１９４０年，我在重庆聚兴城银行任经济研究室主任。
　　秋天的一个傍晚，王梓木同志来到我的住处，说：“恩来同志请您吃便饭。”我问：“还有哪些客人？”他说：“就您一位。”我感到很惊异。
　　见着周恩来同志后，他问我：“冯玉祥先生组织‘利他社’，与迁川工厂和其他民族资本家联系，听说您不肯参加，也不赞同这种做法，是吗？”
　　我说：“是的，我觉得资本家不大可靠，对革命没有多少好处。”
　　周恩来同志说：“你们的意见有部分是对的，资产阶级与无产阶级是对立的，但是您却没有对现实作具体分析，您大概是鉴于十月革命对资本家的态度，便把我国与帝俄等同起来了吧！”
　　周恩来同志知道我于１９２５年至１９２７年间曾在莫斯科中山大学学习，便耐心细致地给我分析：“沙俄是帝国主义国家，它的资本家不受其他帝国主义的压迫，而且本身就侵略成性，压迫别人。这些资本家大多从贵族和大地主演变而来，他们支持沙皇，在政治上只有反革命的一面，十月革命那样对待他们是正确的。但是，我国的民族资本家就不同了。他们既受帝国主义和国民党四大家族的经济压迫，又受国民党政府的政治压迫，因此，他们在一定条件下，是会同情和赞成革命的，因而具有两面性，是我们统一战线争取的对象。”
　　周恩来同志接着说：“革命斗争，不只是在政治战线，经济战线也至关重要，民族资产阶级现在应当是我们的统战对象。我今天请您来，想和您商量一个问题，以您现在的职位正好做一件有利于革命的工作，就是把西南的民族资本家团结起来，引导他们同心合力与四大家族对抗，至少使他们不致被四大家族吞噬或者被诱迫投入四大家族的怀抱。”
　　我听到这里，感到周恩来同志对局势洞若观火，实在英明，这个指示真是太及时了。因为当时，随着国民党政府政治压迫的加剧，四大家族的经济压迫也有增无减，在这种高压下，的确有许多民族资本家的企业被吞噬了，也有民族资本家投入了四大家族的怀抱。于是，我急忙向周恩来同志请示具体做法。
　　周恩来同志说：“这个工作，我们分两步走，第一步先把四川主要的民族资本家，如刘航琛、卢作孚、何北衡、杨灿三等团结起来，然后，第二步再把云南的缪云台等团结起来，一起对抗四大家族。”
　　听了周恩来同志的指示后，我说：“第一步工作没有问题。刘、卢、何、杨与我的友谊很深，我的话能够影响他们。第二步怕难成功，而且我还不认识缪云台。”
　　这时，周恩来同志笑了，他说：“我的看法与您相反，困难的是第一步。如第一步成功了，则第二步便没有多大困难了！”
　　周恩来同志虽然这样说，由于我的认识肤浅，当时在思想上并未能完全接受！
　　吃完饭后，周恩来同志站起来说：“不送您了，免得引起特务注意。”接着，又客气地说：“对不起，劳了您的驾。”
　　我激动地回答：“与君一席话，胜读十年书，我得的教益不小！”
　　第二天，我便找到刘航琛把联合起来对抗四大家族的意思作为我的想法向他讲了。刘航琛当时正在为四大家族伤脑筋，他立即赞同了这个主张。于是，我们又同访卢作孚、何北衡，杨灿三，他们都表示赞成，并相邀大家一起到北泉公园数帆楼进一步协商。
　　首次出马便告成功，我十分高兴，心想：第一步果然不困难嘛！
　　不料，到了数帆楼，问题就出来了。第一天说得很好，一致同意联合对抗四大家族。第二天大家更谈得不错，都主张将他们的十几个企业进行合作，共同成立联合准备库。可是第三天讨论到人事安排、资本负担、对内对外的利率、利润分配等问题时，就各打各的算盘，谈不到一块了。
　　会议延续了一天，仍无济于事，最后只好达成一个君子协定：在座四位经营的任何企业，在受到四大家族压迫而发生危机时，大家协力支援。
　　看着这场面，我才又一次体会到周恩来真是远见卓识，事情的发展，早在他预料之中。
　　工作失败了，我十分惭愧，感到有负周恩来的委托。从北碚回来后，我立即向他汇报，不料周恩来毫无责备之意，反而尽量抚慰我，他仍然微笑着说：“您对资本家还缺乏深入了解，他们之间发生矛盾，只有一个问题，就是‘利润’。这几位民族资本家后来谈不拢，就是因为都在算自己怎样才能在利润收益上不吃亏。所以，上次我说你的工作困难在第一步。如果第一步安排妥当了，缪云台等是会主动来靠拢的。不过，我们对民族资本家的期望不能过高。只要同意互相支援来对抗四大家族这个原则，就算成功了！你不要难过，你不是失败，而是取得相当的胜利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