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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能促进文化自觉,提高文化转型自主能力。从全球语境看,具有后殖民主义特征的全球化以文化殖民为内在机制,追求异质文化的同质化,意图削弱民族文化权威,毁灭民族文化个性,撕裂民族文化认同,威胁民族文化安全;文化同质化异变了图书馆文化传承的主体。从中国语境看,纵向上中华文化从强盛自主到衰弱动摇的逐渐式微,表征在横向上就是民族文化身份认同危机,文化认同危机使图书馆重视创新,忽视传承,“把关人”角色弱化。
关键词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 文化传承职能 图书馆 全球化 文化转型
分类号 G250
DOI 10.16810/j.cnki.1672-514X.2018.07.005
Abstract The inheritance of Chinese excellent traditional culture can promote the culture consciousness and improve the independent ability of culture transformation. In global context, globalization, post colonialism as its characteristics meanwhile with cultural colonialism as its internal mechanism, pursuits cultural homogenization, intends to weaken national cultural authority, destroys national cultural personality, tears the identity of national culture, and threaten national cultural security; cultural homogeneity can change the main-body of cultural inheritance in library. In Chinese context, the gradual decline of Chinese caused the national cultural identity crisis, which makes library pay attention to innovation but ignore inheritance. The role of “gatekeeper” is weakened.
Keywords Chinese excellent traditional culture. Function of culture inheritance. Library. Globalization. Culture transformation.
0 引言
社会转型本质上是文化转型。只有文化观念改变了,社会转型才算真正进行。只有掌握了文化转型的自主能力,社会转型才算真正成功。
我国目前处于双重社会转型时刻,即第二次社会转型(从农业文明到工业文明的转型) 与第三次社会转型(从工业文明到后工业文明的转型)在我国以共时态存在。双重转型是其他国家用几百年才能走完的社会发展过程,我国仅用几十年就基本完成了,其弊端是社会矛盾和问题在短短的几十年内一股脑地涌现,加剧了社会冲突。如此复杂的社会转型背景,更需要我们有清醒的判断。这种判断来自于对文化转型自主能力的掌控,而掌控文化转型自主能力的前提和基础是对社会转型背后文化因素的自觉。文化自觉就是“生活在一定文化中的人對其文化有‘自知之明’,明白它的来历、形成的过程,所具有的特色和它的发展趋向。……自知之明是为了加强文化转型的自主能力,取得决定适应新环境、新时代文化选择的自主地位”[1]。文化自觉离不开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传承创新,其要义就是“掌握前人积累的文化成果,扬弃旧义,创立新知,并传播到社会、延续至后代”[2]。
1840年鸦片战争以来,在西方文化的压力之下,中华传统文化生命的正常传承遭遇阻碍,而改革开放后中国社会发展的巨大成功,以及在社会转型过程中中西方文化的碰撞,使我们有必要重视文化传承,也有意愿重提文化传承。文化传承应“超越政治、经济、宗教、教育造成的影响,跨越年龄、性别、职业、阶层、地位等的界限,为普普通通大众所掌握,为一般平民所共有,为人人所参与”[3],这一点与图书馆的宗旨是契合的。然而,就当下而言,“臣服于”西方图书馆话语霸权,习惯于“用西方思想来解决中国图书馆问题”的图书馆界,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传承和创新是不够的,“仅余的那几声文化保存之呐喊,听起来宛若骊歌,虽然情意绸缪,矢言弗忘,可是行人远去,竟是头也不回的了”[4]。针对这一现状,本文将从全球和中国两种文化语境来剖析图书馆文化传承,可以说加强图书馆文化传承职能是时代的大趋势,是社会转型的时代诉求,是图书馆事业发展的内在本质属性。
1 全球语境:文化同质化
为什么要加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从全球语境来看,就是因为“如今我们所看到的似乎十分现代甚至后现代的全球化,其在历史和观念上都与殖民二字有着难以脱开的干系,在当前的历史条件下,全球化的国际关系背景并不是一个真正公平的共享过程”[5]。掩盖在“全球化”面纱下的实质是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殖民特性,所以“全球化时代”又被部分学者称为“后殖民时代”,只不过表现方式不同。“殖民主义主要是对物的掠夺,新殖民主义主要是对人的劳动的掠夺”[6],而后殖民主义主要是文化殖民,即通过对精神的彻底改造,“使第三世界国家至少六代的人民,被教导相信接受西方思想是他们获得解放的先决条件,在这个过程中,它要把现代西方这个概念,由一个地理及时空上的实体一般化为一个心理层次上的分类”[7]。