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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本文利用1999—2010年我国30个省市的面板数据，对金融中介、企业家精神和区域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进行了实证研究。实证结果显示：金融中介发展尤其是效率的提高，对经济增长有直接的推动作用，但其增长效应存在地区差异；企业家精神能够促进经济增长，但企业家创新精神的经济增长效应远低于创业精神的经济增长效应；金融中介发展主要通过支持企业家创业活动促进经济增长。
关键词：金融中介发展；企业家精神；区域经济增长
中图分类号：F83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4-2265（2014）04-0049-04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持续30多年快速增长，创造了增长奇迹。与此同时，我国金融体系日趋完善，私营企业家比例（企业家创业精神变量）和专利授权量（企业家创新精神变量）不断增加，有力推动了我国经济增长。以往文献就金融发展、企业家精神与我国经济增长的关系进行了有益的探讨，但这些研究大都孤立进行，并且极少将金融中介发展与企业家精神纳入一个经济增长框架进行分析。那么金融中介发展、企业家精神与区域经济增长三者之间是否存在必然的因果关系以及怎样的相互作用机制是值得进一步研究和验证的问题。
一、文献回顾
拉扬和津加莱斯（Rajan和Zingales，2003）以及夏尔马（Siddharth Sharma，2007）等人认为，一个运行状况良好的金融体系在有效配置金融资源与促进技术进步等方面对经济增长具有显著的促进作用。经过多年的发展，我国形成了以金融中介为主、金融市场为辅的金融体系，从整体上看，我国金融发展对经济增长确实起到了促进作用（王景武，2005），同时大量研究表明，我国金融市场（以股票市场为主）与经济发展之间存在负相关关系（谭儒勇，1999）或者是弱的、不显著的正相关关系（李广众、陈平，2002），而金融中介体系对经济增长具有显著的正效应（袁云峰、黄炳艺，2011）。在熊彼得（Schumpeter，1934）、科兹纳（Kirzner，1973）及庄子银（2005）等经济学家的推动下，企业家精神在实现国家经济增长方面的重要作用得到了越来越多学者的认可。
通过以上分析发现，国内外学者就金融发展、企业家精神与经济增长三者之间的关系进行了理论与实证分析，成果丰富。但是上述研究仍存在以下不足：首先，关于金融中介发展与企业家精神对经济增长影响的研究大都孤立进行，但三者之间是存在紧密联系的。金融体系的垄断或抑制不利于企业家才能的发挥，从而不利于经济的持续发展（弗赖伊，1978）。其次，虽然近年来已有学者针对金融中介发展、企业家精神与经济增长三者关系进行了初步分析，但是国内关于三者关系的研究仍极其缺乏且存在不足之处。江春（2010）试图通过分别构建金融中介发展与企业家创新精神、金融中介发展与经济增长关系两个模型，来验证金融中介发展通过支持企业家创新活动进而促进经济增长这一机制。尹宗成（2012）将区域金融发展水平、企业家精神与区域经济增长纳入一个统一的框架下进行分析，不过他只是用单一指标来反映金融中介发展，虽然得出金融中介发展通过为企业家创业活动提供资金支持，从而促进我国经济增长的结论，但是由于指标单一，不能全面反映金融中介发展水平，其研究仍缺乏一定的说服力。
为弥补上述不足，在变量选择时，本文选取表示规模与效率的3个指标，来衡量我国金融中介发展水平，同时把企业家精神细分为创业精神与创新精神。通过构建两个模型，不仅研究了金融中介发展与企业家精神对经济增长的直接影响，还研究了金融中介发展如何通过企业家精神对区域经济增长产生间接影响。
二、计量模型构建与指标数据选择
（一）计量模型构建
为了检验金融中介发展、企业家精神对经济增长的直接影响，以及金融中介发展通过企业家精神对经济增长的间接影响，本文利用1999—2010年我国30个省市的面板数据，对三者的关系进行实证分析。模型设定如下：
