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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农村基层党组织是党在农村全部工作和战斗力的基础，也是领导农民群众过上美好生活的坚强后盾。农村基层党组织组织力提升是当前一个研究热点也是需要解决的一个现实问题。
关键词：农村;基层党组织;组织力
农村基层党组织是党在农村全部工作和战斗力的基础，也是领导农民群众过上美好生活的坚强后盾。农村基层党组织组织力提升是当前一个热点问题。从理论逻辑看，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一贯重视农村基层党组织建设;从历史逻辑看，党领导组织动员农民群众一起奋斗是我们党的优良传统和独特优势;从现实逻辑看，提升组织力是农村基层党组织应对诸多挑战的必然选择。
一、理论逻辑：马克思主义党建理论的内在要求
马克思主义党的建设理论中有许多关于农村基层党组织的重要论述。马克思恩格斯由于所处时代的限制并没有太多关于农村基层党组织建设的直接论述。列宁所处的封建落后的俄国面临组织、动员大量农民的现实需要，通过总结俄国革命经验和教训，列宁在工人阶级政党历史上首次提到有关党的组织和组织力的相关理论，并领导创建了世界上第一个具有严密组织性、纪律性的工人阶级政党。
马克思恩格斯有关基层党组织建设的构想
马克思恩格斯处在无产阶级政党的初创时期，党的组织层级及其关系在理论和实践中处于艰难探索中，他们并没有关于组织力的直接论述。
1847年6月，马恩指导下的共产主义者同盟成立，这个同盟很大程度上就是今天的基层党组织。同年12月通过的《共产主义者同盟章程》第五条明确规定，“同盟的组织机构是支部、区部、总区部、中央委员会和代表大会”，[1]（P572）支部是党的组织中最基础的部分。后来，马恩进一步强调，“应该使自己的每一个支部都成为工人协会的中心和核心”。[2]（P558）1870年，马克思在《在美因兹召开的国际代表大会的议程》中首次提出成立农业支部的问题，这是最早以行业为单位成立支部的实践。[3]马恩虽未直接提出党的基层组织和组织力的概念，但他们有关各支部和政党要具有严格的组织性和纪律性、要发动和组织群众等思想对于提升基层党组织组织力有很大启迪。
列宁有关农村基层党组织建设的思想
列宁是无产阶级伟大的革命家、理论家和实践家，是党的建设理论的集大成者。高度纪律性和组织化是“列宁式政党”的重要特征。
农村基层党组织在俄共（布尔什维克），夺取革命胜利的进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列宁指出，“无产阶级在争取政权的斗争中，除了组织而外，没有别的武器”。[4]（P410）列宁为应对俄国农村中富农、旧地主不满足余粮收集政策准备发起武装暴动的行为，要求“建立农村基层党组织，改选工人、农民和红军代表苏维埃以消除富农分子”， [5]（P92）俄共（布）开始在农村建立党的基层支部。农村基层支部在落实党的政策、促进农业生产、保证农村稳定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此外，列宁还注意吸收大批优秀的贫苦农民入党，注重党员素质。他指出：“我们只是号召大批普通工人和贫苦农民即劳动农民入党，而不是号召投机农民入党。”[6]（P215-216）此外，列宁很重视培养农村干部，尤其注意培养一批善于管理农业经济的党员干部。同时，他注意从新入党的农民党员中培养农村干部，还注意从中央和各级党组织中选派优秀的党员干部到农村工作和锻炼。1923年4月，俄共（布）第十二次代表大会规定：“经常有计划地把从县级苏维埃和党务干部学校以及从省会精简下来的共产党员派到农村。” [7]此外，列宁还有很多关于加强农村基层党组织建设的思想。比如：列宁认为，农村基层党组织首要的职责就是坚持布尔什维克党对农村的绝对领导权，农村基层党组织要主动向非党农民求助，要在理论上和实践上主动帮助非党农民;农村基层党支部还要主动同非无产阶级派别进行勇敢斗争;注意搜集和整理各个地方农村的实际经验，注意同农村的农业工会、合作社合作;农村基层党组织要反对急功近利，注意纠正错误的工作方法;等等。这些论述和思想一定程度上就是组织动员农民的思想，对于我们提升农村基层党组织组织力有启发意义。
