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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报道，2012年全国人大会议召开前夕，立法时间长边九年，数易其稿，屡更其名的《自然遗产保护法》已经由全国人大环资委提交报告，称法律草案及相关证明材料已准备完毕，建议将审议《自然遗产保护法》列入2012年的全国人大常委会会议议程，有望在2012年3月召开的“两会”上投票通过。
消息一经传出，国际野生生物保护学会(wGs)中国项目主任、中科院动物研究所副研究员解焱等学者不断通过网络、媒体，公开呼吁推迟审议《自然遗产保护法》，并于2月18日召开“再议《自然遗产保护法》”课题，促成《保护地法》的出台。
从环保的需求和国家支持力度上看，《自然遗产保护法》立法初衷无疑是一件利国利民的幸事，但是为什么自2003年议案提出，就一直遭受众学者的“炮轰”与阻击?以至于长达九年的马拉松之战后，依旧有如此遭遇，是什么原因造成了这项基本立法的落差和“不如意”?这要从认识《自然遗产保护法》谈起。
九年马拉松之路
1989年颁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法》被认为是环保领域的基本法。但这部法律的重点在于污染防治，对于生态保护领域的描述是一片空白。而与当时占中国国土面积14％的1757个自然保护区相关的唯一法律条文，是1994年由国务院制定的《中华人民共和国自然保护区条例》。
按照这部法律的规定，我国已建的自然保护区中需要严格保护的比例高达70％左右，这一比例位居世界第一。但根据世界保护监测中心(wCMC)的抽样调研，我国的这一比例应该在6％左右。相比管理规范上的严格，投入自然保护区的经费却少得可怜，只有52.7美元／平方公里。这一数字远低于发达国家2058美元／平方公里的标准，甚至与发展中国家157美元／平方公里的标准都相去甚远。
要求过高与重视过低，很容易导致保护区的“有法不依”。经业界人士和环保界学者的不断努力，自2003全国十届人大一次会议起，加快生态保护领域的立法进程提上了全国人大环资委的工作日程。一项相关的法律立项呼之欲出。
然而当立法草案进入讨论阶段后，人们才意识到问题的复杂性。全国上千个自然保护区，归属国家林业局主管的占76％，属前国家环保总局主管的占11％，除此之外，包括农业部、国家海洋局、水利部、建设部和国土资源部在内的部委也分别有“属地”。这也意味着，这个草案如果提交全国人大审议，必须首先征得这10多个职责部门的书面同意。
专家小组的主流意见是：引入国际通行的“自然保护地”概念，将自然保护区、风景名胜区、森林公园、国家湿地公园、国家城市湿地公园、国家地质公司、水利风景区等所有子生态保护系统均纳入自然保护的评价体系。
这个方案实现的前提，是当时的国家环保总局放弃手中的自然保护区管理权限，转变为整个自然保护体系的监管部门，从而打破各自为政、执法不严的怪圈。
2006年2月15日，全国人大环资委在全国人大会议中心召开了“自然保护地立法国际研讨会”。专家组一度将《自然保护地法》更名为《自然保护区域法》，但中途因行政权责监管问题出现偏颇，这样的方案使环保部监管其他部门，以至于矛盾重重，彻底陷入停滞。
据悉，自2008年3月建设部原部长汪光焘当选全国人大环资委主任委员以来，该草案的调研与拟定工作重新开始。截止到2010年2月，《自然遗产保护法》立法工作会议已召开7次，该草案已经修改了不下10稿，名称已变成了《自然遗产保护法》，却迟迟未通过审议。而时隔两年后的今天，《自然遗产保护法》再爆有望投票通过。
仍存在的棘手问题
这个几经易稿的草案一经提出，立刻激起学界的强烈反响，为此奔走呼号多年的学界解焱女士再一次行动起来，发出夜书呼吁信，做问卷调查，并通过民间环保组织达尔问向公众宣讲，提出该草案面临的现实问题。