其中，i和t分别表示地区和年份，Yit用来测度经济增长情况，FDit和ESit分别表示金融中介发展和企业家精神，用来分析金融中介发展和企业家精神对经济增长的直接影响。而交互项[FDit*ESit]，用来检验金融中介发展通过企业家精神对经济增长的间接影响。为了避免各效率指标间可能存在的自相关性，在检验过程中，每次用一个金融中介指标来替换FD。
（二）变量定义与数据来源
1. 经济增长指标Y：本研究选取人均GDP并取自然对数衡量各地区经济增长情况（江春，2010）。
2. 金融中介发展（FD）：考虑到数据可获得性与指标的全面性，本研究选取3个指标衡量金融中介发展水平，分别为：
（1）金融相关率（FIR）。通常用来测度金融中介发展规模，FIR=（金融机构存款余额+金融机构贷款余额）/该地区生产总值（戈德史密斯，1969）。
（2）私有部门贷款与国内生产总值之比（PRI/GDP）。其构建基础在于众多研究所得出的非国有经济整体经济效率高于国有经济的结论。由于从统计资料中无法获取私有部门贷款数据，同时，在我国存在大量混合性质企业的情况下，选择狭义的私有企业信贷/GDP 将会低估我国金融发展对企业家创业与创新活动的支持。本文借鉴“残差结构一阶自相关（AR（1））”的固定效应（FE）面板数据方法估计国有与非国有企业得到的贷款规模（张军、金熠，2005），计算出PRI/GDP。
（3）固定资产投资中国内贷款与国家预算内资金之比（LOAN）。本研究参考姚耀军（2010）的做法，金融发展规模与效率的综合衡量用固定资产投资中国内贷款与国家预算内资金之比来表示。
3. 企业家精神（ES）。本文用创业精神（EV）与创新精神（EI）测度企业家精神。李杏（2011）、何予平（2006）等人选取自我雇佣率或企业进入比率作为测度创业精神的指标，本文用个体户和私营企业家占全体就业人口的比例表示企业家的创业精神。借鉴已有文献衡量企业家创新精神的指标（李杏，2011；李宏彬等，2009），采用专利授权量并对其取自然对数来表示。 4. 控制变量。（1）政府财政支出（EXPE）以各省财政支出占 GDP 的比重表示；（2）贸易开放度（TRADE）以各地区进出口总额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率表示；（3）人力资本（HUM）：以年龄在6岁及以上居民的平均受教育年限来衡量人力资本水平，计算方法是将统计年鉴中受教育人口分为4个级别： 小学、初中、高中、大专及以上，并分别将各个教育级别乘以教育年限6、9、12、16年，并相加，然后除以6岁及以上人口数，得出人均受教育年限。
样本的时间跨度为1999—2010年，涉及除西藏外的30个省份，由于西藏数据缺失，本文未纳入研究范围。基础数据来源于相关年份的《中国统计年鉴》和各省市相关年份统计年鉴。
三、实证研究与结果分析
在进行回归分析时，由于地区间金融中介发展水平、企业家精神的差异性，可能出现异方差现象。本文进行Hausman检验，结果支持采用固定效应面板数据模型。但是，之后在固定效应面板数据模型下进行的异方差检验，却发现模型存在较为明显的异方差性。为控制异方差性，本文估计面板数据模型时采用可行广义最小二乘法FGLS进行回归分析。
（一）金融中介发展对经济增长的影响
金融中介发展变量（FD）系数表示金融中介发展对经济增长的直接影响。从全国层面来看，金融中介规模指标FIR、金融中介效率指标PRI/GDP以及综合衡量指标LOAN的系数分别为0.0211、0.0582、0.00839，而且在1%水平上显著，不论金融中介规模的扩展或是效率的提高都促进了我国经济增长，表明我国金融中介发展与经济增长之间有密切联系，其联系是全方位的，包括金融中介发展的规模扩张和效率变化。
虽然东、中、西部地区金融中介发展变量的指标系数基本为正（除西部地区FIR的系数为负外），但金融中介发展对区域经济增长的影响存在较大的地区差异，东部地区的金融中介发展变量FD的系数最大，中部次之，西部最小甚至为负。同时可以发现，无论全国还是各地区，金融中介发展水平中衡量效率的指标PRI/GDP的系数最大，表明金融中介效率的提高对经济增长的促进作用更加明显。
（二）企业家精神对经济增长的影响
