优瘫”的你哈哈一笑，还需要继续工作。然而，这只是杭州传媒制作公司C团队主播在三个月的实习期中每周的例行工作。
　　2020年6月至2020年12月，笔者以项目实习生的身份在杭州市C节目制作公司W导演团队进行了六个月的田野调查，总共参与了三次项目運作，此后还对八名实习生和正式员工追加了半结构式访谈。调查发现，与传统产业相比，网络直播产业中的劳动发生了转变：一方面，除了媒体受众，劳动者在直播的过程中同样被卷入到娱乐当中，歌唱、表演、大笑、呼号是常态，网络直播本身变成了一项以自身来娱乐观众的“娱乐性劳动”；另一方面，这项工作没有时间边界和组织边界，主播置身体劳累于不顾，在娱乐体验中进行着高强度的工作。

“情”至“钱”双向转化：网络直播间的内生机制

　　首先，信息通信技术和数字技术正以迅雷之势渗透到人们的日常生活与工作场景中，将人们的社会生活与工作延伸到互联网、大数据、人工智能虚拟空间，新的媒介形态及媒介使用的方式催生出一种新的劳动方式——数字劳动，进一步打破了物理世界和地理位置的束缚。社交媒体生成的不仅有图文、点赞转发和社区游戏等视像互动形式，还涵盖了信息、情绪、社会资本等视觉主义中心下互动内容，正在构建着以网络社交为社会交往形态的新型数字劳动，实现了现实交往与虚拟互动的融合。
　　其次，在当前从“链接经济”到“赞经济”转换的过程中，情感变得愈发重要，并成为可量化的目标。“制造情感”作为社交媒体用户的核心劳动，伴随着社交平台的不断拓展也正发生改变。社交媒体用户不再只局限于受自我满足和交往动机的驱使而进行自我表露与自我辩解的“表层表演”，而是通过与其他用户（包括粉丝）的互动分享流量红利，实现由“情”向“钱”的关键一跃。因此，区别于过去的隐形性、义务性的数字劳动，现阶段社交媒体用户的劳动无疑是高度显性化、货币化乃至职业化的，他们的工作已经超越了单一的情感范畴，在“感情牌”的使用基础上，再佐以一系列有助于营销的“表演”技巧的“数字化表演劳动”，才能促进将用户转化为消费者，实现利益产出。
　　研究发现，在直播平台中，价值实现的过程主要依赖于“情感劳动”所能动员起来的“情感”强度，并借由这种动员加入表演元素，将其表演劳动进而转化成实际的交易行为和资本增值。
　　移动互联网的发展助推我们进入平台经济时代，直播平台的劳动关系和劳动过程发生改变。平台经济最大的特征是非正式化和不确定性，包括劳动过程不确定、模糊劳资关系等，这使得使用者更倾向于将表演元素加入劳动过程，进而完成自我的价值实现。

劳动进程中的表演元素：平台经济的间接兑现

　　美国社会学家欧文·戈夫曼在《日常生活中的自我呈现》中提到，人好比舞台上的演员，为了在其他人心目中塑造出一个理想的舞台形象，会通过各种手段进行自我展示。在直播间这个场域当中，它提供了这样一种“舞台”，而直播间的主播们利用它的社交属性，同时借助系统的道具、弹幕、音乐等“舞台设置”，将直播过程中的自我展示、语言互动或是商品上传到“前台”，并通过复制带有个人特征的表演元素加深用户印象，建构个人形象，来完成整场直播间的完整呈现。比如口红一哥李佳琦在直播带货当中的经典口头语“oh my god，所有女生，买它买它！”就是一种经典的表演元素的呈现。一方面，表演元素的加入能够营造出“舞台”上的疯狂、戏剧化的氛围，充分吸引观众的注意力。另一方面，表演元素能够迅速使主播成为整个直播场域中的关键角色，促成观众点赞、打赏以及购买，实现流量变现。
　　当今互联网的传播格局以碎片化、信息量的突破性为显著特征，因此对于互联网的任何一个平台经济，吸引用户的流量是实现平台利益的重要指标。如果从传播心理的角度来说，传播差异化是实现竞争的关键元素。而作为传播主体的主播则必须通过表演元素的加入实现个人影响的塑造，以得到差异化传播及吸引流量的最终结果。无论是内在还是外在，主播更愿意去呈现观众内心的理想化自我，因此对于自身形象的修饰成了主播的默认规则，这些主播遵循的规则都建立在默认的框架认知当中。在直播间场域中，看似直播过程是主播自由化的展示，实际上对于职业主播来说，这个场域在制约着主播表演的空间。突破表演的界限，就意味着惩罚与经济变现受损的来临。从另一个角度来说，遵守直播间的表演规则就意味着能够贴合直播的效度。这其中包括固定的语言范本、夸张的身体语言以及固定的直播形式及时间。