二、历史逻辑：中国共产党的优良传统和政治优势
中国共产党的历史很大程度上就是一部组织群众的历史。从1923年建立第一个农村基层党组织——中共台城特支至今，农村基层党组织在党的各个历史阶段都发挥了重要作用。
1922年，中国共产党二大党章規定：“各农村各工厂各铁路各矿山各兵营各学校等机关，凡有党员三人至五人均得成立一组，每组公推一人为组长，隶属地方支部。”[8]（P168）这是党第一次明确提出要在农村建立自己的组织。1923年，中共历史上第一个农村基层党组织——中共台城特支建立。1929年，毛泽东在《红军第四军前委给中央的信》中写到，“党的战斗力组织力虽然弱到如中央所言，但在反革命潮流逐渐低落的形势之下，恢复一定很快......群众是一定归向我们的”。[9]（P102）这是党内首次提出组织力。1933年，在《必须注意经济工作》的报告中，毛泽东认为要在激烈的革命战争中取胜，就要动员群众获得新的力量。他提出，“在经济战线上把广大人民群众组织起来，并且教育他们”。 [10]（P119） 1943年毛泽东在《组织起来》一文中强调“把群众力量组织起来，这是一种方针”。 [11]（P930）1949年，全国448万党员中，农民占58.9%。全国19.5万个地方党支部，农村支部占74%。[12]解放战争时期，中共中央东北局动员1.2万名干部深入农村，发动农民，实行土地改革，并发展大批积极分子入党，设立农村基层党组织，初步奠定了广大农村中党的基础，从而巩固了东北根据地，为我军顺利解放东北奠定了坚实基础。[13]（P165-166）革命战争年代，农村基层党组织的快速发展使一盘散沙的中国团结起来。新中国成立初期，党在农村完成土改后，通过合作社把农民组织起来，巩固了新生的民主政权。
改革开放以后，党的基层组织建设紧紧围绕党的中心工作开展。1982年，党的十二大规定了基层党组织的八项基本任务，后期历届党章延续至今。1986年，中央为适应农村和企业基层组织的变化，适时对农村和企业党支部建设作出了新的部署。从党的十三届四中全会到党的十八大前，党不断探索推进新兴领域基层党组织建设。1992年，十四大党章明确“党的基层组织是党在社会基层组织中的战斗堡垒，是党的全部工作和战斗力的基础”。1994年，党的十四届四中全会讨论通过《中共中央关于加强党的建设几个重大问题的决定》，在随后召开的全国农村基层组织建设工作会议上提出了建设“五好”农村基层组织的目标。中央发布了《关于加强农村基层组织建设的通知》，各地陆续建立党建责任制和领导干部工作联系点制度。江泽民同志指出：“基础不牢，地动山摇。党的基层组织，是我们党领导和执政的重要基础，是党的全部工作的重要基础，也是社会主义国家政权的重要基础。” [14]（P141）党的十七大提出“充分发挥基层党组织推动发展、服务群众、凝聚人心、促进和谐的作用”，赋予基层党组织战斗堡垒作用新内涵。 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高度重视抓基层打基础工作。2016年2月，习近平同志指出，“要以‘两学一做’学习教育为契机，使各级党组织书记抓党员队伍建设的意识树起来、把责任扛起来，激活基层党组织，增强基层组织力”。[15]（P456）党的基层组织建设进入了新时代，在推进“五位一体”总体布局、“四个全面”战略布局和打赢“三大攻坚战”、实现乡村振兴等战略中发挥了不可替代的作用。
中国共产党来自人民、植根人民，把人民组织起来同我们党想在一起、干在一起，是我们的传家宝，也只有把人民群众组织起来，党才会更加有底气、更加有力量。土地革命战争时期，“三湾改编”把“支部建在连上”;抗日战争时期，“组织千百万群众进入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解放战争时期，“放手发动群众，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用坚定的信念，把人民团结起来”;党的十八大以来，“使得每个基层党组织都成为坚强的战斗堡垒”。这些理论和实践，都是中国共产党的宝贵财富。
