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本书，几个人，几十年间……著名俄罗斯文学研究者、翻译家王智量教授追忆从事翻译工作半个多世纪以来，他所经历的冷暖沉浮。
　　上个世纪的50年代，我开始翻译普希金的《叶甫盖尼·奥涅金》。后来，我自己和我的这项心爱的工作，在我国政治气候的冷冷暖暖中沉浮，经过了二十多年的风雨，到1982年，才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后屡次重印，并收入各种不同的文集和选集中。现在，一个新的世纪开始了，这个译本经过修订，又再版出书，并很快重印。
　　看来读者是喜欢我的译本的。我为它写的一篇《译本修订校改后记》也受到读者的青睐，已经在一些文集和报刊上几次转载。主要由于我几十年来在《叶甫盖尼·奥涅金》这本书的翻译上所做的工作，以及我所做的其他翻译工作，我被授予“资深翻译家”的称号。作为一个外国文学工作者，能为我们的国家和人民做出一件有点价值的工作，我当然感到欣慰。
　　普希金是俄国文学之父，他的这部诗体小说是19世纪俄国文学史上最重要的作品，也是世界文学史上最重要的作品之一，是全人类的一份珍贵的文化遗产。读者喜爱它是理所当然的，我的翻译只是起了一个并不完美的桥梁作用。
　　我在这里不想多谈这部作品本身的价值，或者我的、其他同志们的译本的短长，而是想要向读者朋友们汇报一下这五十多年来，与我翻译这本书有关的一些细节。虽然其中许多都只是些个人的体验或感受，但是我觉得，您能從中察觉到过去半个多世纪以来，我们的时代和我们的国家的某些侧影——
　　抗日战争时期的1941年，我在陕西城固县西北师范学院附中（北京师范大学附中迁移到后方时使用的名称）读书时，一本上世纪30年代上海出版的，韦丛芜先生翻译的陀思妥耶夫斯基的《罪与罚》深深吸引了我，使我很小年纪就爱上了俄国文学。那时我就很想学会俄语，想在将来成为一个俄国文学研究者。后来，到上世纪40年代末，我读到了戈宝权先生主持出版的《普希金文集》，更增加了学习俄国文学的渴望。现在大学里俄语系的学生很难想象，我们那一代人想学俄文和俄国文学是多么的艰难。1948年，在当时蒋介石反动政府统治下，我和几个有同样爱好的同学，在北京西城区宣武门内国会街北京大学四院里，悄悄地自学俄语，不敢让别人知道，因为俄语是和俄国（当时是苏联）、共产党当然地联系在一起的，偷偷学俄语的人被认为就是共产党，抓着就要坐牢的。
　　1949年2月，北京刚一解放，一切都还没有安定下来的时候，由于十分缺少俄语人才，当时还没公开的地下党组织立刻组织一批北大学生，到老解放区哈尔滨的俄语干部学校去学习。那个学校当时名叫“哈尔滨外国语学校”，是从延安搬过去的。我们几十个人挤在一节没有窗子的铁皮闷罐车里，躺在一堆稻草上，两天两夜到达哈尔滨。同行的同学中，大多数像我一样，作为年轻学生，大家投身新时代的要求都是很强烈的，我们都为自己能够在新中国成立后第一批去老区学习俄语而骄傲。
　　我在哈尔滨外国语学校读了六个月，掌握了俄语的一些基础知识，还有幸在秋林公司买到一套三大本的，1947年莫斯科出版的《别林斯基选集》和一本普希金的《叶甫盖尼·奥涅金》的插图单行本。《别林斯基选集》是用粗糙的淡黄色木造新闻纸印的，封面是黑色的粗布，三本书一共三四千页，有好几斤重，字体也不是很美观。《奥涅金》单行本的插图也不很清晰。这说明当时“苏联老大哥”的印刷工业水平并不高。不过，能在这样艰苦的条件下出版古典作品，也说明他们是重视文化事业的。我当时的俄语水平很低，不能读这些书，但是我坚信自己以后一定能读，也一定要读，便用身边仅有的钱不顾一切地把它们买下来。
　　到1949年7月，由于关节炎复发，我不得已重又回到北京，再读北大。幸运的是，当时为了适应整个国家迫切的政治需要，从1949年9月起，北大在西语系内开办了俄语组，我就转系过去（我原来读的是法律系），成为北大俄语组（后来成为俄语系）的第一届学生，也是系里的团支部书记。解放初期的大学生都是由国家养着的，但生活相当艰苦。不过，在新中国成立的热烈气氛中，我们班的每个同学都充满热情、活力和理想。那时我和同班同学无论春夏秋冬，每天清晨都在沙滩北大红楼和灰楼之间的民主广场上高声地朗读俄语，好像自己多背一页书，祖国的建设事业就多一份力量似的。应该说，当时大学生的思想比现在的大学生要单纯得多，或者说简单得多……
　　栏目主持人：黄灵 yeshzhwu@foxmail.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