解焱介绍，草案的核心内容是，被列为“国家自然遗产”的地方根据《自然保护区条例》进行管理，需要建立国家级自然保护区，或者根据《风景名胜区条例》进行管理，建立国家级风景名胜区。但是，《自然保护区条例》10年前就被要求要修订，《风景名胜区条例》则是以风景名胜旅游管理为主，并不能满足保护的需求，“在这两个亟待修改的法律基础之上建立的法律显然会存在严重问题”
其次，《自然遗产保护法》中明确将监管权给了各自部门。环保部目前管理着大约11％的自然保护区，建设部管理着所有的风景名胜区，管理权和监督权没有分开，草案中没有提出合理的可操作的管理标准，目前存在的部门之间监督难的问题无法得到解决。而且这个草案把监管权和管理权混在一起的状况，用法律的形式给它明确下来，这对于未来再进行任何这方面的提高或者改善变得更加困难。
“立法权被行政权绑架了。”白2003年开始，中南财经政法学法学院副院长高利红教授便以一个观察者的身份关注此事，“某种程度上，要在各部门的利益问完成妥协，往往以牺牲生态利益为代价。”
中国地质大学(武汉)政法学院教授黄德林指出，同一保护区可能在上述体系内有多种身份，管理部门间权力边界极不清晰，“有利益往前抢，没利益往后退”。
“187个国家级风景名胜区中包括93个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和144个省级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已有《文物保护法》对这些文物保护单位进行管理。新法出台后文物保护单位该在哪个法律下运行呢?”国务院发展中心研究院苏杨曾提出疑问。
民间环保组织“自然之友”曾经发布的年度环境绿皮书《中国环境发展报告(2010)》也印证了这一点。其中指出：“一些过去在被遗忘角落守着寂寞的自然保护区，正在从自然化、生态化向经济化、产业化、商业化和人工化迅速转变。”
由此我们可以总结，草案存在的两大问题：一是立法依据不健全，与其他的法律法规有矛盾，一旦通过，要想再另外建一个全面的相关法律将非常难，中国将长久地没有一套覆盖全面保护地的相关法律体系；二是监管权和管理权混乱，后果是草案只管理大约600个左右的保护地，剩下的7000多个保护地将继续无法可依，监管混乱，不能很好地发挥保护作用。
疾呼推迟审议
专家2004年分析的空缺發现，我国的天山、晋冀山地、青海省东部边界地区、云贵高原东南部、黄土高原和广西北部、淮河和黄河下游等地，保护地覆盖不足；一些物种未受到(或未很好受到)保护区覆盖，仅考虑所有的哺乳动物(560种)、爬行动物(591种)和两栖类动物(287种)中，有48个物种没有任何保护区覆盖。有100种没有得到任何国家级保护区保护。许多物种都面临严重威胁。
“如果我们建立一个自然遗产保护法，却保护不住我们最珍贵的自然遗产(我国独特丰富的生物物种的代表)，我们为什么要建立这样的法律?”解焱说，“我的意见是，中国不需要再立一部这样的法律，中国需要的是覆盖整个保护地领域的法律。”
解焱指出，目前我国保护地保护水平低，因为这个体系中存在至少四个方面的问题：多部门管理，分割情况严重，缺乏监管标准与统一监督机制；许多保护地相关法规已经过时，不能满足目前多样化的需求；没有充分调动社会力量支持保护，主要依赖于国家投入，资源的欠缺成为良好管理的主要障碍；没有调动当地社区参与保护，社区往往成为保护的对立面，保护与发展的冲突问题严重。
在解焱发出的呼吁信中，解焱希望通过大家的共同努力，让《自然遗产保护法》推迟审议一年，而在未来的一年中，有关部门能组织专家，从建立覆盖一个完整的保护地领域基本法的角度；从提供统一标准和要求的角度；从监督权和管理权分开，加强监管力度的角度；从充分调动所有社会力量支持自然保护的角度，制定一部能够真正针对目前保护地管理关键问题，实现大范围和长期保护的法律。为此，解焱构思了一个《保护地法》框架。 “《保护地法》的关键是要覆盖保护地完整领域，将监督权和管理权分开，鼓励所有部门、企事业单位甚至个人建立和参与管理保护地，但是由独立、客观监督部门进行统一监管。”她认为，这一全新的《保护地法》如果能够实现，中国保护事业将受益无穷。