1. 企业家创业精神对经济增长的影响。从全国层面来看，企业家创业精神（EV）的系数分别为0.162、0.108、1.977，均在1% 水平上为正且显著，表明企业家创业精神对经济增长具有显著的促进作用。在现实中，企业家的创业活动能否成功往往取决于启动资金的充足与否。在金融发展水平较低的情况下，创业者获得的资金规模会受到流动性约束的限制，这就导致具有企业家精神与才能的潜在企业家无法完成创业活动，从而不能成为现实企业家，于是一国经济增长的可持续性受到极大限制，而完善的金融中介体系将通过支持企业家创业进而对经济增长产生促进效应。分地区来看，企业家创业精神对东部经济增长的正效应最为明显，中部其次，而在西部或者影响很小，或者起到阻碍作用。
2. 企业家创新精神对经济增长的影响。估计结果显示，从全国层面看，企业家创新精神变量（EI）的系数分别为0.0126、0.0264、0.0227，表明其对经济增长有积极作用，与理论预期相符。自主创新是一个国家经济增长的重要动力，而完善的金融体系既能通过资金支持鼓励自主创新，又能通过淘汰落后经营理念同时促进先进经营理念产生的机制，推动一国经济持续增长。分区域来看，各地区企业家创新精神对经济增长都有显著正效应，而中、西部省份企业家创新精神变量对经济增长的正效应与东部相比明显较小。
从企业家精神两变量（EV和EI）的系数看，与企业家创业精神相比，创新精神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要低得多。这表明，基于要素重置产生的结构红利仍是企业家精神促进我国经济增长的主要动力。
（三）金融中介发展通过企业家精神对经济增长的间接影响
通过金融中介发展与企业家精神交互项的系数，可以判断金融中介发展促进企业家精神培育进而促进区域经济增长这一机制是否存在。
从全国层面看，金融中介发展指标与企业家精神的交互项均为正，说明金融中介对我国经济增长的促进作用可以通过为企业家进行创业和创新活动提供资金支持实现。同时可以发现，FD*EV的系数明显大于FD*EI，这表明金融中介发展主要通过支持企业家创业活动推动经济增长。
从金融中介发展对东、中、西部经济增长的间接影响来看，东部地区金融中介发展对企业家精神的培育作用优于中、西部地区。中、西部地区FD*EI与FD*EV指标系数部分为负并且明显小于东部地区，表明这种情况的存在。究其原因，是由于大量金融资源涌向经济较发达的东部地区，加之东部地区金融中介体系竞争相对充分，使得东部地区企业家创业与创新活动的信贷约束较小，进而推动了本地区的经济增长。
四、结论
本文利用1999—2010年我国30个省市的面板数据，采用FGLS估计法对金融中介发展、企业家精神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进行了实证分析。结果表明：
第一，不论是从全国还是分地区来看，金融中介发展都对经济增长有直接的推动作用，但其增长效应存在区域差异，其中东部地区金融中介发展对本地区经济增长的贡献率最高，西部地区最小甚至起到阻碍作用。
第二，企业家创业精神与创新精神对经济增长均有显著的促进作用，同时可以发现，与企业家创业精神相比，创新精神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要低得多。这表明，基于要素重置产生的结构红利仍是企业家精神促进我国经济增长的主要动力。
第三，金融中介发展促进企业家精神培育进而促进经济增长这一机制得到了验证。在这一过程中，金融市场起着重要的联结作用，一个地区的金融发展水平越高，其对企业家精神的培育效果越明显。这意味着金融中介发展水平高的地区通过企业家精神表现出来的经济增长效应优于金融中介发展水平相对较低的地区。
参考文献：
[1]Goldsmith，Raymond，W.1969.Financial structure and development [M].Yale University Press，New Haven.
[2]江春，张秀丽.金融发展与企业家精神：基于中国省级面板数据的实证检验[J].广东金融学院学报，2010，（2）.
[3]尹宗成，李向军.金融发展与区域经济增长——基于企业家精神的视角[J].中央财经大学学报，2012，（11）.
[4]张军，金煜.中国的金融深化和生产率关系的再检测：1987—2001[J].经济研究，2005，（11）.
