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融危机凸显了政府的作用。危机一来,人们强烈要求政府救市、救企、救人,政府俨然成了救世主。
　　这不难理解,因为政府是国家唯一有全面法定权力的机构:可以印钞票、发国债,可以制订政策,可以进行干预、管理等。正是有了这些特权,它做起事来力度大,效果也显著。尽管危机中公众对政府的企盼提高,但人们同时也担心,膨胀的政府行为可能会引起后遗症。
　　事实上,最重要的是政府功能的合理定位和到位,做到这些的才是好政府。“合理定位”,就是做该做的事情;“功能到位”,就是把该做的事情做好。
　　有时候,政府在经济中唱主角,结果导致许多问题。比如,当前的经济刺激计划可能会给政府(尤其是地方政府)提供过大的权力,掀起大干快上的热潮,把危机之前压下去的一些东西又堂而皇之地端出来,搞重复建设、浩大工程,表面上把经济搞热了,相关领导也许会趁热高升了,但可能留下一些“烂摊子”,回过头来再调整、整治,会付出很大的代价。
　　政府功能到位并不容易做到。现在看来,危机之所以发生,与政府功能不到位有关。比如在美国,在金融创新兴盛时期,政府的功能缺位,曾长期任美联储主席的格林斯潘采取放任的自由主义政策,结果导致了危机。又比如在我国,政府只注重生产,创造高经济增长率,却没有相应发展起基本的社会保障体系,内部需求因此受到抑制,结果产生了经济增长与社会发展的严重不平衡。这样,外部危机一冲击,整个经济就失去增长的动力,迫使政府不得不采取紧急刺激计划。显然,政府功能到位更重要的是在平时,而不仅仅在危机时期。
　　面对当前的危机,政府既要拉动经济增长,创造就业,又要头脑清醒,不为未来留下“积瘤”。危机的压力也是实现政府功能合理定位和功能到位的动力。以往,有关政府功能和作用的讨论主要是集中在“大政府”还是“小政府”上,其实,问题的实质不是政府的大小,而是政府该做什么、做好什么。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取得了巨大成就,但也出现了严重的不均衡,这体现为经济结构失衡、经济与社会发展失衡。我们应对危机的对策,一方面是针对当前——防止经济大幅度下滑,保增长、保就业;更重要的是着眼于未来——为实现“均衡发展”创造环境。
　　所谓“均衡发展”包括多个方面,其中主要是“适度”增长,部门间协同,经济与社会之间发展平衡。
　　“适度”增长,就是不以追求高增长率为目标。中国是政治架构稳定、政府拥有强动员能力、经济有巨大发展空间的发展中大国,有着内在的高增长条件和驱动力。全国各地都需要建设,“为官一任,造福一方”,官员都希望用高增长速度来显示成效,体现政绩,这样就容易形成“增长热”。过去的许多年头我们都在受经济过热之苦,全球金融危机爆发之前,我们正再一次经历高通胀的煎熬,只是危机来了,经济降了温,这种形势才逆转。而且为了实现高增长,往往要以牺牲效益和环境为代价,结果经济速度上去了,效益却下来了,环境恶化了。在许多高增长地区,江河水变黑了,土壤不能耕种了,空气令人窒息了,很多人得了各种各样的“怪病”,甚至被夺去生命。而什么样的速度才是“适度”?我认为在现阶段,国内生产总值的年增速保持在6%~8%就可以了(发达国家2%~3%)。高了要尽快采取措施拉下来,低了要加大些投入提上去,保证经济增长的波动比较小,速度比较均匀。
　　部门发展协同,就是经济增长的重心不要过度偏向少数几个行业。如果只有“重点部门”、“领先行业”增长得快,而许多部门被边缘化,就会出现部门结构失衡。在一些地方,出口加工制造业成为扶持的重点,快速膨胀,危机一来,外部需求下降,很多只好停产关门;再看工、农业,城、乡之间的平衡,尽管中央几乎每年都发“一号文件”强调农业的重要性,但是由于投入不足,农村条件得不到显著改善,结果有效劳动力几乎都到城市打工,从事农业的只剩下老弱人口,进一步加剧了工农、城乡之间的不平衡。工业化、城市化是现代化的必由之路,但对我们这样一个人口众多的大国来说,这个过程需要很长的时间,农业、农村的发展,农业劳动力的稳定是社会有序转变的重要保证。
　　经济与社会发展平衡,就是经济增长与人们的生活提高要同步,增加的经济收益要舍得用在提高社会保障水平、改善社会福利上。我们现在的人均GDP已达到3000多美元了,可是国民社会保障和社会福利水平却非常低,国民实际收入水平尤其是农民的收入水平太低,不仅导致消费水平被人为压低,也导致社会的两极分化和社会矛盾激化。政府已经采取了不少措施,但需要做的事还很多,要加大力度、加快进程。
　　人们都说,由于政府应对危机的措施得当,中国可能是率先走出危机阴影的国家。我看还不够,我们还应该在推行“新均衡发展战略和方式”上走在前面。这样,我们才是真正的大赢家。
　　(作者系第十、十一届全国政协委员,全国政协外事委员会委员,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国际问题研究学部主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