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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旧体制下国有企业组织存在诸多弊端，而彻底改造国有企业组织是实现国有资本保值增值的前提，是国家经济安全、社会稳定和经济发展的基础。必须走出传统思维误区，将国企改革的目标定位为建设强大的企业组织。
无论是在政府部门，还是在国有企业，都有为数不少的人将国有企业改革的目标定位为：推动国有经济布局和结构的战略性调整；通过国有企业的公司制改造，以较少的国有资本控制更多的社会资本；提高国有经济的控制力、影响力和带动力；实现国有资本的保值增值目标。
站在维护国有资本利益的角度提出这种目标定位，总是让人不容置疑就如“企业的目标就是实现利润最大化”一样，早已深入人心，很少有人提出异议。但笔者认为，这种目标定位虽然无可厚非，但对于指导国有企业的改革实践并没有太多的实际意义。
美国的厄尼·J·泽林斯基在《懒人非常成功》一书中引用了马克·阿尔比恩《创造生活——预约成功的12堂课》中讲述的一项追踪1500名商学院毕业生事业发展的调查研究。这些学生在1960年毕业的时候，有1245人认为他们的首要目标是赚很多的钱，以便他们能在以后的生活中做自己想做的任何事情。其他255人决心做自己喜欢的事情并希望也能从中赚到钱。到1980年为止，1500名毕业生中有101人变成了百万富翁，其中只有一名是来自前面那一群人的。
个人如此，企业也是如此。当你将目标定位为赚钱的时候，可能你就不会将注意力集中到努力做好自己的工作上去，最终财富也将远远地离你而去。当你将目标定位为出色地完成自己的工作，努力使之做到最好的时候，获取财富对于你来说将不会是一件很困难的事。因此，国有企业改革的正确目标定位并不是让国有资本去控制更多的社会资本，去赚取更多的利润，而是要通过改革激发企业组织的活力，增强企业组织的能力，建设强大的企业组织，以更高的效率、更好的质量去完成社会赋予企业的职责，为社会提供更多更好的产品和服务，创造更多的财富。当做好了这些之后，国有资本的控制力、影响力和带动力以及国有资本保值增值目标的实现才会随之而来。
一、旧体制下的国有企业组织难以适应市场经济的要求
由于国有企业所有者的特殊性，以及受计划经济体制的长期影响，国有企业的组织积淀了许多垢病，突出地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是利益机制扭曲。国有企业特殊的所有权结构，造成了宏观主体（企业）与微观主体（个人）之间不可避免地存在利益上的差异和目标函数上的差异，企业内无法形成自然本能的动力机制，个人对经济利益的追逐和市场竞争的压力都难以转化为推动企业发展的动力源。这种利益上的扭曲不仅表现在企业与所有者之间，也表现在企业组织内部。目前许多国有企业还没有建立起与市场经济相适应的利益分配机制，企业的分配制度虽然经过了不同程度的演化，但仍然脱不出“官本位”的框框。企业组织缺乏活力。
二是代理环节多，代理和监督成本高。国有企业的所有者与经营者之间存在着一种特殊而复杂的代理关系，代表国家利益行使管理职能的机构众多。在其他所有制企业中原本较为简单的代理关系，在国有企业中已演变得异常复杂。由于代理环节多，相应的法规和办事程序也多，由此形成了冗长的决策链条，决策时间长，效率低下。在层层上报审批的过程中，市场化的影子越来越淡，目的性和实效性越来越模糊，最后只剩下了以不变应万变的审批程序。代理环节多，必然造成监督环节也多，各项管理监督制度的衔接、各代理和监督机构的职责定位以及协调配合都变得异常困难，政企不分以及部门之间的磨擦和矛盾都在所难免，严重地影响了决策的科学性和时效性。管理不到位和管得过死的现象同时并存，增加了代理和监督成本。这些现象不可避免的会映射到企业的内部组织当中。