从这方面来看,为应对以文化殖民为内在机制的文化全球化,加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建构民族文化身份认同就具有了紧迫性。 文化全球化的突出特征之一是文化同质化,即西方文化在“西方学科的系统移植或引入、西方科学研究方法的整体涉入并合法化、用西方思想理论来研究和解决中国的具体问题”[8]的结构性内化三阶段的基础上,“利用现代技术手段最大限度地把自己的文化产品输送到全球的每一个角落,占领世界文化市场、思想和文化空间,用西方的文化推动文化全球化”[9],其本质仍属于文化殖民的性质。面临着这样一个既是政治问题,又是经济问题的文化问题,我们应该持什么样的态度,才能保护和发展民族文化,推进中华民族文化伟大复兴,从而在文化全球化进程中发出中华文化的强音?一方面不能一味趋同。以西方文化为标本加入国际间不平等文化交流的激进态度是不可取的,因为“文化同质化”会削弱民族文化权威,丧失民族文化个性,撕裂民族文化认同,威胁民族文化安全。另一方面不能忽视文化全球化语境。因为盲目抵制,拒绝文化交流的保守态度无益于民族文化保护和发展。
文化交流是一种行动,其交流过程是动态的、永不完成的。世界上没有任何一种文化会在没有交流的情形下繁荣昌盛。但文化交流也有一个共同的特征,无论是游牧民族对农耕文明的入侵与皈依交流模式,还是工业文明对农业文明的征服与改造交流模式,都是具有高文化势能的文化占据主导地位,这一特征在当前的中外文化交流中也明显呈现。“2001年,全国音像制品、电子出版物累计出口金额为76.92万美元,进口金额为1072.74万美元,进口金额几乎是出口金额的十倍之多”[10]。到了2014年,音像制品、电子出版物、数字出版物的累计出口金额为2214.41万美元,进口金额为21 000.13万美元,进出口差额已达18 785.41万美元,进口金额仍是出口金额的九倍之多[11]。中外文化交流的惊人逆差说明了它不同于一般交流的本质,如果我们无动于衷,甘心屈居弱势或守势,最终结果只能是文化上被殖民,民族独立意识、国家主权意识、历史创造的主动精神也有可能会被彻底摧毁。不过随着国家实力的增强,文化复兴的迹象已现,且不说我国在世界各地兴办的孔子学院,单就前述数据来讲,2014年全国音像制品、电子出版物、数字出版物累计进出口总额23 214.54万美元,是2001年总额1149.66万美元的二十倍之多;“ 2003年中国版权进出口比例高达15:1”[10],而2014年该比例已降至1.6:1[11],说明我们国家越来越重视对民族文化资源的挖掘与传播,并已在全球性的文化竞争中掌握了一定主导权,与西方文化的势能差也在逐渐缩小。
文化同质化对图书馆文化传承职能的负面影响主要是它异变了图书馆文化传承的主体。文化传承站在人文社会科学的角度,一定要是对中华思想文化与核心价值体系的传承,其主体任务是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传承。人文思想文化有其独特的发展特性,具有“掌握前人积累的文化成果,扬弃旧义,创立新知,并传播到社会、延续至后代”的特征,与科学技术的发展路径是不同的。“对一个民族的文化生命而言……传承不仅仅是为了创立新知而有意义,对民族文化、生活方式、语言习俗的归属、认同、传承,是民族得以成立的基本要件,文明、文化的传承对民族的凝聚力和归属感有其独立的重要意义。”[2]然而,随着西方思想在中国的结构性内化程度愈深,中国社会科学的“他者中心”倾向愈浓,文化自主性愈缺乏,突出表现是“无论哪一门学科,都已习惯于用西方的思想、观念、视角来确证‘中国’的问题,用西方的研究方法来对其加以研究,并且以西方解决这些问题的方法来解决中国的问题”[12],集体无意识地用西方知识框架过滤中国文化的合法性确证无疑,于是“顺理成章”地得出“文化上的他族优越假设”,即总是假设其他民族的文化中必定有某些东西是值得中华民族借鉴并有利于中华民族文化改良的。这种西方文化強大而本土文化落后、当下文化进步而传统文化落后的观念已经深入人心,并把西方现代人文社会科学思想和科学技术知识当作我们文化传承的主体,漠视中国文明主体性意识,孜孜于在西方文化精神资源里“上下求索”。在我们的日常工作、生活和学习中,稍加留心就可以发现,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内容太少了,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关注度太低了。在书店,西方哲社柜台前人头攒动,而中国文史哲却少人问津;在“知识分子”书房,西方哲社政巨著琳琅满柜,而中国文化经典著作却难觅踪影。在各类图书馆,看似中华传统文化经典的“大部头”充斥书架,但多数是价值低劣的粗制滥造之作。反正没有版权费,凑个班子,内容上胡编乱凑,形式上极尽奢华,只要能卖上一个好价钱已成为目前传统文化著作出版的“劣”常态。图书馆就是有心,也很少有机会买到那些能够提炼出传统文化别具一格的特性、还原其本来真实面目、适合现代社会发展的优秀作品,可见图书馆文化传承职能也就大受影响。即使能够反映目前大众阅读和全民阅读趋势的“年度好书榜”[12],虽然能够反映当代国人的思想预期和文化倾向,但就在2012—2016年共5年的新浪好书榜总榜入选作品中却有21种纯粹西方哲社著作,占全部50种入选图书的42%[14],而纯粹中华传统文化经典及其研究推广著作却付之阙如,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国人集体无意识地对西方文化的追捧和对中华传统文化的漠视。如果我们长期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被缺场”熟视无睹的话,结果就可能是“国家文化生存与发展免于威胁或危险的状态”[10]被打破,文化上被“殖民”,因为“从不稳定的方面来看,文化全球化的结果不仅尝试将当代重新殖民地化,还要使未来继续成为殖民地”[15]。
2 中国语境:民族文化认同危机
