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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是在武汉举行的第三届世界华文传媒论坛上见到张丽玲的。她看上去比实际年龄小点,化着一个精致的妆容,长得像香港凤凰中文台主持许戈辉,秀丽、纤瘦,很难把她曾经的演员身份与日本CCTV大富电视台董事长这一身份联系到一起。
她21岁时连一句日语都不会说,单枪匹马闯日本,如今已是日本华文传媒大亨,其间的各种滋味谁知晓呢?
《新闻联播》走进日本首相官邸
“目前,电视连续剧《八路军》正在CCTV大富电视台播出。”张丽玲告诉记者。这样一部反映八路军抗战史的电视作品,在纪念抗日战争胜利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60周年之时,在日本境内播出,其意义与影响不言自明。
“不光是华人华侨看,也有日本观众关注。毕竟大富电视台的观众60%以上都是日本人。”张丽玲说,“以前我们也播过《长征》,很多日本人来信,说看后才真正认识了那段历史。”
“CCTV大富”是个什么样的电视台?1996年,中央电视台委托张丽玲牵线,协助央视在日本落地;张丽玲找到自己所在的公司大仓商事(东京著名的五星级饭店——大仓饭店即为其所建)以及富士电视台(日本一家非常有影响的民间电视台,收视率连续多年名列日本第一),经过一番周折,1997年12月,大仓、富士和CCTV在富士电视台大楼内签定了合作协议。富士电视台出资10%,大仓商事出资90%,共计5000万日元(约合40万美元),共同负责CCTV-4在日本落地的业务。一个名为CCTV大富的电视台终于诞生了!
1998年4月,张丽玲正式出任CCTV大富总经理。7月1日,CCTV大富正式开播,令日本媒体十分惊讶。中国当年发生特大洪灾后,张丽玲在屏幕上打出字幕,为灾区募捐。虽然当时的用户只有1000多家,但一个月就募到了130多万日元(约合1.1万美元)。
好事多磨。同年8月21日,在CCTV大富正式开播50天之际,大仓商事公司宣布破产了。在张丽玲的力争之下,清盘小组决定给CCTV大富一次机会,要求张丽玲在两周内找到新的股东,否则就随同大仓一起倒闭。张丽玲抖擞起精神,走进索尼、京瓷、旭通、电通等数家公司的大门……
有一天,张丽玲突然接到日中贸易协会名誉会长木村一三先生的电话,要她务必在15分钟之内,到京瓷公司东京办事处见有“经济之圣”之称的该公司创始人稻盛和夫。张丽玲向稻盛先生直言困境,请求相助,稻盛先生考虑良久,最后欣然同意。两星期后,又有另外4家公司同意加盟CCTV大富。
这样,CCTV大富一下子拥有了5家大公司作股东:京瓷高科技集团、富士电视台、索尼集团、电通集团、旭通集团。它们不仅一致支持CCTV大富的事业,还派出像稻盛和夫这样有声望和影响力的人物出任公司董事,而董事长依然是张丽玲。
“如今CCTV大富电视台已经进入日本主流社会,包括学校、机构、大公司,就连日本的首相官邸里,也有三台电视机播放大富的节目!”张丽玲骄傲地说。
据她介绍,CCTV大富没花中国一分钱,而且还在赚钱,目前其签约收视观众遍布日本全境,在华人中已接近饱和,下一步大富将与CNN联手合作,凡在日本能收看到CNN的地方,就能收看大富。

张丽玲说,中日虽是邻国,由于认知渠道相对封闭,日本民众对中国的了解还十分欠缺。中日关系现在虽然很敏感,但是中日友好是大势所趋。作为当地华文媒体,CCTV大富电视台着重于报道主流媒体没有报道的新闻,做一些中日之间都可以接受的记录片,用冷静、理性的传播定位,为中日友好作出贡献。
《我们的留学生活》的成功
张丽玲能走到这一步,与她精心拍摄的纪录片《我们的留学生活》大有关系。
1989年,在北京学戏剧的张丽玲在朋友们的一致反对声中决定到日本去留学,走的时候甚至有一个朋友跟她说,我会给你留一张机票的钱,你要在国外呆不下去了,就打电话回来,我就寄给你。感动之余,张丽玲还是走得义无反顾。
“我是坐在飞机上才开始考虑的,在那一刻才觉得真的是离开家了。日语我一句都不懂,也不知道有没有人来接我,因为我推迟了一天,那个时候也不像现在一样拿起手机就可以打国际电话。”初到东京,张丽玲在机场上看到一位刚来日本的中年人,身边有八九件大行李,那种兴奋、不安、茫然的表情,竟然让她感到很悲壮,“行李里什么都有,甚至有米、锅、碗,一个普通的人,为了自己的理想,不管他的理想是否伟大,但他毕竟为了一个理想飘洋过海,真的很不容易。那时我想,只要有一台摄像机对着他不动,什么都成了。因为我们都不知道今后等着他的是什么样的路,任何表演都没有他的表情给你的震撼力大!”