三、实践逻辑：战胜诸多现实挑战的必然选择
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大抓基层，不断推动全面从严治党向基层延伸、各项优惠政策向农村倾斜，农村基层党组织在教育管理党员、组织动员群众、领导乡村治理、推动“三农”向好发展方面发挥了重要的作用，巩固和扩大了党在农村的执政基础和群众基础。随着市场经济进一步发展和农村改革的进一步深化，农村基层党组织面临一些困难和挑战，迫切需要提升组织力加以克服。
农村基层党组织政治功能弱化
党的十八大提出加强基层服务型党组织建设的要求，农村基层党组织也顺势而为，但出现了把工作重点放在服务功能上，就服务论服务，忽视政党组织要旗帜鲜明讲政治的根本要求，搞保姆式“过度服务”。有的农村干部思想认识不到位，以“不干不够意思，多少干点意思意思”和“不投入太多时间和精力，不给中心工作添乱”的思维抓党建工作，导致党务和村务“两张皮”问题严重。有的农村基层党组织习惯给村民送钱送物却很少宣传解释党的好政策。有的农村基层党组织组织生活娱乐化庸俗化，有些农村出现“不发钱不参加组织生活”现象，党员的义务被简化为“开会举手赞同”“平时缴纳党费”，党员知情权、参与权、监督权无法保障。有的村支部开展党日活动不积极，形式内容死板客套无创新，以会议落实政策，念文件落实文件，群众参与率极低。更有一些党员“不信马列信鬼神”，利用党的阵地搞迷信活动蛊惑群众，党的政治功能无法发挥，党员意识丧失殆尽。强化政治功能和政治意识，决定着组织力提升的根本方向。
农民对党组织依赖性减弱
从政党的利益表达和利益综合功能来看，“利益是政治行为的逻辑起点”，社会成员加入某一组织根本目的是为了实现自己的利益。农村集体经济衰落，无法提供村庄生活需要的基础设施和公共物品。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农村社会流动加强，土地不再是农民赖以生存的唯一途径，村落也不再是农民的主要生活居所，进城务工经商成为大多数农民的谋生途径，农村基层党组织对农民的吸引力直线下降，农民对党支部的信赖感和依靠感以及参与率自然会下降，党组织的吸引力和组织力受到极大的挑战。此外，外出务工人员只有在春节或家庭有重大事件时偶尔回家，直接导致流动党员和农民成为农村管理的难点，“流动党员没人管、村级事务无人问”“组织找人难，人找组织难”的恶性循环在农村较为普遍。一方面，进城务工农民基本都是村庄里的“壮劳力”和“中坚农民”，常年务工基本可以留在附近城市，外出上学的青年一代也基本生活在城市，大量农村人力资源严重流失，“空心化”现象突出，导致农村基层党组织“青黄不接”、人才匮乏。另一方面，留守在家农民多是“老弱病残”，村干部也多是留守中的一员，由于年龄偏大、学历偏低等多种原因，思想相对保守，接受新事物能力也比较弱，处理村务效率较低，更无法满足农民群众的利益诉求，村党支部形同虚设。
个体化社会挑战原有乡村格局
21世纪的乡村社会形态发生了巨大变化，乡村已经不再是费孝通先生“生于斯、长于斯、死于斯的社会”。[16]（P52）农村社会的性质、家庭生计和农民的价值观都发生了重大变革，堪称千年之未有之大变局。[17]（P108）一是新兴组织的挑战。新型农民合作组织、农业企业组织、社会公益组织的大量涌现，一定程度上挤占了党支部的生存空间，农村基层党组织面临理顺隶属关系、发挥多元治理主体中核心地位的挑战。二是新治理任務的挑战。税费制时期农村治理中心任务是收税和计划生育，随着农业税的废除和人们生育观念的改变，加之国家惠农政策的实施，如何给农民分配好国家资源成为党支部领导农村治理的主要任务，由“取”到“予”的治理矛盾转化给农村干部带来挑战。三是农村利益复杂化，村“两委”关系紧张。随着农民民主意识的增强，有些村民以村委会更具利益代表性拒绝接受村党支部领导，还有一些家族、宗族势力破坏村“两委”选举程序，操控选举人。