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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分析了产品内分工的发展趋势和中国面临的现实问题，提出“国内价值链培育一全球价值链攀升”的经济发展方式转变路径以有效应对结构性危机的考验。
[关键词]产品内分工；经济发展方式；结构性经济危机
[中图分类号]F42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7—1962(2009)24—0042—01
上世纪末期以来，中国日益深入参与产品内分工体系，在取得经济快速增长的同时也陷入粗放型发展方式。全球金融海啸导致中国经济增长放缓。也暴露出深陷结构性矛盾的危机。依据产品内分工原理，结合信息化和全球化发展趋势，构建内外价值链互动机制，将有助于我国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和科学应对结构性危机。
一、中国参与产品内分工与粗放型发展方式的形成
产品内分工就是在信息技术发展基础上，将生产工序或区段通过空间分散而形成的专业化分工形式。中国参与全球产品内分工的真正发展是在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之后。危机之前，中国和东亚其他国家间贸易往来不多，彼此均发挥劳动资源优势、以欧美为主要市场，互为竞争对手。金融危机的爆发使东亚生产体系备受冲击，欧美订单迅速转移到宏观经济较为稳健的中国；随后，新加坡、中国台湾、韩国等加紧产业升级，他们也逐渐将劳动密集型工序转移到中国。就这样，中国从东亚进口中间产品，再向欧美出口最终产品的分工格局形成。
由于中国所处转型阶段的特殊性，这种分工格局存在结构性矛盾。第一，中国劳动力资源丰富，对劳动密集型工序的生产形成强大吸引力。出口和投资驱动GDP增长强劲；第二，分配、社会保障等民生制度尚未完善。劳动要素竞争激烈使劳动者收入有限，国内消费力量不足；第三，资源要素的市场化改革尚未结束，国家对资源环境保护力度有限，通过资源的过度耗费实现增长带来严峻的环境问题：第四。中国成为对美出口集散地，不仅使对美逆差持续扩大，还积累起日益庞大的外汇储备；第五，巨额美元储备主要用于购买美国国债，成为借贷给美国消费的资金来源。就这样，中国在参与产品内分工过程中一方面实现了经济增长，另一方面也带来了总需求结构扭曲、分配结构失衡，自主创新乏力，劳动力素质提高缓慢，资源耗费严重重环境压力巨大等粗放发展问题。
二、金融危机引爆中国结构性经济“危机”
2007年美国次贷危机爆发。危机逐渐引发欧美日等发达国家陷入经济衰退，从出口部门开始，中国实体经济遭受重创并面临严峻“危机”。
简单说来。这次“危机”是外部需求萎缩造成的；但从深层挖掘，实质上是参与产品内分工时身处产业链低端造成的。上游的技术研发和下游的渠道运营和品牌建设因技术含量高、竞争少而拥有较高附加值；劳动密集型工序由于模块化作业的标准化及竞争加剧等原因而收益率最低。
中国凭借劳动力资源丰富而成为产品内分工的重要一环，但处于全球价值链低端的地位决定中国获利甚微：一方面制约产业通过资本积累、研发创新实现升级，另一方面既制约要素收入增长、又巩固劳动力成本优势。后者继续驱动劳动密集型工序生产和出口需求的增大，以及相应的投资需求、资源要素投入增大；要素收入增长乏力又制约消费需求的提升，中国陷入结构性矛盾的恶性循环。
三、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应对结构性“危机”
为迅速摆脱危机困扰，当前我国主要实施了加大基建投资、实施产业振兴规划、促进国内消费等政策，但更为关键的是，需要在产品内分工中寻求“生机”。