消息一经传出，国际野生生物保护学会(wGs)中国项目主任、中科院动物研究所副研究员解焱等学者不断通过网络、媒体，公开呼吁推迟审议《自然遗产保护法》，并于2月18日召开“再议《自然遗产保护法》”课题，促成《保护地法》的出台。
从环保的需求和国家支持力度上看，《自然遗产保护法》立法初衷无疑是一件利国利民的幸事，但是为什么自2003年议案提出，就一直遭受众学者的“炮轰”与阻击?以至于长达九年的马拉松之战后，依旧有如此遭遇，是什么原因造成了这项基本立法的落差和“不如意”?这要从认识《自然遗产保护法》谈起。
九年马拉松之路
1989年颁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法》被认为是环保领域的基本法。但这部法律的重点在于污染防治，对于生态保护领域的描述是一片空白。而与当时占中国国土面积14％的1757个自然保护区相关的唯一法律条文，是1994年由国务院制定的《中华人民共和国自然保护区条例》。
按照这部法律的规定，我国已建的自然保护区中需要严格保护的比例高达70％左右，这一比例位居世界第一。但根据世界保护监测中心(wCMC)的抽样调研，我国的这一比例应该在6％左右。相比管理规范上的严格，投入自然保护区的经费却少得可怜，只有52.7美元／平方公里。这一数字远低于发达国家2058美元／平方公里的标准，甚至与发展中国家157美元／平方公里的标准都相去甚远。
要求过高与重视过低，很容易导致保护区的“有法不依”。经业界人士和环保界学者的不断努力，自2003全国十届人大一次会议起，加快生态保护领域的立法进程提上了全国人大环资委的工作日程。一项相关的法律立项呼之欲出。
然而当立法草案进入讨论阶段后，人们才意识到问题的复杂性。全国上千个自然保护区，归属国家林业局主管的占76％，属前国家环保总局主管的占11％，除此之外，包括农业部、国家海洋局、水利部、建设部和国土资源部在内的部委也分别有“属地”。这也意味着，这个草案如果提交全国人大审议，必须首先征得这10多个职责部门的书面同意。
专家小组的主流意见是：引入国际通行的“自然保护地”概念，将自然保护区、风景名胜区、森林公园、国家湿地公园、国家城市湿地公园、国家地质公司、水利风景区等所有子生态保护系统均纳入自然保护的评价体系。
这个方案实现的前提，是当时的国家环保总局放弃手中的自然保护区管理权限，转变为整个自然保护体系的监管部门，从而打破各自为政、执法不严的怪圈。
2006年2月15日，全国人大环资委在全国人大会议中心召开了“自然保护地立法国际研讨会”。专家组一度将《自然保护地法》更名为《自然保护区域法》，但中途因行政权责监管问题出现偏颇，这样的方案使环保部监管其他部门，以至于矛盾重重，彻底陷入停滞。
据悉，自2008年3月建设部原部长汪光焘当选全国人大环资委主任委员以来，该草案的调研与拟定工作重新开始。截止到2010年2月，《自然遗产保护法》立法工作会议已召开7次，该草案已经修改了不下10稿，名称已变成了《自然遗产保护法》，却迟迟未通过审议。而时隔两年后的今天，《自然遗产保护法》再爆有望投票通过。
仍存在的棘手问题
这个几经易稿的草案一经提出，立刻激起学界的强烈反响，为此奔走呼号多年的学界解焱女士再一次行动起来，发出夜书呼吁信，做问卷调查，并通过民间环保组织达尔问向公众宣讲，提出该草案面临的现实问题。
解焱介绍，草案的核心内容是，被列为“国家自然遗产”的地方根据《自然保护区条例》进行管理，需要建立国家级自然保护区，或者根据《风景名胜区条例》进行管理，建立国家级风景名胜区。但是，《自然保护区条例》10年前就被要求要修订，《风景名胜区条例》则是以风景名胜旅游管理为主，并不能满足保护的需求，“在这两个亟待修改的法律基础之上建立的法律显然会存在严重问题”