为什么要加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传承?从中国语境来看,是因为在西方文化的全球性扩张下,中华传统文化的已有缺陷被放大,其发展相对式微,在影响国人与凝聚民心方面 “力不从心”,民族文化认同危机已经出现。因此,在“人民‘个性’朝着复杂多样化发展,民族文化‘属性’也随之复杂多样化,缺乏传统文明在其中黏合和凝聚……”[16]的社会状态下,我们应清醒认识到只有加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才能维护中华文化一以贯之、承继融合的连续传统,发挥中国文化的高度整合力和历史凝聚力,确保民族文化身份认同。 从文化是否能够对国人的生活方式、行为方式、价值理念起决定性作用的角度出发,中国文化在历史的纵向变迁中经历了强盛自主阶段和衰弱动摇阶段,目前来看中国文化发展确实相对式微了。德国思想家卡尔·雅斯贝尔斯在《历史的起源与目标》 一书中第一次把公元前300年至公元后200年之间同时出现在中国、西方和印度等地区的人类文化突破现象称之为“轴心时代”。依据轴心时代划分,中国文化可分为轴心时代之前、轴心时代至明中期、明末期至今三个时期。
轴心时代之前的“中国文明和哈拉巴及吠陀时代的印度文明,基本上都处于一种和其它文明相互隔离的文化孤立状态”[17],文化性状纯洁,政治权力的拥有者和思想话语的承担者一体,是这一时期中国文明的特色。
到了轴心时代,内有因王官流落、学问下移、百家争鸣而产生的内部批判作用力,外有西北地区的戎狄民族(如鬼戎、昆夷、犬戎、獯鬻、匈奴等)入侵而产生的外部批判作用力,文化交流局面已形成,文化强盛端倪初现,“在中国,孔子和老子非常活跃,中国所有的哲学流派,包括墨子、庄子、列子和诸子百家都出现了”[18]8,自此以后直到明中期,中华民族“一直靠轴心时代所产生、思考和创造的一切而生存。每一次新的飞跃都回顾这一时期,并被它重燃火焰”[18]14;再加上汉唐之际的印度佛教东传、北方游牧民族南下、丝绸之路西延、宋辽金元冲突、蒙古入主中原等等,使以儒家伦理为核心的中国宗教-伦理系统在一次次冲击震荡后焕发出更加旺盛的生机,使中华文明形态嬗变的时间效应和中华文明地域扩展的空间效应都得到极大伸张。这一时期,中华文明和基督教文明、伊斯兰教文明三分了旧大陆的文明世界,这是中国文化的强盛自主阶段。
明末至今,中国文化的“强盛自主”特征逐渐式微,是中国文化的衰弱动摇时期。1405年,突厥首领帖木儿动员倾国之兵东征中国却病死军中,其帝国随之四分五裂,宣告了游牧民族欲通过金戈铁马征服中原农业文明的梦想最后终结,中国此后再无具有震撼力的内部批判和外部冲击,政治格局愈加保守封闭,文化发展逐渐委顿低落。从明末起,失去自身文化批判力的中国传统文化,与西方文化接触乍始,就已失去了以往在国人心目中的一统地位。只不过由于传统文化的历史惯性与外来文化的力量薄弱,整个局面尚未到不可收拾之地步。然而,“一种文化越是落后和僵化,它遭到外来文化批判的可能性越大,当文化的民族壁垒被摧毁时,这种外部的批判就会成为现实。这对于近代的中国来讲实在是感触极深的[19]。”1840年鸦片战争以后,由已经完成现代化转型的西方国家,携坚船利炮连番对中国传统文化进行总体性的冲击和审判。起初,中国文化以一种“盲目自信”的态度对待西方文化,居高临下地称之为“夷”,对西方文化本能抵制,所羡者仅西方经济、科技、军事及其它物质水平之发达,犹称之为“师夷长技以制夷”。至中日甲午战败,北洋舰队全军覆没,国人对西方文化的态度变为部分认同,戊戌变法、清末新政中知识精英和政治精英已开始接受西方的政治体制和社会制度,文化自信基本消散。随着社会变革不断深入,辛亥革命、新文化运动时期,知识精英对传统文化的反思与批判日益激烈,愈加认可西方文化,全面接受西方文化的“全盘西化”呼声渐高。此时国人已是由表及里、由浅入深地产生了一种文化自卑感。
导致中国文化衰弱式微的因素,表面上是外来因素的作用,但如果中国文化本身具有充足的活力和旺盛的生机,即使外来冲击力度再大,广度再阔,其影响力也不会如此之大,所以中国传统文化的原有缺陷也许才是其走向式微的主因。鉴于任何事物都有两面性,正视中国传统文化的劣质成分是关注中国传统文化的研究者应持的正确态度,但已非本文讨论的重点。
从社会的横向表征来看,中国文化式微带来的是民族文化身份认同危机。
首先是“家国”意识的淡化。中国传统文化向来提倡“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即使在19世纪下半叶和20世纪初,一些知识分子在遭受西方列强欺凌的民族屈辱而激烈反思自己的文化传统与试图加入西方文化大家庭的良好愿望之时,也不曾忘却家国情怀,把对文化的反思批判与救亡图存结合起来。但到了全球化时代,在“文化内生安全危机、危如累卵、难以自持,而且外来渗透势态强劲、势如破竹、难以自御”的情形下,许多国人在“文化上的他族优越假设”误识下,已不赞同中国文化存在的优越性,“一些人为了积极参与全球化浪潮,向全球准则靠拢,与国际接轨,事必从国际游戏规则也就在情理之中了。国人除了眼睛盯着世界外,家国也就自然忽略不计了”[20]。
其次是文化功利主义弥布。文化原本只是空间不同,却在具有经济上盈利和政治上控制目的的文化全球化的张力下,被纳入到了有先进和落后之分的时间排序之中。国人面对外来文化的强大冲击,已“无暇反思文化突围、价值建构与文化认同的深层问题”[21],而是在“前反思性批判”(即不管对传统文化的基本内容、精神是否了解,为表明自身的先进性,对传统文化都大加挞伐[20]) 的基础上,“颇具功利目的的迫切接受以西方为‘标准化’规则的所谓‘主流方向’,丧失了自我批判动力,文化生产已不能有效解决民族认同困境”[21],把文化的优劣定义成物质、经济、科技的先进与否,日益功利化地忽视、冷落本国传统文化。
中华传统文化式微带来的民族文化身份认同危機肯定会对图书馆文化传承职能的发挥产生负面影响。中国传统文化式微的结果不言而喻的表现形式是外来文化大行其道和流行文化备受欢迎,这种表现形式涉及到了文化的时代性与民族性方面,“由于文化有时代性,所以有文化的现代化问题;由于文化有民族性,于是有文化的传统问题。由于任一文化都既有时代性又有民族性,所以任一文化的现代化,都是自己传统的现代化;任一现代化的文化,都包含着它的传统在内”[22]。