三是官僚体制高度发展，官僚习气严重。在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大型企业或巨型企业中才会出现的“大企业病”，在我们的中、小国有企业中就已经普遍存在，在大型和特大型国有企业中更是得到了高度的发展，形成了一整套完整的官僚体系。这是国有企业长期由政府主导和受计划经济体制影响的结果。在这种官僚体系中，人们首先考虑的是上级机构的要求，而不是市场的要求。企业组织中有一大批人员将绝大部分的时间用于满足上级的要求，忙于编制上报各类报表和汇报材料，应付上级机构的各类检查、考核、评比（许多是与企业经营无关的），形成了一套独特的官僚文化。表现在对市场信息的搜集、整理、分析是否准确，采取的策略是否科学有效处于其次，更重要的是程序是否符合规定，上报材料的排版是否美观、文句是否优美、印刷是否精良。由此也对企业的用人机制和人才标准产生了极大的扭曲，最有机会飞黄腾达、加官进爵的人是那些熟知这种官僚体制繁文缛节和运转程序的人，“文笔好”成为人才的必备条件。市场信息在国有企业组织中传导缓慢，而要做出决策和采取行动则需要更加漫长的时间。杰克·韦尔奇将这种情况比喻成穿着厚厚棉衣的人，感受不到外界气温的变化。
如此种种不一而足，这样的企业组织与瞬息万变的市场形成了巨大的反差，如果不进行彻底的改造是注定要被更加灵活、更有效率的企业组织所取代的。
二、彻底改造国有企业组织是确保国家经济安全的根本要求
目前，我国的私有经济在总量上虽然已经远远超过了国有经济，并且具有比国有企业更加灵活和高效的机制，但由于以下几方面的原因，使其在短期内无法取代国有经济的主导地位：一是国有经济的比重虽然逐年下降，目前仅占经济总量的约三分之一，但仍然占据着国民经济的重要领域，控制着国家的经济命脉，绝大部分的大中型企业仍然由国有资本控制；二是私有资本目前仍处于非常松散的状态，还没有通过适当的形式组织起来，无法形成规模经济与国有经济抗衡；三是国有经济还有政府政策和资金方面的支持；四是由于私有经济发展时间短，私有企业普遍还处于家族式管理阶段，其组织结构和管理制度等方面还不完善，更谈不上企业文化的积淀，这种缺陷严重地制约着私有企业向大企业大集团发展，并且在短时间内难以弥补。相对于具有灵活的机制、完善的组织机构、先进的管理理念、雄厚的资金实力和几十年甚至超过百年的品牌和文化积淀的外国跨国公司来说，国有企业的优势就少得极其可怜了。
如果说在原来封闭的国内市场环境下，我们更关注的是国有经济和民营经济的比重问题的话，那么，随着中国加入WTO，融入经济全球化，我们面对的就不再是私有与国有的关系问题，而是国有企业和民营企业共同面临的生存问题和如何保护民族经济、维护国家经济安全的问题了。私有资本和国有资本比重孰高孰低的问题其实并不如人们想象的那么严重，真正要慎重考虑的是外国资本对我国经济的影响，因为外国资本容易受到外国政治势力的影响和控制，而外国资本所实施的“本土化”战略又往往会掩盖这些矛盾。
那么，是否内资企业都有被外资企业取代的危险呢？这是绝不可能发生的，即便我们不采取任何措施。但却极有可能出现这样一种情况：国内资本绝大部分被挤压在初级产品和低端产品领域，而高端产品和高端服务领域将会有很大的份额被外资所控制，内资企业可能会在许多领域失去话语权，比如国内的大豆及食用油市场就已经出现了这种趋势。如果出现这种局面，其原因不是因为我们缺少资金和技术，而是由于缺少属于我们自己的、强大的企业组织。
以目前还很松散的私有资本和还很稚嫩的民营企业，去承担保护民族经济和国家经济安全的重任，也许太勉为其难了，而作为控制着国家经济命脉的国有企业自然责无旁贷。但目前这种机制僵化、效率低下的国有企业组织还很难担此重任，因此，改造好国有企业的组织是关乎民族经济命运和国家经济安全的大事。没有强大的企业组织就不会有国家的国际竞争力，就不可能将国家建设成为经济强国。