一些宗教势力借着“两委”名义搞非法宗教活动，黑恶势力在农村横行霸道，挑战党组织领导和权威。四是农村人口流动性增强。据统计，2018年，全国农民工总量28836 万人，比上年增长0.6%。其中，本地农民工11570 万人，增长 0.9%。外出农民工17266 万人，占比59.8%，比去年增长0.5%。[18]农村大量人口流出是常态。党支部也面临着管理好“三留守”人员的难题。村庄缺人气、缺活力、缺生机，总体上呈现出人口老龄化、村庄空心化、家庭离散化等不良态势，给农村基层党组织带来前所未有的挑战，导致农村基层党组织组织力低下。五是个体化社会挑战村落共同体。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实行以后，农民生产生活单位由原来集体为主转变为单个家庭为主。社会整体上呈现出个性化和多样性发展态势，农村社会“原子化”现象严重，个体从传统的差序格局中解放出来，成为理性行为人，农民更加注重个体利益，集体意识丧失，“各扫自家门前雪，休管他人瓦上霜”现象在一些农村很常见，这就大大增加了农村基层党组织组织动员群众难度。
信息化时代乡村巨变
毋庸置疑，农村在现代化进程中远远落后于城市，一段时间处于封闭状态。当互联网涌入农村世界后，西方的普世价值也进入了农村，个人主义意识对农村生活产生了一定的影响。一方面，加重了农民在现代化过程中重视追求自身利益的观念，传统的集体主义观念受到冲击，不敬老人现象明显增加，拜金主义、好逸恶劳不良习气挑战着农村传统的良好风俗。另一方面，互联网时代人人都是信息的随时掌控者，农民对基层干部的依赖性大大降低，农村基层干部要服务好农民，本身就需要不断提升自身能力。也有境外不法分子利用农民综合素质低、是非辨别能力弱的缺点，通过施舍小恩小惠煽动农民参加反党反社会主义的组织，上世纪90年代法轮功在农村的盛行就是典型的例子。受社会极端思想的影响，加之不法分子的怂恿鼓动，农村群众对党组织的信任感明显下降。此外，还有其他因素的消极影响，诸如农村“微腐败”严重损害了一些农民的信任感，一些干部脸难看、门难进、话难听给老百姓造成了一定的心理阴影，加之基层干部长期被污名化，农民群众和党组织被割裂开来，农村基层党组织形同虚设。
关键词：农村;基层党组织;组织力
农村基层党组织是党在农村全部工作和战斗力的基础，也是领导农民群众过上美好生活的坚强后盾。农村基层党组织组织力提升是当前一个热点问题。从理论逻辑看，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一贯重视农村基层党组织建设;从历史逻辑看，党领导组织动员农民群众一起奋斗是我们党的优良传统和独特优势;从现实逻辑看，提升组织力是农村基层党组织应对诸多挑战的必然选择。
一、理论逻辑：马克思主义党建理论的内在要求
马克思主义党的建设理论中有许多关于农村基层党组织的重要论述。马克思恩格斯由于所处时代的限制并没有太多关于农村基层党组织建设的直接论述。列宁所处的封建落后的俄国面临组织、动员大量农民的现实需要，通过总结俄国革命经验和教训，列宁在工人阶级政党历史上首次提到有关党的组织和组织力的相关理论，并领导创建了世界上第一个具有严密组织性、纪律性的工人阶级政党。
马克思恩格斯有关基层党组织建设的构想
马克思恩格斯处在无产阶级政党的初创时期，党的组织层级及其关系在理论和实践中处于艰难探索中，他们并没有关于组织力的直接论述。
1847年6月，马恩指导下的共产主义者同盟成立，这个同盟很大程度上就是今天的基层党组织。同年12月通过的《共产主义者同盟章程》第五条明确规定，“同盟的组织机构是支部、区部、总区部、中央委员会和代表大会”，[1]（P572）支部是党的组织中最基础的部分。后来，马恩进一步强调，“应该使自己的每一个支部都成为工人协会的中心和核心”。[2]（P558）1870年，马克思在《在美因兹召开的国际代表大会的议程》中首次提出成立农业支部的问题，这是最早以行业为单位成立支部的实践。[3]马恩虽未直接提出党的基层组织和组织力的概念，但他们有关各支部和政党要具有严格的组织性和纪律性、要发动和组织群众等思想对于提升基层党组织组织力有很大启迪。