其一,说到文化的时代性,就如“我们的日常生活就是由过去和将来的同时性而造成的一个不断持续的进步”[23]一样,我们的文化也有其不可重复的过去,这就是传统。传统不一定都是积极的东西,其阴暗面和劣根性亦应该从时代性的角度去理解,毕竟传统是我们理解和认识现实的前提。“我们并非绝对自由地存在于这个世界,我们有一种先于我们的久远的历史,有先于我们而存在的价值原则、道德规范、知识结构和语言,这一切成为我们不能否定的制约,无法摆脱的传统,而一切对于现实的理解只能在这一前提下进行。”[24]不顾一切地否定过去,反对传统,是不可取的。我们要知晓今天赖以反对传统的所谓先进的东西,待更具先进性的东西出现后,前者也最终归于传统,成为传统的一部分供后人“反对”。图书馆如果过多聚焦于中国传统文化的阴暗面,就会忽视其文化传承职能,一味的追求所谓的文化创新。我们应该携带向未来开放的视野,理性认识面临的文化危机,增强中国传统文化的自我调适能力,逐步适应全球化浪潮的猛烈侵袭。 其二,在人类文化中绝对的民族性和绝对的全球化一样是不可能存在的。即使全球化也不是今天才开始的,可追溯到史前人类从非洲向四面八方的迁移时期。说到文化的民族性,我们应该对西方文化渗透和中华文化抵制有一个辩证的认识。我们要传承中华传统文化知识,西方文化也要扩大其思想影响;我们要提倡传统儒家伦理思想和道德规范,西方文化也在灌输其价值观念和意识形态;我们强调自身文化优越性,西方文化也宣扬其文化普世价值;我们的文化传承不求剧变,只唯渐进,西方文化却求新求异,满足感官需求……凡此种种中西文化的碰撞在横向的空间和纵向的时间上内在地交织,呈现出东方与西方、全球化与地方化、传统与现代、继承与创新错构的复杂语境。图书馆在如此复杂的语境下,履行与践行文化传承职能,以提升中国传统文化的强大生命力和传承适应性将任重而道远。图书馆是将文化传统与社会现实完美对接,还是现实归现实,传统归传统,让传统在现实面前保持自己的尊严?这确实是值得关注的问题。但无论怎样,图书馆都应该在浮躁的社会文化环境中扮演一个“把关人”的角色系统,把中国传统文化的精髓“传播到社会、延续至后代”。
3 结语
以上是从全球和中国两种语境对图书馆文化传承职能的思考,作为图书馆来说,一方面需要在全球化同质化情况下坚持弘扬中华的传统优秀文化,另一方面在民族文化式微的影响下,自我开拓进取,做好文化“把关人”角色。
2017年1月,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了《关于实施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发展工程的意见》,意见就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核心思想理念、中华传统美德和中华人文精神提出了具有指导性建议,说明“在一个收入上升、高端消费开始渐渐占据一定地位的国家中,文化的意义将前所未有地凸显出来,从文化认同性到世界的眼光等的问题,都将极为深刻地在中国社会的各个阶层中引起注意和反响”[25],也必将在图书馆界引起注意和反响。
从图书馆行业语境出发,面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图书馆的时代诉求,可以归纳出以下几点,首先,我们对图书馆文化传承职能的传统了解有多深?我们还能潜心传承中国古代校勘、辑佚、辩伪、训诂等“治书之学”传统吗?其次,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已上升至国家行为时,我们图书馆界是否已做好了应对的准备?“古代藏书整理、组织和管理需要硕学鸿儒才能胜任”的盛况在今天的文化传承实践中还能再现吗?再者,我们今天的图书馆学教育如何从课程内容的源头上把握和传授传统文化的精髓。最后如何改变当下图书馆界普遍存在的买椟还珠式文化传承现象,使文化传承与传统文化不再有某种“隔离”的状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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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稿日期:2017-07-12 编校:刘 明)
关键词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 文化传承职能 图书馆 全球化 文化转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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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inheritance of Chinese excellent traditional culture can promote the culture consciousness and improve the independent ability of culture transformation. In global context, globalization, post colonialism as its characteristics meanwhile with cultural colonialism as its internal mechanism, pursuits cultural homogenization, intends to weaken national cultural authority, destroys national cultural personality, tears the identity of national culture, and threaten national cultural security; cultural homogeneity can change the main-body of cultural inheritance in library. In Chinese context, the gradual decline of Chinese caused the national cultural identity crisis, which makes library pay attention to innovation but ignore inheritance. The role of “gatekeeper” is weakened.