无论是在政府部门，还是在国有企业，都有为数不少的人将国有企业改革的目标定位为：推动国有经济布局和结构的战略性调整；通过国有企业的公司制改造，以较少的国有资本控制更多的社会资本；提高国有经济的控制力、影响力和带动力；实现国有资本的保值增值目标。
站在维护国有资本利益的角度提出这种目标定位，总是让人不容置疑就如“企业的目标就是实现利润最大化”一样，早已深入人心，很少有人提出异议。但笔者认为，这种目标定位虽然无可厚非，但对于指导国有企业的改革实践并没有太多的实际意义。
美国的厄尼·J·泽林斯基在《懒人非常成功》一书中引用了马克·阿尔比恩《创造生活——预约成功的12堂课》中讲述的一项追踪1500名商学院毕业生事业发展的调查研究。这些学生在1960年毕业的时候，有1245人认为他们的首要目标是赚很多的钱，以便他们能在以后的生活中做自己想做的任何事情。其他255人决心做自己喜欢的事情并希望也能从中赚到钱。到1980年为止，1500名毕业生中有101人变成了百万富翁，其中只有一名是来自前面那一群人的。
个人如此，企业也是如此。当你将目标定位为赚钱的时候，可能你就不会将注意力集中到努力做好自己的工作上去，最终财富也将远远地离你而去。当你将目标定位为出色地完成自己的工作，努力使之做到最好的时候，获取财富对于你来说将不会是一件很困难的事。因此，国有企业改革的正确目标定位并不是让国有资本去控制更多的社会资本，去赚取更多的利润，而是要通过改革激发企业组织的活力，增强企业组织的能力，建设强大的企业组织，以更高的效率、更好的质量去完成社会赋予企业的职责，为社会提供更多更好的产品和服务，创造更多的财富。当做好了这些之后，国有资本的控制力、影响力和带动力以及国有资本保值增值目标的实现才会随之而来。
一、旧体制下的国有企业组织难以适应市场经济的要求
由于国有企业所有者的特殊性，以及受计划经济体制的长期影响，国有企业的组织积淀了许多垢病，突出地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是利益机制扭曲。国有企业特殊的所有权结构，造成了宏观主体（企业）与微观主体（个人）之间不可避免地存在利益上的差异和目标函数上的差异，企业内无法形成自然本能的动力机制，个人对经济利益的追逐和市场竞争的压力都难以转化为推动企业发展的动力源。这种利益上的扭曲不仅表现在企业与所有者之间，也表现在企业组织内部。目前许多国有企业还没有建立起与市场经济相适应的利益分配机制，企业的分配制度虽然经过了不同程度的演化，但仍然脱不出“官本位”的框框。企业组织缺乏活力。
二是代理环节多，代理和监督成本高。国有企业的所有者与经营者之间存在着一种特殊而复杂的代理关系，代表国家利益行使管理职能的机构众多。在其他所有制企业中原本较为简单的代理关系，在国有企业中已演变得异常复杂。由于代理环节多，相应的法规和办事程序也多，由此形成了冗长的决策链条，决策时间长，效率低下。在层层上报审批的过程中，市场化的影子越来越淡，目的性和实效性越来越模糊，最后只剩下了以不变应万变的审批程序。代理环节多，必然造成监督环节也多，各项管理监督制度的衔接、各代理和监督机构的职责定位以及协调配合都变得异常困难，政企不分以及部门之间的磨擦和矛盾都在所难免，严重地影响了决策的科学性和时效性。管理不到位和管得过死的现象同时并存，增加了代理和监督成本。这些现象不可避免的会映射到企业的内部组织当中。