张丽玲从那时起,她萌生了“拍一部真实纪录中国留学生的片子”的念头。但一想做这件事需要的一切条件,她只能暂时放手,留心生活中的点点滴滴,用文字的方式记录下来,这样在大学期间,张丽玲就写了好几万字,当时她也没有想到以后要拿出来给别人看,最初只是她自己感动着自己。
“但我回顾起来在读自己记录的文字时,却发现自己可能是个没有文学天分的人,我自己体会到的、听到的、见到的远远超出我所写的,在那一刻我发现我的思维习惯还是镜头。”于是,张丽玲开始等一个机会。
1995年夏天,她在日本拿到戏剧舞台导演硕士学位,成为日本大仓商社的职员,也就从那个时候起,她开始利用节假日拍片。1995年12月,张丽玲开始利用工余时间四处筹钱准备拍摄她的纪录片。1996年3月《我们的留学生活》正式开拍。
没有人为这部片子投资,张丽玲跑了很多电视台,但他们都认为张丽玲想法是天方夜谭,因为在日本要拍一个记录片,特别像这样大型的,当时的初步估计是20集,但在日本他们从来没有拍过那么长的,而且是跨国界。别人告诉张丽玲这个片子的预算在6亿日圆左右。如果没有这个预算,那就是张丽玲在跟他们开玩笑。
在朋友的建议下,抱着最后一点希望,张丽玲向日本纪录片界的泰斗、富士电视台的制片人横山隆晴求助,横山隆晴借给她一台机器,并派了几个新手帮她工作,最初时横山隆晴也没有看好这部片子。有了机器、有了人,张丽玲满足了,在她看来,拍这个可以感动任何人的纪录片根本就不需要技术、构图、理论,我只要把这些场景真实地记录下来就好了。
拍摄是极其艰苦的,张丽玲用光了积蓄,而且四处借债;最苦的时候,她每天只睡两三个小时,走路时困意袭来,连手里拿的磁带掉在地上都不知道,最后被强行送进医院。日本人说:“她完全是在用自己的生命去拍摄。”
这样过了一年,横山想起此事,就跟着摄制组走了一天。这一天的工作结束时,他给张丽玲深深地鞠了一躬:“我一直以为我在帮你的忙,但现在我知道自己在帮倒忙。”横山从此把手头的工作减掉一半来关注这部片子,并请来日本一流的摄像、录音师参与。

历时三年,跟踪采访66人,拍摄了1000盘素材带,《我们的留学生活》终于在中日两国播出。在日本,它连续获奖,创造了20.6%%的收视纪录,有日本观众说:“这部片子不但使我增进了对中国人的了解,而且让我认识到现在的日本人和日本社会缺少什么。”
朱基访日时,曾对《我们的留学生活》片给予高度称赞。而横山拍摄的关于张丽玲如何工作的纪录片《来自中国的瑰宝》也在黄金时段播出,成为富士台纪念中日邦交正常化30周年的压轴节目。
单身并美丽着
今年张丽玲37岁了,眼角有了淡淡的细纹,事业有成的她还是未婚。
“我把所有的精力都投到了事业上,我没有时间去想婚姻,就算是想了,我也没有时间。”对张丽玲来说,她更多的应该是个感性的人,虽然从事的工作需要她相对的理性:“我相信缘分,我想我不需要别人做什么我就做什么,我不强求,而且我在国外,我想我不会跟外国人发生感情,因为在没有同样的背景、文化、教育的情况下是很难沟通的。”张丽玲不愿过多地谈论她的感情生活,但我们可以从她的言谈中感到她虽然在国外生活了很多年,对婚姻的看法骨子里还是一个执著的甚至很传统的女人。
今天的张丽玲功成名就,但她还在跟踪片中的人,“有一个多年未回家的父亲丁尚彪,辛苦打工供养国内妻儿的故事,播出之后又拍了他4年,加起来跟踪了他10年,希望今年底可以播出,因为在和平的年代,一个人竟然与家人分开整整8年,这是我所不能想象和无法做到的,丁尚彪做到了,但你不要问值不值得。”
那次拍摄丁尚彪的时候,张丽玲曾拨通了上海的国际长途。“当我拿着电话时,所有的人都在哭,包括我的摄影师。我只问了两句,丁尚彪的爱人在电话的那一头泣不成声。就这样,什么话也没有,只有哭……我当时就很想去上海见这母女俩。”娇小的张丽玲骨子里其实是复杂的,她的经历和她的阅历使她很能体会这其中的辛酸和不易。
自去年起,张丽玲又把摄像机对准在上海音乐学院当教授的日本殿堂级流行音乐大师谷村新司。当年谭咏麟的《爱在深秋》、张国荣的《谁与共鸣》、梅艳芳的《孤身走我路》等歌曲,都是翻唱的谷村新司的作品。“纪录片一集一集要拍很多年,”张丽玲介绍,目前已跟踪谷村新司一年多,但能否拍竣并在黄金时间播出都是未知数。“拍纪录片的最大风险正在于此。”
张丽玲不仅忙于大富的工作,也在为中日两国增进了解而奔波。为纪念抗战胜利60周年,中国在日本举办了摄影展,张丽玲特别建议,邀请日本人喜爱的体育明星福原爱作展览的亲善大使,结果吸引来不少青年。一些到日本招商引资的国内宣传片经过张丽玲之手,她也不忘提出建议:不要一上来就是音乐激昂、主题宏大,应该更有亲和力,“感受外民族,最好的方式是从细节开始。”
去年席卷日本的韩剧《冬日恋歌》对张丽玲的震动非常大,“由于一部片子,改变了日本人对韩国的一贯印象,整飞机整飞机的人去韩国旅游参观,成千上万的日本妇女为韩剧明星裴勇俊疯狂。”她认为韩剧的成功在于:“韩剧里的家庭、友情、爱情很单纯,是世界共通的。”
一些日本制作单位因此也找上张丽玲,希望她能参与投资打造一部中国版的类似影视剧。对此张丽玲表示,要寻觅好的题材,同时将启用形象很“纯”的演员参与演出。
比一般的中国人了解日本,比普通的日本人了解中国。张丽玲用冷静、理性的传播方式,为中日友好搭建桥梁。