Keywords Chinese excellent traditional culture. Function of culture inheritance. Library. Globalization. Culture transformation.
0 引言
社会转型本质上是文化转型。只有文化观念改变了,社会转型才算真正进行。只有掌握了文化转型的自主能力,社会转型才算真正成功。
我国目前处于双重社会转型时刻,即第二次社会转型(从农业文明到工业文明的转型) 与第三次社会转型(从工业文明到后工业文明的转型)在我国以共时态存在。双重转型是其他国家用几百年才能走完的社会发展过程,我国仅用几十年就基本完成了,其弊端是社会矛盾和问题在短短的几十年内一股脑地涌现,加剧了社会冲突。如此复杂的社会转型背景,更需要我们有清醒的判断。这种判断来自于对文化转型自主能力的掌控,而掌控文化转型自主能力的前提和基础是对社会转型背后文化因素的自觉。文化自觉就是“生活在一定文化中的人對其文化有‘自知之明’,明白它的来历、形成的过程,所具有的特色和它的发展趋向。……自知之明是为了加强文化转型的自主能力,取得决定适应新环境、新时代文化选择的自主地位”[1]。文化自觉离不开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传承创新,其要义就是“掌握前人积累的文化成果,扬弃旧义,创立新知,并传播到社会、延续至后代”[2]。
1840年鸦片战争以来,在西方文化的压力之下,中华传统文化生命的正常传承遭遇阻碍,而改革开放后中国社会发展的巨大成功,以及在社会转型过程中中西方文化的碰撞,使我们有必要重视文化传承,也有意愿重提文化传承。文化传承应“超越政治、经济、宗教、教育造成的影响,跨越年龄、性别、职业、阶层、地位等的界限,为普普通通大众所掌握,为一般平民所共有,为人人所参与”[3],这一点与图书馆的宗旨是契合的。然而,就当下而言,“臣服于”西方图书馆话语霸权,习惯于“用西方思想来解决中国图书馆问题”的图书馆界,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传承和创新是不够的,“仅余的那几声文化保存之呐喊,听起来宛若骊歌,虽然情意绸缪,矢言弗忘,可是行人远去,竟是头也不回的了”[4]。针对这一现状,本文将从全球和中国两种文化语境来剖析图书馆文化传承,可以说加强图书馆文化传承职能是时代的大趋势,是社会转型的时代诉求,是图书馆事业发展的内在本质属性。
1 全球语境:文化同质化
为什么要加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从全球语境来看,就是因为“如今我们所看到的似乎十分现代甚至后现代的全球化,其在历史和观念上都与殖民二字有着难以脱开的干系,在当前的历史条件下,全球化的国际关系背景并不是一个真正公平的共享过程”[5]。掩盖在“全球化”面纱下的实质是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殖民特性,所以“全球化时代”又被部分学者称为“后殖民时代”,只不过表现方式不同。“殖民主义主要是对物的掠夺,新殖民主义主要是对人的劳动的掠夺”[6],而后殖民主义主要是文化殖民,即通过对精神的彻底改造,“使第三世界国家至少六代的人民,被教导相信接受西方思想是他们获得解放的先决条件,在这个过程中,它要把现代西方这个概念,由一个地理及时空上的实体一般化为一个心理层次上的分类”[7]。从这方面来看,为应对以文化殖民为内在机制的文化全球化,加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建构民族文化身份认同就具有了紧迫性。 文化全球化的突出特征之一是文化同质化,即西方文化在“西方学科的系统移植或引入、西方科学研究方法的整体涉入并合法化、用西方思想理论来研究和解决中国的具体问题”[8]的结构性内化三阶段的基础上,“利用现代技术手段最大限度地把自己的文化产品输送到全球的每一个角落,占领世界文化市场、思想和文化空间,用西方的文化推动文化全球化”[9],其本质仍属于文化殖民的性质。面临着这样一个既是政治问题,又是经济问题的文化问题,我们应该持什么样的态度,才能保护和发展民族文化,推进中华民族文化伟大复兴,从而在文化全球化进程中发出中华文化的强音?一方面不能一味趋同。以西方文化为标本加入国际间不平等文化交流的激进态度是不可取的,因为“文化同质化”会削弱民族文化权威,丧失民族文化个性,撕裂民族文化认同,威胁民族文化安全。另一方面不能忽视文化全球化语境。因为盲目抵制,拒绝文化交流的保守态度无益于民族文化保护和发展。