其次，《自然遗产保护法》中明确将监管权给了各自部门。环保部目前管理着大约11％的自然保护区，建设部管理着所有的风景名胜区，管理权和监督权没有分开，草案中没有提出合理的可操作的管理标准，目前存在的部门之间监督难的问题无法得到解决。而且这个草案把监管权和管理权混在一起的状况，用法律的形式给它明确下来，这对于未来再进行任何这方面的提高或者改善变得更加困难。
“立法权被行政权绑架了。”白2003年开始，中南财经政法学法学院副院长高利红教授便以一个观察者的身份关注此事，“某种程度上，要在各部门的利益问完成妥协，往往以牺牲生态利益为代价。”
中国地质大学(武汉)政法学院教授黄德林指出，同一保护区可能在上述体系内有多种身份，管理部门间权力边界极不清晰，“有利益往前抢，没利益往后退”。
“187个国家级风景名胜区中包括93个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和144个省级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已有《文物保护法》对这些文物保护单位进行管理。新法出台后文物保护单位该在哪个法律下运行呢?”国务院发展中心研究院苏杨曾提出疑问。
民间环保组织“自然之友”曾经发布的年度环境绿皮书《中国环境发展报告(2010)》也印证了这一点。其中指出：“一些过去在被遗忘角落守着寂寞的自然保护区，正在从自然化、生态化向经济化、产业化、商业化和人工化迅速转变。”
由此我们可以总结，草案存在的两大问题：一是立法依据不健全，与其他的法律法规有矛盾，一旦通过，要想再另外建一个全面的相关法律将非常难，中国将长久地没有一套覆盖全面保护地的相关法律体系；二是监管权和管理权混乱，后果是草案只管理大约600个左右的保护地，剩下的7000多个保护地将继续无法可依，监管混乱，不能很好地发挥保护作用。
疾呼推迟审议
专家2004年分析的空缺發现，我国的天山、晋冀山地、青海省东部边界地区、云贵高原东南部、黄土高原和广西北部、淮河和黄河下游等地，保护地覆盖不足；一些物种未受到(或未很好受到)保护区覆盖，仅考虑所有的哺乳动物(560种)、爬行动物(591种)和两栖类动物(287种)中，有48个物种没有任何保护区覆盖。有100种没有得到任何国家级保护区保护。许多物种都面临严重威胁。
“如果我们建立一个自然遗产保护法，却保护不住我们最珍贵的自然遗产(我国独特丰富的生物物种的代表)，我们为什么要建立这样的法律?”解焱说，“我的意见是，中国不需要再立一部这样的法律，中国需要的是覆盖整个保护地领域的法律。”
解焱指出，目前我国保护地保护水平低，因为这个体系中存在至少四个方面的问题：多部门管理，分割情况严重，缺乏监管标准与统一监督机制；许多保护地相关法规已经过时，不能满足目前多样化的需求；没有充分调动社会力量支持保护，主要依赖于国家投入，资源的欠缺成为良好管理的主要障碍；没有调动当地社区参与保护，社区往往成为保护的对立面，保护与发展的冲突问题严重。
在解焱发出的呼吁信中，解焱希望通过大家的共同努力，让《自然遗产保护法》推迟审议一年，而在未来的一年中，有关部门能组织专家，从建立覆盖一个完整的保护地领域基本法的角度；从提供统一标准和要求的角度；从监督权和管理权分开，加强监管力度的角度；从充分调动所有社会力量支持自然保护的角度，制定一部能够真正针对目前保护地管理关键问题，实现大范围和长期保护的法律。为此，解焱构思了一个《保护地法》框架。 “《保护地法》的关键是要覆盖保护地完整领域，将监督权和管理权分开，鼓励所有部门、企事业单位甚至个人建立和参与管理保护地，但是由独立、客观监督部门进行统一监管。”她认为，这一全新的《保护地法》如果能够实现，中国保护事业将受益无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