[5]姚耀军.金融中介发展与技术进步——来自中国省级面板数据的证据[J].财贸经济，2010，（4）.
[6]何予平.企业家精神与中国经济增长——基于C-D生产函数的实证研究[J].当代财经，2006，（7）.
关键词：金融中介发展；企业家精神；区域经济增长
中图分类号：F83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4-2265（2014）04-0049-04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持续30多年快速增长，创造了增长奇迹。与此同时，我国金融体系日趋完善，私营企业家比例（企业家创业精神变量）和专利授权量（企业家创新精神变量）不断增加，有力推动了我国经济增长。以往文献就金融发展、企业家精神与我国经济增长的关系进行了有益的探讨，但这些研究大都孤立进行，并且极少将金融中介发展与企业家精神纳入一个经济增长框架进行分析。那么金融中介发展、企业家精神与区域经济增长三者之间是否存在必然的因果关系以及怎样的相互作用机制是值得进一步研究和验证的问题。
一、文献回顾
拉扬和津加莱斯（Rajan和Zingales，2003）以及夏尔马（Siddharth Sharma，2007）等人认为，一个运行状况良好的金融体系在有效配置金融资源与促进技术进步等方面对经济增长具有显著的促进作用。经过多年的发展，我国形成了以金融中介为主、金融市场为辅的金融体系，从整体上看，我国金融发展对经济增长确实起到了促进作用（王景武，2005），同时大量研究表明，我国金融市场（以股票市场为主）与经济发展之间存在负相关关系（谭儒勇，1999）或者是弱的、不显著的正相关关系（李广众、陈平，2002），而金融中介体系对经济增长具有显著的正效应（袁云峰、黄炳艺，2011）。在熊彼得（Schumpeter，1934）、科兹纳（Kirzner，1973）及庄子银（2005）等经济学家的推动下，企业家精神在实现国家经济增长方面的重要作用得到了越来越多学者的认可。
通过以上分析发现，国内外学者就金融发展、企业家精神与经济增长三者之间的关系进行了理论与实证分析，成果丰富。但是上述研究仍存在以下不足：首先，关于金融中介发展与企业家精神对经济增长影响的研究大都孤立进行，但三者之间是存在紧密联系的。金融体系的垄断或抑制不利于企业家才能的发挥，从而不利于经济的持续发展（弗赖伊，1978）。其次，虽然近年来已有学者针对金融中介发展、企业家精神与经济增长三者关系进行了初步分析，但是国内关于三者关系的研究仍极其缺乏且存在不足之处。江春（2010）试图通过分别构建金融中介发展与企业家创新精神、金融中介发展与经济增长关系两个模型，来验证金融中介发展通过支持企业家创新活动进而促进经济增长这一机制。尹宗成（2012）将区域金融发展水平、企业家精神与区域经济增长纳入一个统一的框架下进行分析，不过他只是用单一指标来反映金融中介发展，虽然得出金融中介发展通过为企业家创业活动提供资金支持，从而促进我国经济增长的结论，但是由于指标单一，不能全面反映金融中介发展水平，其研究仍缺乏一定的说服力。
为弥补上述不足，在变量选择时，本文选取表示规模与效率的3个指标，来衡量我国金融中介发展水平，同时把企业家精神细分为创业精神与创新精神。通过构建两个模型，不仅研究了金融中介发展与企业家精神对经济增长的直接影响，还研究了金融中介发展如何通过企业家精神对区域经济增长产生间接影响。
二、计量模型构建与指标数据选择
（一）计量模型构建
为了检验金融中介发展、企业家精神对经济增长的直接影响，以及金融中介发展通过企业家精神对经济增长的间接影响，本文利用1999—2010年我国30个省市的面板数据，对三者的关系进行实证分析。模型设定如下：
其中，i和t分别表示地区和年份，Yit用来测度经济增长情况，FDit和ESit分别表示金融中介发展和企业家精神，用来分析金融中介发展和企业家精神对经济增长的直接影响。而交互项[FDit*ESit]，用来检验金融中介发展通过企业家精神对经济增长的间接影响。为了避免各效率指标间可能存在的自相关性，在检验过程中，每次用一个金融中介指标来替换FD。
（二）变量定义与数据来源