列宁有关农村基层党组织建设的思想
列宁是无产阶级伟大的革命家、理论家和实践家，是党的建设理论的集大成者。高度纪律性和组织化是“列宁式政党”的重要特征。
农村基层党组织在俄共（布尔什维克），夺取革命胜利的进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列宁指出，“无产阶级在争取政权的斗争中，除了组织而外，没有别的武器”。[4]（P410）列宁为应对俄国农村中富农、旧地主不满足余粮收集政策准备发起武装暴动的行为，要求“建立农村基层党组织，改选工人、农民和红军代表苏维埃以消除富农分子”， [5]（P92）俄共（布）开始在农村建立党的基层支部。农村基层支部在落实党的政策、促进农业生产、保证农村稳定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此外，列宁还注意吸收大批优秀的贫苦农民入党，注重党员素质。他指出：“我们只是号召大批普通工人和贫苦农民即劳动农民入党，而不是号召投机农民入党。”[6]（P215-216）此外，列宁很重视培养农村干部，尤其注意培养一批善于管理农业经济的党员干部。同时，他注意从新入党的农民党员中培养农村干部，还注意从中央和各级党组织中选派优秀的党员干部到农村工作和锻炼。1923年4月，俄共（布）第十二次代表大会规定：“经常有计划地把从县级苏维埃和党务干部学校以及从省会精简下来的共产党员派到农村。” [7]此外，列宁还有很多关于加强农村基层党组织建设的思想。比如：列宁认为，农村基层党组织首要的职责就是坚持布尔什维克党对农村的绝对领导权，农村基层党组织要主动向非党农民求助，要在理论上和实践上主动帮助非党农民;农村基层党支部还要主动同非无产阶级派别进行勇敢斗争;注意搜集和整理各个地方农村的实际经验，注意同农村的农业工会、合作社合作;农村基层党组织要反对急功近利，注意纠正错误的工作方法;等等。这些论述和思想一定程度上就是组织动员农民的思想，对于我们提升农村基层党组织组织力有启发意义。
二、历史逻辑：中国共产党的优良传统和政治优势
中国共产党的历史很大程度上就是一部组织群众的历史。从1923年建立第一个农村基层党组织——中共台城特支至今，农村基层党组织在党的各个历史阶段都发挥了重要作用。
1922年，中国共产党二大党章規定：“各农村各工厂各铁路各矿山各兵营各学校等机关，凡有党员三人至五人均得成立一组，每组公推一人为组长，隶属地方支部。”[8]（P168）这是党第一次明确提出要在农村建立自己的组织。1923年，中共历史上第一个农村基层党组织——中共台城特支建立。1929年，毛泽东在《红军第四军前委给中央的信》中写到，“党的战斗力组织力虽然弱到如中央所言，但在反革命潮流逐渐低落的形势之下，恢复一定很快......群众是一定归向我们的”。[9]（P102）这是党内首次提出组织力。1933年，在《必须注意经济工作》的报告中，毛泽东认为要在激烈的革命战争中取胜，就要动员群众获得新的力量。他提出，“在经济战线上把广大人民群众组织起来，并且教育他们”。 [10]（P119） 1943年毛泽东在《组织起来》一文中强调“把群众力量组织起来，这是一种方针”。 [11]（P930）1949年，全国448万党员中，农民占58.9%。全国19.5万个地方党支部，农村支部占74%。[12]解放战争时期，中共中央东北局动员1.2万名干部深入农村，发动农民，实行土地改革，并发展大批积极分子入党，设立农村基层党组织，初步奠定了广大农村中党的基础，从而巩固了东北根据地，为我军顺利解放东北奠定了坚实基础。[13]（P165-166）革命战争年代，农村基层党组织的快速发展使一盘散沙的中国团结起来。新中国成立初期，党在农村完成土改后，通过合作社把农民组织起来，巩固了新生的民主政权。