文化交流是一种行动,其交流过程是动态的、永不完成的。世界上没有任何一种文化会在没有交流的情形下繁荣昌盛。但文化交流也有一个共同的特征,无论是游牧民族对农耕文明的入侵与皈依交流模式,还是工业文明对农业文明的征服与改造交流模式,都是具有高文化势能的文化占据主导地位,这一特征在当前的中外文化交流中也明显呈现。“2001年,全国音像制品、电子出版物累计出口金额为76.92万美元,进口金额为1072.74万美元,进口金额几乎是出口金额的十倍之多”[10]。到了2014年,音像制品、电子出版物、数字出版物的累计出口金额为2214.41万美元,进口金额为21 000.13万美元,进出口差额已达18 785.41万美元,进口金额仍是出口金额的九倍之多[11]。中外文化交流的惊人逆差说明了它不同于一般交流的本质,如果我们无动于衷,甘心屈居弱势或守势,最终结果只能是文化上被殖民,民族独立意识、国家主权意识、历史创造的主动精神也有可能会被彻底摧毁。不过随着国家实力的增强,文化复兴的迹象已现,且不说我国在世界各地兴办的孔子学院,单就前述数据来讲,2014年全国音像制品、电子出版物、数字出版物累计进出口总额23 214.54万美元,是2001年总额1149.66万美元的二十倍之多;“ 2003年中国版权进出口比例高达15:1”[10],而2014年该比例已降至1.6:1[11],说明我们国家越来越重视对民族文化资源的挖掘与传播,并已在全球性的文化竞争中掌握了一定主导权,与西方文化的势能差也在逐渐缩小。
文化同质化对图书馆文化传承职能的负面影响主要是它异变了图书馆文化传承的主体。文化传承站在人文社会科学的角度,一定要是对中华思想文化与核心价值体系的传承,其主体任务是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传承。人文思想文化有其独特的发展特性,具有“掌握前人积累的文化成果,扬弃旧义,创立新知,并传播到社会、延续至后代”的特征,与科学技术的发展路径是不同的。“对一个民族的文化生命而言……传承不仅仅是为了创立新知而有意义,对民族文化、生活方式、语言习俗的归属、认同、传承,是民族得以成立的基本要件,文明、文化的传承对民族的凝聚力和归属感有其独立的重要意义。”[2]然而,随着西方思想在中国的结构性内化程度愈深,中国社会科学的“他者中心”倾向愈浓,文化自主性愈缺乏,突出表现是“无论哪一门学科,都已习惯于用西方的思想、观念、视角来确证‘中国’的问题,用西方的研究方法来对其加以研究,并且以西方解决这些问题的方法来解决中国的问题”[12],集体无意识地用西方知识框架过滤中国文化的合法性确证无疑,于是“顺理成章”地得出“文化上的他族优越假设”,即总是假设其他民族的文化中必定有某些东西是值得中华民族借鉴并有利于中华民族文化改良的。这种西方文化強大而本土文化落后、当下文化进步而传统文化落后的观念已经深入人心,并把西方现代人文社会科学思想和科学技术知识当作我们文化传承的主体,漠视中国文明主体性意识,孜孜于在西方文化精神资源里“上下求索”。在我们的日常工作、生活和学习中,稍加留心就可以发现,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内容太少了,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关注度太低了。在书店,西方哲社柜台前人头攒动,而中国文史哲却少人问津;在“知识分子”书房,西方哲社政巨著琳琅满柜,而中国文化经典著作却难觅踪影。在各类图书馆,看似中华传统文化经典的“大部头”充斥书架,但多数是价值低劣的粗制滥造之作。反正没有版权费,凑个班子,内容上胡编乱凑,形式上极尽奢华,只要能卖上一个好价钱已成为目前传统文化著作出版的“劣”常态。图书馆就是有心,也很少有机会买到那些能够提炼出传统文化别具一格的特性、还原其本来真实面目、适合现代社会发展的优秀作品,可见图书馆文化传承职能也就大受影响。即使能够反映目前大众阅读和全民阅读趋势的“年度好书榜”[12],虽然能够反映当代国人的思想预期和文化倾向,但就在2012—2016年共5年的新浪好书榜总榜入选作品中却有21种纯粹西方哲社著作,占全部50种入选图书的42%[14],而纯粹中华传统文化经典及其研究推广著作却付之阙如,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国人集体无意识地对西方文化的追捧和对中华传统文化的漠视。如果我们长期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被缺场”熟视无睹的话,结果就可能是“国家文化生存与发展免于威胁或危险的状态”[10]被打破,文化上被“殖民”,因为“从不稳定的方面来看,文化全球化的结果不仅尝试将当代重新殖民地化,还要使未来继续成为殖民地”[15]。
2 中国语境:民族文化认同危机