1. 经济增长指标Y：本研究选取人均GDP并取自然对数衡量各地区经济增长情况（江春，2010）。
2. 金融中介发展（FD）：考虑到数据可获得性与指标的全面性，本研究选取3个指标衡量金融中介发展水平，分别为：
（1）金融相关率（FIR）。通常用来测度金融中介发展规模，FIR=（金融机构存款余额+金融机构贷款余额）/该地区生产总值（戈德史密斯，1969）。
（2）私有部门贷款与国内生产总值之比（PRI/GDP）。其构建基础在于众多研究所得出的非国有经济整体经济效率高于国有经济的结论。由于从统计资料中无法获取私有部门贷款数据，同时，在我国存在大量混合性质企业的情况下，选择狭义的私有企业信贷/GDP 将会低估我国金融发展对企业家创业与创新活动的支持。本文借鉴“残差结构一阶自相关（AR（1））”的固定效应（FE）面板数据方法估计国有与非国有企业得到的贷款规模（张军、金熠，2005），计算出PRI/GDP。
（3）固定资产投资中国内贷款与国家预算内资金之比（LOAN）。本研究参考姚耀军（2010）的做法，金融发展规模与效率的综合衡量用固定资产投资中国内贷款与国家预算内资金之比来表示。
3. 企业家精神（ES）。本文用创业精神（EV）与创新精神（EI）测度企业家精神。李杏（2011）、何予平（2006）等人选取自我雇佣率或企业进入比率作为测度创业精神的指标，本文用个体户和私营企业家占全体就业人口的比例表示企业家的创业精神。借鉴已有文献衡量企业家创新精神的指标（李杏，2011；李宏彬等，2009），采用专利授权量并对其取自然对数来表示。 4. 控制变量。（1）政府财政支出（EXPE）以各省财政支出占 GDP 的比重表示；（2）贸易开放度（TRADE）以各地区进出口总额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率表示；（3）人力资本（HUM）：以年龄在6岁及以上居民的平均受教育年限来衡量人力资本水平，计算方法是将统计年鉴中受教育人口分为4个级别： 小学、初中、高中、大专及以上，并分别将各个教育级别乘以教育年限6、9、12、16年，并相加，然后除以6岁及以上人口数，得出人均受教育年限。
样本的时间跨度为1999—2010年，涉及除西藏外的30个省份，由于西藏数据缺失，本文未纳入研究范围。基础数据来源于相关年份的《中国统计年鉴》和各省市相关年份统计年鉴。
三、实证研究与结果分析
在进行回归分析时，由于地区间金融中介发展水平、企业家精神的差异性，可能出现异方差现象。本文进行Hausman检验，结果支持采用固定效应面板数据模型。但是，之后在固定效应面板数据模型下进行的异方差检验，却发现模型存在较为明显的异方差性。为控制异方差性，本文估计面板数据模型时采用可行广义最小二乘法FGLS进行回归分析。
（一）金融中介发展对经济增长的影响
金融中介发展变量（FD）系数表示金融中介发展对经济增长的直接影响。从全国层面来看，金融中介规模指标FIR、金融中介效率指标PRI/GDP以及综合衡量指标LOAN的系数分别为0.0211、0.0582、0.00839，而且在1%水平上显著，不论金融中介规模的扩展或是效率的提高都促进了我国经济增长，表明我国金融中介发展与经济增长之间有密切联系，其联系是全方位的，包括金融中介发展的规模扩张和效率变化。
虽然东、中、西部地区金融中介发展变量的指标系数基本为正（除西部地区FIR的系数为负外），但金融中介发展对区域经济增长的影响存在较大的地区差异，东部地区的金融中介发展变量FD的系数最大，中部次之，西部最小甚至为负。同时可以发现，无论全国还是各地区，金融中介发展水平中衡量效率的指标PRI/GDP的系数最大，表明金融中介效率的提高对经济增长的促进作用更加明显。
（二）企业家精神对经济增长的影响
1. 企业家创业精神对经济增长的影响。从全国层面来看，企业家创业精神（EV）的系数分别为0.162、0.108、1.977，均在1% 水平上为正且显著，表明企业家创业精神对经济增长具有显著的促进作用。在现实中，企业家的创业活动能否成功往往取决于启动资金的充足与否。在金融发展水平较低的情况下，创业者获得的资金规模会受到流动性约束的限制，这就导致具有企业家精神与才能的潜在企业家无法完成创业活动，从而不能成为现实企业家，于是一国经济增长的可持续性受到极大限制，而完善的金融中介体系将通过支持企业家创业进而对经济增长产生促进效应。分地区来看，企业家创业精神对东部经济增长的正效应最为明显，中部其次，而在西部或者影响很小，或者起到阻碍作用。