改革开放以后，党的基层组织建设紧紧围绕党的中心工作开展。1982年，党的十二大规定了基层党组织的八项基本任务，后期历届党章延续至今。1986年，中央为适应农村和企业基层组织的变化，适时对农村和企业党支部建设作出了新的部署。从党的十三届四中全会到党的十八大前，党不断探索推进新兴领域基层党组织建设。1992年，十四大党章明确“党的基层组织是党在社会基层组织中的战斗堡垒，是党的全部工作和战斗力的基础”。1994年，党的十四届四中全会讨论通过《中共中央关于加强党的建设几个重大问题的决定》，在随后召开的全国农村基层组织建设工作会议上提出了建设“五好”农村基层组织的目标。中央发布了《关于加强农村基层组织建设的通知》，各地陆续建立党建责任制和领导干部工作联系点制度。江泽民同志指出：“基础不牢，地动山摇。党的基层组织，是我们党领导和执政的重要基础，是党的全部工作的重要基础，也是社会主义国家政权的重要基础。” [14]（P141）党的十七大提出“充分发挥基层党组织推动发展、服务群众、凝聚人心、促进和谐的作用”，赋予基层党组织战斗堡垒作用新内涵。 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高度重视抓基层打基础工作。2016年2月，习近平同志指出，“要以‘两学一做’学习教育为契机，使各级党组织书记抓党员队伍建设的意识树起来、把责任扛起来，激活基层党组织，增强基层组织力”。[15]（P456）党的基层组织建设进入了新时代，在推进“五位一体”总体布局、“四个全面”战略布局和打赢“三大攻坚战”、实现乡村振兴等战略中发挥了不可替代的作用。
中国共产党来自人民、植根人民，把人民组织起来同我们党想在一起、干在一起，是我们的传家宝，也只有把人民群众组织起来，党才会更加有底气、更加有力量。土地革命战争时期，“三湾改编”把“支部建在连上”;抗日战争时期，“组织千百万群众进入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解放战争时期，“放手发动群众，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用坚定的信念，把人民团结起来”;党的十八大以来，“使得每个基层党组织都成为坚强的战斗堡垒”。这些理论和实践，都是中国共产党的宝贵财富。
三、实践逻辑：战胜诸多现实挑战的必然选择
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大抓基层，不断推动全面从严治党向基层延伸、各项优惠政策向农村倾斜，农村基层党组织在教育管理党员、组织动员群众、领导乡村治理、推动“三农”向好发展方面发挥了重要的作用，巩固和扩大了党在农村的执政基础和群众基础。随着市场经济进一步发展和农村改革的进一步深化，农村基层党组织面临一些困难和挑战，迫切需要提升组织力加以克服。
农村基层党组织政治功能弱化
党的十八大提出加强基层服务型党组织建设的要求，农村基层党组织也顺势而为，但出现了把工作重点放在服务功能上，就服务论服务，忽视政党组织要旗帜鲜明讲政治的根本要求，搞保姆式“过度服务”。有的农村干部思想认识不到位，以“不干不够意思，多少干点意思意思”和“不投入太多时间和精力，不给中心工作添乱”的思维抓党建工作，导致党务和村务“两张皮”问题严重。有的农村基层党组织习惯给村民送钱送物却很少宣传解释党的好政策。有的农村基层党组织组织生活娱乐化庸俗化，有些农村出现“不发钱不参加组织生活”现象，党员的义务被简化为“开会举手赞同”“平时缴纳党费”，党员知情权、参与权、监督权无法保障。有的村支部开展党日活动不积极，形式内容死板客套无创新，以会议落实政策，念文件落实文件，群众参与率极低。更有一些党员“不信马列信鬼神”，利用党的阵地搞迷信活动蛊惑群众，党的政治功能无法发挥，党员意识丧失殆尽。强化政治功能和政治意识，决定着组织力提升的根本方向。
农民对党组织依赖性减弱
