威尼斯画派巨匠凡尔尼·贝利尼的《诸神之宴》（图2）取材于奥维德的《盛宴》中的诗句，是文艺复兴时期艺术中以“神的盛宴”为主题的第一幅油画，主要描述奥林匹斯山诸神聚会的场景。画中的三件青花瓷器具被放置在显眼的位置，两件被神高高举起，一件盛满水果放在地上，与诸神手中的陶器和玻璃器形成鲜明对比。瓷器是供神使用的，画中的神也并不是人手一个，这充分体现了瓷器的稀有与神圣。联系作者的生卒年可知，这些瓷器应该是大航海初期甚至更早流入欧洲的，而瓷器专家朱龙华进一步考证了画中的三只瓷钵的形体、风格、花纹，认为它们是明朝宣德、成化年间之物。
　　这些西方绘画作品中的东方瓷器再清楚不过地展示了东西方瓷文化交流的整体趋势，瓷器由最开始作为圣物被大肆渲染其神圣感，到之后华瓷圣物观改变，它成为上流社会争相收购的贵重物品，承载着贵族奢侈的享乐生活，是上层炫耀攀比的重要方式，再到后来卖牡蛎的家庭都广泛使用华瓷。图画总是能如此生动直观地反映历史，不仅是油画，瓷器的图饰也是一本直观的“史书”，具体考察明清时期中西制造的瓷器上的图案，我们便能更直观地知道这一时期中西瓷器中的图像纹饰是如何并从哪些层面相互影响与学习的。

西方瓷器中的中国图画

　　18世纪，在传教士殷弘绪的帮助下，欧洲制瓷业开始兴起，由于欧洲瓷本身就是对中国瓷的仿制，所以它们处处也是以中国瓷器作为标准，从色泽到图案、纹饰都带有明显的中国痕迹，有的甚至是完全复制，一些采用中国的传统图案以及绘制手法的青花瓷，几乎达到以假乱真的地步，以至于很多人相信这些瓷器的原产地就是中国。 　　雍正-乾隆年间景德镇制造的妇婴图盘，画的是大户人家的妇女慈爱地看着两个小孩子，图案非常细致，价格当然不菲，于是欧洲人开始狂热模仿。英国伍斯特瓷器厂在1770年制造的中国人物图咖啡壶、1775年制造的中国仕女人物图杯，都是在模仿中国瓷器画风。虽然比例不对，人的脸部也有些扭曲，但已算用心。相比人物，欧洲仿制的花草图案与华瓷的差距就小一些了，如英国伦敦鲍氏瓷器厂18世纪50年代生产的太湖石牡丹纹杯以及同时期英国切尔西瓷器厂的牡丹罂粟和蝴蝶纹盘。对比英国伍斯特瓷器厂约1780年生产的松鸟花卉纹汤盘与康熙年间景德镇生产的麒麟凤凰纹盘，就会发现两者从盘中间的凤凰与麒麟到盘边上的花纹线条都及其相似，尤其是中间的凤凰、麒麟，连位置都一样。
　　西洋畫技法对华瓷图案技艺风格的影响也较为深刻，尤其以广彩瓷和珐琅彩瓷为典型。广彩瓷源于明代，清代时发展成熟并形成独特的风格，其素胎大多为景德镇生产，运到广州后再进行彩绘。雍正前后，广州出现了一批附属于洋行的彩绘瓷作坊，除了延续中国传统画法外，也引入西洋绘画技法，尤其是深受西方油画的影响，设色艳丽，多用金彩，也学习了西洋画用线条营造立体感的画法，如翎毛花果构图，画面中间以一朵玫瑰图案作为主题，这由西洋玫瑰花画法演变而来，是广彩瓷中独特的图案花饰。人物绘画技法出现“长行人物”，即人物的头部、衣领、袖口等个别关键部位用黑彩描出边线，以疏密不同的线条表现衣服纹路，树木、房舍的阴阳面，营造出立体效果，用色块的深浅，表现衣服的轮廓以及人物动作起伏所产生的衣服褶皱等。
　　康熙乾隆时期宫廷非常流行的珐琅彩瓷也是西方元素在华瓷上的体现。首先画珐琅的颜料最初是直接从西方进口的，后来才逐渐可以自制。其次这种瓷器上的图画可以说是整个器皿的精髓，通常都由皇宫里面的顶级画师绘制，为使中国的珐琅工匠掌握这门技术，宫中也会请陈忠信、郎世宁这些西洋画家进行指导。乾隆时期珐琅瓷作里专攻人物风景的张廷彦、专攻花鸟鱼虫的余省、专攻人物花卉的金廷标等人，皆是郎世宁的弟子。这些西洋画家多以传教士名义进入中国，通过油画、珐琅等将西方审美品味引入中国，他们的油画、珐琅工艺被国内各窑厂当做范本。如郎世宁的八骏图，融入了西洋的光影透视聚焦技法，使马匹、柳树与人物都显示出立体效果，整个画面也更具空间感。类似的八骏图也多次出现在后来的尊、盘等瓷器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