2. 企业家创新精神对经济增长的影响。估计结果显示，从全国层面看，企业家创新精神变量（EI）的系数分别为0.0126、0.0264、0.0227，表明其对经济增长有积极作用，与理论预期相符。自主创新是一个国家经济增长的重要动力，而完善的金融体系既能通过资金支持鼓励自主创新，又能通过淘汰落后经营理念同时促进先进经营理念产生的机制，推动一国经济持续增长。分区域来看，各地区企业家创新精神对经济增长都有显著正效应，而中、西部省份企业家创新精神变量对经济增长的正效应与东部相比明显较小。
从企业家精神两变量（EV和EI）的系数看，与企业家创业精神相比，创新精神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要低得多。这表明，基于要素重置产生的结构红利仍是企业家精神促进我国经济增长的主要动力。
（三）金融中介发展通过企业家精神对经济增长的间接影响
通过金融中介发展与企业家精神交互项的系数，可以判断金融中介发展促进企业家精神培育进而促进区域经济增长这一机制是否存在。
从全国层面看，金融中介发展指标与企业家精神的交互项均为正，说明金融中介对我国经济增长的促进作用可以通过为企业家进行创业和创新活动提供资金支持实现。同时可以发现，FD*EV的系数明显大于FD*EI，这表明金融中介发展主要通过支持企业家创业活动推动经济增长。
从金融中介发展对东、中、西部经济增长的间接影响来看，东部地区金融中介发展对企业家精神的培育作用优于中、西部地区。中、西部地区FD*EI与FD*EV指标系数部分为负并且明显小于东部地区，表明这种情况的存在。究其原因，是由于大量金融资源涌向经济较发达的东部地区，加之东部地区金融中介体系竞争相对充分，使得东部地区企业家创业与创新活动的信贷约束较小，进而推动了本地区的经济增长。
四、结论
本文利用1999—2010年我国30个省市的面板数据，采用FGLS估计法对金融中介发展、企业家精神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进行了实证分析。结果表明：
第一，不论是从全国还是分地区来看，金融中介发展都对经济增长有直接的推动作用，但其增长效应存在区域差异，其中东部地区金融中介发展对本地区经济增长的贡献率最高，西部地区最小甚至起到阻碍作用。
第二，企业家创业精神与创新精神对经济增长均有显著的促进作用，同时可以发现，与企业家创业精神相比，创新精神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要低得多。这表明，基于要素重置产生的结构红利仍是企业家精神促进我国经济增长的主要动力。
第三，金融中介发展促进企业家精神培育进而促进经济增长这一机制得到了验证。在这一过程中，金融市场起着重要的联结作用，一个地区的金融发展水平越高，其对企业家精神的培育效果越明显。这意味着金融中介发展水平高的地区通过企业家精神表现出来的经济增长效应优于金融中介发展水平相对较低的地区。
参考文献：
[1]Goldsmith，Raymond，W.1969.Financial structure and development [M].Yale University Press，New Haven.
[2]江春，张秀丽.金融发展与企业家精神：基于中国省级面板数据的实证检验[J].广东金融学院学报，2010，（2）.
[3]尹宗成，李向军.金融发展与区域经济增长——基于企业家精神的视角[J].中央财经大学学报，2012，（11）.
[4]张军，金煜.中国的金融深化和生产率关系的再检测：1987—2001[J].经济研究，2005，（11）.
[5]姚耀军.金融中介发展与技术进步——来自中国省级面板数据的证据[J].财贸经济，2010，（4）.
[6]何予平.企业家精神与中国经济增长——基于C-D生产函数的实证研究[J].当代财经，2006，（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