直播场域：情感社群的建立

　　韦伯提出“情感社群”的概念，共同的信仰、价值观、兴趣爱好等是情感社群的基础。主播在直播的过程中进行表演、展示，与此同时粉丝打赏礼物，在这个场域当中，主播与粉丝通过弹幕交流，这一系列的互动形成一种新兴的网络社群，而这个社群就是韦伯所指的“ 情感社群 ”。粉丝加入直播间基于他对主播的特定喜爱，主播和粉丝围绕共同的兴趣爱好而聚集在一起，构建起关系链接，共享情感。
　　主播的直播过程是一项娱乐性劳动，这种劳动的特殊之处在于其形式、内容和产品皆为“娱乐 ”。在工业劳动中，劳动者通过操作机床、配合流水线等体力劳动来制造工业产品，进而满足人们的物质生活需要；而在娱乐性劳动中，劳动者通过互动聊天、表演、游戏等创意来构成直播过程。具体而言，直播前，大家要通过头脑风暴想段子、想梗；在现场录制时，要努力搜集素材；最后，还要通过现场互动提升节目的视听冲击力，或使得观众产生购买欲望，或进行打赏行为。总之，劳动者是以“娱乐”的方式进行生产，并努力以自身的娱乐来为观众提供娱乐。从本质上看，“娱乐”与“游戏”无甚差别，无非是阿尔都塞笔下那用以将劳动控制与意识形态支配融合在一起的“物质仪式”，在劳动的非劳动化中，发挥出劳动者“自动机”功能。但从炮制伎俩上看，两者并不相同：“游戏”侧重竞技，要求通过制度设置规则；“娱乐”则侧重体验，需要通过文化策略愉悦感官。

营销机制：表演劳动的输出

　　以淘宝、抖音为代表的直播平台本身具有开放性、互动性、选择性的特征，媒体终端的用户之间摆脱了以往靠血缘、地域、职业维持的社会交往关系，转而投向人造现实和意象创造的电子世界中。用户的自我呈现也显示出更明确的结果导向，比如通过平台经济创造经济价值、拓展延伸社会关系或通过个人表露获得情感认同。
　　基于情绪调节视角，将情绪劳动界定为个体调节情绪感受与情绪表现的心理过程，以达到组织期望的目标。一方面，社交媒体的“装备”使得个人的日常表演得以美化，在“理想化”形象的展示过程中，“无意识的冲动使用，常常使人信以为真”。另一方面，“实名认证”“共同好友”等标签功能准确定义了表演的“真实观众”，进一步引发个体和社会的下一轮重构。因此在社交平台“屏对屏”的形式下，带有表演性质的情感劳动更能够成为可视化的参考目标，从而达成用户的需求。在表演形式的助推下，社交平台的娱乐性劳动更容易催生愉悦感。正如霍赫希尔德所指出的：除了劳动者的身体，其情感也是资本管理的对象。在娱乐性劳动中，情感整饰的目标是快乐和搞笑。从社会结构变迁的角度来说，社交平台的广泛使用加速了“表演型社会”的形成，越来越多的社會行为被智能终端实时记录、窥视和消费，网民同时扮演着数字影像的观看者和表演者。
　　笔者在2020年9月对Onion直播团队（化名）的调研中发现，团队以“养号”、打造“人设”与激活消费者体验等数字化表演劳动来实现流量变现。视频的“表演”由此成为一种能够快速“变现”的数字劳动，即数字化表演劳动。
　　在直播场域中，直播“网红”们大多带着自身资本入场，为了促成直播间的消费经济，表演元素常常被作为情感联系形成互动的重要纽带。“网红”、平台经济分别使用自身资本、经济资本或者技术资本实现个体利益间的共赢。
　　在互联网时代，情感的“强度”可能会成为衡量直播行业的一项重要指标。有研究者认为，“社交媒体平台上价值的创造，与生产性时间的量之间的关系非常薄弱，换言之，马克思劳动价值论的基本前提不再成立。相反，价值愈发地与创造情感纽带的能力相互关联，比如，建立与消费者的“情感社群”。换言之，直播经济要成功，就要创造出足够情感强度的“网红、粉丝”关系。
　　娱乐性劳动的土壤和肥料与传统产业并不相同。在直播行业的市场中，一方面，产品需求多种多样，用户口味变化无常，新产业受到的重视比不上转型升级中的传统产业，无薪劳动与长期加班在这里广泛存在。光鲜亮丽的产业被竞争与风险浇灌着，但同样，表演性劳动的过程以及产生的某些“个人主义”“自我陶醉”同样值得深入思考。
　　作者单位 南京传媒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