当前，产品内分工的潜在属性也赋予了中国可以期待的前景。第一，产品内分工使生产工序不断细化和分散化，这为中小企业参与产业链提供了广阔的发展空间。第二，企业可以通过局部环节创新的方式介入产业链。如比亚迪通过电池生产技术、富士康通过模具生产技术已成为全球手机产业链的重要参与方。第三，产品内分工中的核心技术和价值目前主要掌握在跨国公司手中，但产业链条的分散化和技术的推陈出新使跨国公司的控制力面临考验，这给发展中国家寻找产业升级突破口提供了机遇。此外，产品内分工应高新技术发展而生，对内对外加速产品内分工发展势必有助于提高生产效率。因此，深入推进产品内分工发展、致力于实现价值链攀升是中国实现发展方式转变、点燃“生机”的根本途径。
不容忽视的是，目前还不得不考虑到一系列现实问题：首先。由于处于价值链低端，参与企业资金积累不足，影响后续发展；其次，缺乏核心技术和品牌，很难掌握产业链主导权；最后，产业链条的拉长增加了技术的复杂性，一定程度也加大产业链攀升的难度。
由此，中国可以通过“国内价值链培育一全球价值链攀升”的路径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缓解经济结构性矛盾，具体来说包括：第一，进一步开放内外市场，促进国内各区域间、国际间产品内分工的深入发展，收获产品内分工促进生产效率提高、拉动经济增长的收益；第二，以培育国内价值链为核心，促进各区域产业集群和产业链的发展。为中小企业参与产品内分工提供发展环境和空间，为创新型中小企业发展提供融资便利和快速壮大的途径，使其成为抓住产业链攀升机会的竞争主体；第三，以全球价值链攀升为目标，培育和鼓励大中型跨国企业及创新型中小企业参与全球竞争，特别是向全球高附加值产业链环节延伸，逐步提高我国企业在全球价值链中的地位和切实收益；第四，制度环境建设，一方面需进一步完善要素价格体系和市场基础设施等，另一方面需转变政府职能，即从投资发展型政府转向公共服务提供型政府，除国有企业主要承担国家经济安全和中坚发展职责外，政府需完善公共服务产品的供给以及改革绩效评价体系；第五，配套政策措施的跟进，主要包括加强知识产权保护、鼓励自主创新、发展循环经济等，激励和制约经济主体尊重知识、创新与环境保护等。
[关键词]产品内分工；经济发展方式；结构性经济危机
[中图分类号]F42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7—1962(2009)24—0042—01
上世纪末期以来，中国日益深入参与产品内分工体系，在取得经济快速增长的同时也陷入粗放型发展方式。全球金融海啸导致中国经济增长放缓。也暴露出深陷结构性矛盾的危机。依据产品内分工原理，结合信息化和全球化发展趋势，构建内外价值链互动机制，将有助于我国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和科学应对结构性危机。
一、中国参与产品内分工与粗放型发展方式的形成
产品内分工就是在信息技术发展基础上，将生产工序或区段通过空间分散而形成的专业化分工形式。中国参与全球产品内分工的真正发展是在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之后。危机之前，中国和东亚其他国家间贸易往来不多，彼此均发挥劳动资源优势、以欧美为主要市场，互为竞争对手。金融危机的爆发使东亚生产体系备受冲击，欧美订单迅速转移到宏观经济较为稳健的中国；随后，新加坡、中国台湾、韩国等加紧产业升级，他们也逐渐将劳动密集型工序转移到中国。就这样，中国从东亚进口中间产品，再向欧美出口最终产品的分工格局形成。
由于中国所处转型阶段的特殊性，这种分工格局存在结构性矛盾。第一，中国劳动力资源丰富，对劳动密集型工序的生产形成强大吸引力。出口和投资驱动GDP增长强劲；第二，分配、社会保障等民生制度尚未完善。劳动要素竞争激烈使劳动者收入有限，国内消费力量不足；第三，资源要素的市场化改革尚未结束，国家对资源环境保护力度有限，通过资源的过度耗费实现增长带来严峻的环境问题：第四。中国成为对美出口集散地，不仅使对美逆差持续扩大，还积累起日益庞大的外汇储备；第五，巨额美元储备主要用于购买美国国债，成为借贷给美国消费的资金来源。就这样，中国在参与产品内分工过程中一方面实现了经济增长，另一方面也带来了总需求结构扭曲、分配结构失衡，自主创新乏力，劳动力素质提高缓慢，资源耗费严重重环境压力巨大等粗放发展问题。