为什么要加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传承?从中国语境来看,是因为在西方文化的全球性扩张下,中华传统文化的已有缺陷被放大,其发展相对式微,在影响国人与凝聚民心方面 “力不从心”,民族文化认同危机已经出现。因此,在“人民‘个性’朝着复杂多样化发展,民族文化‘属性’也随之复杂多样化,缺乏传统文明在其中黏合和凝聚……”[16]的社会状态下,我们应清醒认识到只有加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才能维护中华文化一以贯之、承继融合的连续传统,发挥中国文化的高度整合力和历史凝聚力,确保民族文化身份认同。 从文化是否能够对国人的生活方式、行为方式、价值理念起决定性作用的角度出发,中国文化在历史的纵向变迁中经历了强盛自主阶段和衰弱动摇阶段,目前来看中国文化发展确实相对式微了。德国思想家卡尔·雅斯贝尔斯在《历史的起源与目标》 一书中第一次把公元前300年至公元后200年之间同时出现在中国、西方和印度等地区的人类文化突破现象称之为“轴心时代”。依据轴心时代划分,中国文化可分为轴心时代之前、轴心时代至明中期、明末期至今三个时期。
轴心时代之前的“中国文明和哈拉巴及吠陀时代的印度文明,基本上都处于一种和其它文明相互隔离的文化孤立状态”[17],文化性状纯洁,政治权力的拥有者和思想话语的承担者一体,是这一时期中国文明的特色。
到了轴心时代,内有因王官流落、学问下移、百家争鸣而产生的内部批判作用力,外有西北地区的戎狄民族(如鬼戎、昆夷、犬戎、獯鬻、匈奴等)入侵而产生的外部批判作用力,文化交流局面已形成,文化强盛端倪初现,“在中国,孔子和老子非常活跃,中国所有的哲学流派,包括墨子、庄子、列子和诸子百家都出现了”[18]8,自此以后直到明中期,中华民族“一直靠轴心时代所产生、思考和创造的一切而生存。每一次新的飞跃都回顾这一时期,并被它重燃火焰”[18]14;再加上汉唐之际的印度佛教东传、北方游牧民族南下、丝绸之路西延、宋辽金元冲突、蒙古入主中原等等,使以儒家伦理为核心的中国宗教-伦理系统在一次次冲击震荡后焕发出更加旺盛的生机,使中华文明形态嬗变的时间效应和中华文明地域扩展的空间效应都得到极大伸张。这一时期,中华文明和基督教文明、伊斯兰教文明三分了旧大陆的文明世界,这是中国文化的强盛自主阶段。
明末至今,中国文化的“强盛自主”特征逐渐式微,是中国文化的衰弱动摇时期。1405年,突厥首领帖木儿动员倾国之兵东征中国却病死军中,其帝国随之四分五裂,宣告了游牧民族欲通过金戈铁马征服中原农业文明的梦想最后终结,中国此后再无具有震撼力的内部批判和外部冲击,政治格局愈加保守封闭,文化发展逐渐委顿低落。从明末起,失去自身文化批判力的中国传统文化,与西方文化接触乍始,就已失去了以往在国人心目中的一统地位。只不过由于传统文化的历史惯性与外来文化的力量薄弱,整个局面尚未到不可收拾之地步。然而,“一种文化越是落后和僵化,它遭到外来文化批判的可能性越大,当文化的民族壁垒被摧毁时,这种外部的批判就会成为现实。这对于近代的中国来讲实在是感触极深的[19]。”1840年鸦片战争以后,由已经完成现代化转型的西方国家,携坚船利炮连番对中国传统文化进行总体性的冲击和审判。起初,中国文化以一种“盲目自信”的态度对待西方文化,居高临下地称之为“夷”,对西方文化本能抵制,所羡者仅西方经济、科技、军事及其它物质水平之发达,犹称之为“师夷长技以制夷”。至中日甲午战败,北洋舰队全军覆没,国人对西方文化的态度变为部分认同,戊戌变法、清末新政中知识精英和政治精英已开始接受西方的政治体制和社会制度,文化自信基本消散。随着社会变革不断深入,辛亥革命、新文化运动时期,知识精英对传统文化的反思与批判日益激烈,愈加认可西方文化,全面接受西方文化的“全盘西化”呼声渐高。此时国人已是由表及里、由浅入深地产生了一种文化自卑感。
导致中国文化衰弱式微的因素,表面上是外来因素的作用,但如果中国文化本身具有充足的活力和旺盛的生机,即使外来冲击力度再大,广度再阔,其影响力也不会如此之大,所以中国传统文化的原有缺陷也许才是其走向式微的主因。鉴于任何事物都有两面性,正视中国传统文化的劣质成分是关注中国传统文化的研究者应持的正确态度,但已非本文讨论的重点。
从社会的横向表征来看,中国文化式微带来的是民族文化身份认同危机。
首先是“家国”意识的淡化。中国传统文化向来提倡“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即使在19世纪下半叶和20世纪初,一些知识分子在遭受西方列强欺凌的民族屈辱而激烈反思自己的文化传统与试图加入西方文化大家庭的良好愿望之时,也不曾忘却家国情怀,把对文化的反思批判与救亡图存结合起来。但到了全球化时代,在“文化内生安全危机、危如累卵、难以自持,而且外来渗透势态强劲、势如破竹、难以自御”的情形下,许多国人在“文化上的他族优越假设”误识下,已不赞同中国文化存在的优越性,“一些人为了积极参与全球化浪潮,向全球准则靠拢,与国际接轨,事必从国际游戏规则也就在情理之中了。国人除了眼睛盯着世界外,家国也就自然忽略不计了”[20]。
其次是文化功利主义弥布。文化原本只是空间不同,却在具有经济上盈利和政治上控制目的的文化全球化的张力下,被纳入到了有先进和落后之分的时间排序之中。国人面对外来文化的强大冲击,已“无暇反思文化突围、价值建构与文化认同的深层问题”[21],而是在“前反思性批判”(即不管对传统文化的基本内容、精神是否了解,为表明自身的先进性,对传统文化都大加挞伐[20]) 的基础上,“颇具功利目的的迫切接受以西方为‘标准化’规则的所谓‘主流方向’,丧失了自我批判动力,文化生产已不能有效解决民族认同困境”[21],把文化的优劣定义成物质、经济、科技的先进与否,日益功利化地忽视、冷落本国传统文化。