从政党的利益表达和利益综合功能来看，“利益是政治行为的逻辑起点”，社会成员加入某一组织根本目的是为了实现自己的利益。农村集体经济衰落，无法提供村庄生活需要的基础设施和公共物品。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农村社会流动加强，土地不再是农民赖以生存的唯一途径，村落也不再是农民的主要生活居所，进城务工经商成为大多数农民的谋生途径，农村基层党组织对农民的吸引力直线下降，农民对党支部的信赖感和依靠感以及参与率自然会下降，党组织的吸引力和组织力受到极大的挑战。此外，外出务工人员只有在春节或家庭有重大事件时偶尔回家，直接导致流动党员和农民成为农村管理的难点，“流动党员没人管、村级事务无人问”“组织找人难，人找组织难”的恶性循环在农村较为普遍。一方面，进城务工农民基本都是村庄里的“壮劳力”和“中坚农民”，常年务工基本可以留在附近城市，外出上学的青年一代也基本生活在城市，大量农村人力资源严重流失，“空心化”现象突出，导致农村基层党组织“青黄不接”、人才匮乏。另一方面，留守在家农民多是“老弱病残”，村干部也多是留守中的一员，由于年龄偏大、学历偏低等多种原因，思想相对保守，接受新事物能力也比较弱，处理村务效率较低，更无法满足农民群众的利益诉求，村党支部形同虚设。
个体化社会挑战原有乡村格局
21世纪的乡村社会形态发生了巨大变化，乡村已经不再是费孝通先生“生于斯、长于斯、死于斯的社会”。[16]（P52）农村社会的性质、家庭生计和农民的价值观都发生了重大变革，堪称千年之未有之大变局。[17]（P108）一是新兴组织的挑战。新型农民合作组织、农业企业组织、社会公益组织的大量涌现，一定程度上挤占了党支部的生存空间，农村基层党组织面临理顺隶属关系、发挥多元治理主体中核心地位的挑战。二是新治理任務的挑战。税费制时期农村治理中心任务是收税和计划生育，随着农业税的废除和人们生育观念的改变，加之国家惠农政策的实施，如何给农民分配好国家资源成为党支部领导农村治理的主要任务，由“取”到“予”的治理矛盾转化给农村干部带来挑战。三是农村利益复杂化，村“两委”关系紧张。随着农民民主意识的增强，有些村民以村委会更具利益代表性拒绝接受村党支部领导，还有一些家族、宗族势力破坏村“两委”选举程序，操控选举人。一些宗教势力借着“两委”名义搞非法宗教活动，黑恶势力在农村横行霸道，挑战党组织领导和权威。四是农村人口流动性增强。据统计，2018年，全国农民工总量28836 万人，比上年增长0.6%。其中，本地农民工11570 万人，增长 0.9%。外出农民工17266 万人，占比59.8%，比去年增长0.5%。[18]农村大量人口流出是常态。党支部也面临着管理好“三留守”人员的难题。村庄缺人气、缺活力、缺生机，总体上呈现出人口老龄化、村庄空心化、家庭离散化等不良态势，给农村基层党组织带来前所未有的挑战，导致农村基层党组织组织力低下。五是个体化社会挑战村落共同体。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实行以后，农民生产生活单位由原来集体为主转变为单个家庭为主。社会整体上呈现出个性化和多样性发展态势，农村社会“原子化”现象严重，个体从传统的差序格局中解放出来，成为理性行为人，农民更加注重个体利益，集体意识丧失，“各扫自家门前雪，休管他人瓦上霜”现象在一些农村很常见，这就大大增加了农村基层党组织组织动员群众难度。
信息化时代乡村巨变
毋庸置疑，农村在现代化进程中远远落后于城市，一段时间处于封闭状态。当互联网涌入农村世界后，西方的普世价值也进入了农村，个人主义意识对农村生活产生了一定的影响。一方面，加重了农民在现代化过程中重视追求自身利益的观念，传统的集体主义观念受到冲击，不敬老人现象明显增加，拜金主义、好逸恶劳不良习气挑战着农村传统的良好风俗。另一方面，互联网时代人人都是信息的随时掌控者，农民对基层干部的依赖性大大降低，农村基层干部要服务好农民，本身就需要不断提升自身能力。也有境外不法分子利用农民综合素质低、是非辨别能力弱的缺点，通过施舍小恩小惠煽动农民参加反党反社会主义的组织，上世纪90年代法轮功在农村的盛行就是典型的例子。受社会极端思想的影响，加之不法分子的怂恿鼓动，农村群众对党组织的信任感明显下降。此外，还有其他因素的消极影响，诸如农村“微腐败”严重损害了一些农民的信任感，一些干部脸难看、门难进、话难听给老百姓造成了一定的心理阴影，加之基层干部长期被污名化，农民群众和党组织被割裂开来，农村基层党组织形同虚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