三是官僚体制高度发展，官僚习气严重。在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大型企业或巨型企业中才会出现的“大企业病”，在我们的中、小国有企业中就已经普遍存在，在大型和特大型国有企业中更是得到了高度的发展，形成了一整套完整的官僚体系。这是国有企业长期由政府主导和受计划经济体制影响的结果。在这种官僚体系中，人们首先考虑的是上级机构的要求，而不是市场的要求。企业组织中有一大批人员将绝大部分的时间用于满足上级的要求，忙于编制上报各类报表和汇报材料，应付上级机构的各类检查、考核、评比（许多是与企业经营无关的），形成了一套独特的官僚文化。表现在对市场信息的搜集、整理、分析是否准确，采取的策略是否科学有效处于其次，更重要的是程序是否符合规定，上报材料的排版是否美观、文句是否优美、印刷是否精良。由此也对企业的用人机制和人才标准产生了极大的扭曲，最有机会飞黄腾达、加官进爵的人是那些熟知这种官僚体制繁文缛节和运转程序的人，“文笔好”成为人才的必备条件。市场信息在国有企业组织中传导缓慢，而要做出决策和采取行动则需要更加漫长的时间。杰克·韦尔奇将这种情况比喻成穿着厚厚棉衣的人，感受不到外界气温的变化。
如此种种不一而足，这样的企业组织与瞬息万变的市场形成了巨大的反差，如果不进行彻底的改造是注定要被更加灵活、更有效率的企业组织所取代的。
二、彻底改造国有企业组织是确保国家经济安全的根本要求
目前，我国的私有经济在总量上虽然已经远远超过了国有经济，并且具有比国有企业更加灵活和高效的机制，但由于以下几方面的原因，使其在短期内无法取代国有经济的主导地位：一是国有经济的比重虽然逐年下降，目前仅占经济总量的约三分之一，但仍然占据着国民经济的重要领域，控制着国家的经济命脉，绝大部分的大中型企业仍然由国有资本控制；二是私有资本目前仍处于非常松散的状态，还没有通过适当的形式组织起来，无法形成规模经济与国有经济抗衡；三是国有经济还有政府政策和资金方面的支持；四是由于私有经济发展时间短，私有企业普遍还处于家族式管理阶段，其组织结构和管理制度等方面还不完善，更谈不上企业文化的积淀，这种缺陷严重地制约着私有企业向大企业大集团发展，并且在短时间内难以弥补。相对于具有灵活的机制、完善的组织机构、先进的管理理念、雄厚的资金实力和几十年甚至超过百年的品牌和文化积淀的外国跨国公司来说，国有企业的优势就少得极其可怜了。
如果说在原来封闭的国内市场环境下，我们更关注的是国有经济和民营经济的比重问题的话，那么，随着中国加入WTO，融入经济全球化，我们面对的就不再是私有与国有的关系问题，而是国有企业和民营企业共同面临的生存问题和如何保护民族经济、维护国家经济安全的问题了。私有资本和国有资本比重孰高孰低的问题其实并不如人们想象的那么严重，真正要慎重考虑的是外国资本对我国经济的影响，因为外国资本容易受到外国政治势力的影响和控制，而外国资本所实施的“本土化”战略又往往会掩盖这些矛盾。
那么，是否内资企业都有被外资企业取代的危险呢？这是绝不可能发生的，即便我们不采取任何措施。但却极有可能出现这样一种情况：国内资本绝大部分被挤压在初级产品和低端产品领域，而高端产品和高端服务领域将会有很大的份额被外资所控制，内资企业可能会在许多领域失去话语权，比如国内的大豆及食用油市场就已经出现了这种趋势。如果出现这种局面，其原因不是因为我们缺少资金和技术，而是由于缺少属于我们自己的、强大的企业组织。
以目前还很松散的私有资本和还很稚嫩的民营企业，去承担保护民族经济和国家经济安全的重任，也许太勉为其难了，而作为控制着国家经济命脉的国有企业自然责无旁贷。但目前这种机制僵化、效率低下的国有企业组织还很难担此重任，因此，改造好国有企业的组织是关乎民族经济命运和国家经济安全的大事。没有强大的企业组织就不会有国家的国际竞争力，就不可能将国家建设成为经济强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