二、金融危机引爆中国结构性经济“危机”
2007年美国次贷危机爆发。危机逐渐引发欧美日等发达国家陷入经济衰退，从出口部门开始，中国实体经济遭受重创并面临严峻“危机”。
简单说来。这次“危机”是外部需求萎缩造成的；但从深层挖掘，实质上是参与产品内分工时身处产业链低端造成的。上游的技术研发和下游的渠道运营和品牌建设因技术含量高、竞争少而拥有较高附加值；劳动密集型工序由于模块化作业的标准化及竞争加剧等原因而收益率最低。
中国凭借劳动力资源丰富而成为产品内分工的重要一环，但处于全球价值链低端的地位决定中国获利甚微：一方面制约产业通过资本积累、研发创新实现升级，另一方面既制约要素收入增长、又巩固劳动力成本优势。后者继续驱动劳动密集型工序生产和出口需求的增大，以及相应的投资需求、资源要素投入增大；要素收入增长乏力又制约消费需求的提升，中国陷入结构性矛盾的恶性循环。
三、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应对结构性“危机”
为迅速摆脱危机困扰，当前我国主要实施了加大基建投资、实施产业振兴规划、促进国内消费等政策，但更为关键的是，需要在产品内分工中寻求“生机”。
当前，产品内分工的潜在属性也赋予了中国可以期待的前景。第一，产品内分工使生产工序不断细化和分散化，这为中小企业参与产业链提供了广阔的发展空间。第二，企业可以通过局部环节创新的方式介入产业链。如比亚迪通过电池生产技术、富士康通过模具生产技术已成为全球手机产业链的重要参与方。第三，产品内分工中的核心技术和价值目前主要掌握在跨国公司手中，但产业链条的分散化和技术的推陈出新使跨国公司的控制力面临考验，这给发展中国家寻找产业升级突破口提供了机遇。此外，产品内分工应高新技术发展而生，对内对外加速产品内分工发展势必有助于提高生产效率。因此，深入推进产品内分工发展、致力于实现价值链攀升是中国实现发展方式转变、点燃“生机”的根本途径。
不容忽视的是，目前还不得不考虑到一系列现实问题：首先。由于处于价值链低端，参与企业资金积累不足，影响后续发展；其次，缺乏核心技术和品牌，很难掌握产业链主导权；最后，产业链条的拉长增加了技术的复杂性，一定程度也加大产业链攀升的难度。
由此，中国可以通过“国内价值链培育一全球价值链攀升”的路径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缓解经济结构性矛盾，具体来说包括：第一，进一步开放内外市场，促进国内各区域间、国际间产品内分工的深入发展，收获产品内分工促进生产效率提高、拉动经济增长的收益；第二，以培育国内价值链为核心，促进各区域产业集群和产业链的发展。为中小企业参与产品内分工提供发展环境和空间，为创新型中小企业发展提供融资便利和快速壮大的途径，使其成为抓住产业链攀升机会的竞争主体；第三，以全球价值链攀升为目标，培育和鼓励大中型跨国企业及创新型中小企业参与全球竞争，特别是向全球高附加值产业链环节延伸，逐步提高我国企业在全球价值链中的地位和切实收益；第四，制度环境建设，一方面需进一步完善要素价格体系和市场基础设施等，另一方面需转变政府职能，即从投资发展型政府转向公共服务提供型政府，除国有企业主要承担国家经济安全和中坚发展职责外，政府需完善公共服务产品的供给以及改革绩效评价体系；第五，配套政策措施的跟进，主要包括加强知识产权保护、鼓励自主创新、发展循环经济等，激励和制约经济主体尊重知识、创新与环境保护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