中华传统文化式微带来的民族文化身份认同危機肯定会对图书馆文化传承职能的发挥产生负面影响。中国传统文化式微的结果不言而喻的表现形式是外来文化大行其道和流行文化备受欢迎,这种表现形式涉及到了文化的时代性与民族性方面,“由于文化有时代性,所以有文化的现代化问题;由于文化有民族性,于是有文化的传统问题。由于任一文化都既有时代性又有民族性,所以任一文化的现代化,都是自己传统的现代化;任一现代化的文化,都包含着它的传统在内”[22]。
其一,说到文化的时代性,就如“我们的日常生活就是由过去和将来的同时性而造成的一个不断持续的进步”[23]一样,我们的文化也有其不可重复的过去,这就是传统。传统不一定都是积极的东西,其阴暗面和劣根性亦应该从时代性的角度去理解,毕竟传统是我们理解和认识现实的前提。“我们并非绝对自由地存在于这个世界,我们有一种先于我们的久远的历史,有先于我们而存在的价值原则、道德规范、知识结构和语言,这一切成为我们不能否定的制约,无法摆脱的传统,而一切对于现实的理解只能在这一前提下进行。”[24]不顾一切地否定过去,反对传统,是不可取的。我们要知晓今天赖以反对传统的所谓先进的东西,待更具先进性的东西出现后,前者也最终归于传统,成为传统的一部分供后人“反对”。图书馆如果过多聚焦于中国传统文化的阴暗面,就会忽视其文化传承职能,一味的追求所谓的文化创新。我们应该携带向未来开放的视野,理性认识面临的文化危机,增强中国传统文化的自我调适能力,逐步适应全球化浪潮的猛烈侵袭。 其二,在人类文化中绝对的民族性和绝对的全球化一样是不可能存在的。即使全球化也不是今天才开始的,可追溯到史前人类从非洲向四面八方的迁移时期。说到文化的民族性,我们应该对西方文化渗透和中华文化抵制有一个辩证的认识。我们要传承中华传统文化知识,西方文化也要扩大其思想影响;我们要提倡传统儒家伦理思想和道德规范,西方文化也在灌输其价值观念和意识形态;我们强调自身文化优越性,西方文化也宣扬其文化普世价值;我们的文化传承不求剧变,只唯渐进,西方文化却求新求异,满足感官需求……凡此种种中西文化的碰撞在横向的空间和纵向的时间上内在地交织,呈现出东方与西方、全球化与地方化、传统与现代、继承与创新错构的复杂语境。图书馆在如此复杂的语境下,履行与践行文化传承职能,以提升中国传统文化的强大生命力和传承适应性将任重而道远。图书馆是将文化传统与社会现实完美对接,还是现实归现实,传统归传统,让传统在现实面前保持自己的尊严?这确实是值得关注的问题。但无论怎样,图书馆都应该在浮躁的社会文化环境中扮演一个“把关人”的角色系统,把中国传统文化的精髓“传播到社会、延续至后代”。
3 结语
以上是从全球和中国两种语境对图书馆文化传承职能的思考,作为图书馆来说,一方面需要在全球化同质化情况下坚持弘扬中华的传统优秀文化,另一方面在民族文化式微的影响下,自我开拓进取,做好文化“把关人”角色。
2017年1月,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了《关于实施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发展工程的意见》,意见就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核心思想理念、中华传统美德和中华人文精神提出了具有指导性建议,说明“在一个收入上升、高端消费开始渐渐占据一定地位的国家中,文化的意义将前所未有地凸显出来,从文化认同性到世界的眼光等的问题,都将极为深刻地在中国社会的各个阶层中引起注意和反响”[25],也必将在图书馆界引起注意和反响。
从图书馆行业语境出发,面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图书馆的时代诉求,可以归纳出以下几点,首先,我们对图书馆文化传承职能的传统了解有多深?我们还能潜心传承中国古代校勘、辑佚、辩伪、训诂等“治书之学”传统吗?其次,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已上升至国家行为时,我们图书馆界是否已做好了应对的准备?“古代藏书整理、组织和管理需要硕学鸿儒才能胜任”的盛况在今天的文化传承实践中还能再现吗?再者,我们今天的图书馆学教育如何从课程内容的源头上把握和传授传统文化的精髓。最后如何改变当下图书馆界普遍存在的买椟还珠式文化传承现象,使文化传承与传统文化不再有某种“隔离”的状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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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稿日期:2017-07-12 编校:刘 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