著名编辑马宗融和作家罗淑（原名罗世弥）育有一女一子马小弥、马绍弥，由于二人过早离世，自1949年起两个孩子被夫妇俩的好友巴金收养。马小弥参军、工作之前，马绍弥到北京读高中之前，都住在巴金家，得到巴金夫妇的细心照顾。2012年马小弥病逝，去世前整理了巴金与自己的部分通信，最后决定将信件捐给巴金故居。作者在巴金的三十七封信之后附上了自己的口述，形成了《万金集——来自巴金的家书》，该书于2013年出版。在马小弥心中，巴金“不是名人，而是她至亲的父辈”。《万金集》中涉及的教育、工作、饮食、疾病和死葬等多方面内容，细腻地反映了马小弥、马绍弥与养父巴金充满温情的日常生活。
　　子女教育
　　在教育方面，巴金对待马小弥、马绍弥姐弟俩像亲生女儿、儿子一般，既慈爱，又严格。马小弥从事翻译工作，需要阅读大量英文、法文名著。巴金从马小弥还在干校劳动的时候就给她寄书，同一本书英、法文各一本，对马小弥学习外语起了莫大的作用。20世纪80年代末，马小弥萌发了经商的念头，巴金大惊，夜不能寐，立刻回信劝小弥不要胡思乱想，“还是坐下来，翻译几本书，然后写一点东西”。最后，巴金还将自己珍藏多年、一直舍不得送人的《狄更斯全集》送给小弥，表达了对她寄予的期望。
　　巴金夫妇对马小弥的弟弟马绍弥也同样尽心教育，《万金集》中的大部分信都同时问候弟弟马绍弥，或是请马绍弥阅后再转交给姐姐。马绍弥在初中阶段十分调皮，既不用功，又好恶作剧、打架、逃课、和老师顶嘴。巴金的夫人萧珊有次对绍弥说：“要是你真的就是我的儿子，我一定会打你的屁股！”姐姐接绍弥去北京读高中后，巴金曾提醒绍弥不要忘记自己是马宗融的儿子，一定要努力成为有用的人才，此后还常写信鼓励他。
　　巴金除了在学习上为姐弟俩思虑周全，还在人情交往方面耐心教育他们。罗淑去世后，马宗融曾续娶罗淑的朋友。后来马宗融带着两个孩子从台湾回上海时，孩子们的继母并没有回上海。马小弥一直对继母心怀怨恨，巴金劝小弥大度一些，“不要老是揪住‘后娘’。她当然有缺点，但也有值得人同情的地方。四十年代在重庆我和一些朋友就有这样的看法。你不‘妥协’，有你的自由。不过论断别人，请客观点，大量些”。巴金不只希望孩子们成长为有知识、有文化的人才，更希望孩子们能够理解别人，原谅别人，带着爱心而不是怨恨生活下去。
　　工作与事业
　　在工作上，巴金也竭尽全力帮助两个孩子。马小弥自干校回京后“学习待命”了好几年，找不到工作，很难过。后来她尝试翻译，并且向巴金求助。巴金建议马小弥向叶君健、邹荻帆、汝龙等翻译大家求教，还教导小弥：“翻译无秘诀，脑子清楚点，认真苦干，就过得去。”在巴金和李健吾等很多长辈的帮助下，马小弥刻苦钻研，翻译了多部世界名著，受到好评。
　　马小弥的女儿香香文化水平不高，心浮气躁，时犯错误，曾在巴金身边做些零碎工作。巴金并没有一味照顾人情，在给马小弥的信中说：“我希望她好好地工作，让大家看看她是什么样人，用自己的工作和表现，取得信用，我相信她能办得到。对自己严格，我们应当这样做人，你怎样看法？”为了表示态度的严肃和郑重，巴金在信件的末尾并没有如从前一般署名芾甘，而是改用“巴金”。巴金对马宗融后代的悉心爱护和谆谆教诲可见一斑。
　　生 活
　　马小弥、马绍弥姐弟俩走进了巴金的家，也融进了巴金一家的生活。《万金集》中的文字无处不散发着生活的温暖气息。小弥和绍弥住进巴金家时，在霞飞坊居住的他们生活并不宽裕。巴金的稿费来源断绝，家人又没有积蓄，两个孩子的到来更使得巴金一家捉襟见肘。实在没有办法时，萧珊就把自己的一条金项链剪一段拿去卖，“一旦经济上有了好转，李伯母又舍得请我们去上海最著名的‘红房子’吃西餐，到俄国人开的伏尔加买点心”。
　　巴金、萧珊的率真大方温暖了两个孩子的心。马小弥在书中亲切地唤巴金为“巴金伯”，巴金对朋友称马小弥为自己的“半个小孩”。马小弥长大后常常在通信中对巴金伯嘘寒问暖。通过巴金的回信，可以看出小弥给巴金邮寄或托人捎带过冰糖、果脯、豆瓣酱、童衫（给巴金的外孙女端端）和咖啡等各种食物和礼物，充满了生活的趣味。然而，仅有一次小弥的“好意”被巴金严厉地拒绝了。那就是1981年巴金准备去法国参加第45届国际笔会，马小弥担心巴金伯伯没有外汇，就想托朋友和自己远在法国的舅舅罗世安给伯伯寄些外汇。巴金收到信后十分气愤，“我这次出国，不想买东西，也不用花外汇”，“我出国要按规章办事……不要给我帮倒忙”。巴金的正直为后辈树立了榜样，马小弥满心惶恐，连忙认错。
　　疾病与死亡
　　生活不尽是美食与欢笑，每个人都会面临疾病与死亡，更需要亲人的抚慰。1974年10月21日，马小弥开始留存巴金寄来的第一封信，就讲到了巴金“这几天牙齿发炎，时时在痛，虽然不厉害，却也影响看书和工作”。在1975年12月30日的信上，巴金写到自己前些时候在治眼睛，最近又患感冒，一直没有好。1980年11月12日，巴金又写到自己身体不好，容易感到疲劳，写字手抖，而且感到吃力，字越写越小，越写越慢。1981年1月30日，巴金的信上写到几乎全家都患病毒性感冒。1982年5月7日，巴金寫信告知马小弥自己背上生了个囊肿，要做一个小手术。1986年7月，马小弥到上海看望巴金，“见伯伯，谈得最多的是‘疲倦’”。
　　晚年的巴金被疾病困扰，向孩子们频频诉说病痛或许不能减轻肉体受到的折磨，但是在言语、文字的交流中得到的关怀却如同温暖的溪流一般，抚慰着老人的心田。
　　同时，巴金也关心着孩子们的身体健康。马小弥在干校劳动时，因为下水田劳动时间过长，得了腰痛的病。巴金得知以后，介绍一个经验丰富的按摩师给小弥。医生按摩病人脊背的时候，要求病人有痛要喊出来，这样才能知道哪里有病。于是小弥和一同治病的人不断呻唤起来，“巴金伯拄着手杖一边踱步一边叹息，似乎比我们还受煎熬”。父女俩通过交流身体的病痛相互扶持，共同抵抗病魔，展示了生命意志的顽强。巴金晚年患帕金森症，不仅身体虚弱，容易劳累，手更是抖得厉害，写字十分艰难。马小弥写道：“他拿笔的姿态，因为要特别用力，像拿毛笔一样竖起来。可敬的伯伯！”巴金以永不凋谢的青春精神鼓舞着后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